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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 第5卷-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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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就耽误了。
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自然不会少见多怪，二话不说撩起袖子就往前赶，可是他们是步兵，行进速度慢，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稀奇，无人赶上。
这么一闹腾，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小西行长如梦初醒，立刻关上城门，派兵严加防守（悉登城拒守），把明军挡在了城外，虽说丢了个仪仗队，总算是保住了平壤。
李如松彻底发作了，城门大开，拱手相让，居然不要，你们都是瞎子不成？！
但恼怒之后，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很快，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却并非毫无价值——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
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且有牡丹峰高地，易守难攻，进攻很快被击退，明军并不恋战，撤兵而去。
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十分不解，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
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战斗结束了，自己并没有吃亏，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
但对李如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进攻结束了，但李如松的脾气却没有结束，回营之后，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开始骂人。
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除了吴惟忠、骆尚志少数几人外，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
但事已至此，人家已经关门了，靠忽悠已然不行，骂也骂不开，只有硬打了。
既然要硬打，就得有个攻城方案，怎么打，谁来打，但李司令员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骂完就走，只说了一句话：
“李如柏，今夜带兵巡夜，不得休息！”
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属下，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
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寅时，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三千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
这是小西行长的安排，在他看来，明军立足未稳，且人生地不熟，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
据说小西行长平日最喜欢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所以对劫营这招情有独钟，但是很可惜，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特别是对李如松，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这三千多人还没摸进大营，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一顿乱打，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败退回城。
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
正月初七晨，大雾。
小西行长十分紧张，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便严厉部队加强防范，但让他意外的是，整整一个上午，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
想来想去却全无头绪，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决定再玩个花招，去试探明军的虚实。
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表示愿意出城投降，希望明军先后退三十里。
李如松说：好，明天就这么办。
但双方心里都清楚，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
正月初七夜。
不知是小西行长看《三国演义》上了瘾，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继昨夜后，他再次派出近千名日军趁夜出城，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
小西行长毫不气馁，今天不行，明天再来，一直打到你走为止！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就在这天夜晚，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始，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明日（正月初八）。
当然，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他也作出了解释：
“倭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四十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擒获，我军情报，毫无外泄。”
大家恍然大悟。
如果过早宣布计划，很可能泄露，不利作战，而明天打仗，今天才通报，除了保密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就算有奸细，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如果到时军情被泄，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
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实在让人有点不爽。
更不爽的还在后头。
“明日攻城，各位务必全力进攻，如有畏缩不前者，立斩不赦！”
末了还有一句：
“不准割取首级！违者严惩！”
虽然李如松极不好惹，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依然是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在明代，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这也容易理解，你说你杀了几个人，那得有凭据，人头就是凭据，不然你一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上那里去核实？
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都是用级（首级）来计算的，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一一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
所以在当时，人头那是抢手货，每次打死敌人，许多明军都要争抢人头（那就是钱啊），有时候抢得厉害，冲锋的人都没了，大家一起抢人头。
李如松很清楚，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人头自然不会少，但攻城之时战机转瞬即逝，要都去抢人头，谁去破城？
可是大家不干了，辛辛苦苦跟你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辛勤打仗外，总还有个按劳取酬吧，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我报多少你给多少？
事实证明，李司令是讲道理的，干活不给钱这种事还干不出来，歹话讲完，下面说实惠的：
“明日攻城，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五千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且变化较大，很难确定，只能估算。
而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套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万历年间，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石米左右（最低），即三百多斤。经查，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两元左右。
如此推算，万历年间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五千两，也就是三百万元人民币。
谁说古人小气，人家还真肯下本钱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他曾仔细观察明军动向，希望找到对方主攻方向，由于大雾，且明军行动诡异，始终无法如愿，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日三变，未能固定。
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而今夜，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小西行长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第二军一部，共计一万八千余人，以及朝鲜军（朝奸部队），共计五千余人，合计两万三千人。
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向，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一万两千人，驻守西北方三门：七星门，小西门，大西门，配备大量火枪，务必死守。
而在东面，明军并无大量军队，所以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明军不会在东城发动猛攻。
现在只剩下南城和北城了。
短暂犹豫之后，小西行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南城广阔，不利用兵，新军（朝鲜军）五千人，驻守南城含毯门。”
“余部主力防守北城！”
我相信，在这一瞬间，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
“剩余部队为预备队，由我亲自统领！”
至此，小西行长部署完毕。
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东面应无敌军，南面必有佯攻，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打退明军总攻，固守待援，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此时，在城外的明军大营，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
“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
攻城明军共计四万五千余人，具体部署如下：
“左军指挥杨元，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小西门。”
“中军指挥李如柏，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城大西门。”
“右军指挥张世爵，率军一万人，攻击西北七星门。”
“以上三万人，为我军攻击主力。”
第二个被部署的地区，是北城。
“南军（即戚家军）指挥吴惟忠，率军三千人，攻击北城牡丹台！”
平时开会时，李如松说话基本上是独角戏，他说，别人听，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此攻城部署，在下认为不妥。”
打断他的人，叫做查大受。
查大受，铁岭人，李成梁家丁出身，时任副总兵。
作为李成梁的得力部将，查大受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且与李成梁感情深厚，凭着这层关系，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
“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两日，日军可能已判断出我军主攻方向，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
“此外，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地势太高，仰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
要说还是查大受有面子，李如松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
当然，面子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
“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
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
“东城不必攻击！”
“为什么？”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祖承训。
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
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
“你没有读过兵法吗？围师必缺！”
所谓围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是指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两万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
最后一个，是南城。
“神机营参将骆尚志，率南军精锐两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八千，攻击南城含毯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
直到这最后的一刻，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
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
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了极其重要的两点秘诀：
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围师必缺。
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
于是在两天前，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
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
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
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
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含毯门。
当所有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
“副总兵佟养正，率军九千人，为预备队。”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
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十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佟养性搞顺风倒，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
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佟图赖，这位佟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俗称顺治皇帝。
佟图赖的这位女儿，后来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俗称康熙。
而佟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佟国纲，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葛尔丹时战死，另一个叫佟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不二，人称“佟半朝”。
这位佟国维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
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她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认其为母，他名叫爱新觉罗·胤禛，俗称雍正皇帝。
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隆科多是雍正的养母的同胞兄弟，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
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诉。
顺便说一句，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
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了，这位领导叫袁崇焕。
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
想一想这笔烂帐，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按常理，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军营，回去安排明日战备。
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的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
第十六章 平壤，血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他知道，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摘录其一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朗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到嘉靖二十六（1547）年，明代佛朗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炮，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懵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观点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榴弹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啊）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胶着。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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