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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是一种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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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金庸和王朔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命运会有如此巨大反差？原因是二者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金庸来自香港，他是香港现代商业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结出的鬼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宣扬中原传统文化，维护中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他是在制造侠义文化的幻觉，他将封建文化浪漫化，来迎合因为当代社会功利主义、金钱本位带来的市民阶层渴望逃避、隐遁的心理，他给世俗社会的实际上只是封建之鸩，而当代人却诚心地用来止渴。他的这一招甚至也迷惑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大陆教授们，那些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市场化中成了边缘人的教授，受到当代中国市场化原则无情嘲弄的学术界人士，士大夫主义者，他们一下子在金庸那里找到了心理上的暖窝，于是便深深地寤了进去。
其实金庸在价值形态上是没有什么正面诉求的，他既不是知识分子写作者，也不是民间写作者，而是资本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合姻的怪物。他――一个所谓的浪漫主义者，给人的是沉迷而不是清醒，是逃避而不是面对，是幻觉而不是现实。
〃武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高估的，最早，《史记》中给游侠很高的地位，至于《七侠五义》、《水浒》等则更是如此。到了新武侠，结合了情爱成分，审美诱惑力更强了。实际上，对侠义的要求代表了个体人的软弱状态。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感到自己的力量特别渺小，无法依靠社会的体制性力量来解决，只能想到请朋友出面解决，这个时候用什么来要求朋友呢？侠义。只有软弱的人才对〃武侠〃有强烈要求。在一个法制健全、民主的社会里，在一个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社会里，对〃武侠〃的要求可能会少一些，人们更多地可能倾向工程要求公平和公正，他可能首先想到法律，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所以武侠在这个时代的流行表明了某种个人无法抗拒的社会不公正的存在，因而武侠不仅仅是反资本意识形态的需要，同时也是大众渴望社会公正、社会法制的产物 。人们感到法律保护不了自己自然而然想到〃武侠〃――那种以个人之力反抗社会不公的英雄。
知识分子承认金庸，和知识分子寻找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的工具的动机有关，金庸给了他们一种文化上的幻觉，仿佛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抵御市场化的侵袭。而大众承认金庸是把金庸当成了蚌壳，他们在金庸塑造的浪漫主义英雄人物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尽管是幻觉中的可能。
另外，从人的意识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英雄崇拜的情结，渴望在内心有一个神圣形象并对之顶礼膜拜，寄居在这个英雄的理念里，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一个侠客，接受美貌少女的青睐，具有无边神力。在幻觉中感到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以一己之力抵抗这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而王朔在价值层面则严肃得多。他是幻觉文化的敌人，是假知识分子、穷酸文人的敌人，是假文化的敌人，他的价值立场是平民的，他写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他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从来不用假理想主义的神枝抚慰我们，更不用幻觉来打发读者；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意识形态话语，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
因而他不为那些所谓的具有人文精神的教授们所喜欢，因为在王朔那里，一切虚妄的价值观念都被嘲笑，一切假仁假义的理想主义都被讽刺，在人文主义的幻觉的天堂里飞翔的教授看到了他的小说就会跌落下来，成为不堪一击的肉酱。王朔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嘲笑理想主义者，嘲笑将道德、理想这些大词汇当饭吃的人，使得〃知识分子们大跌眼镜，于是知识分子、教授们也就不喜欢他。同时，他在价值观念上的颠覆姿态，他颠覆一切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因而他也不为意识形态所接受。
事实也正是如此，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孤独的，大多数的人被他表面上的游戏味、痞子腔所蒙蔽，没有看到他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对他的小说里流露出来的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对爱情的渴望、对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渴求视而不见，是他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了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人生的战斗精神。
更为可贵的是王朔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大呼小叫着去的，他总是面带嘲讽的微笑，以一种痞子式的玩世不恭去做，他的幽默，他的反讽，使得他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没有信念、没有理想的人，他在世人面前隐藏了自己，因而为世人所不理解――没有多少人能读出他的小说里渗透着的悲伤，没有人能从他的小说中读懂什么叫做真诚。而那些所谓的人文主义教授，那些将导游手册当散文写的人，那些呼天抢地不时将爱国主义当幌子晃一晃的人，那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书写〃人文理想〃的人则常常占尽先机。
回到金庸和王朔的争论上来。这样的两个在骨子里很不同的人，他们的争论是迟早的事，或者暴露在读者面前，暴露在媒体面前，或者隐藏在心里、埋藏在私底下，这些都不重要，问题是他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因而，有些人，特别是一些轰炸王朔个人网页的网友，金庸迷仅仅将二者之争看成是不同文学趣味之争是不对的，这是一场立场之争。
二、两种文学趣味
王朔和金庸在价值观念上存在巨大分歧，因而在文学趣味上也水火不容。金庸是用一种貌似高雅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妥协，而王朔正好相反，是用一种貌似庸俗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挑战。
金庸是一个〃贵族主义〃者，他迎合没有学问的人的学问要求，在他的小说中，将诗、词、曲、赋这些中国古典文人的亵玩之物发挥到极致，将章回体小说的技术手法发挥到极致。因而一些人会说他很有文化感，而这些人尤其以不懂中国传统诗、词、曲、赋，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后现代学者为代表。这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时代，一切真知灼见都被歧视和忽视，而形式上的把玩风格，手法上的炫技主义，常常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同时，富裕起来的大众开始文化上自我造镜，这个时候金庸以他特有的古典文化感送上门来，人们一下子发现，原来现代社会还有这么有文化的人，这么精通中国古典文化之神秘的人，人们完全被征服了（竟然有金庸的读者说〃我是在金庸的小说里才认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伦理的独特魅力〃――见《文学报》1999年11月11期）。
而王朔呢？他恰恰相反，他无视一切文化人的自我优越感，他对一切〃孔一己〃主义者都给予无情的嘲讽，他自称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饰、浮泛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他使文人斯文扫地。他常常对〃教授〃这个称呼不屑一顾，甚至充满敌意，他的小说没有诗、词、曲、赋，他也不在小说中谈论音乐、绘画、文学，他自己在做文学可是却将文艺看得一钱不值，他只写生活本身，从来不在他的小说中塞上不伦不类的〃文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主义者。
金庸用一种半文半白的语体写作，对于中国大陆的阅读者形成了一种语体上的陌生化效果，猎奇主义的阅读者自然对此感到折服，而实际上，金庸是在以此炫耀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他在用一种知识分子的语言写作。而王朔，他以一种真正的民间的口语写作，他是老舍，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语言大师是的当代传人，他将一种京味的、民间的语言搬到了小说中来，他毫不做作，在这方面，王朔的小说在语言上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一种即不同于意识形态体制语言，又不同于知识分子书面语言的小说语言在他那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就语感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南方作家在汉语语感上大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要么是欧化味道太重，读起来像是翻译作品，要么是方言味太浓，巴金、鲁迅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金庸就更不用说了。
王朔，我得说王朔是语感极好的作家，他的语言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他的语言是诞生在城市民间的，是丰满的、健康的，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没有假士大夫的腐气，没有假知识分子的酸气，没有小女人的鸹气，也没有老男人的霸气。他的颠覆性写作完全来源于他对语言的良好直觉。这一点金庸是比不上的。
在金庸的笔下是见不到平民的身影的，金庸只会描写各种各样的大侠，杨过、张无忌、陈家洛、令狐冲、郭靖……这些远离人间烟火在空中飞翔的英雄们的确让一部分人感到振奋、感到豪情激荡，金庸那越过凡人的头顶投向宇宙的视线的确使一部分人找到了寄托，仿佛神圣的精神境界，英雄的神勇气概，尊严的生活面貌一下子就来临了。但是，当我们放下金庸的书，这些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于是乎，要欣赏金庸就得成天生活在金庸的小说里，要拿着金庸的小说手不释卷，当我们从金庸的虚无世界中跌落出来，我们会发现金庸原来给我们的只是一块充饥的画饼。与之对立的是，王朔的笔下总是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他们没有骄人的武功，没有惊天的伟业，但是，他们是脚蹋大地的人，他们生活在〃生活〃之中，王朔正是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关心的是是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底层，被这个世界压迫，有些失措，有些虚无，有些百无聊赖、不知所以，但是却真诚、热切、善良的人，王朔的笔触在嘲讽和讥笑中包含着深切的同情，例如他的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隐就死》、《我是你爸爸》等，无不如此，――这些都是小人物的生存悲剧故事，写得非常感伤，作者是让人含着泪笑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读小说的，在王朔那里虚无只是反抗压抑的手段，痞味只是反抗道统的武器，而他们却将王朔本人读成了虚无主义者和痞子，在我看来王朔正是那些道德虚无主义者的敌人，政治痞子的敌人。我常常能从王朔的笔下读出痛苦来，王朔对小人物的生活的观察和描写是多么的深刻，对小人物的情感状态的分析是多么细致，没有对底层的真切认同，他怎么呢写得出来？
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绝大多数是不愿意面对严酷的现实的，他们更愿意躲在金庸的桃花园里自我陶醉，也不愿意来到王朔的现实中面对自身，他们不是没有鉴赏力，就是缺乏勇气，因而他们选择金庸这个花枝招展的桃花园主，而不愿意选择王朔这个将生活的面纱撕碎，让生活赤裸裸的面对我们的人。带着真理而来的人将为我们所唾弃，而带着迷汤而来的人将大受欢迎。
从纯文学的角度，我们说金庸没有摆脱古代武侠小说的范畴，在小说结构方式上没有摆脱章回体小说的格局，在语言上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而王朔却创造了他独特的王朔体语言风格，他在描写文革后一代青年、小人物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方面对当代中国文坛是有独特的贡献的。所以，笔者在社会价值观上对王朔取理解的立场，在文学观念上站在王朔一边。但是，就金庸和王朔的争论，就事论事，我反对王朔的刻薄，赞成金庸的雍容大度，王朔有理由存在，不等于说金庸就必须被罚下场。
再谈王朔
今年年初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是比较金庸和王朔的，我的看法是金庸是个贵族主义者，他笔下最有神采的形象都是些奇人、伟人，平民生活的场景是没有的，而王朔是个平民主义者，我的理由是王朔的读者一直是在底层的大众中，王朔一直没有得过什么来自体制的奖项和夸奖，王朔的立场是站在平民方面的，他只是写大众和平民的生活，那些在社会的底层生活着的小人物，如果这样的人还不叫平民主义者，那么谁是平民主义者呢（读者有兴趣可以翻阅《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卷》2000年第3期转载）？
最近看到王彬彬兄发在《粤海风》杂志2000年9、10月号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对于文中的有些意见不敢苟同。
对于人类来说，流氓和英雄本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历史上刘邦、陈胜就是由流氓而英雄的例子。这方面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有过相似的看法，鲁迅和周作人、林语堂都感到正人君子是不可信赖的，而青皮到反而有点儿可爱之处；如果我们细细品位一下福科――这位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家，我们会发现他的思维倒是和上述三位中国思想者有点儿相象；这些隔着大洋，甚至隔着半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看法？理由很简单，在文明进化的历史中，那些异质因素，常常会被正统定义为流氓，然而没有这些异质因素，没有他们对〃正统〃的不断的颠覆，历史就不可能进步。
古往今来，那些为正统所承认的正人君子其实都是因为维护正统才得到正人君子的称号的，人类如果只有这些人，如果只有维护正统的正人君子，而没有颠覆正统的流氓，人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难以想象，但是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人类文化永远只能停滞在某个〃正统〃中，永远不会有什么变化和发展。
想一想，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时候，他的脸上写着什么呢？流氓。想一想张志新，被割断了喉管的时候，她的脸上被写着什么呢？流氓。对于正统来说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流氓。流氓是正统加给这些人的最高侮辱，也是最巧妙的侮辱，以至于常常这些人所挚爱着的人民也认可了他们〃流氓〃的称谓。然而对于平民来说，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英雄，〃流氓〃是英雄的化名。
其实文化流氓和文化英雄只是一墙之隔，问题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有的时候，文化流氓就是文化英雄的别名。
不过我还是想暂且尊重一下对〃流氓〃这个词汇的传统用法，以便能和王彬彬兄在同一个语义下讨论问题。王彬彬兄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论证王朔没有〃平民意识〃，而是〃大院文化〃的继承者。他的有些理由是用不着反驳的，例如他说王朔〃出身于大院〃，这是典型的唯出身论，出身于〃大院〃并不是王朔的耻辱，甚至出身于〃大院〃还是王朔得以摆脱〃大院〃立场，同时又超越一般下层平民，为下层平民鼓呼的提供了可能，平民自身之中是难以生出自己的代言人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就是这个道理；又王彬彬说王朔描写的大多是〃自己这样的大院子弟〃，这个论据是不成立的，其实王朔的小说真正以〃大院子弟〃为主人公的并不多。进而言之，即使是以〃大院子弟〃为描写对象，他也是用平民的眼光、视角来写的，他正是以此写出了平民的意识。
我想王彬彬兄还混淆了〃平民身份〃和〃平民意识〃两个概念。
〃平民身份〃和〃平民意识〃是两码事，不等于说有平民身份的人就一定有平民意识，进而平民意识也不等于说就是认可自己平民身份的意识，事实上恰恰相反。真正的〃平民〃，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最底层的人其实并不想做一个平民，只有那些不是平民，也不会做平民的人才假道学地说自己想做一个平民，对于假道学来说，平民只是一顶炫耀自己的帽子，而对于真平民来说平民身份则意味着要被户口定死在某片土地或者某个街区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地在大地上行走，仅此就够了，更无谈贫穷、屈辱、艰难、苟且、无望、无奈、无聊等等这些平民注定要面对的东西了，所以真正做一个平民是很痛苦的，它一点儿也不光荣，相反耻辱得让人想死。王彬彬兄来自〃大院〃，他说对〃大院〃有点儿了解，而我要说我来自农民，我对农民也有一点儿了解，农民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平民，但是在农民的心目中，他们的平民身份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他们倒是以摆脱平民身份为骄傲，谁家的子女上了大学，谁家的子弟转了干，他们无比欢欣，简直要谢天谢地了。
真正的自觉了的平民，其平民意识是以摆脱平民身份为中心的。如果一个平民，他认定了自己的身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身份，他对自己的处境一点儿不满也没有，一点儿改变自己的处境的动力都没有，要么就是他已经在精神上被〃贵族〃彻底地奴化了，要么就是他天生就是个做奴隶的胚子。当然，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大多数时候是生活在〃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两种处境的交替之中，不做奴隶的欲望是很少的，所以中国人的平民意识从反义的方面说就是奴隶意识。从这点出发，王朔试图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境遇，试图通过造反摆脱平民处境正是正面的〃平民意识〃的体现，这恰恰说明王朔是个平民，甚至他还是一个具有先进平民意识的平民，他还没有被奴化，还没有甘于平民的地位，他的灵魂还活着，也就是说他还有一点儿人性。
王彬彬兄对王朔的第二个批判是，王朔鄙视知识分子，这似乎充分说明王朔是个流氓了。老实说，我也是个知识分子，我有博士学位，我有副教授头衔，然而我比王朔更鄙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妥协、屈从、委琐、怯懦、动摇，没有立场等等的代名词的时候，〃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骂人还可以，我不知道王彬彬兄何以对知识分子这个词耿耿于怀，想一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以及角色形象，难道这个词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王彬彬兄自己不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我没有记错吧）吗？那篇文章的批判精神我是完全佩服的。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只有李逵这样的人才能做文化英雄，只有《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才能算文化英雄，如果我们将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正面的词汇，那么请允许我说王朔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有的最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为什么？两个理由，他对平民精神品质中美好之物的热爱，他对权势力量的李逵式反叛。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一下王朔，我们就会理解他在爱什么，在恨什么，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王朔和王小波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们正好代表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战斗风格，鲁迅在当代有什么传人的话，一个是王小波，一个是王朔。只是王朔，他隐藏了自己，他痞，他流，然而，如果没有这些，王朔，他能干什么呢？他就真的成了王彬彬兄所希望的知识分子了。而那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王朔却只有一个。
是〃后现代〃还是〃后理学〃？
虽然没有王岳川先生那样作〃后学大师〃的资格，但是我自忖英语还会读一点，对后现代理论也就知道那么一点。可是也就那么一点点就使我觉得王岳川先生的后学有些不对劲，无奈水平低想不通其中的结症，听到邵建先生〃后现代不是主义〃的说法才恍然有所悟，后现代是反中心、反元叙事、反霸权，主张边缘性的，怎么可能是〃主义〃呢？我终于有些开通，原来王先生是一不小心将后现代搞成了一种中国式样的〃主义〃了（〃在思维论上，'后'主义似乎更应……〃（见王先生《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南方文坛》1997年第四期），他用中国人善于治〃经学〃的看家本领来治理他的后学了，结果治出了一个王氏〃后主义〃经学来。（请原谅我拘泥于〃主义〃这个词，我憋不住就要鹦鹉学舌，学着当年胡适的样子大声疾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了。）
平心而论王先生对后学还是吃得很透的，尤其对其中的〃话语权力〃理论，当他拎起这根大棒的时候，他就反对〃话语霸权〃，就主张〃边缘批评〃（《文化边缘话语与文学边缘批评》，《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2期），但是读者诸君千万不要以为王先生这就是真的在提倡什么边缘性了，他所说的边缘批评是〃对中心话语的疏离和挑战〃，是为了〃向权利话语分权，是为了向京海派中心挑战〃（出处同上），等他〃挑战〃完了，〃疏离〃完了，他的〃边缘〃不再是原先那个〃边缘〃了，他就要对当代批评指点一番，就要对〃一切盲目和荒谬加以揭底〃，他金手一指说谁谁是伪批评谁就只能是〃伪批评〃。其实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是〃伪批评〃，〃新生代〃、〃私人写作〃、〃新都市〃、〃新市民〃、〃新体验〃……这些概念都是〃杂色表演〃、〃语言浮肿〃、〃故弄玄虚〃、〃搔首弄姿〃的〃时代泡沫〃（《90年代文学和批评的冷风景》，《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3期），就此他要〃为健康的文学和清新的批评的出场作命题式阐释〃了，当年梁实秋曾用〃健康〃来腰击创造社，〃健康〃这个词是一个〃新理性〃主义的词汇和王先生的后现代完全是两码事，现在王先生又把它搬出来不知意在何为，看来一旦〃话语权力〃在握王先生的后学就成了新理性式的话语，以中心的姿态编排别人了。这种作文姿势我们在历史上也见过。明末四公子之一候方域，堂堂复社台柱前明公子，确也曾写过〃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亡毛〃思念故国的诗句，其意也切切，其状也款款，可是没过几天他就翻然变脸应大清顺天乡试去了。看来王先生的后学和候方域的诗一样是有两幅面孔，是会变脸的。王先生也呼吁文学和批评〃不断返回个体性经验〃，是〃边缘状态的他者形象，返回个体性注重个体生存的边缘状态，对个体的气质……加以深层次关注〃（《文化边缘话语与文学边缘批评》，《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2期），这是他的白脸。但是且慢将王先生引为同道，因为他一转脸就会对真正的个体性文学露出他的红脸。在他看来90年代的个体性文学家如陈染、邱华栋、何顿、韩东等等都是〃兽性大爆发和欲望大暴露〃的产物，是展示个人经验的〃反历史、反哲学、反常识甚至反审美的一方面〃，是〃让西门庆成为时代的性崇拜者〃，是〃让达尔丢夫和梅菲斯特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主人〃，是在〃低级趣味中和平面价值中，在商业炒作和欲望冲突中弄脏自己，并最终成为时代泡沫中的沉渣。〃（《90年代文学和批评的冷风景》，《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3期），这里王先生一下子由一个似乎的个体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实足的道德主义者、历史决定论者、绝对主义者。
其实在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后现代理论的，有的只是〃后〃经学、〃后〃理学，真正的后现代精神──对存在的个体性、话语的边缘性、生命的本然性等等的真正确认──是没有的，所以后主义者一晃就会变脸为〃后〃理学家、〃后〃经学家。
附：关于道德主义批评的一个即兴对话
鲁羊：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谈到道德批评的这些人，他们存在双重的失误。首先在世俗道德层面上，他们坚持了某种教条式的不加深究的道德观念，譬如〃人要有信仰有理想〃、〃人对金钱要抱蔑视态度〃、〃人不可自私〃、〃人要克制个人愿望以期助成群体幸福〃等等；在从事文化批评时，世俗道德（现实的和相对的）也正处于较大转变的时期，一切是非，尚未到达澄清之日。譬如对金钱的态度，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上是否定的蔑视的，〃视之如粪土〃才是正确，这种道德延续了几千年，人们对此并未加以深究。因为那时候道德是由不缺金钱的阶层制定的，并不能说明人之本性和较为现实的生活。但是所有人在口头上都遵守了，在面子上如果可能都维持了这个道德判断，其原因在于，不缺金钱者（官吏、财主、王侯、皇上）掌握了那些时代的绝对话语权，他们说的，便是定律便是衡量一切人道德水准的唯一尺码。其实众多的下层庶民为了一钱一钞不知付出多少艰辛，忍受多少屈辱，他们在内心怎样才能心安理得地蔑视金钱呢。这麽说，我并不打算为今天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物欲主义和拜金思潮辩护，恰恰相反，以金钱衡量人之能力和价值是我永远难于接受的，要我接受这样的道德，我会呕吐的。我想说道德是相对的尤其是某些众口一词的道德，它有时还是虚伪的和残酷的。既然众口一词似乎就可以拿来做武器攻击别人（而非攻击自身），而且不必深究不必真切地体会在这表面判断之下的真实状况。要麽是〃道德批评者〃们是骗子，是伪君子和无人唆使便狂吠乱咬的犬科成员，要麽是他们心智过于低下，无法拥有面对真实的视野和思想能力……对不起，我说粗话了吧。〃说粗话〃是轻微的〃非道德〃行径，也许还不值得施以道德批评之捶楚罢。
葛红兵：我认为今天知识分子的道德主义批评者的一个重大错误就在于他们混淆了现实道德和理想道德的区别，理想的道德状况当然是每个人都无私、无我，世界处于无分裂的和谐之中，但是那是大同社会的状况，而人类的实际进程却表现得与此相反，人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背对着理想的方式向理想迈进的，这就是人类的宿命，以理想的道德来衡量现实的道德，现实的道德就象一堆狗屎一样令人生厌，然而简单地否定现实道德，做一个愤世嫉俗的道德主义者大喊〃人心不古〃是非常容易的，而接受现实，清醒地看到人的现实处境，从现实处境出发却是难的，这样的人常常会被道德主义者看成是反道德主义分子，以致于怀疑他们在现实中的道德操守。今天自然我们需要一种道德批评，但是我们要的不是道德主义式的佯呼，而是建立一种真正合乎人的现实处境的道德，这种道德一定是奠基于人的身心一体之上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反对人的身心二分法，将人的身心统一归还给人。
鲁羊：是否要对作品进行道德主义批评？这样的批评向来就有，也有不同的出发点，有的出于诚恳，有的别有用心，他们所持有的道德准绳也有相当的差异。但是对这种批评方式我始终存有疑惑，我不知道它是否必要。每个人都是现实中人，每时每刻都受到外在的道德限制和内心的道德审问，也许这中限制和审问在许多时候不为自己所觉察，但它确实存在。人对自己生命的更自由更深入的体验和发现，有可能发生于限制之中和审问之下，但也可能受阻于此。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所持有的道德观念，通常是既定的，有的甚至是先验存在的，它在冥冥之中更可能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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