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从诺尔道到纳斯达克-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芪е钢傅愕悖窃谂嘌蠢吹闹斗肿樱鲜γ枪盘迕娴纳睢�
然而，我终究还是不满足于现状，舒适和安逸的象牙塔并不是我的追求，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归宿在哪里。我很羡慕那些同事们，他们很清楚自己是要成为物理学家还是音乐家，抑或是作家或者研究员，而我自己的路我还没想清楚。在当时，尽管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工作中，但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期待其他可能的发生。一个预兆，一束光亮，或者其他明确的信号，它会如何到来？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没有人会知道，但我确信这一刻一定会到来，就像歌曲“西部故事”里唱的那样：“好的事情一定会到来……”
没多久这样的好机会就出现了，精力充沛的耶胡达·浮士德邀请我跟他一起做些生意。
耶胡达曾是我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教授《决策论》课程的一名学生。在那个年代，集成化决策、对策论、运营研究和效用论的思想被认为是很超前和大胆的，反而吸引着像耶胡达这样成熟和有原创精神的学生。1970年秋季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约我一起喝咖啡，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已经从住房建设部的一个高级职位离职，现在我作为合伙人管理着丹·埃坦和埃里·戈申的办事处。”我在军队服役期间遇到过很多知名建筑师，难道他为这个而来？我寻思着。他吸了口烟，声音有些沙哑地继续说道，“自从六日战争以来，建筑行业的发展空前繁荣，目前我们手头的项目非常多，员工严重不足。我找您不是为了寻找建筑师，不瞒您说，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人才。”看来，他看出了我脸上表现出来的困惑。“我需要像您这样懂经济的专家，”他的鼻孔冒出一圈烟雾，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道，“老实讲，难道您没有厌倦整日的学术问题？为什么不过来加入我们？我们这里业务充足，还有很好的一个团队，过来吧，让我们一起做些生意。”
生意！这会是我期盼已久的预兆和信号吗？一个工业工程师被邀请加入一个建筑公司，这听上去不那么寻常，然而耶胡达·浮士德对我的邀请又显得那么合情合理，这一刻似乎来得也正是时候，没有让我感到很唐突。在以色列，要想进入知识密集的高科技行业，基本得靠个人的推荐，并且一般来说，人们愿意跟那些在和平年代生活轨迹有交叉或在战争年代生死相交的人一道工作，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互间更加的了解和信任。
我跟耶胡达·浮士德是在军队里相识的，后来又一起进入以色列理工大学。耶胡达·浮士德向丹·埃坦推荐我，认为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他感觉我会给整个团队做出贡献。埃坦信任个人的推荐，因此没有问太多的问题就同意接收我了，大概是基于未来我一定有所贡献的考虑吧。当时我没有谦逊地对他给予的机会表示感谢，而是说道：“我不想成为一个雇工，我可以以自由身份为你工作。”丹并没有因为我的肆无忌惮而将我排除出局，相反，他微笑着点点头，并握了握我的手，他一定是很乐意看到我属于那种有坚定信仰的人。
就这样，我正式开始了做生意的职业生涯，从一个学校雇员转变为一个大型建筑公司的签约自由人。我必须努力不辜负他们的信任，同时也想看看我做的冒险之举是否值得。之后，我跟耶胡达·浮士德一道做财务预算，为建筑项目编写的详细
规划方案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这都证明了我出色的能力。很快，我对我的选择充满信心，并开始梦想着有一天能创建自己的企业。然而，在调查研究了多种可能并做了一些尝试之后，我深刻地认识到，要自己创业，必须要有耐心并等待合适的时机。
大约两年后，也就是1972年年底，我在埃坦…戈申体系内部创立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命名为安纳夫系统公司。不是因为希望的火把出现，也不是因为生意之神在我耳边召唤，我只是感觉这应当是个好的时机。慢慢地，不断丰富的经验教会了我，经济和商业过程都有其固有的规律，身处其中的人都必须予以遵守。就像种子一样，它们在地表下生根，然后在合适的时机突然破土而出。
起初，一切事情都是按部就班，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为埃坦…戈申共同的项目工作，唯一的改变是现在我开出的单据上都印上了安纳夫系统公司的标志。这个标志是由我妻子马蒂亚设计的，父亲也非常自豪，他在团结出版社将公司标志印在信笺和商务名片上。拥有自己的公司让我感觉很好，但同时也担心业务量不足。刚刚独立的安纳夫系统公司，只是简单地继续为这家繁荣的建筑公司提供金融和管理服务，这也是新公司唯一的客户。
转眼时间到了1973年，办公室的人都在议论国王统治之下的伊朗“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坊间有很多的传闻。其中一件是关于一家以色列知名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他打算乘坐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汽车环行德黑兰。正当我们有些人认为这样奢侈的行为不可取的时候，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位经理是想利用这样的炫富行为激起伊朗人民对发生“大事儿”的希望。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的成功能促使埃坦…戈申公司受邀参与并主导一个大型的国外建筑项目。现在，埃坦…戈申公司是以色列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
后来，公司的办公室搬到了哈亚克大街111号，面朝大海，临近我父母位于诺道尔27号的公寓。这使我能够经常去公寓里看望父亲。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变得孤独，沉默寡言，而且越来越脱离这个社会。公寓里的摆设都跟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样。他不断地向母亲种在阳台上的巨大仙人掌浇水，但并不知道该怎么养护它们，最终大多都因为浇了太多的水而死去。父亲尽职尽责地喂养母亲留下的鱼儿，然而这些鱼儿同样在没有母亲的照料下变得虚弱不堪。
父亲热爱其作为印刷社经理的工作，如今他只身一人，社会活动已大幅减少。我的哥哥乌里经常邀请他去基布兹，马蒂亚和我则让他经常来我家小住。我弟弟阿姆农那时已经从部队退役，并开始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经济学，因此他住回了家里。然而，父亲仍然非常孤单。他仍像往常一样保持着大量阅读的习惯，但品味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喜欢看托尔斯泰的作品，而是经常沉浸在犹太教法典学者迈蒙尼德的作品里，好像他突然发现了宗教的魅力所在。我没有询问他这样转变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家庭里，我们通常都不打听对方的个人隐私。马蒂亚和我尽可能经常带着儿子利兰去看望父亲。只有在看到自己孙子的时候，父亲才会暂时忘却悲伤，寻找各种办法逗乐小宝贝。
1973年1月10日，我们聚在一起庆祝阿姆农的生日，马蒂亚带来了美味的蛋糕，父亲现场做了一个幽默的讲话。生日派对结束得很晚，我在第二天凌晨才睡眼惺忪地返回办公室。正当我要撕下前一天日历的时候，阿姆农打来电话。“快点回家！”他的语气有些奇怪。“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还好吗？”我问道。阿姆农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话语中有几分怒气：“你难道没听到我说的吗？现在立即回家。”
我放下手头的东西，一路跑回公寓。在楼梯间，我差点与从诊所来的家庭医生撞了个满怀。他看到是我，就试图向我说明些什么。这也是一些护理人员之前告诉过我的，不过我不太理解他所说的，只顾着两步并作一步地向楼上跑去。尽管年纪不小了，这位医生还是快速地跟着我，一点儿也没落下。阿姆农呆坐在起居室，脸色苍白，不知所措。他用手指了指父母的房间，我跟家庭医生一起快步走了进去。父亲背靠在床头上，一动不动，床边放着他看的最后一本书——《斗士的演讲》（后来出版的英文版书名是《第七日》，斯赫·罗哈密著）。他的手放在封面上，好像他刚看完并将老花镜折叠放好。父亲看上去就像安详地睡着了，但已经没了呼吸。家庭医生俯身看了看父亲，然后直起身子，囔囔地说：“抱歉，真的很抱歉！”他说话的语气更像是一个朋友，而非医生。
随后，我打了一通电话，其实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父亲的死因是心脏骤停，但正像医生所说，一个人在睡梦中离去是一种福分。父亲应当是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离去的，他看上去安详平和，我敢确信他没受到什么痛苦。阿姆农仍然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断断续续地解释说，就在他给我打完电话之后，他联系了诊所，原本接电话的护士告诉他那个时间他们不出诊，但阿姆农提高了嗓门，坚持要直接跟医生通话，之后医生迅速地赶到我们家里。直到父亲被放上担架，阿姆农才缓过神，大声地哭了起来。而我尽管内心悲痛万分，却没有哭出来。我们兄弟俩经历了同样的生死别离之痛，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在身边，而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身边。从此，我们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父母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但却充满了意义和温暖。他们去世的时候年龄都相对不大：母亲是在61岁的时候离世的，父亲比母亲要小三岁，去世的时候也才62岁。他们是一对理想主义城市的先锋，过着我们很难想象的简朴生活。一生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三人，对我们无欲无求。他们绝对地信奉集体责任，并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诸如“我有权这样”或者“那是我应得的”之类的话他们从来都不会说，甚至在他们内心也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努力工作，竭尽全力地教育我们。
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以色列人都互帮互助，乐善好施。当父亲把反抗谋害其家人的纳粹当做自己的责任，并志愿加入犹太旅团的时候，母亲从未因为撇下她跟两个幼子而去劝阻父亲。母亲深知，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其社会角色，她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在父母亲的内心和思想中，他们深知，以色列这片热土上的犹太人必须团结一心，组成自己的联盟和阵线。团结是以色列复兴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们深爱着这片土地，尽管不太富裕，他们还是去了全国各地旅行并乐在其中，有时他们挤在朋友的小卡车里去旅行，有时他们一起在亚尔孔河扬帆，之后就几乎身无分文。在父母位于特拉维夫的公寓里，时常有朋友来跳舞聚会，仅有的设施是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哲学是，工作是一种特权；精神需求优先于物质需求；这个犹太国家是个天赐的礼物；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和阿姆农都已经是大小伙子了，然而这并不能减轻我们失去父亲的痛苦。阿姆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我，则将自己封闭在恼怒的藩篱中。
我很快感觉到，无论年龄大小，成为一个孤儿对一个人都是个巨大的痛苦。当犹太族传统的七日服丧期结束之后，我很快回到了工作岗位，希冀忙碌的工作能让我忘记悲痛。然而，父母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生活，甚至是他们去世时的场景仍不断浮现在我眼前，恼怒不断侵蚀着我。当我慢慢开始克服悲痛的时候，我去看望还住在父母公寓的阿姆农，空荡荡的房子又一次将我推回到情感的漩涡，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赎罪日战争B爆发。当时国家面临了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危机，我个人的悲痛也暂时被放在一边。
整个国家处于极度震惊当中：阿拉伯人如此彻底地袭击了我们犹太超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在西奈，埃及人越过苏伊士运河，渗透到了半岛深处。一直以来，以色列相信自己战无不胜，有运河的天然屏障和所谓的“巴列夫防线”，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这些信仰的垮台，就像历史上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和其他类似看似牢不可破的防御工事一样。然而现实是，敌军轻而易举地越过它，直接威胁到了以色列国家的生死存亡，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心中的主要防御屏障被打碎了。
当时，马蒂亚在特拉维夫工作，而我只是个平头百姓，等待着被招募到预备役部队，然而并没有人来招募。我非常纳闷，这样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需要武器方面的专家？这说不过去，我几乎失去耐心，不过正怀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的马蒂亚劝我耐心些，她推断如果部队真的需要我，他们会找到我的。我变得焦躁不安，渴望着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参与到部队工作当中。外面的战争如火如荼，而我怎能安坐家中置身事外呢？
如今，我们认识到了1967年六日战争和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间的关键区别，那就是1967年早在战争爆发前，预备役部队已经召集到位了，而1973年这场战争开始得很突然，总参谋部甚至有些惊慌失措；并且，1967年的战役发生在敌方领土，而这次却发生在我方领土，埃及人的进攻如此出人意料，彼此的防线交织在一起。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军事指挥部当然不愿意冒风险把我们送到前线去为坦克拍照。
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五天，而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指令，只能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形，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经历。第六天的早上，我终于忍不住了，没有去埃坦…戈申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国防部的军事大楼请求调动。很快，他们就同意了。一两天后，我们整个团队被召集起来，并派往前线，从事与六日战争时一样的工作。
巧合的是，我们起先也是开赴戈兰高地，很快就发现我们处于危险当中。我们正经过的道路以及整个周围的区域都还在遭受叙利亚炮兵的轰炸。尽管前线已经突破以色列并延伸到了叙利亚，但至少不再是偏远的西奈，这样我们偶尔能离开戈兰高地的战场去休息一下，即使不在自己家里，但至少是在以色列境内。一天晚上，我打算睡在阿耶莱特哈夏哈尔基布兹，傍晚时分我先赶到伊夫塔赫基布兹看望乌里和他的家人。我们兄弟见面，分外开心，一起聊了很多，其中也聊到了父亲。我惊奇地发现，乌里和父亲是那样地相像，这是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
“父亲在这场蒙羞的战争之前去世，对他个人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乌里平静地说道，看得出乌里已经习惯了父亲的离去，不再那么悲伤，而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习惯呢？
临走前，整个伊夫塔赫基布兹的人都聚集起来，为即将返回战区的英勇战士罗尼告别，乌里的5个孩子则对来接我的军用吉普车充满好奇，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我手里握着枪，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就在我跳上座位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枪从车上掉了下来，司机在确认没有人受伤之后，重新发动了汽车。我系上安全带，略感不安地转身去看乌里，他紧紧抱着自己的头，晃动着，面上带着笑，我的侄子们也跟着向我告别。好吧，又只剩下这些枪支和我相伴了……
这场战争持续远远超过了6天，我们留守的时间也延期了。不过，这次我们研究的被战争损坏的坦克数量只有刚好一半，而在1967年，我们对所有坦克进行了逐个研究。然而就建设性的结论而言，我们在1973年做的工作却要重要得多，这次，教训更加的残酷和痛苦。
1973年冬季，以色列正经历着痛苦的自我反省过程。就在我辞职的前几天，我们第二个儿子扎赫出生了，按当时时髦的做法，他的名字取自我父亲的名字伊扎克。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戈尔迪·梅厄夫人每天都承受着来自媒体的攻击，对于战场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想得到第一手的信息。为此，她召集了国防部很多分支部门的代表开会，包括有飞行员、装甲兵、步兵，还有来自部队情报部门的人员，我也名列其中。“我们的人民都是军人，”她开门见山地说，接下来她表达了希望直接跟“人民”对话的愿望。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是否有发生，也不知道这样体现领导人和街上的普通百姓如此亲近的会议在其他地方是否召开过。
戈尔迪总理离开她的办公桌，在一张面朝我们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而我们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围坐成一个半圆，就像家庭聚会一样。“告诉我所有的事情，”她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道，“这里只有你我，不会有会议记录，你们可以畅所欲言。”接下来，以一种惯有的美洲口音，她问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起初，我们的回答还比较谨慎，“是”或“不是”都显得很犹豫。慢慢地，回答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定，就像水从井中奋力地喷涌而出，而故事一个比一个来得痛苦和惨烈。我们描述了当埃及人出其不意攻击来临时的震惊，我们的国家对此几乎没有准备，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很缓慢，犯了很多的错误。一个来自装甲部队的士兵说道：“说这些伤害到您，这使我感到痛苦，但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想到我那些被杀害的朋友。”总理听大家说起这些的时候，脸色苍白，后来她忍不住哭了起来，不停地啜泣。我不记得当时我们究竟一起坐着谈论了多久，场面令人感到很凄惨。本来有饮料和蛋糕就在手边，但始终没人去碰。
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管是战士还是普通市民，都在谴责政府应该为玩忽职守造成的灾难负责。“疏忽（忽略悲惨）”这个词进入希伯来词典，就是用来描述这次悲剧。显然，在这些谴责没有妥善处理之前，国家很难走出困境继续前行。政府设立了质询委员会，很快，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以色列政府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成立的以阿格拉纳特为首的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战争前以方没有及时识察和作出反应的情况和责任。＇将这些指责归咎于军队和其总指挥大卫·埃拉扎尔，即“达多”身上。尽管他们被指责缺乏准备，而事实上他们绝不可能将一场可能蒙羞的失败转化为彻底的胜利。委员会狭隘的调查结论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这场运动最终造成了整个政府的垮台。
无论危机多么严重，生活终究会回归正常——这说起来老生常谈，可无疑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日常的生活，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战争不论正义与否终将过去，人们的生活终会回归正常。
我个人也一样，回到了安纳夫系统公司，开始正常的工作，这时关于伊朗的流言再次多了起来。不久之后，流言消失了。实际的情况是，丹·埃坦的公司得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订单。一个未透露名字的伊朗承包商已经拿到一个来自国防部的巨大合同，要为伊朗海军建造三座新的城市，在赢得这个合同之后，他转而求助于以色列公司——工程服务公司来代表他履行合同。工程服务公司的经理是尼西姆·巴兹克，他经常乘坐梅赛德斯轿车在德黑兰活动，他的很多投资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然而，尽管工程服务公司是一家大公司，在几乎所有的工程服务领域都很专业，但却没有懂建筑的专家。
为了完成这个诱人的伊朗合同，工程服务公司联系了埃坦…戈申，他们要在伊朗修建三座新城，不但需要制定建筑总体规划，也需要城市规划，同时还需要详细的工程施工计划，甚至要细化到空调和房门等这样的小项目。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项目，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每个建筑师的梦想。埃坦…戈申在接到工程服务公司的联系后，很快就开始应标，而作为他们签约的量化和系统专家，以我为代表的安纳夫系统公司当然是第一时间开展工作的。对于如此庞大的工程，在没有综合的规划之前，你不可能开始设计任何东西。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机会？也许我的丰功伟绩将来自伊朗。
第6章 伊朗
丹·埃坦和他的公司团队已经在以色列国内外设计过几个大工程。然而，该公司被邀请为成千上万的伊朗海军官兵和他们的家人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城区，则完全是一个新的冒险。该如何着手规划整个城市呢？
整个项目包括为30000名居民在古老的班得阿巴斯港口附近建设一个新的大型城市。班达尔是伊朗仅次于阿巴斯的第二大主要军港，在它附近也需要建20000套住房。哈尔克岛是一个小村庄，将建设5000个新家园。我们的发展计划是建造封闭的卫星城市。
围绕建设计划，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我们必须整理有关住房、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机构的需求，这都是拟建项目的居民未来需求的。随后，这些需求被转交给建筑师团队，由他们转化成详细的建筑计划，进而被转交给公司的工程师起草施工计划。只有这样，建设工作才能开始。■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伊朗国王希望建设计划立即实施，他的命令就是法律。他希望这些城市要么快速建成，要么就不建。虽然他的政权不稳定，但是命令相当地有效。资金不成问题，因为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国王的财富可以说是堆金叠玉。对于这个无所不能的统治者来说，唯一缺乏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他能在以色列找到工人，即使伊朗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他也不在乎。我们被选中了，他的意愿就是命令。通过斡旋瑞士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我们所有人的签证在24小时内就签发并交付到手上。
整个事情像是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很快，我们就进驻荒芜的工地上，这里被告知要建设成新的波斯帝国，需要根据先进的西方标准设计整个项目，过程中还要考虑当地文化、海军的需求、伊斯兰教传统和当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温。
感觉就像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现代童话，接着就去工作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对伊朗知之甚少。举例来说，对于他们的海军，我所知道的信息就只限于一个伊朗承包商用蹩脚的英文撰写的一份文件。但解决新问题总是能吸引我，这是我在武器研发部门工作时建立起来的习惯，那时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有关海上雷区的突破性研究。然后，我协助发明了在六日战争期间使用的损失评估体系。为了分析装甲运兵车的最优化设计，我结合了经济学、运筹学和数学规划等方法（后来我将该论文审查修改之后了申请硕士学位）。伊朗项目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新挑战，这需要想象力、主动性，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
对于每个城市项目，我研究了人们不同层面的需求，例如，一个伊朗现代城市的垃圾收集、市政服务、景观偏好、文化设施、购物中心等等。为此，我收集了包括清真寺、学校、甚至墓地等的重要信息，最终差一点成为穆斯林文化的专家。在特拉维夫公共图书馆馆员的耐心帮助下，一个接一个，我将阿巴斯港、班达尔和哈尔克岛的项目放在一起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一直牢记预算限额。因为很明显，从一开始，伊朗方面显著低估了项目的成本。
与此同时，我来自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老朋友璐璐以及他的公司（哈曼组织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属于工程服务集团的子公司）正在调研项目的可行性。整个项目的真正主角——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已开始协力起草计划书。卫星城市的建设，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问题与丹·埃坦曾经遇到过的都不相同。例如，我们需要1500扇门和8000套锁，必须进口或自产，总之要快。一些建筑材料是以色列制造，有些在伊朗国内购买，而也有一些来自欧洲。我们对质量要求非常严格，直到伊朗方面出现问题。计划书要求我们遵守各种建筑材料事先商定的价格，这迫使我们只能使用承包商从批发商处购买的产品，而批发商从中赚取大量利润。这是伊朗的惯例，所以别无选择。
在全盛时期，伊朗国王是无所不能的。他下达命令，提供资金支持，指令即使不切实际也得立即执行。有传言说他曾经下令，所有波斯婴儿必须每天喝一杯牛奶，所有的谄媚者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维齐尔＇伊斯兰教国家高官。＇勇敢地站出来，说出了这个指令的弊端。他指出，假定6000万伊朗人中有500万是婴儿，如果要求这些婴儿每天喝一杯牛奶，那么每月大约需要1000万升的牛奶，而伊朗的奶牛数量并不大；所以他们需要进口成千上万的奶牛，然后建造牛棚和奶牛场，添置必要的制冷设备，建立专门的运输系统，并训练成千上万的专业挤奶工。最后，他建议直接进口牛奶也许会更好。
同时建造三个新的卫星城市的命令跟这个传言中的法令真是如出一辙。然而有关建设计划的指令又比较务实，因为国王求助的是以色列人，我们只要是在私营部门工作，重压之下的工作状态绝对世界一流。不过在公共部门，以色列人的表现则是差强人意的。在我家附近的拉马特伊兰，一个只有1000户家庭的公共住房工程项目，最终花了15年才建成。而我们在伊朗建造三个城市才用了三年。
可以肯定的是，错误在所难免，问题往往就在你认为一切都进展顺利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理论上，本地的承包商有责任对一些错误有预见性，但他一定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举个例子，每个人都知道，穆斯林在祈祷的时候是面向麦加方向的，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习俗会影响厕所的位置，因为习俗上是禁止有厕所面对麦加方向的。海军建设部门的总部位于德黑兰，他们主要在德黑兰以及伊朗中部地区施工。考虑到麦加位于德黑兰的西南方向，他们要求所有海军城市的厕所都是东西朝向的。而我们大多数的施工计划都在阿巴斯港，位于德黑兰以南一千公里，几乎是在麦加的正东方。正当我们要根据海军部门的要求建造厕所，几乎就要犯下致命错误的时候，一个叫丹·埃坦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提醒了海军官员。他们急忙到穆斯林牧师那里寻求建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个以色列的不信教者是正确的。随后，我们对规划进行了变更，阿巴斯港的厕所定位成南北走向，避免了不可饶恕的过错。
最后，与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所做的杰出工作相比，这样的小错误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伊朗人尊重和欣赏我们，对我们非常友好。尽管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不过在伊朗王国，以色列人非常受人尊敬。
我的大�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