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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大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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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立身治家第一节修身养德
诸葛亮重德，在他的言论中，有许多关于德的论述。
他总结历史经验说：“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
他称赞刘备说：“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他称赞刘禅说：“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他评价自己说：“德薄任重，惨惨忧虑。”
他劝告杜微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他教诫其子说：“俭以养德。”
上述诸葛亮种种言论所述之德，其内容包括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方面。
诸葛亮的德治教化、实施德政在前面一些章节中已有论述，这里只说他的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即自身的品德修养。儒家是非常重视自身品德修养的，《礼记？大学》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诸葛亮大传第十一章立身治家
这段话提出，每个人都要修身。修身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本，每个人都应通过格物、致知、意诚、正心四个步骤达到修身的目的。当然，人和人是有区别的，这里根据人社会地位的不同将人分成三个层次：庶民有家，修身是为了齐家；诸侯有家有国，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天子有家有国有天下，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重视武器装备（3）
“富润屋，德润身。”这是《礼记？大学》中的又一句众人皆知的话，它表明了培养美好品德与修身的关系，表明了儒家对美好品德的重视与推崇。
其实，崇尚德性的不仅仅是儒家。
老子曾说过：“上德若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管子？小问》说：“苗，始其少也，眗眗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意思是说：禾苗，在它初长时，柔嫩和顺的样子多像幼小的孩子；等它长大的时候，严肃持重的样子多像成年的男子；当它成熟的时候，丰润、和悦地俯首向着根土，多么像一位君子。天下得到它就安定，得不到就危险，所以把它称为禾，这大概正可以比做君子的品德吧！
《墨子？尚贤》说：“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都讲德《管子》一书，虽思想庞杂，但法家倾向鲜明，故一般视为法家。，但诸家都只是说德像什么，没有明确说德是什么。
德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具体回答它是什么看来很难。
“言也者，德之华也。”
“人之涉世也，其犹舟之涉水欤。德，行者帆楫也。”
上述两句话，虽然仍未回答德是什么，但它告诉我们，“德”与人之言行有密切关系，提示我们如何认识一个人的“德”。
让我们从诸葛亮的言、行、功业等方面去认识他的美德。
先看诸葛亮的言。
诸葛亮给我们留下的主要著作，有《隆中对》、《前出师表》、《正议》、《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与群下教》、《戒子书》、《兵要》、《兵法》、《军令》，以及《便宜十六策》中的大部分。
《隆中对》议论风发，剖析精微，有理有据，不仅反映出诸葛亮洞悉全国形势的睿智，预测天下三分的政治军事远见，为以后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勾勒出一幅熠熠生辉的蓝图，而且也表现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充满了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自信心和非凡的勇气。
《出师表》志达文畅，述明素志，严辅后主，恳谏重贤，受纳雅言，善谋国事，乃是一篇对蜀汉政策方针具有指导意义的政论文。全篇之言，发自肺腑，为国为民的一片忠贞之心跃然纸上，深切感人。南宋文天祥《怀孔明》诗称：“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一千多年来，这种为国为民的忠贞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
严俭持家（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主张的社会活动的四个层次。
诸葛亮除了平天下没有实现外，其他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他的修身，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这些优秀美德，使得诸葛亮的形象历千年而不毁，至今仍熠熠生辉。
他的治国，“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都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本节专讲他的治家。
治家严格，是诸葛亮治家的一大特点。
前面讲过，诸葛亮同其弟诸葛均，一起流离，他对弟弟百般呵护。入蜀后，诸葛亮身为丞相，他绝不以权谋私，对弟弟要求甚严，致使弟弟官位不显。诸葛亮北伐，以将军向庞为中都督，掌宿卫禁军实权。而诸葛均为长水校尉，名义上为禁卫军长官之一，但为闲职，故终身默默无闻。
诸葛亮日夜操劳国事，直到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还没有自己的儿子。刘备要求孩子们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诸葛亮，恐怕也有平慰诸葛亮无子之憾的用意。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受儒家文化熏陶很深的诸葛亮在家庭伦理关系上要想办法解决后代传承问题，以不绝先人之祀。他与在孙吴的胞兄诸葛瑾商量，请求把他的次子诸葛乔过继过来，作为自己的儿子。诸葛瑾自然同意，在请示过吴主孙权之后，便把诸葛乔送到了蜀汉。诸葛乔是诸葛瑾的二儿子，所以本字仲慎，仲即第二之意。过继之后，诸葛亮为其改字伯松，伯即老大之意，从这一件事可看出，诸葛亮已把诸葛乔作为自己的嫡长子了。
对于这个过继来的嫡长子，这个诸葛亮家族的惟一的传承者，诸葛亮是视为掌上明珠，爱得不得了。但诸葛亮对诸葛乔的父爱，决不是一味放纵的溺爱，而是通过严格的要求和教育表现出来。
诸葛亮要求儿子做人要从修身养德做起，要有远大的志向，要刻苦学习，为将来干一番事业打好基础，不要虚度年华。他在《诫子书》中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个《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德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意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关怀。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诸葛亮死时才八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这两封《诫子书》是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诸葛乔建兴六年（228）二十五岁，早已是成年人了。诸葛亮的两封《诫子书》，就是给已经成年的嗣子诸葛乔的。诸葛乔与在孙吴的哥哥诸葛恪俱有名于当世，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乔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性修养方面则超过了诸葛恪，这应当是诸葛亮教育的结果。
古人认为，爱自己的子女乃是父母的共同心理，但有爱得长远和爱得短近的区别。诸葛亮对子女的爱，是一种为他们计之长远之爱。他不是让儿子在家中享受安乐，而是把他放到为国效命的实践中，锤打锻炼，让他为国立功。建兴五年（227），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当时，他的过继儿子诸葛乔已经二十四岁，诸葛亮便把他带到汉中前线，让他与诸将子弟一起，在高山深谷之中餐风宿露，为军队传输运粮。他在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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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俭持家（2）
乔（指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作为一国丞相之子，丝毫没有特殊，而是和诸将之子同甘共苦，为国尽力，这不正体现了公忠体国的诸葛亮一片爱子之心么！
建兴五年，诸葛亮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诸葛亮为他取名诸葛瞻，字思远，意思是让儿子高瞻远瞩，志存高远。联系前面所引《诫子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同样是对诸葛瞻的希望与要求。诸葛瞻自幼聪慧过人，一般为父者见儿子天资聪慧恐怕要喜不自禁，而诸葛亮却担心儿子因聪慧过人而放弃了后天努力。他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流露出这样忧虑：
瞻（即诸葛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诸葛亮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东汉末年，孔融在河南尹李膺家中作客，时年十余岁，却表现出超众的智慧，被誉为异童子。而太中大夫陈炜听说后，不以为然地说：“人小时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陈炜用这个现象套在孔融身上当然不适宜，因为孔融小时聪明，长大后亦出众。但从陈炜的态度看，“小时了了大亦未必奇”的现象是大有人在的。究其原因，恐怕与自恃聪明而放弃后天努力有关。
因为“恐不为重器”，诸葛亮对诸葛瞻要求很严，在北伐曹魏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教育儿子。史载，诸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这说明，诸葛瞻在诸葛亮逝世后一直到长大成人，一直保持着才思敏捷、多才多艺的优点。这当然是他勤于学习，不断进行后天努力的结果，而这种勤于学习，不断的后天努力，与诸葛亮早期对他进行严格要求与训练是有很大关系的。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与影响下，诸葛瞻不但勤奋学习，而且也继承了其父诸葛亮忠于国家的优秀品质。蜀汉景耀六年（263）冬，曹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沿一条与古景谷道大体平行的小路向东越摩天岭，径趋江油。任蜀汉卫将军、平尚书事的诸葛瞻督军至涪县抵抗，因江油守将降魏，诸葛瞻退还绵竹，阻击艾军。邓艾派人给诸葛瞻送信劝降，并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诸葛瞻拒不投降，他斩杀来使，与邓艾军大战，战死在沙场，时年三十七岁。……
白璧微瑕（1）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没有缺点，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
德国的歌德也说过一句话：“有的人不犯错误，那是因为他从来不去做任何值得做的事。”
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因此他也是有缺点的。
诸葛亮一生做过许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因此他也避免不了犯错误。
严格地说，缺点和错误是有区别的。费尔巴哈说：“人的缺点只是德行所构思的计划之败绩。”换句话说，缺点是人所固有的，是与优点同时俱存的东西。是一种必然性的东西，错误和失误则是或受客观条件限制，或由于判断不正确而产生的不正确行为，它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暂时的，偶然的。
毫无疑问，诸葛亮不但是蜀汉最优秀的人才，也是三国时期最优秀的人才。诸葛亮的接班人费祎曾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这是实情。诸葛亮才智超群，办事能力强，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这些都是他的优点。出于对蜀汉的忠心，他极力想把蜀汉的事情办好，特别是夷陵战败蜀汉遇到重大挫折后，诸葛亮更是小心谨慎，国事政事，不分巨细，事事操心，公事私事，不论大小，事事过问。由于他办事能力强，就总想着能者多劳，“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他亲自校薄书，乃至“流汗竟日”，累得每顿饭吃得比常人要少得多。由于他才智过人，唯恐别人或不像他那样尽心，或虽尽心却效果不佳，因而对下边不放心，不放手让下属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一句话，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首领，事必躬亲，大事小事一把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对统帅人物来说，过多地过问琐事乃是一大忌。作为“一把手”，必须抓带战略意义的事情，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全局相关的决策上，而不能过多地过问琐事。古罗马法典曾有这样一条规定：“统帅不宜过问琐事。”克拉克《有效的管理者》。十九世纪的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也说：“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有害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不是说诸葛亮不抓大事，而是说他抓大事的同时还过多地过问了许多琐事。这样做有两个害处。
第一，过多地过问琐事，势必会分散抓大事的精力。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总要有所不为然后才有所为，想小事多了，想大事必然会受影响。
第二，事必躬亲对诸葛亮的健康也十分不利。诸葛亮逝世的年纪并不大，仅五十四岁。刘备逝世时六十三岁，孙权逝世时七十一岁，曹操逝世时六十六岁，比起他们，诸葛亮就算是英年早逝。诸葛亮就是过度劳累，严重地损害了身体健康而致早逝的。因为从史书记载看，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前没有身体不适的迹象，在北伐中他还命令士兵屯田，作好了与司马懿长期相持的准备。唐人尚驰说：“以人事而论，使武侯长存，殷若一敌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司马懿复惕息而不敢战，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这当然是一种假设，但如果诸葛亮真的再多活十多年，这种假设也有变成事实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的事必躬亲，危害的就不仅仅是他的健康了。
对于诸葛亮的这个缺点，当时就有人对他提出批评劝告，最典型的就是丞相主簿杨颙。他发现诸葛亮亲自校阅簿书，便走过去对他说：
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是，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
诸葛亮听了，大为感动，连忙起身承认错误。但长期形成的工作作风要改也难，直至他病逝于五丈原之前，罚二十人以上的事情还要亲自处理，忙得夙兴夜寐，所啖食不至数升，就说明他虽然接受了杨颙的批评，但却没有改正。这也很好理解。诸葛亮的这个缺点，是与他公忠体国，唯恐“托付不效”的高度责任心相关的，要想改正，也是很难的。
白璧微瑕（2）
诸葛亮一生为蜀汉做了许多事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此，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犯错误或失误也是难免的。
诸葛亮的重大失误有以下几个。
……
钟灵毓秀（1）
广袤的齐鲁大地是一个山雄水阔、物产富饶的地方。
齐地临海。古人曾这样描写大海：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
茫茫大海，不仅供给滨海之人以鱼盐之饶，也激起了滨海之人无边的遐想，给了他们想象的天赋和智慧。有这样一个传说，足见古人想象的丰富与浪漫：
在茫茫渤海的东面，不知几亿万里的地方，有一个大谷，其深无底，名叫归墟。天下所有的水，最终都流入这个地方。水日夜不停地注入，谷日以继夜地泄走，所以这里的水始终无增无减，一片汪洋。在这众水所归之处，有五座山：一座叫岱舆，一座叫员峤，一座叫方壶，一座叫瀛洲，一座叫蓬莱。这五座山都高万里，其顶平处有九千里。山与山之间相隔七万里。山上的建筑物都由金玉构成，这里的禽兽皆披轻纱。到处都长着珠鳎涔捣枷悖粤艘院蟪ど焕稀Ｉ缴纤又巳际窍墒ィ浅Ｔ谡馕遄街浞上嗤础５馕遄绞歉≡诤Ｉ系模Ｋ娉辈ㄉ舷峦矗霾欢āＯ墒ッ巧钜晕牵闱肭筇斓郯镏Ｌ斓垡驳Ｐ恼馕遄剿娌ㄆ撸瓜墒ッ鞘ゾ铀忝焐褙看泶耸隆Ｘ棵逋肪薰攴治啵堪喾滞晕遄剑蚰暌宦只弧４哟耍遄讲殴潭ㄏ吕础�
美丽的传说有赖于丰富的想象，丰富的想象反映着智慧的灵秀。史称齐人足智，谁能说齐人的智慧与大海的启迪无关呢？
鲁地昼夜奔腾着洙、泗、沂等河流。淙淙流水不仅养育了两岸生灵，给人提供舟楫便利，也给当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镜的河水，似茵的绿地，茂密的林木，幽静的河谷，正是人们读书思考的好地方。《论语注》记载：“夫子教于洙、泗之间。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领徒之所也。”孔子曾问他的几个弟子说：“假如有人让你们出来做事，你们准备干什么？”子路回答欲强人之国。
冉求回答欲富人之民。
公西赤回答欲主人之祀。
唯独曾皙与三人主张不同，他说：“我愿在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陪同一群大人和孩子，在沂水边洗澡，在舞雩台上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
孔子感叹地说：“我同意你的主张啊！”孔子并非没有政治抱负，并非不想治国化民，只是他认为子路等人在个人修养与政治抱负之间尚有距离，意欲使他们在沂水边继续修身养志而已。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其实，高高耸立的泰山，岂只是唯鲁地所能瞻视。“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站在齐鲁边境，都能看见泰山那伟岸的身影。泰山是齐鲁名山，不仅是大自然的造化给了它令人顶礼膜拜的巍峨，人们在泰山上的种种活动也使它反映出齐鲁文化的丰富内涵。
泰山是古代帝王封禅的场所。泰山封禅，反映着儒家天人感应观念。《五经通义》说：“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生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泰山封禅，又反映着儒家礼的秩序。据说，鲁国的权臣季氏有一次去祭泰山，这是违礼的行为。当时，孔子的弟子冉有正在季氏手下当官。孔子知道后便问冉有：“你难道不能制止吗？”当他听冉有回答不能时叹道：“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曾向孔子问礼，孔子认为如今世人皆不守礼，而林放却请教礼法，真是个知礼的贤者。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泰山之神是维护礼教的，季氏的违礼行为必惹神怒。泰山封禅，还反映着儒家道德的标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带着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人到泰山封禅。儒生们说：“古代封禅都用蒲草裹车轮，为的是不伤山上草木；祭祀时把地扫净，用菹秸为席。”秦始皇认为太繁琐，便绌退儒生，乘车上山。在途中，突然下起大雨，秦始皇不得不到大树下躲避。十二年之后，秦朝灭亡。儒生们都说：“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司马迁认为，秦始皇封禅之举，是属于“无其德而用事者”，意谓秦始皇没有帝德，上天不佑，即使行封禅之事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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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毓秀（2）
第二节诸葛家风
位于齐鲁大地的琅邪郡，始建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琅邪诸葛氏是西汉至魏晋时期的著名家族之一。
琅邪诸葛氏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这个家族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西汉时，有执法严峻、刚正不阿的诸葛丰；东汉末，有任泰山郡丞的诸葛珪和与党人同气相求的诸葛玄；三国时，蜀国有丞相诸葛亮，吴国有大将军诸葛瑾，魏国有镇东将军诸葛诞，“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东晋时有诸葛诞之孙诸葛恢，他与王导、庾亮几乎齐名，被誉为“中兴三明”之一，曾任吏部尚书、中书令、尚书右仆射。
琅邪诸葛氏之所以著名，还因为这个家族直至南北朝时还保有完整的家族谱牒。《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曾经讲到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的事迹，裴松之在这个地方引用《诸葛氏谱》作注说：“京字行宗。”裴松之是南朝刘宋人，这说明在南朝刘宋时，人们还能看到《诸葛氏谱》。南朝刘宋时，刘义庆在著名的《世说新语》中，谈到诸葛诞后代的婚姻情况。书中写道：东晋时，诸葛诞的孙子诸葛恢，大女儿嫁给太尉庾亮的儿子，二女儿嫁给徐州刺史羊忱的儿子，儿子娶了河南邓攸的女儿。南朝梁人刘孝标在这个地方又引用《诸葛氏谱》作注说：“恢子衡，字峻文。仕至荥阳太守。娶河南邓攸女。”可见至南朝萧梁时，人们仍能见到《诸葛氏谱》。
民有民俗，家有家风。民俗的产生与传承，有赖于百姓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活动；家风的形成与弘扬，有赖于家族成员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实践。如果今天我们能看到这部在南北朝时仍流传的《诸葛氏谱》，如果史籍对诸葛家族成员的记载再多些，我们将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诸葛家风。然而很遗憾，《诸葛氏谱》在南北朝以后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思贤讲舍刊印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书后附录《人名谱》一卷，开篇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凡《世说》人物可谱者，自临沂王氏而下二十六家。然《世说》所记，止于晋末，今用诸史谱至陈隋。
从这段文字中可知，补此《人名谱》者为隋朝以后的人。在这卷《人名谱》中，还有二十六族属于无族谱者，而诸葛家族恰恰在这二十六族内。在此以后，唐人所著的《隋书？经籍志》、五代人所著的《旧唐书？经籍志》、宋人所著的《新唐书？艺文志》、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元人脱脱的《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以至清人撰的《四库全书总目》，都著录了许多谱牒之书，但却不见有《诸葛氏谱》。
看来，我们只有从史籍关于诸葛家族成员的有限记载中去了解、钩沉诸葛家风了。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支九百多人的队伍向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方向日夜兼程地进发，这是一群被秦朝廷征发守边的戍卒。队伍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被一场罕见的大雨阻住。倾盆大雨汇成洪流，冲毁了道路，将路途变成一片泥泞的沼泽。即使冒雨前进，要想在规定的日期内赶到渔阳前线也是不可能的了。秦朝的法律严酷，误期当斩，逃亡亦死。走投无路的戍卒们在陈胜、吴广等人的领导下，杀掉押解他们的将尉，揭竿而起，武装反抗暴秦。
陈胜、吴广起义后，一个名叫葛婴的人参加进来。由于他具有军事才能，所以陈胜让他带领一支队伍去征讨蕲县（治今安徽宿县东南）以东的地方。葛婴带领这支队伍向东南方向进发，在攻下东城（治今安徽定远县东南）以后，便在此地立一个名叫襄强的人为楚王。
葛婴在军事斗争胜利中，及时立襄强为楚王来扩大政治影响，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葛婴是符离（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符离在战国中后期属于楚地。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楚国是灭亡得较晚的国家，也是一个对秦拚死抗争的国家。秦始皇灭掉韩、赵、魏三国，又降服燕国以后，就打算灭楚。他问老将王翦，灭楚需要多少兵马？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人不可。”王翦是久经沙场富有经验的战将，他深知楚国的力量及抵抗决心，认为非用重兵不可能征服楚国。而年轻气盛的将军李信却傲慢地说：“只用二十万人便可灭楚。”秦始皇认为王翦胆小怯敌，便不用王翦而任李信，给了他二十万兵马，让他率军灭楚。李信开始取得一些小胜，便骄傲起来。楚军乘机进行反击，急行军三日三夜，在城父（治今安徽亳县东南）攻入秦军营垒，斩杀秦军七都尉，秦军大败而归。在事实面前，秦始皇承认了自己的失策，重新起用王翦，让他率六十万人马，又一次进攻楚国。楚国听到王翦率军前来，也倾全国兵力进行抵抗。富有经验的王翦却坚守不出，不急于与楚兵决战。楚兵多次挑战不成，便向东撤兵。王翦见时机已到，便率领已经得到充分休息的士卒追击楚军，在蕲县南大败楚军，并杀死了楚国名将项燕。陈胜起义时，这场战争刚刚过去了十几年，在楚国故地上，昔日楚国的臣民仍深深怀念着战功卓著、爱兵如子的名将项燕。秦朝的暴政，令楚国昔日的臣民除了痛恨以外，更产生对故国的怀恋。如今，在这昔日秦楚相争的旧战场上，又燃起了新的反秦烽火，又响起了新的反秦呐喊，有什么能比“复楚”更具号召力呢？所以，陈胜在发动起义前，曾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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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毓秀（3）
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葛婴、陈涉同为反秦起义领袖，其政治见解虽然略同，在利用“楚”旗号方面，葛婴要比陈涉更高明。陈涉利用的扶苏、项燕，是两个已故之人，只有其名，并无其人，时间短还可以，时间一长，必然会失去号召力。而葛婴立襄强为楚王，则在楚国故地树起一面人名皆具的实实在在的旗帜。聪明的陈胜也很快地明白过来，所以，当他攻下陈县（治今河南淮阳）后，便自立为王，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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