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大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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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表占据了荆州（今湖北、湖南）。
　　陶谦占据了徐州（今山东东南及江苏北部）。
　　孙策占据了江东地区（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刘璋占据了益州（今四川及贵州、云南、甘肃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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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出世（4）
张鲁占据了汉中（今陕西南部）。
　　马腾、韩遂占据了关陇地区（今陕西西部、甘肃、宁夏及青海北部）。
　　以上的格局表明，由中央朝廷统一号令全国的大一统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土崩瓦解的时期，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夺地盘的时期，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期。
　　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诸葛亮是不幸的。
　　但从另一角度看，诸葛亮又是幸运的。因为这又是一个政治舞台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为实现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安定，从而出现的龙争虎斗各显英雄本色的时代，一个呼唤英雄、需要英才的时代。
　　如果说，诸葛亮家乡丰厚的文化土壤是他成长的地利，家庭的良好教育和影响是人和，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他成长的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终于使诸葛亮成为三国时期人才群星中最灿烂、最耀眼的一颗。
　　

名相成长的摇篮（1）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诸葛亮兄弟姊妹一行从水路到达荆州的首府襄阳。
　　碧绿的汉水，在船舷边激起欢腾的浪花，笑迎着远道而来的一叶小舟。青青的岘岭，敞开他宽广的胸怀，拥抱着风尘仆仆的他乡游子。
　　数年来，辗转流离的诸葛亮，见到的多是刀光剑影、饿殍流民，听到的多是杀声呐喊、呻吟叹息。进入荆州，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这里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荆州治所襄阳被称为“水陆之冲”，“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这里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陆路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南阳，可至京都洛阳；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达广、交二州，这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要通道。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流经襄阳、樊城，成为陕、鄂间的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沿沔水南下可达夏口，沿长江东下可直达扬州，溯长江西上可通梁、益二州。关于襄阳的水路交通，东汉时的大文学家蔡邕曾写过一篇《汉津赋》，在描写汉水（即沔水）流经襄阳时的情景说：“过曼山以左回，游襄阳而南萦。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
　　这里有富饶的土地。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写道：“建安十三年（208），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后人曾对文中的“隐赈”二字作了这样的解释：“隐赈当作殷赈。薛综《西京赋》注云：殷赈谓富饶也。”
　　这里没有连年不断的兵燹，没有你争我夺的攻伐，没有断壁残垣的墟邑，没有尸横遍野的惨状。
　　平和，安宁，富庶，这是诸葛亮进入荆州所留下的第一印象。
　　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里也曾有过像这里一样的宁静。然而，残酷的战乱使得他们一家不得不分散流离。如今，远在家乡的哥哥和继母不知怎样了？他又想到了天下苍生。这几年的流离辗转，他看到了许多血和泪，许多拼和杀，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人世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乱？人生啊，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艰辛？苍生啊，什么时候会有像这里一样的安宁生活？
　　诸葛亮对荆州的感受无疑是美好的，他对荆州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此时的荆州，正值它历史上一个极度辉煌的时期。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在黄巾起义军的打击下，东汉政权已无力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朝廷便采纳了刘焉的建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从此，开了州任权重的头。当时，任荆州刺史的是一个名叫王睿的人。这个王睿身为一州的行政长官，但与下属孙坚、曹寅的关系很紧张，又无政治才能，这决定了王睿不可能在荆州刺史任上坐得很久。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一场蕴酿许久的兵变终于在荆州发生了。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曹寅听说王睿要杀掉自己，便先下手为强，以朝廷按行使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列举王睿罪状的檄文，送到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太守孙坚手里，要求孙坚接到檄文后收斩王睿。这正好给孙坚诛除王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孙坚接到檄文后，立即带领兵马杀奔州治，表面上却装做兵士劳苦，以求“赏资”为名。当王睿发现孙坚也在求赏兵众之中时，立即觉得事情不妙，他惊奇地问：“众兵士前来求赏，孙府君为何也在其中？”孙坚答：“我奉使者檄书前来诛君。”王睿知道自己再无生存的可能，便饮金而死。
　　接替王睿任荆州刺史的，是在荆州长达十九年的刘表。
　　刘表字景升，是汉朝皇室后裔。东汉末期，他与士人一起纵横谈论，成为党人领袖之一。党锢之祸起，刘表终日东躲西藏，逃避了朝廷的缉拿。直到党锢之禁解除后，他才敢抛头露面，被大将军何进提拔为属官。刘表初到荆州时，这里并不十分安定。当时，袁术已占领南阳，屯兵鲁阳县（治今河南鲁山）。扼守荆州、豫州交通要道的鲁阳关，就在鲁阳的西南。袁术屯兵鲁阳，无异于扼住了荆、豫间的咽喉。在荆州内部，长沙太守苏代、华容（治今湖北监利北）县长贝羽各自“阻兵作乱”。更为严重的是，州内的一些宗族首领也纷纷聚族起事，不服州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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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成长的摇篮（2）
与曹操、孙权、刘备等人相比，刘表没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雄才大略，但他安定、治理一方，在当时却是成就斐然。他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县（治今湖北宜城南），立即延请荆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大事。他们之间的一次对话，很能体现刘表治理荆州的方针策略。
　　刘表问：“如今州内强宗乱贼势力甚盛，不依附州郡者甚多。如果袁术利用这种形势图谋荆州，那么祸患就会立刻来临。我想在州中招集兵马，又怕招集不起来，你们可有良策？”蒯良说：“众人不附，是因为当政者仁政不足。众人虽附而不能治理，则是因为当政者义举不多。如果能实行仁义之道，那么百姓的归附就会像高处下来的流水，谁也无法阻拦，又何必担心百姓不顺从而谋求用兵呢？”刘表没有立即表示赞成或反对，而是把目光移向蒯越，问：“先生之见如何？”
　　蒯越回答说：“治理太平之世当以仁义为首，治理乱世则应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于得人与否。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乃一介武夫，不足忧虑。而强宗豪族的首领们贪暴作乱，是我们荆州的大患。这些人中有一些与我素有交往，如果许给他们好处，他们一定会率众前来，对这些人，无道者诛之，可用者抚之。州中之人，多有乐存之心，他们听说您的盛德，必定襁负而至。到那时，您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即使前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蒯良、蒯越的一番话，说得刘表愁云顿消，眉开眼笑，他高兴地呼着二人的字说：“子柔（指蒯良）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指蒯越）之计，臼犯之谋也。”刘表这句话中，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雍季和臼犯。此二人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于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从刘表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
　　刘表平定荆州的第一步，就是让蒯越派人招诱桀骜不驯的宗族首领，至者五十五人。刘表将他们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部众收编。接着又派蒯越、庞季二人前往襄阳，劝说占据那里的张虎、陈生投降。不久，刘表将州治从汉寿（治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襄阳。各地闻刘表威名，纷纷归附，江南四郡很快安定。至此，长沙、零陵（治今湖南零陵）、桂阳（治今湖南郴县）、江夏（治今湖北新州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章陵（治今湖北枣阳南）等郡基本平定。
　　初平二年（191），袁术果然派孙坚进击荆州。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城（今湖北襄樊）、邓县（治今湖北襄樊西北）一带展开战斗。孙坚击败黄祖，进围襄阳。刘表又派黄祖夜袭孙坚，再次被孙坚打败。黄祖败走岘山，孙坚乘胜追击。夜色中，埋伏在竹林中的黄祖士兵用箭射杀孙坚，结果黄祖军转败为胜。自从这次战斗以后，袁术领教了荆州的厉害，不敢对荆州轻举妄动。荆州的北境得到了巩固。
　　荆州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刘表便实行一系列所谓仁义之举，以获取荆州的进一步稳定。
　　刘表主要实行了以下几个仁义之举。
　　允许桓阶为孙坚发丧。桓阶是长沙临湘人，孙坚任长沙郡太守时，曾举其为孝廉。孙坚死后，桓阶冒险到刘表处请求为孙坚治丧。孙坚是刘表的敌人，为敌人治丧本应不为所容，但刘表认为桓阶不忘旧恩，符合义的道德规范，便慨然应允。
　　以仁义降服张绣。张绣是张济的族侄。张济顿兵弘农（治今河南灵宝东北）时，因少粮，带兵南下荆州，在进攻穰城（治今河南邓县）时被流矢射死。属官们纷纷向刘表祝贺胜利，而刘表却说：“张济前来，是因为困顿。而主人待之无礼，致使双方交战。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我只接受众人的吊唁，不接受祝贺。”统领张济余众的张绣听说后很感动，便依附了刘表，为荆州藩卫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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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成长的摇篮（3）
结好当地的大族名人。汉宣帝末年，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甚盛，敕号太山庙道为冠盖里”。至东汉时，就豪强势力而言，襄阳仍是仅次于汉开国皇帝刘秀家乡的地方。东汉末，襄阳地区较著名的豪族有庞、黄、蔡、蒯、马、习、杨等多家，刘表任荆州刺史后，便积极与当地的大族名人结好。蒯氏兄弟帮助刘表立足荆州已见前述。此外，他还与蔡家联姻，娶蔡瑁之姊蔡氏为妻。襄阳人庞德公是当地的大名士，一直隐居于岘山之南，刘表多次延请不成，便亲自前去拜请。汉献帝建安三年（198），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反叛刘表，而煽动这次反叛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长沙人桓阶。桓阶的父亲桓胜，“著名南方”，可见桓氏在当地也是名族。刘表在坚决镇压了张羡的反叛后，对桓阶却显得格外宽容。他不但征召桓阶为从事祭洒，还要把妻妹蔡氏嫁给他，与他结成连襟。
　　刘表仁义之举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尤其是结好大族名人，还碰了一些人的软钉子。这些人之所以不与刘表合作，是看透了刘表不是力图保全天下，而是自保荆州。在他们看来，刘表的自保并不比他们的自保更安全。然而，不合作并不意味着反对。事实上，襄阳地区的大族名人，除了一些与刘表合作外，多数是持不合作不反对的态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荆州地区的稳定，与刘表的拥州自保并未发生冲突。
　　自从初平元年任荆州刺史以后，经过短短七八年的努力，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已经是“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了。荆州地区的强盛与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史载“自中平（184—188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这时的荆州，已成为一个安定、富庶的地区。
　　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安定富庶，有这样一件事可印证：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卫将军董承回洛阳整修被董卓焚坏的宫室，准备迎献帝返京。当时朝廷经济凋弊，财力俱缺，太仆赵岐便对董承说：“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阯，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董承立即派遣赵岐前往荆州。赵岐见到刘表，传达朝廷旨意，刘表立即派兵到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从赵岐对荆州的评述，以及刘表在助修宫室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荆州的富足。
　　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混战，烽火连天，安定富庶的荆州对于欲避战乱之人具有磁石吸铁般的力量。仅关中地区，遭遇荒乱的百姓流入荆州者便有十万余家，其他地区的流民进入荆州者当也不在少数。在大批流民当中，有很多是当世的知名士人和学者。史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对依附的士人“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刘表任荆州刺史期间，前来荆州客居的知名士人和学者不计其数，这里略举数例，以窥其大概。
　　安定（治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梁鹄。梁鹄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师承于灵帝时的师宜官。师宜官的书法堪称当世之冠，梁鹄在书法上卓有成就，“魏宫殿题署，皆鹄书也”。
　　河内温县（治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司马芝。司马芝是曹魏名臣，以忠亮刚正著称。他在任职于曹魏政权以前，在荆州居十多年，“躬耕守节”《三国志》卷12《魏书？司马芝传》。。
　　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人隗禧。隗禧自幼好学，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中的著名学者，与同时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苏林、乐详等人并称儒宗。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徐庶、石广元。二人到荆州后，与诸葛亮关系一直很密切。徐庶先为刘备谋士，后入魏为御史中丞。石广元后仕魏历任郡太守、典农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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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成长的摇篮（4）
京兆人杜畿。杜畿是汉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他在未客居荆州前，曾任过县令、府丞，政绩颇佳。后来，在曹魏任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守，治绩“常为天下最”。
　　山阳高平（治今山东微山西北）人王粲。王粲是三国曹魏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著名于当时，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邯郸淳。邯郸淳在当时也以文学著称，史称他“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是一位学问广博之人。
　　颍川人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他是汉末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在荆州客居时，与当地学林领袖庞德公关系甚密，并开设学堂，传经讲学。后来在蜀国任丞相府长史的向朗、任劝学从事的尹默及蜀中著名学者李仁，都是他的学生。
　　汝南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人和洽。和洽在汉末，不受征辟，避乱入荆州。后来，和洽仕曹魏，先后任丞相掾属、侍中、光禄勋，历曹操、曹丕、曹叡三世，为曹魏重臣。
　　颍川人杜袭。杜袭出身颍川名族，他的曾祖杜安，自幼出名，十三岁入太学，号为神童。杜袭的祖父即大名鼎鼎的党人领袖杜根。杜袭后来仕曹魏，曾与和洽、王粲共任侍中，深受曹操重视。
　　颍川人繁钦、赵俨。二人与杜袭同郡，在荆州时与杜袭“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后来，赵俨仕曹魏，与同郡人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朝廷，号曰“辛、陈、杜、赵”。
　　河东闻喜（治今山西闻喜）人裴潜。裴潜家“世为著姓”，其父裴茂，灵帝时历任县令、郡守、尚书。裴潜在荆州时就被善于知人的傅巽所称道，后果为曹魏中书令，名德俱显。
　　平原般县（治今山东乐陵西南）人祢衡。祢衡少有辩才，精通音乐，长于词赋，但为人“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他兴平年间（194—195）到荆州避难，往来于刘表与曹操之间。
　　如果把荆州比作一个车轮的轴心，今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就都有人在向这个轴心辐辏。人们涌向荆州，无非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避乱求生，第二是暂栖此地以求将来的发展，第三是求得文化方面的学习与进取。荆州地区的富庶与安宁毫无疑问能满足人们前两项需要，而荆州地区良好的教育和学术气氛，又为第三种需要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荆州地区有当时最繁荣兴盛的教育，这首先要得益于荆州刺史刘表的提倡。《刘镇南碑》这样记载刘表的兴办教育：
　　武功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罍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铲浮词，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
　　作为一州的最高首领，刘表在荆州基本安定之后，能广开学校，亲自主持仪式，奖励学者，整理古籍，这无疑会大大地促进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除大力提倡教育外，刘表还任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南阳人宋忠，是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其名气与郑玄不相上下，刘表任命他为五业从事。零陵人刘先，“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被刘表任用为别驾。义阳人韩嵩，荆楚有名望之人，被刘表任为从事中郎。大音乐家杜夔到荆州后，刘表让他与孟曜一起整理汉朝的雅乐。才华横溢的祢衡，受到刘表的礼待，“文章言议，非衡不定”。
　　刘表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以及重视文士儒者的做法，使得荆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发展。《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载：“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辏А⑺沃业茸�《五经章句》，谓之《后定》。”除官立学校之外，荆州的私学也很兴盛，司马徽、庞德公、杨虑、颖容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私学开办者。王粲对刘表在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满意的，然而他在谈到荆州的文化教育时却充满了赞美之情，说刘表重视文化教育，“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辏У龋�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幼童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觽，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如也，竞竞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这充分反映了荆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
　　

名相成长的摇篮（5）
诸葛亮到达荆州的时间，正是这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步复兴的时候。
　　诸葛亮在荆州居住十多年，正是这里社会安宁、经济富庶、文教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富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衣食之源；社会安宁，为他提供了读书、思考的优良环境；文教发展，为他提供了接触各类名人，掌握各种信息，以及提高文化素质的良好条件。
　　可以说，富庶、安宁、文教发展的荆州，乃是这位千秋名相成长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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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苦读（1）
襄阳城南约二里的地方，有一所“学业堂”。每天，人们都能在这里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都能看到莘莘学子们研习探讨的情景。这是一所刘表倡办的官学，来此就读者，或者是鸿生大儒，或者是州郡官吏的子弟。
　　这一天，学业堂里来了个新生，这个人“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眉宇间透出一股超凡逸群的灵气，言谈举止则带出少年的英豪风度。
　　这个新学生，就是刚入荆州不久的诸葛亮。
　　这所学业堂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的，诸葛亮来此学习，是他的叔叔诸葛玄苦心安排的结果。
　　自从依附刘表以后，诸葛玄在豫章西城立住了脚跟，为向南发展找到了依托。送子侄们前往荆州，也为他们安排了稳定的栖身之地。但诸葛玄仍为他们能否在荆州长久驻足而牵肠挂肚，最让诸葛玄关心的就是诸葛亮。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诸葛亮虽然不是他的儿子，但他从诸葛亮八岁的时候便承担了抚养他的义务，他太了解诸葛亮了。这个孩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志向高远，如果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将来必定会成为经邦纬世之才。然而，偏偏赶上这乱世。流离辗转的生活，几乎使他不能进行正常的学习。现在，他又要离开自己远去荆州，谁来关照他的学业呢？如果因离开自己而使他中断学业，又怎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呢？一定要让他继续学习！于是，诸葛玄便修书一封交给诸葛亮弟兄，让他们转交给刘表，恳切地请求他关照诸葛亮的学业问题。一则刘表重视教育，喜爱善学饱学之士；二则刘表不忘旧交。所以，他对于故友的恳请慨然应允，将诸葛亮送进了学业堂。
　　诸葛亮一行到达荆州以后的头两年，诸葛玄抽空来过襄阳几次，一来拜谒老友，二来看看侄子侄女。在此期间，诸葛玄又对侄子侄女们的生活做了进一步安排，将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襄阳著姓蒯祺，将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
　　诸葛玄做这样的安排自有他的良苦用心。
　　蒯家是襄阳地区最有势力的著姓之一。蒯家居住荆州中庐（治今湖北南漳东北），据说是汉朝辩士蒯通的后裔。蒯氏家族与刘表的政治联系极其紧密，刘表在荆州创局面立稳脚跟，蒯良、蒯越兄弟出了很大力气。特别是蒯越，“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他帮助刘表平定了荆州，做了章陵太守。蒯祺也因对刘表有功，做了房陵太守。
　　庞德公是襄阳本地人，家住岘山南，长期隐居躬耕，拒不出山入仕，甚至连襄阳城府也未到过。庞德公虽然隐居不仕，但在当地却很有名气。刘表听说他的名气，便亲自前去迎请，不料遭到拒绝。刘表说：“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能给后世子孙留下什么呢？”庞德公回答：“如今世人都给子孙留下危险，我却给子孙留下安全。我所留者虽然与众不同，但不能说我没给子孙留下什么。”后来，庞德公又携妻率子进入鹿门山采药，使鹿门成为与隆中齐名的隐居代名词。清朝初年，阮函曾作《答鹿门与隆中孰优》，文中说：“隆中之所以为隆中，鹿门有以成之也。”意思是说，诸葛亮之所以成为一代名相，与庞德公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蒯氏是刘表集团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庞德公是在野逸民的领袖人物。诸葛玄与这两种势力结亲，实际上为诸葛亮的进退出处做了周密的安排，使他在荆州进有政治力量支持，退有在野名士的提携。
　　优越条件所起的作用总是因人而异。它对于庸人是惰性的温床，对天才却是腾飞的翅膀。毫无疑问，诸葛玄的苦心安排，为诸葛亮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诸葛亮也没有辜负叔父的这番苦心，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在成长的路上迅跑着。
　　二姐是庞德公的儿媳，诸葛亮与庞德公自然也是亲戚。出于亲情，出于对庞德公的尊敬，也出于向庞德公请教学问的需要，诸葛亮常常到庞家拜访。每次进入鹿门，诸葛亮总是独拜于庞德公的床下，恭恭敬敬地施以晚辈进见之礼。晚辈的拜见，晚辈的恭敬，在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正常现象，所以，开始庞德公对这位年青人的恭敬并不加制止。过了不久，庞德公便很快发现，诸葛亮不仅具有一般青年人的恭敬举止，还具有一般青年人所没有的聪慧素质和深刻思想。他的言谈话语中，还表露出一种高逸超群的志向。这是一块未经锻造的浑金，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庞德公觉得自己很爱与这位年青人交谈，不论谈时势，还是谈学问，不论谈志向，还是谈情趣，他都不觉得与这个后生晚辈有年龄上的隔阂。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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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苦读（2）
在庞德公的家里，诸葛亮认识了司马徽。司马徽字德操，是颍川阳翟（治今河南禹县）人。建安元年（196），庞德公派他十八岁的侄子庞统前往颍川阳翟去见司马徽。经过一番交谈，司马徽叹道：“德公诚知人，实盛德也。”便随同庞统来到荆州襄阳城东居住下来。
　　司马徽善于鉴别人物，但他知道刘表心胸狭隘，所以藏锋匿芒，处处谨慎。当有人问他某某人怎样时，司马徽不论其高下，总是回答一个“好”字。后来，他的夫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对他说：“别人有疑前来请教，君应帮其分辨。而你总是用一个好字对付，岂不是辜负了请教者的诚意？”司马徽并不直接回答，只是说：“你的这一番话，也可用一个好字概括。”这位颍川来的名士，还真有名士风度。别人丢了一只猪，前来他家妄认，司马徽当即把猪给他。后来，妄认者找到自己的猪，前来认错还猪，司马徽还对他厚词相谢。司马徽好养蚕，有一次蚕快吐丝时，有人前来向他借蚕吐丝用的蔟箔，司马徽便把自己的蚕丢掉，将蔟箔借给他。别人对司马徽的行为不理解，便问他：“一般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是在别人急需而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而现在你和别人都急需，你为什么还如此呢？”司马徽说：“别人轻易不求我，现在来求我却不答应，会使他难堪。为什么要因小利而使人难堪呢？”
　　总之，司马徽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只知读书不谙世事的书生。难怪刘表听说司马徽是个奇士，见到后却大失所望，说：“世间人为妄语，此直小书生耳。”其实，司马徽的谨慎与怪异，有很大成分是出于应付刘表和了解新环境，而对于熟人和老朋友，司马徽则是另一种表现。
　　有一次，司马徽前去拜访庞德公，不巧正赶上庞德公过沔水那边去祀扫先人墓地。按照一般情况，主人不在家，客人应打道回府。然而司马徽却像主人一样，径直走进庞德公的客室。
　　“大嫂。”司马徽这样称呼庞德公的妻子，因为他比庞德公小十岁。
　　“哟，是贤弟呀！”庞德公的妻子热情地打招呼。
　　“今天多准备两个人的饭，刚才徐元直告诉我说，一会有个人来找我和庞公。”
　　只听庞德公的妻子痛快地答了一声，便开始烧火做饭，忙碌起来。不一会，庞德公回来了，司马徽起身相迎，二人就座，开始叙谈起来。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