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大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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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南征班师凯旋，走到汉阳时，就听说魏新城太守孟达有叛魏降蜀之意。此时的新城，已经没有了当初诸葛亮跨有荆益、打通汉水时的重要地位。那时候，蜀汉跨有荆、益二州，荆州一路军队，担负着北攻襄樊的任务，而占领新城打通汉水，循汉水东下，南可附襄樊之背，有着配合荆州军的意义。那时候，曹魏的首都还设在许昌，从新城沿汉水东下，越过襄樊，再东北行可直指南阳，进围许昌。而现在，荆州已不再归蜀汉所有，进攻襄樊的荆州军已全军覆没，曹魏的政治中心也已经从许昌移到洛阳，不论从哪一方面讲，新城的战略地位已今非昔比。更何况，孟达是个反复无常之人，他最早追随刘璋，后又叛离刘璋归附刘备，以后又背刘备投降曹魏，如今又要背魏归蜀。很多人都认为孟达不足信，劝诸葛亮不要理他。然而，诸葛亮仍对此消息感到振奋不已，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蜀汉之重得新城和孟达，而是因为诸葛亮通过这个消息看出了曹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蜀汉北伐曹魏的有利条件。
　　诸葛亮还听说，如今曹魏的关中守将是大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楙。这个夏侯楙与曹氏关系特殊，他娶了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为妻，是曹操的女婿。不但如此，他还与曹丕关系很好，所以，曹丕一即位，便任命夏侯楙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但是，夏侯楙性无武略，怯而无谋，军事上没什么本事，但为自己营置家产私财却有一套。不但如此，他还喜好女色，蓄养了很多妓妾，为此，清河公主常常与他闹得不可开交。可以说，曹魏关中守将任非其人，而这正是蜀汉北伐的又一个有利条件。
　　蜀汉建兴四年五月，曹丕病逝，死前遗命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四人共同辅佐新即位的明帝曹叡。曹丕生前十分信任曹真，有意提拔他主持朝廷军务，所以因人设职，特意为他设置了中军大将军名号，以向大将军过渡。这种做法引起了曹氏宗族另一个人的不满。这就是曹休。他对曹真地位高于自己很不服气，当然，曹魏最高统治层中的这种矛盾诸葛亮当时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但经验告诉他，一个新皇旧主交替之际，常是各种积压已久的矛盾爆发的时期，也是对这个政权进行征伐的好机会。
　　

上表披心（2）
虽然忙碌，诸葛亮的一系列举措仍不失大谋略家的潇洒风度。
　　为了保证北伐的胜利进行，诸葛亮转任李严为前将军，让他从永安移屯至江州，处理后方事务。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曹魏内部的矛盾，他亲自给曹魏新城守将孟达写信，信中说：“我去年南征，年底才返回成都。在当阳遇到李鸿，从他那知道足下仍怀有效命蜀汉之心，不禁慨然长叹。想足下平生之志向，岂是只为名声荣华而背叛蜀汉之人！唉，孟君，这全是刘封欺负您，损害先帝宽厚对待人才所致。此外，李鸿还叙述了您不信王冲挑拨离间之谎言的情形，说明您知吾心。品味您表###迹之言，追怀我们共辅先主之谊，我真是依依东望，思念不已。仅以此信表吾心迹。”为了进一步争取孟达，诸葛亮又让李严也给他写信。李严给孟达写信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
　　诸葛亮、李严是蜀汉政权最有权力的两个辅佐大臣，他们分别给孟达写信，使孟达感到了诸葛亮对他的重视，促使他早下决心，背魏归蜀。自从接到诸葛亮和李严等人的信后，孟达便多次与蜀汉秘密通信，图谋叛离曹魏。
　　为了取得孙吴对蜀汉北伐行动的配合，诸葛亮又给孙权写信，约他从东线出兵，信中说：
　　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篡逆，蔓延及令，皆思巢灭，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伏望执事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汉室。书不尽言，万希昭鉴。
　　有人认为，诸葛亮这封信是写于建兴十二年最后一次出祁山之前袁钟仁《诸葛亮文选译？与孙权书》题解。。其实，从文中的情调看，应该是写于建兴五年第一次出祁山之前。细细品味这封信的思想感情，与建兴五年所上《前出师表》有许多相似之处。
　　《前出师表》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种不负先帝重托，完成兴汉使命的思想感情，与信中“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是一致的。诸葛亮第一次出师，情绪是高涨的，信心是十足的，“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这种战则必胜的情绪，与信中“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的表达是相同的。
　　为了使曹魏在自己###前陷入被动，诸葛亮甚至把工作做到了曹魏的后院。
　　曹魏的北方及东北方，居住着乌丸、鲜卑等少数民族。曹魏政权对他们的政策远不及诸葛亮对南中那样开明，从曹操时就对乌丸进行征伐，在用武力将他们征服后，又对他们实行强制性的统治。曹操时，陈郡柘县人梁习任并州刺史。梁习到任后，对于太原乌丸的上层人物加以笼络，举荐他们到军府中去任职。对于下层群众，则选其强壮为士兵。每当大军出征时，这些少数民族部众不是当兵就是做苦力。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梁习还把这些士兵的家属送到曹魏当时政治中心邺城（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作为人质。“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在梁习任并州刺史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从汉中撤军，回到长安。曹操在离开长安时，为了防备卢水胡人，便把太原乌丸王鲁昔留在了池阳（治今陕西泾阳西北）。鲁昔的家乡在晋阳（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跟曹操远征汉中已经吃够苦头，如今又被留在池阳，回家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了。鲁昔有个漂亮的妻子，留在晋阳家中。鲁昔想家，更思念爱妻，他恐怕今生今世再难见到爱妻了，便不顾曹魏森严的军令，带领五百手下骑兵，偷偷溜回晋阳，准备将妻子偷出去，一同逃走。快到晋阳时，鲁昔为了不使目标太大引起曹军的注意，便把五百骑兵藏在山谷中间，自己单骑潜入城中，回到家里，把妻子带了出来。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寻找马匹，鲁昔夫妇便骑在一匹马上。尽管二人已改了装扮，但两人骑一匹马毕竟容易引起注意，出城时，有的人看出了这一骑上的二人是鲁昔和他的妻子。鲁昔善射箭，他的箭法在晋阳地区是有名的，曹兵畏惧，不敢去阻拦，更不敢去追击，只能眼看着他出城后再向梁习报告。梁习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命从事张景带着招募来的鲜卑骑兵随后追赶。鲁昔两人一匹马，骑重行迟，追兵一人一骑，风驰电掣。鲁昔还未来得及与山中五百骑兵会合便被追上，一阵乱箭之后，鲁昔夫妇双双中箭身亡。……
　　

首战受挫（1）
蜀汉建兴五年春，诸葛亮率军北上，在汉水北面的阳平（关隘名，在今陕西勉县西郊）、石马（城名，在今陕西勉县东）扎下大营，屯兵于汉中。
　　汉中，位于益州北部边陲，西通陇右，南控巴蜀，北屏秦岭，东抵荆襄，进可借山径达秦陇争关中，退可凭山险安于“独守之国”。故顾祖禹说：“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巴蜀之重在汉中”。
　　这里有发达的农业生产。这里山环水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源丰富。早在刘邦做汉中王时，就令萧何开堰建塘，兴修水利设施。刘邦与项羽争战时，汉中成了刘邦供给军粮的后方基地。至今，汉中还存有当年萧何修建的“山河堰”、“流殊堰”、“王道池”、“小道池”、“顺池”、“草池”、“月池”、“南江池”等水利设施。
　　这里地处北伐曹魏的前线。有几条道路可达关中陇右：进入秦岭，沿子午谷道向北行六百六十华里，便可到达长安以南。进入秦岭，沿褒斜谷道向北行四百七十华里，便可到达陕西扶风以南。西出阳平关北上，经故道、散关，便可进入陇东。西出阳平关西北行，经略阳、成县，便可到达祁山。
　　从哪方面看，汉中都是屯兵北伐的战略要地。
　　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消息传到曹魏，立刻在曹魏朝中引起强烈的反映。很多人主张派大军征讨蜀汉，魏明帝也想下诏出兵。唯独孙资不同意，他对魏明帝说：
　　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疲弊。
　　孙资这番话语，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意思，不要理会诸葛亮屯兵汉中，只需分据险要，休养将士，等待敌人自疲。显然，孙资这番话是劝明帝继续坚持“先求文治，后建武功”的方针。由此看来，曹魏并未发觉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战略意图。
　　就在诸葛亮屯兵汉中，积极准备北伐之际，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另一条战线——新城孟达方面却出了问题。
　　自从孟达决定重回蜀汉怀抱后，就一直做着起事的准备工作。诸葛亮原来的布置是：让孟达举事与自己出兵同时进行，借孟达的力量配合自己北伐。诸葛亮知道，越是举事的日期临近，越需要小心谨慎。他写信嘱咐孟达，要小心从事，尤其要警惕屯驻宛城负责南部事务的司马懿。不料孟达却满不在乎，他给诸葛亮回信说：“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我新城一千二百里。司马懿知道我举事，首先要请示魏帝，等他得到批示再发兵到我这里，起码要用一个月。一个月内，我城已固。况且，我所在深险，司马懿不可能亲自前来。若是别的将领来，我一点也不害怕。”就在诸葛亮屯兵汉中这年年底，孟达谋反之事败露。司马懿星夜兼程，仅用了八天便赶到新城，又用了十六天将新城攻克，诛杀了孟达。
　　对于孟达之败，诸葛亮没有采取积极挽救措施。史书上说是因为诸葛亮知道孟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细想起来，诸葛亮不救孟达的原因恐怕还不止于此。
　　诸葛亮从汉中北伐，当然需要东线的配合，但东线配合的重点是孙吴而不是新城孟达。因为此时，蜀汉早已放弃了从荆州出兵的打算，在经过修改后的战略计划中，新城一线的战略地位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了。只要孙吴在东线加以配合，新城孟达的意义只不过是对魏军的钳制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事实上，自从诸葛亮准备北伐以来，孙吴在东线就采取了配合的态度。曹魏黄初七年（226）八月，孙权率兵攻打曹魏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西南），守江夏郡的是曹魏大将文聘。当时大雨滂沱，城栅崩坏，百姓散在田野，来不及修补。在这种情况下，文聘决定用潜默之计疑惑孙权。他下令城中人全部藏匿起来，使孙权看不到城中有人，自己则卧舍中不起。孙权果然疑惑，对其部下说：“北方人都说文聘是忠臣，所以把江夏郡交给他镇守。如今我来而他不动，这不是他有密谋，就是有外兵相救。”便止兵不前。恰在此时，曹魏派出慰劳边境的治书侍御史荀禹来到江夏，他调发了所经县的兵力和随从自己的步骑乘山举火，孙权见了，害怕中计，急忙退走。与此同时，孙权还派诸葛谨、张霸等人进攻襄阳、寻阳等地，魏明帝急派司马懿、曹真等分别率兵抵御。孙吴对曹魏发动的这些进攻，正是诸葛亮屯兵汉中的前一年。这些进攻虽未取得胜利，却表明了孙吴与诸葛亮东西配合的态度。诸葛亮认为，有了孙吴的配合，自己就要集中全力北进关陇，不能再分出兵力去东援新城。这也是诸葛亮不救孟达的一个原因。
　　

首战受挫（2）
诸葛亮不救孟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自从建安二十三年（218）蜀汉与曹魏在汉中发生激战以后，十多年来，蜀汉一直没有和曹魏发生过军事冲突，特别是刘备去世后，蜀汉闭关息民，寂然无声。诸葛亮屯兵汉中，也没引起曹魏在西线部署的变动，说明曹魏并不了解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战略意图。这正有利于诸葛亮出其不意对曹魏发动攻击。不救孟达，示魏军以弱，装出一副闭关自守的样子，这更有利于北伐的出奇制胜。
　　对待盟友见死不救，这从人情上讲是残酷的，但从军事角度看又是正常的。
　　《晋书？宣帝纪》记载：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指司马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为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
　　这个记载，说诸葛亮为了促使孟达举兵，竟派人故意将孟达欲反的消息泄露给司马懿，这显然是曲解了诸葛亮。……
　　

三载征战（1）
魏明帝太和二年（228），也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当年的八月，东线孙吴却在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与曹魏的战斗中打了一场大胜仗。
　　吴魏之战发生在八月，但实际这场战斗在五月就开始酝酿了。
　　太和二年五月，镇守扬州（治今安徽寿春）的曹魏大司马曹休听到一个消息：孙吴的鄱阳太守周鲂打算投降曹魏。这消息使得曹休异常兴奋。作为抗吴前线的一个将领，周鲂的投降可以使他得到获取孙吴土地和人口的机会，可以立下令人称羡的战功。
　　曹休需要立功，身为辅政大臣，自从被明帝派到淮南前后，至今寸功未立。曹休急于立功，还有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他一贯看不起曹真，他常想：曹真算什么！他根本不是我们曹家的正宗说：“真本性秦，养曹氏。”！只不过是太祖收养了他，文帝与他关系很好，所以才有比自己高的地位。然而，正是这个曹真，前不久在关中打败了前来进攻的蜀汉军队，为朝廷立了大功。自己若不立功，怎能显得比曹真高明，又有什么资本看不起人家！
　　然而，曹休毕竟不是容易受骗的白痴，单凭别人一说，他是不会轻易相信的。不久，周鲂投降曹魏的消息就变成了事实。周鲂的亲信董岑、邵南来到曹休帐下投降，并带来了周鲂的亲笔信，信中说：“周鲂久闻大司马英名，有幸成为您辖区内的一员。现终有机会得遂平生之愿，不胜翘首企盼，万里托命。谨遣亲信董岑、邵南等托叛奉笺。变故由来，当别纸奏明。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接着，曹休又接连收到了周鲂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第六封、第七封密信，在这些密信中周鲂不仅表达了降魏的款诚，而且还报告了许多吴国的军情。周鲂建议曹休乘孙吴长江防线空虚之际，出兵经皖县南插江边，周鲂则在长江南岸的历口举兵响应，并请求曹休能给他将军、侯爵的印章各五十方，中郎将的印章一百方，校尉、都尉的印章各二百方，由他分赐给各位首领，可见周鲂军中许多军官也已经决定和周鲂一起投降了上述七封密信。
　　这些投降密信，不但态度诚恳，而且还把孙吴的军事部署，军队动向告诉了曹休，并制定了里应外合的计划。这就使曹休对周鲂的态度由怀疑到信疑参半，进而到完全相信。特别是当他听说孙权派人去谴责周鲂，周鲂把头发剪掉以谢其罪的消息时，对周鲂的投降诚意更加深信不疑了。
　　曹休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都是孙吴方面刻意安排的。
　　吴主孙权对待部将尤其是守边部将是比较宽容的。尤其是将军翟丹叛吴降魏的事件发生后，孙权怕诸将畏罪逃亡，特下一道诏令说：“自今诸将有三条重罪时，才可议治其罪。”孙权对诸将如此宽容，对待像周鲂这样的重要将领怎会如此严苛呢？
　　这一切都是在做戏。从一开始，孙权并没想让周鲂出面演这场假戏，只想让周鲂给他秘密寻找一个在曹魏那边有一定知名度的山中旧族名帅扮演这场戏的主角。倒是周鲂认为：民帅位低人轻，不足以取得曹休信任。他主动要求出面骗取曹休。
　　曹休果然上当。他与周鲂约定了日期，便率领步骑十万，渡过淮河，进入皖县（治今安徽潜山）。但是，哪里看得见周鲂前来迎接的一兵一卒？曹休这才知道上了当。他本当迅速退兵，但一来急于立功，二来自恃兵马精多，曹休竟然决定即使没有周鲂内应也要与吴军开战。吴军方面巴不得曹休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陆逊亲自统军为中部，令朱桓为左翼，全琮为右翼，向曹休发起了进攻。周鲂也合军随陆逊横截曹军。曹军大败，向后退却，在石亭又受吴军重创。这一仗，曹军损失兵将一万多人，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丧失略尽。
　　东线孙吴大胜曹军的消息传到蜀汉，使诸葛亮大为振奋。他敏锐地感到，再次北伐的机会来了。但是，诸葛亮这次发动北伐，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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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载征战（2）
有人认为，蜀兵经历了北伐第一次失败，士兵们还未摆脱失败梦魇，此时出兵，断难取胜。
　　有人认为，蜀地四面险固，易守难攻，应利用这种地理优势，守险自保，等到力量强大了再兴兵伐魏也不迟。
　　更有甚者，有人不断向刘禅灌输战则必败的消极情绪。他们说，就连丞相这样的奇才都不能战胜曹军，看来北进是希望不大了。不如与曹魏相安无事，他做他的魏国皇帝，您做您的蜀汉天子。
　　尽管宫中有费祎、董允等人辅佐，但他们也无法阻住悲观情绪和不求进取的平庸之论对刘禅的影响，因为第一次北伐毕竟是在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的。刘禅甚至向诸葛亮发出这样的疑问：再次北伐，定能取胜否？
　　刘禅的这种态度，不由得使诸葛亮感慨万千，想当初，他在隆中草庐为刘备规划三分大势时，尽管还只是一个口头规划，竟得到了刘备的膺服首肯。几十年后，尽管这个规划的本身缺陷导致了蜀汉事业的挫折，但他仍对此规划的合理性深信不疑。如今，经过失败和挫折的磨砺，使这个规划日臻完善合理时，刘禅竟对北进关陇、建立关陇根据地的可能性怀疑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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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的战略意义（1）
问魏蜀谁雌谁雄？一跨九州，一据蜀中。以弱攻强，败亦出兵，胜亦出兵。横亘秦岭入九重，栈道蜿蜒若游龙。自强不息，志在复兴，阻亦北征，通亦北征。
　　我们怀着对诸葛亮十分崇敬的心情，填写这首《双调？蟾宫曲》，目的是概括、歌颂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诸葛亮北伐，生命不息，出兵不止，确实体现了古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然而，诸葛亮的北伐，本意决不是为了要表现这种精神，而是要完成北伐战略。
　　说到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还要从荆州丢失和夷陵战败谈起。
　　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最初设计，蜀汉征伐曹魏是一路由汉中夺关中后出潼关，一路由荆襄北上，两路夹击以平定中原，实现统一。为了实现两路夹击曹魏的格局，蜀汉集团一直苦心经营于钳形双臂的建立。由于力量有限，钳形双臂只能一个一个地经营，而蜀汉政权是从荆州起家的，所以经营的重点一开始自然放在荆州。
　　实际上，这种钳形是不可能由蜀汉一家建立的。占据荆州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在《隆中对的成功与失误》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
　　那么占据关中有没有可能呢？让我们看看当时关中的形势。
　　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建安十六年（211）春，开始着手解决关中问题。
　　马超、韩遂是关中最强大的武装力量。马超是马腾的儿子，马腾被曹操征召入朝后，马超统领其部众，与韩遂联合，势力更盛。曹操也想把马超征召入朝，但被马超拒绝。所以，曹操一直认为马超、韩遂等是他的西部之患。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以###张鲁为借口，命司隶校尉钟繇进兵关中，又令大将夏侯渊出河东与钟繇会师。曹操的真实战略意图很快被关陇诸将看破，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十万人一起反叛，屯据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曹魏安西将军曹仁督军拒之，曹操因一时不能赶到关中前线，便告诫诸将说：“关西兵精悍，要坚守壁垒，勿与之战。”直到七月份，曹操才率大军赶到，与马超夹潼关对峙。
　　九曲黄河从内蒙古高原自北向南奔腾而下，成为山西、陕西的天然分界。当它流到陕西风陵渡时又拐了一个弯，向东流去。潼关就位于黄河拐弯处，它的北面是黄河、渭水，南面是山，是当时关中与中原连通的要冲。同年八月，曹操至潼关，作出一副全力攻关的姿态，将马超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与此同时，却派大将徐晃、朱灵二人率军沿黄河北上，在蒲坂渡口（今山西永济西）乘夜色渡过黄河，据河西为营。
　　当徐晃等人在河西扎下营后，曹操突然放弃潼关，渡河北上。在渡河时，曹操令兵士先渡，自己率虎士百余人断后。马超率步骑突至，矢如雨下，曹操“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人见形势紧急，共扶曹操入船。船工被流矢射死，大将许褚左手举着马鞍遮蔽曹操，右手操桨划船。校尉丁斐将牛马放出，引诱马超军抢夺，以此转移敌人的攻击目标，曹操这才渡过黄河。
　　曹操北渡黄河后，又沿着徐晃等人的路线北上，在蒲坂渡黄河至河西，又从河西南下，绕到了潼关北侧。马超屯驻渭口（渭水入黄河处，今陕西潼关东北港口镇），防止曹操渡过渭水。曹操便多设伏兵，偷偷地用船载兵入渭水，架起浮桥，在渭水南岸结营。马超乘夜偷袭，却中了曹操的埋伏。
　　曹兵渡过渭水，绕过了潼关天险。马超见此情形，要求让出河西之地以请和，被曹操拒绝。九月，曹操进军，马超再次请和。谋士贾诩认为可以假意答应其请求，并向曹操献了一条离间马超、韩遂关系的计策。韩遂请求与曹操相见。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同一年被举为孝廉，又与韩遂是同辈人，所以二人并马谈了很长时间。只见曹操忽儿点头，忽而拍手，忽而沉吟不语，忽而开怀大笑。远处的马超只见这些动作，而听不见谈话的内容。但他肯定，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多，很丰富。
　　

北伐的战略意义（2）
这正是曹操所要达到的目的。
　　曹操和韩遂根本没谈什么实质问题，只不过聊些京都往事。但马超却被曹操的表现所蒙蔽，产生了错觉。韩遂回来，马超便问：“曹操都说了些什么？”韩遂说：“没说什么重要的事。”可马超却不信。他觉得韩遂有什么事瞒着他，对他产生了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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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陨落五丈原（1）
建兴九年（231）春，沉寂了整整三年的汉中至祁山的小路又热闹起来。
　　呼呼拉拉的战旗声，嘀嘀哒哒的马蹄声，叮叮的兵甲碰击声，吱吱呀呀的木牛移动声，吵醒了梦中的大山、沉睡的河流，似乎在告诉它们：我们又来了！
　　这是诸葛亮组织的第四次北伐。
　　路，还是第一次北伐所走之路。
　　目标，还是第一次北伐所指向的目标。
　　然而，这次北伐与第一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经过三年的战争实践，诸葛亮已经总结了不少对敌斗争的经验，这次北伐，他就改变了往日围城攻坚的战术。
　　这次北伐，诸葛亮还动用了木牛，这是他新研制发明的运粮工具。使用木牛，可以节省运粮的人力，意味着可以在与魏军战斗中投入更多的兵力。
　　敌人方面也有了变化。与诸葛亮对抗了三年的曹魏大司马曹真，体力不支，重病在卧。曹真是一位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指挥将领，曹魏智囊人物桓范曾称赞说：“曹子丹（曹真字）佳人。”可见他并非无能将领。曹真的重病不起，对诸葛亮北伐倒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曹魏政权派来接替曹真的是个平庸之辈，对诸葛亮的取胜倒多了一分把握。
　　但是魏明帝也不傻，他任命接替曹真位置的是比曹真更厉害的司马懿。司马懿军事上运筹帷幄，机谋应变的才干，有两件事可以说明。
　　一件事是前面所说的攻杀新城太守孟达之事。孟达按照常规预料，司马懿发觉其造反后，要一个月内才可赶到。但司马懿却不循常规，仅用八天便赶到新城，杀孟达一个措手不及。
　　还有一件事是他征伐辽东割据者公孙渊。公孙渊祖孙三代割据辽东，到公孙渊这一辈，又和孙吴勾结，严重威胁着曹魏北部的安全。所以，魏明帝于景初二年（238）春正月，诏令司马懿率众讨辽东。临行前，魏明帝问司马懿：
　　“你认为公孙渊对于大军征讨将采取何种对策？”
　　司马懿说：“不外乎上、中、下三策。”
　　魏明帝问：“哪三策呢？”
　　司马懿答：“上策是弃城北走，中策是据辽水御我大军，下策是守襄平（今辽宁辽阳）坐以待擒。”
　　“那你再估计一下，公孙渊于此三策会取哪种呢？”
　　司马懿分析说：“只有明智之人才能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预先有所舍弃，公孙渊不是这种人。他一定认为我军远征辽东，不能持久，必先据辽水，固守襄平。”
　　魏明帝听了司马懿的分析，觉得他知己知彼，分析精到，一定会得胜而归，便说：“愿卿早日凯旋，朕当设宴为你洗尘。”
　　司马懿十分有把握地说：“我往辽东需要百日，攻克辽东需要百日，返回需要百日，中间休养士卒需用六十日，请陛下一年之后准备好宴席，我将准时赴宴。”
　　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当曹魏大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