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真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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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兴安岭以东、黑龙江以南塞北之地，前期为明东北一附庸。
　　瓦剌于也先掌权时曾统一过蒙古三部，元以后仅有的一次入侵中原，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后来势弱，退回天山，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与和硕特，合称四卫拉特，而靼鞑复强。
　　成化十年（1474），忽必烈七世孙巴图孟克坐了鞑靼汗位，即一代雄主达延汗，在位四十余年，东破兀良哈三卫，西迫瓦剌西迁，南据河套，再统大漠南北，建立了一个比也先时略小的蒙古大帝国。
　　嘉靖二十二年（1543），达延汗逝世，蒙古又复分裂为漠北喀尔喀、漠南蒙古及漠西卫拉特三部，格局至此稳定，直到两百多年后，清乾隆帝灭掉瓦剌中的准噶尔为止。喀尔喀后又分为土谢图、车臣与札萨克图三部，就是后来的外蒙古。
　　漠南蒙古也分为东西二部，西部为达延汗三子吉囊（副汗）巴尔苏一系，有一子俺答非常有名，既患明甚烈，又留下个名垂青史的“俺答封贡”，不过到了十七世纪，其势渐衰。东部则有三大强部：　察哈尔、喀尔喀与科尔沁。察哈尔为鞑靼正宗，其汗即为蒙古大汗，曾与李成梁激烈缠斗的土蛮便是其中之一。此喀尔喀可不是外蒙那个，乃内喀尔喀也。科尔沁，算是最早投入女真怀抱的蒙古人了，有清一代与满洲贵族始终保持着特殊的亲善关系，那个名气大大的庄妃即出于此。
　　说到不团结、窝里斗什么的，人们很喜欢念叨汉民族，其实这蒙古人更甚。就说有明一代，蒙古人除了也先和达延汗时，两百多年一片混乱，内部大圈套小圈，小圈再套小小圈，不管圈子之间还是内部，都是你来我往斗得不可开交，一地鸡毛，蒙古大汗仅仅只是徒有虚名。
　　应该说，以当时蒙古的人口，如果团结一致，习性相同却规模小很多的建州女真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当后者正勃然而兴，已经对他们产生威胁了，自家人依然照打不误，加之西藏喇嘛教的传入，精神软化功能越发显现，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土蛮的孙子察哈尔林丹汗，蒙古人最后一位大汗，实力在当时也是最强，有一统蒙古之志，却有点志大才疏，统一战中恃强凌弱，手法凶狠了点，又因宗教之争，再让一些部落疏离，当时蒙古各部很多也是部落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特别是身边还有一个强大的后金虎视眈眈，反正主客观因素之下，林丹汗要做的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这位汗对后金的态度更是可笑至极，刚开始自大傲慢，致书努尔哈赤时声称“四十万蒙古国的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诏旨，问水滨三万人诸申主昆都仓庚寅汗平安无恙”，后见人家实力很强，又胆怯起来，战场上竟不敢与之一战，三次都是逃跑了事。天启五年（1625）围攻科尔沁，见后金增援便仓皇夜遁，算是开了先河。崇祯五年（1632）四月，皇太极联蒙古归附各部共十万大军伐之，林丹汗又是不战而逃。两年后（1634），皇太极再次亲征，他更是在逃亡路上，病痘而逝于青海打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十足的“逃跑大汗”也。崇祯八年（1635）二月，努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1612—1650）率兵最后一次*，林丹汗妻苏泰太后与子额哲投降，随后鄂尔多斯部也降了，至此漠南蒙古被后金彻底征服。
　　大明抗击后金的斗争中，漠南蒙古以东各部曾是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明的策略是“以西虏制东夷”，联林丹汗等共御后金。虽说现在吹鼓手们把努皇父子争取蒙古人的策略比如联姻呀册封呀什么的，吹上了天，简直英明盖世得不得了，却忘记了这些都是中原王朝历来惯用的招儿，没什么了不起的。也忘记了中原王朝还有一手高招，是努皇学不去的，就是金钱笼络政策，明廷每年仅给林丹汗的赏银，最多时就达十四万两，作用不坏呀，实力最强的林丹汗不就与后金为敌了吗？同时，吹鼓手们还故意忽视了一个方面，努皇父子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蒙古人，直至最后征服了漠南蒙古，不是凭什么高超的手段，更多的是凭借东亚无敌之师在战场上取得的。实力比什么外交手段都重要！
　　很显然，这场蒙古争夺战，以明的完败而告终，从此大明北方之界完全暴露在后金（清）的铁蹄下，而满洲人实力更为强大了，对明的侵扰也更为便利更为有力了，他们可以避开宁锦防线，穿越蒙古人的地界，越长城进入中原，最早给他们提供帮助的是喀喇沁人。
　　漠南蒙古喀喇沁部驻牧于明蓟镇边外，已经投靠了后金，后塞外大饥（后金也是），又向明请粟。明廷担心他们接应后金，先是不准，经袁崇焕力请，遂决定让他们按人口换口粮，但“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违反则“以通夷罪论处”（《崇祯长编》卷三十一），够仁至义尽了吧，但袁崇焕仍然违旨而行，做了朝廷不准做的事。
　　袁崇焕是怎么想的呢？他认为喀喇沁人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呢，还是要帮助后金，以便和议能成？两者皆有可能，无意再去深入探讨，且看结果如何。大饥荒的后金确实得到了接应，和议也没能谈成（见前文）。喀喇沁人呢？还是做了后金的向导，引之入关了。明廷因此对袁崇焕怎么看，就不必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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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磔崇焕（1）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满蒙铁骑，避开宁锦防线，穿过喀喇沁人游牧区，从蓟镇辖境的长城边口——大安门、龙井关和马兰屿突破入塞，直逼距京城只有二三百里的军事重镇——遵化。京师震动，为之*。这在明与后金（清）战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从此明靠宁锦防线已无法阻挡后者入塞了。这个口一开，皇太极可以先后五次入塞蹂躏中原，除崇祯七年（1634）宣府大同那一次，其余皆是穿过喀喇沁地界得逞的。
　　喀喇沁人扮演的角色很关键呀，没有他们，哪会有后金大规模的入塞？反过来再看毛文龙，说他被杀导致皮岛牵制作用大减，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就有点过于夸大了，根子还在喀喇沁人身上。那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事先他竟全然不知！防范侦察工作很不到位嘛，蓟镇也算是他的辖区呀！
　　得知军情后，袁崇焕岂敢怠慢，先派赵率教领兵四千火速驰援，欲阻敌军南下。讵料赵率教在遵化城下力战而亡，全军覆没，一代名将就这样凋零。十一月初五，遵化城陷落，京师形势越发危急了。
　　这时袁崇焕偕祖大寿等率九千关宁铁骑，疾驰入屯蓟州，欲在此阻截皇太极，可人家却先你一着，越过蓟州向京师东郊通州而去了。
　　有意思的是，袁崇焕是在奉旨侦察后才发现真实敌情，但不管怎样，事不宜迟，赶紧阻击啊！可他没有，而是跟在敌军屁股后面跑，眼睁睁看着人家连陷京东屏障三河、香河、顺义等城，直达京师东郊四十里的通州。重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驻防于此。
　　袁崇焕很失策，敌军野战确实太强，只是都快到天子脚下了，不豁出去干一场，你还想干吗？以身殉国是英烈，贻误军机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十五日，袁崇焕在河西务召开军事会议，主张前往京师。副总兵周文郁站出来反对，认为应该立刻接战，阻敌于通州之地，而且外镇之兵未奉旨入京，可不是闹着玩的。袁崇焕不听，率军直奔而去，这等于引火烧身，把敌军带到了京师城下。这下可好，京城民众皆强烈不满，纷责袁崇焕召敌，其结局已然初现了。
　　后来上至崇祯下至民间，太多人认为袁崇焕通敌，这肯定是搞错了，但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有让人误解的地方。不过，那皇太极巧诱崇祯杀崇焕之事，就像用离间计促使崇焕杀毛文龙一样，能有多少真实性就很难说了。
　　大体是这样的，皇太极重演《三国演义》中周瑜诱蒋干中计的套路，巧妙地利用了两个被俘太监杨春、王成德，派人故意在他们住处隔壁，说些袁崇焕已经投顺的话，让他们听见，还给以逃跑之机，以致两太监中计，回去后马上向皇上奏报了此事，结果导致袁崇焕被杀。
　　猛一看，像那么回事；细一观，疑问多多。为什么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没有人讲这样的事呢？清之皇太极一朝没有，明之崇祯一朝没有，那后人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崇祯后来治崇焕罪时就有通敌这一项，为何不把这一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道出来，岂不比“资盗”更有说服力？构陷袁崇焕的人也无一人提起过此事呀！明人怀疑袁崇焕通敌，不代表就是皇太极施的计呀？皇太极一生叱咤风云，哪需要后人画蛇添足，凭此伎俩来增光呢？
　　再说北京城下，二十日两场血战。大同总兵满桂与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在德胜门与敌军激烈搏杀，满桂被自家人误伤，后兵败避入瓮城。袁崇焕偕祖大寿在广渠门与敌军浴血奋战，史书所载称取得了一场大胜，迫使皇太极退兵南海子。问题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九千关宁铁骑如何能打败数万满蒙铁骑？既然这样，明军干吗老是被动挨打呢？是皇太极见抵抗激烈，攻城受挫，主动撤离可能更合理些。

己巳之变磔崇焕（2）
二十三日，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将领。此时的袁崇焕肯定心中忐忑不安，也是，复辽未见成效，人家反倒进兵京城下了。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他又干了一件突兀事，极力向皇上与朝臣们宣扬局势如何危急，敌军如何势不可挡，简直有点耸人听闻，难道想让朝廷签城下之盟以退敌军？看他的个性，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崇祯呢？看起来对袁崇焕依然关心，但也断然拒绝了他准许部队入城休整的请求。
　　二十七日，袁崇焕又与皇太极在左安门干了一仗，后金攻城再次受挫，但他没有想到，皇上对他的态度实际已经改变，摊牌的日子即将到来，大难就要临头了。
　　十二月初一，崇祯再次召见时，直问杀毛文龙、致敌军犯阙及射伤满桂三事，袁崇焕一时语塞，崇祯当他默认，着令锦衣卫迅速拿下。
　　射伤满桂一事要简单说两句。二十日的作战，满桂与袁崇焕各带部队在不同地方，怎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满桂所受之箭也确实有袁部队的标志，这就很难讲得清了，谁让他们以前就有过节呢。初二日，满桂被提升为总理，节制各路勤王之师。
　　“新仇旧恨”累积爆发很正常，袁崇焕重新上任后的所作所为，用那个时代的标准看，也够皇上严刑伺候的了。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大敌当前！袁崇焕又是节制各路勤王部队的统帅，纵有太多错也不该在此时拿下呀？这岂不自乱阵脚？害怕他通敌？老百姓不知情，你崇祯应该清楚的，人家袁崇焕已在广渠门、左安门与敌殊死搏斗了呀。否则乘势联敌攻城，说不定现在城头已换大王旗了。
　　袁崇焕确实有过错，这次勤王的表现，也证明他离开了坚城大炮，并无什么决战沙场的高招，但他从不失忠贞之心，不减廉洁之色，也很有驭兵之道，辽军中深孚众望，骁勇如赵率教（已战死）、祖大寿等皆听其调遣，甘为其用。他被抓时，祖大寿在旁惊骇以至战栗失措，惧遭并诛，与新统帅满桂也搞不到一起，辽军又受歧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悍然率众踏上回归驻防锦州之路。
　　强敌威胁仍在，京城尚未安宁，第一劲旅竟自行开溜了（崇祯自己惹的祸），这如何是好？最后还是下狱的袁崇焕，一封书信言辞恳切，距锦州还有一日行程的祖大寿，下马捧读，泣不成声，全军也痛哭不已。其八十多岁的随军老母果断说道：“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祖大寿遂率军回师入关，后参与了收复遵化等关内四城的战役。
　　至于北京城下，只有靠满桂带着一帮人守御了，英勇程度没话说，力量自然小很多。崇祯一着不慎，京城危险更大，没曾想，他又来了第二个不慎，命令满桂出战。满桂认为敌军此时气势很盛，自家援军又未到，哪能轻易出战？但又架不住皇上派来太监的连番催促，只好携同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三位总兵，率军四万在永定门外布置栅栏，防御敌军。
　　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率满蒙铁骑往攻，明军顽强抵抗，不支而败，满桂、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俘，但敌军还是未能攻破城门。
　　皇太极接着留下少量人马防守关内滦州（今河北滦县）、永平（今卢龙）、迁安、遵化四城，自己率大军返回辽东去也。后来孙承宗统筹，山西总兵马世龙、锦州总兵祖大寿、山东总兵杨绍基等带兵收复了四城，史称遵永大捷。虽然敌军人马不多，但获胜了还是很令人振奋的，毕竟这是明军极其难得的进攻战。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逮袁算是崇祯的一个转折点，过去看到的更多是他励精图治的有为形象，从此以后所见到的则是他一系列决策错误。当第一场暴风雨扑面而来后，崇祯终于露出了马脚，原来和平年代做个盛世英主还行，风云大时代力挽狂澜则差之远矣。
　　再说袁崇焕的事儿。他的一封书信让祖大寿回归，并参与收复了关内四城，崇祯闻之大喜，觉得“守辽非蛮子不可”，事情好像也出现了转机。崇祯甚至动了重新起用袁崇焕守辽的念头，但世道就是这样无常，刹那间形势又急转直下了。
　　袁案牵扯到了围绕内阁首辅钱龙锡展开的官场权斗中。政敌们想以袁斩毛文龙、私下议和都经过钱的同意为由，借机打击钱，那么对袁之所为怎么定性就极端重要了，描得越黑越有利；加之袁很多事情也确实做得欠思量，结果历经八个多月，崇祯最后拍板：　磔之！妻妾子女及同胞兄弟流放两千里以外！传首九边（又一个熊廷弼）！当然，之前还假模假样征询百官的意见，看看，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吧，大家都有份的，有责任也要一起担呀。以后他老是干这事。
　　就这样，袁崇焕，一个赤胆忠心、功勋卓著的明军统帅，悲惨谢幕，令人扼腕的竟还是以京城民众争相啖其肉的方式，告别了历史舞台。本来以他与后来关外顶梁柱祖大寿的融洽上下级关系，一起再干个十年，对辽东、对大明会没有用吗？衰落之世人才本来就不多，好一点的统帅将领更不多，杀一个损失大了——对人心向背、各方之力能否凝聚，影响更是至为深远。
　　袁崇焕在历史上确实被高估了，其军事韬略也算不上高明，不具备大明危难中一柱擎天的能耐（谁是呢），只是当时又有几人比他强，比他更具胆略气魄，比他战绩更为卓著，比他更让对手敬畏的呢？袁崇焕有罪有责，但实不当诛也，更不用说是这样的结局！
　　不过要说杀掉袁崇焕是自毁长城什么的，就有点过了，祖大寿以后不是坚守锦州十余年吗？明败亡在即，吴三桂不还能御敌于宁远门外吗？崇祯杀袁崇焕是错误、有损失，但也绝非导致明之败亡的大错大失也。
　　倒是崇祯性格为人，自此逐渐清晰展露出来，比如这杀戒一开，便再也收不住了。他在位十七年，竟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总督七人，杀巡抚十一人，还逼死一人，如此惊人的数字，历代帝王中也是极端少见的。究其原因，客观情况肯定有，像杀袁崇焕还有党争什么的，但根本还是崇祯自己的个性使然，一个轻信善变、偏执多疑、暴躁残酷、专断固执又爱沽名诿过的人，上面的数字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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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遭惨败催人醒（1）
如果说崇祯刚上位时，以复辽为志、和谈为辱尚能理解的话，己巳之变后没有一点改变，就不应该了。满洲人第一次入塞，就一路风卷残云地打到了京城脚下，这可是土木堡之变后一百八十年来的第一次，而明军已经集中了最精锐部队，也只能勉强守住北京城，眼睁睁看着人家潇洒地来去自如，自家却损失至为惨痛也，帝国仅有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将领，一下就失去了仨：　袁崇焕、赵率教与满桂。而且这些都是在崇祯眼皮底下发生的，不应该看不出差距来的，否则，真没话好说了。
　　崇祯可能在心理上会有一点影响外，战略上竟没有丝毫变化，这就有一点让人吃惊与不解了。与其寒风中身无片瓦却梦想着搭建华美的空中楼阁，还不如先盖间草房住，等攒够钱再讲。辽东就是这个事儿，不可能的事老是纠缠干吗？
　　一再讲了，人家皇太极对议和够有诚意的，就像这次己巳之变的发生，虽然有惯常的抢掠等因素，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袁崇焕和议没有谈成，而且大变前后，都曾投书明廷希望议和。没办法，来了个固执的人，崇祯按照老套路继续出牌，结果招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重击。
　　己巳之变中被重新起用的孙承宗，之后再度出任“辽东大帅”。他又搞起了过去那一套积极防御的战略，收复关内遵永四城后，想再接再厉，进一步恢复广宁、义州、右屯卫等城，并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重筑宁锦大战后被满洲人摧毁的大凌河城。后金向来对明廷往前推进筑城很敏感，认为是其不甘心辽东丢失的反映，应对也非常激烈，过去发动宁远、宁锦之战都有这个因素在内，这一次同样如此。皇太极就这样说过：“沈阳辽东之地，原非我有，乃天所赐也，今不事征讨，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筑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清太宗实录》卷九）
　　皇太极行动很快，八月初六兵临城下，祖大寿坚守三月，弹尽粮绝，援军又无法赶来，无奈开门迎降。满洲人仍无驻守的打算，再次摧毁城池而去，可见他们目的何在。明军又遭到惨重的打击，守城将士伤亡不算，四万援军途中也丧于敌手，败逃而回的团练总兵吴襄就是吴三桂的父亲。至于被抢去的财物、人口及先进火器更是一个“多”字了，仅大小火炮就达三千五百门！看看，这叫干的什么？打不过人家，就不要惹事，老老实实保持现状，把城守好，把兵练好，待势而发不行吗？
　　还有呢！常言道祸不单行，一点不假。就在大凌河战役中，远在山东的吴桥（今河北德州吴桥县）发生了一场兵变，对大明的打击更为深远。
　　前面讲述宁远大战时，提过发展火器的极端重要性，而明廷对此也十分重视。崇祯初，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成了倡导发展运用火器的带头人，这与他们“科技军工专家”与政府高官的双重身份，及崇祯帝的大力支持有关，否则也搞不起来呀。徐光启，大名人，不用多说了，且来谈谈孙元化。
　　孙元化（1582—1632），字初阳，号火东，江苏嘉定人，万历四十年举人，曾师从徐光启学习火器和数学，师徒俩都为晚明火器发展作出了大贡献。崇祯三年（1630）五月，孙元化升任登莱巡抚后，聘用葡萄牙人作教习，着力组建了当时东亚最先进的火炮部队。但孙此人是纯粹的技术官僚，领导无方，用人不当，他所信任的原毛文龙部属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马上就为大明也为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灾难。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屡遭惨败催人醒（2）
大凌河之战爆发后，孙元化命孔有德领兵火速驰援，行至吴桥时，给养不足，雨雪交加，与当地人又摩擦不断乃至矛盾激化等，导致部队哗变。孔有德遂率众叛乱，与耿仲明等在山东半岛横冲直撞，先有自立企图，后被官军所败，前后历时一年多，最后走投无路，于崇祯六年（1633）四月，降后金而去。四年后，孔、耿与另一投降者原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被皇太极封为“三顺王”——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与智顺王尚可喜，日后为满洲人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
　　且说孔、耿此降，不仅带去了一万多军队和一百余艘战船，给山东造成了巨大灾难，更摧毁了孙元化苦心经营的明之最先进最具规模的火器部队。仅被他们带到敌方阵营的就有二十余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炮，其余火器和甲仗不可胜数，尤其还有一批优秀的火器操作技术人员。从此，后金（清）的火器事业一下上了个大台阶，迅猛发展起来，乃至最后与大明不分伯仲也。本就笑傲江湖的满洲铁骑，如今又增添了攻城利器，天下岂能不任他行？
　　反观明方火器建设，却遭重大挫折，此后基本停滞不前了。孙元化所聘葡萄牙人，十二人死亡，十五人重伤，而他自己也因统驭部下无方，又招抚举措失当，被朝廷处斩。这下非同小可，死的不仅是一个帝国高级的行政官员，更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科技人才及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最有力推动者。此时，徐光启已是风烛残年，他这一去，再加内忧外患趋紧，朝廷也无多少精力关注于此，帝国军队发展的新路线走向破产了。本来凭力气就干不过人家，这下火器优势也逐渐丧失，那就更不行了。
　　两次重创还没完呢，大明苦难还在后头。崇祯七年（1634）、九年（1636）、十一年（1638），与己巳之变原因基本相仿，皇太极又亲统或派将三次入塞，大肆掳掠中原，所向披靡，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纵横驰骋于自家疆土之上，攻城拔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之辱、民之痛，至深至巨矣。
　　崇祯七年，皇太极亲率大军*正处于宣云塞外的林丹汗，追击中乘机南掠宣府、大同。九年，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尔衮同母大哥）领兵，蹂躏京畿四个月，凡五十六战皆捷，克十六城，俘获人畜十七万，扬长而去。十一年，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率军，兵锋直达山东首府济南，历时五个月，转战两千里，败明五十七战，克济南及三州、五十五县、两关，俘获人畜四十六万，还有大量金银等财物，潇洒而走。
　　清军耀武扬威到什么程度？打了你，抢了你之后，还敢公然藐视你。谈迁《国榷》记载：“建虏出冷口。掠我子女，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斫塞上木白而书曰：　‘各官免送’，凡四日，乃尽。”明军只能跟在人家后面，“礼”送出境。
　　国是到了这等程度，军力相差又如此悬殊，再谈什么收复，荒唐之极！还要什么天朝面子，可笑之至！何况陕西民众起义，也越演越烈，早不在故乡那一亩三分地上了，中原大地如今已任他纵横驰骋也。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经过十一年的一再拒绝，崇祯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颅，重新审视起皇太极至今仍在诚心实意递过来的橄榄枝，也暗暗试着伸出了手，想把它接过来，极具戏剧性，极端可笑，结果也是极度失败，他的能力与性格上的弱点至此暴露无遗。
　　

和议未成战又起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崇祯的授意下，开始操作议和事宜。由辽东巡抚方一藻和监视太监高起潜派人到沈阳与清议和，侧重于试探。正在外征伐喀尔喀蒙古的皇太极得知后非常重视，但因不确定真伪，并未作实质*流，明使者不得要领而回。
　　很快，明廷那些爱空发议论的朝臣们知道了，预料之中的事儿，不少人开始上疏弹劾杨嗣昌。好个你，竟敢讲和误国！该当何罪？崇祯一看这阵势，撤吧。唉！国是已江河日下，有些人却置民族生死危亡于不顾，依然抱残守缺，什么春秋大义，两宋教训。和谈？就是投降，是屈辱，是误国！相较之下，勇担崇祯左膀右臂的杨嗣昌，倒真是一位人杰呀。
　　其实这一次和谈如果继续下去，清人即将于这年冬天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入侵，很有可能不会再发生了，大明也不会再遭到那么惨痛的蹂躏了。只是假设又有什么用呢？
　　清人最近一次的侵扰，更增强了崇祯议和的想法，却没为他增加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胆略，当一些大臣再次出来谏阻，又不了了之了。瞧这事情干的！崇祯惟有长吁短叹，唉，大事几成，却被几个“黄口书生”耽误了。
　　多奇怪，多好笑，国之要务，想好怎么做了，也认为书生空谈误事，但人家一摇头，你就低头了，平时杀臣撤臣的狠劲到哪去了？性格不是这样的啊？就这么听臣子的话？支持你的大臣为何不听？内有兵部尚书，外有边疆巡抚，可都是重臣呢！你又不是傀儡，最后拍板权还不是在你手上？怕担责任，怕留骂名？笑话，堂堂一国之君，生死存亡的事，你不担谁担？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美名都给你，恶名都送给别人？何况这还不一定是恶名呢。
　　说白了，崇祯就是这样一个人，前面已对他的性格为人做了概括说明，不再重复，还是继续在事件中观其行看其人吧。
　　十二年（1639）七月，一再打得明廷找不到北的皇太极，利用前段时间入中原抓到的济南德王朱由枢，致书崇祯希望议和，结果无需多提，甭想了你！唉，崇祯对议和如此翻来覆去，竟没有一点坚定果敢之心，只会让朝野想和之人更加“沉默寡言”了。就这样，直到下一场大决战的爆发，没有人再敢提到和字。
　　而作为无可争议的强者，这么多年孜孜以求个和字，却不能有半点进展，皇太极也是没辙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呢？和不成，打？如何打呢？虽说四次侵入中原，掳掠杀伤甚多，但除第一次，并未想过取得尺寸之地。战略上其实并不成功，况且大胜之下，也是有不小打击的，和多尔衮一块领兵的岳托（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的长子）就死于山东。更甚者，乘明辽军入援之机，皇太极还曾亲领大军两次攻打宁锦之地，竟也先后受挫于中后所和松山，垂头丧气而回呢。和也和不得，打也无实效，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呀？
　　就在此时，降清的汉人们粉墨登场了。他们比起满洲贵族甚至皇太极来，真可谓目光更深邃，眼界更宽广，韬略更出众，更是雄心高万丈，当然打垮昔日祖国大明的渴望也更强烈（投敌者历来如此）。他们就经常鼓捣，上个万言书、平明策什么的。
　　毫不夸张地说，清人最后之所以能入主中原，多亏了他们这些人在耳边不断吹风，要不哪有这个壮志哟！幸好人家皇太极一直不同意，否则真有可能提前入关呢。
　　这不，做了大清都察院参政的明降将张存仁、祖可法，就适时呈献治国进取大计啦，雄论滔滔一宏文，洋洋洒洒千万言。皇太极采纳了其中屯田广宁、夺取锦宁之策，目的竟还是想通过占领锦宁，使明完全处于被动，不得不与他议和，或和而不成更利于再战！
　　新形势下，明廷如何应对至关重要啊。不过，战前可能双方都没有想到，紧接而来的会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