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大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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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庞德公的妻子痛快地答了一声，便开始烧火做饭，忙碌起来。不一会，庞德公回来了，司马徽起身相迎，二人就座，开始叙谈起来。这情景，让不知内情的人看了，真要分不清哪个是主，哪个是客了。司马徽与庞德公的关系如此亲密，作为庞家的亲戚、常客，诸葛亮自然很快地与司马徽相识了。
　　通过庞德公和司马徽，诸葛亮又认识了庞统。庞统字士元，是庞德公的侄子。从外表看，庞统不像诸葛亮那样英俊聪慧，而是给人一种朴钝的感觉，所以很少有人认识到他内心的灵秀。只有庞德公认为庞统不凡，在他十八岁那年，派他到颍川去见司马徽。经过交谈，司马徽也认为庞统大非常人，将来可以成为南州士人中的一流人物。庞统与庞德公、司马徽关系如此，与诸葛亮相识也是十分自然的。
　　能够有个安定的学习环境，能够认识渊博精深的学者，对诸葛亮的学问精进是难能可贵的条件。他知道这一切与叔父的努力有关，他从心里感激叔父。然而他更知道如何才能报答叔父，这就是在这些条件下不断地努力学习。他拼命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汁，像个如饥似渴的孩子。
　　建安二年（197）春正月，料峭的寒风阵阵袭来，令人有刺骨之感。然而，使诸葛亮更加战栗不安的不是这阵阵寒风，而是从豫章西城传来的坏消息：叔父诸葛玄在一次城民反叛中被害了。噩耗传来，诸葛亮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诸葛亮的母亲去世时，诸葛亮的心情是悲痛的。但那时他毕竟是个六岁的小孩，感情世界单纯，易于平复。父亲去世时，八岁的诸葛亮确有天塌地陷之感，但叔父担起了抚养他们姐弟的责任，使诸葛亮感到生活中又有了擎天柱。从那时起，诸葛亮一直在叔父的关怀下成长。他想起了在家乡时叔父对他在学业上的督导，在流离中叔父对他在生活上的关照，在去荆州前叔父对他开辟新生活的鼓励，在到荆州后叔父对他们新生活的苦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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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苦读（3）
从八岁到十七岁，九年了。这九年里，叔父与他在家庭关系上是叔侄，在感情世界里却是父子。
　　庞德公、司马徽、庞统等人听到了这件事，纷纷来安慰他。师友们的劝慰，使诸葛亮渐渐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此时的诸葛亮毕竟不是只知道悲痛的八岁孩子，而是一个有学识、有阅历、有思想的十七岁的青年。“往者既往矣，来者犹可待”，不知是谁安慰诸葛亮的这句话，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是啊，依靠叔叔关照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的日子全靠自己了。
　　怎样安排今后的日子呢？家乡是不能回去了。诸葛亮不愿意回到家乡，不仅是因为家乡依然战乱不已，也不仅是两个姐姐在荆州已有婆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叔叔的夙愿。他知道叔叔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有所作为。而荆州地区环境安宁，消息灵通，交通便利，教育发达，人才济济，显然比乱纷纷的家乡更适合于学习和发展。
　　为了能实现叔父的夙愿，诸葛亮决意留在荆州。然而，以何种方式留在荆州呢？凭着叔叔与刘表的关系，凭着大姐婆家蒯氏的势力，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诸葛亮本可在荆州捞个一官半职。然而，诸葛亮不愿意这样，他觉得这样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详述。为了学有所成，诸葛亮要留在荆州；为了自己的志向，他又不愿入仕刘表政权。他想请庞德公给出个主意。一想到庞德公，他突然心头一亮，还用得着找他吗？像他那样躬耕隐居不是很好吗？！
　　在襄阳城西二十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这里山峦起伏，山谷幽深。众山峦之中，最高的主峰恰好居中，因此名为隆中山。山村也因山得名，称为隆中。隆中山起伏盘旋，势若蟠龙。另一座大旗山与之隔谷相望，它一头高昂，一头缓缓下垂，像只卧虎。这里林木茂密，修竹叠翠，泉水潺潺，池塘清澈，是修身养性、静心读书的好地方。在当时，隆中虽属南阳邓县管辖，但它远离战乱纷扰的南阳郡治，靠近安定富庶的襄阳，所以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这里隐居下来。
　　隆中不仅有清秀的山水，而且有适于耕种的良田。宋代大诗人苏轼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回头望西北，隐隐龟背起；
　　传云古隆中，万树桑柘美。
　　“万树桑柘美”，正是人们辛勤劳作的结果。清幽的环境，给诸葛亮一个轻松、宁谧的心境，他除了平时参加田间的耕作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读书自然是一种学习。伴着草屋稻草的幽香，伴着跳动闪耀的烛火，诸葛亮常常苦读至深夜。诸葛亮在隆中期间都读了些什么书？历史上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从他日后的一些言行中，可以推想出一些大概情况。
　　他读过儒家著作。诸葛亮上表追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时说：“臣辄与太常臣赖恭等议：《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不忘其亲所由生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又说：“《诗》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故昭烈皇后宜与大行皇帝合葬，臣请太尉告宗庙，布露天下，具礼仪别奏。”他在《便宜十六策？治人》中说：“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在《便宜十六策？察疑》中说：“《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诗经》、《尚书》、《礼记》、《春秋》都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诸葛亮在许多处加以引用，可见他对儒家著作之熟。
　　他读过法家著作。蜀汉建兴元年（223），刘备病危，临终遗诏给刘禅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诏书中所说《申子》、《韩非子》、《管子》均为法家著作。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为他抄写法家著作，认为从这些书中可汲取治国方略。可见诸葛亮对法家著作是早有研究的。
　　他读过兵家著作。上述诸葛亮为刘禅所抄写的《六韬》，便是一部兵家著作，乃后人托名太公吕尚所撰。此外，诸葛亮在军事论述中，多次讲到孙武、孙膑之谋或其著作。诸葛亮于兵家书研习最深，在其军事论著中，有不少重要见解是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转化而来的。至于其著名的八阵图，更是从前代兵家阵图演化而生。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军事思想中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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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苦读（4）
他读过道家著作。诸葛亮《诫外生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老子曾说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是老子关于“静”的论述。关于“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关于“淡泊”，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当然，诸葛亮所说的“静”、“俭”、“淡泊”与老子学说尚有差异，但他熟读过道家著作则是毫无疑问的。
　　他读过史学著作。诸葛亮的很多论述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其中最典型者是他的《论让夺》：
　　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贤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伯，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以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治，暗者以辱乱也。
　　范蠡是春秋越国人，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辞去高位独自经商。虞卿是战国时人，受赵王重用，被拜为卿相，后辞相离开赵国，著书立说。太伯是周古公的长子，但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燕哙是战国燕王，因信用子之，将王位让他，自己为臣，结果酿成燕国大乱。尧、舜是远古时代的氏族领袖，他们禅让王位之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孝哀即西汉哀帝，他宠爱佞臣董贤，封他为大司马，还要把帝位让他，遭到群臣反对。武王即周武王，他率军攻进殷商首都，推翻商朝。王莽是西汉末人，他曾代汉建立新莽王朝。桓公即春秋时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王即秦二世，他信任赵高，最后终被赵高杀死。诸葛亮对于让夺的论述，涉及到了远古、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相对诸葛亮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一部古代、近代的历史。不阅读大量的史书，是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的。
　　读书固然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然而对于像诸葛亮这样的心怀远志之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读书一种方式。从兴平二年（195）到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生活了整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始终活动于襄阳、隆中地区，向师友们学习活的知识。
　　在诸葛亮的师长辈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要属庞德公和司马徽了。
　　庞德公是襄阳地区在野士人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多次拒绝刘表让他出来当官的邀请，认为在乱世当中确保自身与子孙安全的方法不是出仕，而是退隐。这种思想对诸葛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诸葛亮和他在一起，思想日益成熟，学问日益精进，久而久之，便从庞德公那里获得了“卧龙”的雅号。
　　司马徽也并非像刘表所说是个“小书生”，而是一个大学者。庞德公对司马徽的认识与刘表绝然不同，他送司马徽一个雅号“水镜先生”，夸他学问渊博，有知人之鉴。事实上确是如此。
　　据说庞统第一次去颍川见司马徽时，正遇上他身背箩筐，准备去采桑。庞统想试试司马徽的学问，便从车中探出头来，问道：“来者可是司马先生？”“正是。”司马徽答道。庞统说：“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我听说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怎能够屈洪流之量，却干些织妇之事？”司马徽见问，知道对方也不是凡庸之辈，便说：“你先从车上下来。”待庞统下车之后，司马徽便开始给他上课：“你只知道小路近捷，却不想会有迷路的危险。想当初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忼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司马徽这番话，不但阐明了自己关于富贵的观点，而且句句都有历史典故。他说的伯成，是尧舜时的伯成子高，后来禹坐天下，他便辞官回家种田。他说的原宪，是春秋时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贫困，但始终学而不辍。他说的许、父、夷、齐，即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都是古代不求富贵的隐士。他说的“窃秦之爵”，指的是吕不韦。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财富，帮助秦太子子楚回国登位，被封官赐爵。他说的“千驷之富”，指的是春秋时的齐景公，据说他有马千匹，但无使民称颂的德政。庞统听了司马徽这番话，对他的学问和见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我生在边野之地，少见大义之人。如果今天不来叩洪钟、擂响鼓，便不能领教其声音的洪亮。”说完，便步行随司马徽来到郊外采桑，二人一个在树上采，一个在树下装，边采边谈，一直聊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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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苦读（5）
司马徽不但有学问，而且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司马徽到荆州以后，和刘表的五业从事宋忠一起授经讲学。宋忠是当时与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齐名的学者，他与郑玄虽同是古文经学的宗师，但两人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又有所差异。宋忠和司马徽教出的学生李仁、尹默、王肃等都“依准贾、马，异于郑玄”。这就反映了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与郑玄确有区别，这种区别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宋忠、司马徽的学问约简，而郑玄的学问深芜。总的说来，东汉时的古文经学要比今文经学约简得多，正因为如此，郑玄的古文经学在东汉末期占了上风。但郑玄学通今、古各经，他的古文经学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经的内容及观点。而宋忠等所撰写的《五经章句》，在当时被称为“后定”之学，鲜受今文经学影响，因而与郑玄是不同的。在南北朝时，宋忠、司马徽的学生王肃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郑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而《隋书？儒林传》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概括出宋忠、司马徽所代表的荆州学派与郑玄的古文经学各自的特点和优劣。第二，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前面我们说过，进入荆州的人士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宋忠、司马徽学问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这反过来又会加重荆州学派的学以致用的现实色彩。而且荆州学派注重新解，不囿于成说的学风，对学人们步入仕途，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颇为有利。
　　司马徽治学约简、学以致用的学风，对诸葛亮是有深刻影响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这不能理解为诸葛亮读书粗疏，而是说明了他在读书时比一般人多花了分析综合，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的功夫。这种提纲挈领化繁为简的本事，正是诸葛亮把治学约简的学风用于读书的最好说明。诸葛亮读书注重领会精神实质，正是出于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只有最普遍、最抽象的道理，对理解现实具体问题才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诸葛亮的《论诸子》，很能体现他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在这里，诸葛亮对各家理论与经验的评判，完全是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来分其短长的。
　　向同辈朋友学习，是诸葛亮获得知识、增进学业的又一途径。诸葛亮在荆州有许多同学好友，最著名者有博陵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石韬，汝南人孟建，襄阳人庞统、马良等。崔州平是簪缨官宦子弟。庞统是襄阳名人，史称他“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马良亦以才学显名乡里，是马氏兄弟五人中才学最高者。因其眉间有白毛，所以乡里有一首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孟建、石韬、徐庶都曾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特别是徐庶，出身贫寒，少好任侠击剑，曾因为人报仇而被捉受辱，此后便决心弃绝刀戟，折节学问，终于“听习经业，义理精熟”，后来在荆州一见到刘备，便受到刘备的器重。可见诸葛亮的朋友，都是些学有所成、才华出众的青年。诸葛亮隆中隐居时，仍和他们经常来往，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向书本学习，向师友学习，向社会学习，诸葛亮以极大的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汲取着一切可能学到的知识。
　　然而，诸葛亮并不想做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不想当皓首穷经的儒生。他有更加远大的志向。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标追求。
　　

待时高歌《梁父吟》
月落星稀，东方渐渐发亮，晨曦微露，引来雄鸡长鸣。晶莹的露珠挂在草尖，霭霭晨雾从山中腾起，将这山、这石、这草、这木罩得朦朦胧胧。隆中山村的每个黎明都是这样富有诗意。
　　在隆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隆中山口，像一座天然的舞台。人们经常能听见从这里传出来的诸葛亮的歌 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首古歌词的内容，大致是讲在春秋时代，齐景公的三个权臣，被齐相国晏婴用计杀死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这委婉哀伤的曲调，这如泣如诉的歌词，这雄浑深沉的嗓音，日复一日地在这山中重复着。人们渐渐知道，这首歌名叫《梁父吟》，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歌是齐鲁的歌，曲是齐鲁的曲，事是齐鲁的事，唱歌者又是齐鲁的人。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个齐鲁来的小伙子，又在怀念他的家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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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求水以生，水求鱼以活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这个比喻像一个哑谜，弄得后来一些人大惑不解。
　　管仲何许人也？管仲是春秋时齐人，那时的齐国政治相当混乱。齐襄公是个无道昏君，他为了与鲁桓公的夫人通奸，将鲁桓公杀死。不但如此，他还多次诛杀无辜，欺辱大臣，长期沉溺于女色。一些有识之士看出齐国的政治早晚要出乱子，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就说过：“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左传？庄公八年》。为了避乱，鲍叔牙便奉齐国公子小白出奔莒国。管仲也看到了这一点，便和召忽一起辅佐另一个公子纠出奔鲁国。鲍叔牙辅佐的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是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君主。而管仲辅佐的纠，才能比不过小白，所以在继承齐国王位这个问题上，小白战胜了纠。西晋人张辅在论二人优劣时说：
　　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
　　看了这段议论，人们不能不想，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而诸葛亮择主谨慎明智，所建功业甚多。诸葛亮与管仲之间，有什么可比性呢？
　　再看看乐毅。乐毅是战国时中山国人，赵武灵王灭中山，乐毅入赵。赵国发生###，乐毅又离开赵国进入魏国。后来，乐毅作为使臣出使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于是便背魏入燕。燕昭王死，新即位的惠王不信任乐毅，乐毅又离开燕国投奔赵国。乐毅像住店一样轻易去就于几个国家，而诸葛亮则不同，他不轻易择主，一旦选中他理想中的明主，便兢兢业业，始终如一。在有些人看来，诸葛亮与乐毅的区别还不仅于此。西晋人张辅《名士优劣论》比较诸葛亮与乐毅时说：
　　乐毅诸葛孔明之优劣，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国之兵，以破强齐，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此则仁者之师，莫不谓毅为优。余以为五国之兵，共攻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谘以济世，奇策泉涌，智谋纵横，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登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振于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徙乐毅为伍哉！……
　　

规划三分（1）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全国政治军事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在江东地区，孙策赶跑扬州刺史刘繇以后，继续向东南发展。他将严白虎、王晟等地方武装逐一消灭，又进一步占领了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吴郡（治今江苏苏州）等江东要地。建安四年（199），孙策开始向西北拓展势力。首当其冲的是庐江郡（治今安徽庐江西南），当时任庐江太守的人名叫刘勋。孙策为了削弱刘勋的势力，极力怂恿他攻打上缭（治今江西修水东南）。他派人给刘勋送去很多珠宝和细布，并对刘勋说：“上缭甚富庶，愿君伐之，请出兵以为援。”刘勋听了大喜，不顾部属的劝阻，倾巢出动攻伐上缭。孙策一面派堂兄孙贲等屯兵彭泽，以阻断刘勋的归路，一面亲自率兵端了他的老窝。刘勋在回军途中战败后，率残兵北投曹操。
　　同年十二月，孙策进伐黄祖，在沙羡（治今湖北武昌西）大破黄祖。紧接着，孙策又带兵征豫章。此时，华歆任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太守。孙策率大兵屯驻在离豫章南昌县数十里远的椒丘，派虞翻前去劝降。虞翻见华歆后说：“孙讨逆（指孙策）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指刘繇），君所亲见，南定鄙郡（指会稽），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华歆听罢，立即答道：“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当夜，华歆便命人写下降书，第二天一早便派人送去孙策营中。孙策又兵不血刃占领豫章。
　　建安五年夏，孙策再次西击黄祖。此时，原广陵太守陈登乘孙策西征，招诱严白虎余党图谋起事。孙策回军欲进击陈登，兵至丹徒（治今江苏镇江东南），驻兵待粮。一次，孙策外出打猎，恰逢被他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宾客，这个宾客为主人报仇，用暗箭射中孙策面颊。孙策伤势很重，生命垂危，便把谋士张昭等人叫来，对他们说：“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把弟弟孙权叫过来，将自己的印绶带在他的身上，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的意思很明显，要孙权继承他的事业，在众臣的辅佐下，保住江东。
　　孙策死后，张昭等率领僚属，拥立孙权上表朝廷，下移属城，使中外将校，各奉其职。不久，周瑜也赶回赴丧，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共掌众事。在周瑜的推荐下，孙权接见了鲁肃，与之相谈，甚是投机。当众人退去后，孙权把鲁肃单独留下，与他合榻对饮。孙权问道：“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回答说：
　　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肃为孙权在江东建功立业所作的策划分为三步：第一步立足江东；第二步打通长江中上游，全据长江；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第二步需要实力，第三步需要时机，只有第一步是当务之急，且符合哥哥的临终嘱咐。
　　孙权是个英杰人物，他的即位，意味着孙吴对江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在北方，曹操与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
　　袁绍以讨董卓起家，在关东群雄联合讨董时，袁绍被推为盟主。名为盟主，实际上只占勃海一郡，实力并不雄厚。他先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冀州刺史韩馥让出冀州，又用武力打败公孙瓒取得幽州，与此同时又派长子袁谭占据青州，任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这样，到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已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
　　曹操一开始也参加了讨董联盟，后来，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郡城设在东武阳（治今山东莘县东南）。青州黄巾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人迎接曹操任兖州刺史。曹操据有兖州，又打败并收编了青州黄巾，势力开始壮大。汉献帝兴平二年（195），杨奉、董承、韩暹等人迎献帝东归，经过艰苦跋涉，到达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袁绍的谋士沮授建议把献帝接到邺县（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但缺乏政治远见的袁绍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无疑给曹操留下了机会。当时曹操正在许县（治今河南许昌东），他听从谋士荀彧的主张，立即派人把汉献帝迎到许县。从此，曹操不但尽有豫州之地，而且还占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建安三年（198），曹操又击杀占领徐州的吕布，从此，徐州也归曹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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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三分（2）
袁绍据有青、冀、幽、并四州，曹操据有兖、豫、徐三州。袁术已在建安四年称帝不成呕血而死。这样，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有实力的割据者只剩下袁绍和曹操了。一山不容二虎。袁、曹各自势力的发展，使他们都成为想吞掉对方的老虎，一场兼并战争在所难免。汉献帝建安五年，袁绍、曹操两个军事集团在官渡（在今河南###东北）进行决战。结果，处于劣势的曹操战胜了处于优势的袁绍。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
　　身居隆中的诸葛亮，没有一天不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变化。
　　心怀远志的诸葛亮，对上述形势的每一个变化，都了如指掌。
　　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了解，首先得益于荆州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史载：“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这种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使得襄阳成为南来北往人流的交汇所在。当时四面八方的军政情况，必定随着来来往往的过客传到这里。
　　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了解，还得益于所接触的各种人物。他在隆中所接触的人物，大体上可分为三类：诸葛亲族，在野士人，政界要人。
　　兴平元年（194）夏，曹操令荀彧、程昱驻守鄄城，自己率军第二次攻打徐州，“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所过多所残戮”。诸葛亮已随叔父离乡，哥哥诸葛瑾仍奉继母在家。徐州再一次遭难，在“本州倾复，生类殄尽”的大难中，诸葛瑾只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避乱江东”。孙策死后，孙权广揽江东人才，以保江东巩固。由于孙权姊婿的推荐，诸葛瑾被任为长史，转中司马。另外，除诸葛亮兄弟南迁以外，还有许多诸葛族人留在家乡。诸葛亮可以通过与他们的联系知道一些有关江东、中原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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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风雨（1）
飘摇中的危楼《孙子兵法？九地篇》说：“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荆州在当时战略家眼中，就是一块必欲得之以取其利的战略“争地”。
　　诸葛亮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孙吴鲁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