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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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知识分子作为农民、作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我国宣传工作上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农民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也反过来加深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敌意，人为地扩大了双方间的隔阂，这与“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已经是背道而驰的了。这便产生了理论上的一大漏洞。
　　上山下乡知青，便处于这种隔阂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挥，反而成为必须甩掉的包袱，必须改造的罪过。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
　　（二）怎样与农民结合？
　　“结合”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么样才算是结合了？用当时常用的政治术语表述，就是和农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了，可是农民的政治立场与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能完全画等号，而且，即使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下，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和农民一样，就算是结合了吗？那就是每天出工、收工，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哪个知青甘心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女知青更是担心会像农村妇女一样，围着锅台转上一生。
　　一个1965年下乡，在农村度过十余年的知青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认为知识青年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要想在农村有所作为，就要与农民融为一体，可是知识青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自己与农民融为一体，”这的确是很多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知识青年都曾经历过的苦恼。这里有知青自身的原因，但农民对知青的戒备、排斥心理，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农民和农村干部，对于读过书的人，哪怕他原来就是自己本乡本土的子弟，也怀着相当深的疑忌心理，这种隔阂有利害关系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其深刻的程度远非单纯热情的知识青年所能想像。如果说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对秀才们多少还存在某种敬畏，还不敢过分加以侵害的话，对于知青，就连这一层顾虑也不存在了。

谁改造谁（4）
从切身利益上考虑，农民和社队干部当然不欢迎知青回乡，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收入，又要多添上几张嘴，他们认为这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是国家揩生产队的油”。不少队干部担心知青有文化，比自己强，会抢了自己的乌纱帽。即使没有存此念头，也担心知青不好管，“回乡干部架子大，回乡学生不听话，回乡军人管不下”。上面的例子也说到了，知青对农民尤其对干部的很多做法看不惯，爱提意见，当时又正值“四清”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很怕自己瞒产私分或假公济私的举动被揭发。
　　知识青年看不惯农民，农民同样也看不惯知识青年，不仅看不惯青年的乱提意见，也看不惯青年的“说话咬文嚼字”、“拿腔作调”、“臭要面子”、“穷讲卫生”等等。他们出于本能，感觉到知识青年与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对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从来怀着一种偏见，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这种偏见也起了某种助长作用。一面动员知青回乡，急切地希望他们在农村安心扎根，一面又在宣传中有意无意地为二者间的矛盾加温，这种南辕北辙的事，在那个年代太多了。
　　再者，即使有少数知青自觉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但农村中强大的家族、宗族势力，也未必就能见容于他们。这种宗族势力在解放后虽然屡遭打击，却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非同族的异姓农民尚且要受排挤，又何况知青。
　　许多知青的热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冷却了，但他们也因此而真正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并在这一过程中成熟起来。
　　（三）在学校学得的文化知识有什么用？
　　这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在农村能否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与前一个问题一样，它也贯穿于知青运动的始终。国家对这一问题并非不重视，1964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特别强调说，怎样使下乡知识青年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有关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后备骨干的一个大问题，也是知识青年十分关心的问题，只有当他们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用上体力，又用上文化科学知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确实看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又真正大有可为时，才能牢固地把根扎在农村。
　　这的确是知青能否在农村巩固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才会被人们一喊再喊。但是，喊口号是一回事，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另一回事。除了一般所谓的要领导重视以外，还必须具备几个前提：首先，必须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尊重科学技术，尊重文化，使知识青年能够用先进的文明去影响和改造农民；其次，在农村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使农村感到有学习文化、引进人才的需要；第三，即便如此，也仍然要有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培养人才、保证他们发挥作用的制度。可惜的是，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都是不具备的。
　　上面我们讲到，解放后一系列运动的矛头，总是瞄准知识分子，总是将他们作为工农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作为改造对象，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整个社会对文化、对文明的排斥与敌视。处于这种大气候下的知识青年，一下乡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无法调整自己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接受农民的改造，是把自己本来具有的优势，把自己在学校学得的文化作为被改造甚至被抛掉的对象，他们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特长，又拿什么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谁改造谁（5）
第二，从解放直到“###”结束，我国农村一直在个体小农经济的落后状况下徘徊，一锹一锄的生产方式确实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找不到用武之地。我们在第二章分析青年志愿垦荒运动的教训时提到，当时已经有人认为，在目前还只能用锄头挖土的情况下，组织过多的知识青年参加垦荒是不适宜的。我们还提到，这条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结果是，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于下乡知青中。1964年董加耕的事迹见报，曾经在青年中引发一场讨论，焦点便是，像这样成绩优秀的高中生下乡，是不是太可惜了。有下乡知青说：
　　即使在这广阔的农村天地之间，也觉得有些狭窄了，真是荒废了年华，虚度了光阴。我对农业的贡献不大。请想，我一样和社员锄地、推车，就无所谓谁的贡献大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受了我们生产队条件的限制。我们用的农具，就是锄、镰、锨、镢四大件，谈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那就谈不上了。因此，在我们这样的地区干下去，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
　　锄地还用得着直角、钝角吗？拉粪还用得着碱酸盐吗？就是把农业的一套技术学会，原来学的书本知识又生疏了，也是得不偿失。海涛：《我也感到“有力无处使”》，《新华日报》，1964年12月24日。
　　这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央文件虽然要求各地党团组织不要把知青当成一般的劳动力使用，而要注意发挥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特长，但在农村生产力如此低下的背景之下，又从何发挥呢？
　　第三，虽然称为知识青年，实际上文化程度最高也只不过高中毕业，有的只是高小毕业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无论是农作物的栽培和品种改良，还是农业机械的制造和改进，都难以胜任。即使如防病治病、担任中小学教师，也不是凡读过中学，有了一些基础知识，就能够像当时宣传媒介所宣扬的那样干出名堂来的。要想真的在农村有所作为，他们的知识太不够了，他们需要再受培训，再学习提高，但当时的农村，大多数却没有为他们创造这一条件。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十分尴尬之处，倒是那些大学或受过专业训练的中专毕业生，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由此说来，让知识青年下乡去当农民，从发挥作用一面来说，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知青典型的经历为例来进行探讨，他的名字叫柳昌银。
　　柳昌银是1957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万宝人民公社新兴大队参加农业生产的。他从小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家里条件艰苦，所以很小就下地帮母亲干活，逐渐对水稻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上高二时，一场霜把社员辛辛苦苦种的稻子全毁掉了，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本来他是个好学生，学校已经有了将他保送上大学的意向，但他等不及，他恨不能立刻回到家乡，去培育能够在无霜期就成熟的稻子。他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劳动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就这样，主要不是因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而是怀着改造水稻品种的理想，他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据当时的报道说，他第二年就培育成功了耐寒、早熟、高产的“万宝十一号”水稻良种。为了使培育出的良种更有适应性，他主动离开条件较好的家乡，到位于山区的昌图去进行试验，也取得了成功。万宝地区将他的良种推广开来，使水稻的平均亩产上升到400多斤。
　　柳昌银因此而成了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他于1962年入党，1964年出席了共青团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曾一度以“长白山下‘种子迷’”的形象名扬全国。
　　“种子迷”这一称呼对他来说实在是恰如其分的，据曾经先后为他写过9篇报道的女作家在30年之后回忆说，“###”期间他曾屡遭磨难，他精心培育的良种都被烧毁，他几乎发疯，但这一切过去之后，他一如既往地仍然倾心于他的良种试验，但他没有著作，没有职称，没有人肯承认他。他属于“鬼迷心窍”的那类人，是神人。她说，写柳昌银，贯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她也与柳昌银成了共过患难的朋友。但她也承认，柳昌银的这一段人生道路，是一个悲剧。此段叙述根据1992年9月笔者与女作家何鸣雁的谈话记录。
　　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执著，他的才干，他的研究成果，却只适用于家乡的局部地区，甚至在局部地区也未能得到公认。他终于没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农业专家，也就没能为家乡的水稻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是他一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人的，他们太相信“卑贱者最聪明”、“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等教导了，不知道许多专业知识，其实是多少代人不断努力探索、实践得来的智慧结晶，以为不必经过正规的、理论的、科学的专业学习，就可以凭“土知识”、“土办法”创造出前人所未有的成果，这只能是自欺欺人。自学不是不能成才，但是盲目自学而无专业的正确指导，则成不了才。正是在这一点上，十多年的片面宣传，使一大批青年走上歧途，这也是多年来形成的，至今未曾认真清算过的一个误区。
　　这里当然毫无指责柳昌银之意。这一代知青中，有那么多人像柳昌银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抛洒到了家乡的土地上。我们要说的是，如果当时的国家能够更注重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农村能够像如今这样开放和流动，如果社会对文化、对知识分子能够有比较公正的态度，这些知识青年所挥洒的生命和汗水，就不会白白流淌，而会得到比他们实际所得更大、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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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来保护自己（1）
我们上面分析了在指导上山下乡工作的理论上存在的诸多误区。不过，在“###”之前，当一切尚处于开始阶段的时候，实质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在具体操作上的。
　　从动员安置知青工作一开始，各个环节上的问题便随之产生。
　　首先就是城市干部在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时采取强迫、欺骗手段的问题。早在1964年4月，###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就曾针对这一问题明确表示：“有的地方，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等知识青年思想酝酿成熟，就匆匆忙忙地把他们送下乡去，引起了不良后果，这是值得今后注意的。”“过去有的地方，用物质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到处许愿，又不能兑现。结果引起青年的反感，给以后的动员和巩固工作带来麻烦，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中央还一再强调对于知青下乡，“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
　　可矛盾在于，国家对于每年安置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是有明确计划的，而真正自愿下乡的知青，又只是少数，完全靠其觉悟，靠其自愿，根本无法达到国家要求的人数；而我们上面谈过，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又是地方干部所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而且还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加上每年任务压下来时，不仅时间紧迫，无暇细细动员，而且在人数上也有硬性要求，还经常要求地方“只能超过，不能减少”，这使所谓的“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是一句空谈，地方各级组织为完成任务，只能不择手段。
　　强迫是不太能够行得通的，最简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引诱”，包括物质上和前途上的两种：
　　过去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动员，而是用皮鞋、皮箱、被褥，用升官发财，用发展入党、入团来###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2月20日。
　　“###”期间的大批判文章多夸张不实，但以物质利益，或以入党入团来动员知青下乡的做法，的确比比皆是。知青下乡后发现受了欺骗，会感到极其愤怒，所以“###”一爆发，就有众多知青从农村返回城市，向把他们“骗下乡的”干部发泄怨气，大造其反。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这些干部们除此之外，又能以什么方法，把大批的知识青年动员下乡呢？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下乡以后。当然，如果在农村的处境大致顺遂的话，上面的前一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前，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地方是各类农场。
　　1962年以后，最早也是最大量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地方，是国营的农、林、牧、渔场，以及大量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农场，这些农场的知识青年并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生活在农民的包围之中，怎样与农民相处、怎样在农村发挥作用的问题，也不像插队知青那样突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上述关于知青工作中管理体制上的、领导素质上的诸多弊病，往往因农场知青的相对集中而突出地###出来，就像“###”期间矛盾的爆发之处总是在生产建设兵团一样。
　　我们这里先按时间顺序，举出几个实例：
　　（一）云南橄榄坝农场
　　这是1963年由当地团组织向团中央作的汇报。
　　1961年和1962年两年，该农场先后吸收了两批85名青年，占全场职工总数的26％。这些青年都是没考取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是由云南省农垦厅统一安排，从昆明市动员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仅有15岁，最大的也只有19岁。初来时，都把到农场当作就业之路、安家之所，还是比较安心的，对农场也比较满意。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2）
到农场后，他们大部分被安排在生产队参加体力劳动。日子一久，因无人过问，住房破漏，已有五分之四的人迫切要求回家，半数以上的人正式提出申请，三人私自逃跑；有的向外写信，说农场坏话，要家长出面干涉，叫老同学不要再来。有个大学教授得悉农场的混乱情况和不让他女儿回家之事，已找到省委###部去告状要人。这些青年虽然暂时被农场用不给转户口的办法硬留了下来，但根本无心劳动，随时借机发泄不满情绪，不服从队长分配，找岔子和队长吵嘴顶牛，经常装病旷工。农场是按劳动日计算工资，有人从家里要钱维持生活，手头有钱就干脆什么都不干，去集市上闲逛，或搞个竹筏子到澜沧江上游泳。3月初，有两人为一件小事动刀殴打，一个手臂被刺穿，送公安局处理。有人听说内地有人经这儿越境，也想试试，有4人以游泳为名企图到缅甸闯一闯，被边防哨截住，才未实现，还有个别男青年在女青年集体宿舍过宿。还发生过一人吞服安眠药自杀事件。
　　该团组织的汇报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农场来负。农场把这些青年看成是包袱，埋怨上级为什么把他们搞到农场来。团组织不健全，下面支部根本就没人管。农场负责人不考虑他们年纪小，就和成年人一样要求，哪怕累倒了起不了床，领导也不及时解决。知青们住的是竹架的草棚，一刮大风就倒，一下雨就漏水。大部分职工到农场是带家属安家的，可以自己改善伙食，知识青年收工却没人管，还得自己买菜做饭。他们不会安排生活，一领到工资就很快花掉，然后就常喝“玻璃汤”（即清水汤）。居住分散，没有一定的生活管理制度，甚至病倒好几天领导都不知道。他们很少能看到报纸杂志，除了一个半月看一次电影，没有其他文化生活。知青旷工，农场干部采取扣工资、扣米的方法来惩办，常常引起不满和顶牛。有的工人讽刺他们是来劳改的，干部不仅不去制止，反而附和。有个姓梁的知青与卫生所女青年谈恋爱，经常旷工，卫生所负责人就发动群众斗争女青年，不让她和梁在一起，梁感到恋爱无望，觉得在农场没前途，回家没出路（其母改嫁，对他不管），结果自杀身死。很多青年说：“我们是被骗来的，在这里尽干些杂活，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前途，呆下去也是白白浪费青春。”《橄榄坝农场的知识青年普遍要求回家另谋出路》，《团的情况》，1963年第1期。
　　（二）河北省唐山市柏各庄农场粗暴对待下乡知识青年
　　这个农场在1963年5月以前，曾接收了1402名唐山市的知识青年到场参加生产劳动。农场在对待下乡青年的工作上存在不少问题：
　　1大会批判，拳打脚踢
　　农场有些干部对下乡青年歧视、讽刺，说他们是“白面书生”、“小姐”、“为吃大米来的”。解决思想问题，方法简单粗暴，动辄采取大会批判、辩论的方法，有的甚至拳打脚踢。例如，三分场四队郭玉池（团支部委员）与一个工人闹不团结，队干部硬说郭受坏人指使打击积极分子，召开了三次团支委会、三次团员大会批判他的思想，结果郭玉池没要团的关系就离场回家了。他离开农场时对一同来农场的青年袁慧琴说：“劳动再苦也能受得了，可是这种辩论受不了，实在呆不下去了。”三分场四队张国才，因与班长口角，队干部就开大会辩论他，并且把他捆绑起来，用脚踢他。有些青年说：“我们见到书记、队长就害怕，有意见也不敢提。”　。　想看书来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3）
2扣压口粮、私拆家信
　　1963年7月，工人李五奎家中打来电报说他父亲病重，让他请假回家。这封电报在队干部手中压了5天，以后批准给他4天假。他到家第四天，父亲因患结核性脑炎住了医院，医生要家属看守，因家中无人，便由他看守两个半月。回农场时从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和医院开了三张证明信，交给生产队支部书记，说明超过假期未归的理由。可是队干部不看证明信，硬是决定不发给超假期间的口粮。还有的队干部私拆工人的家信。
　　3漠视健康
　　女青年在经期，有的队干部仍叫坚持下水劳动，可以安排一些轻活的也不给安排。她们反映，在女工中约有80％以上的人有妇女病，有的得了关节炎。农场对病号照顾也不够。四分场二队王秀芝，有妇女病、关节炎，右腿麻木，总场医院诊断后叫她每天坚持针灸，但生产队不准假。三分场四队女工张淑兰在1962年得了肾炎，在总场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时给一个月假，但只休息了半个月，生产队干部就叫上班了，还说她是装病。
　　4女知识青年被逼婚
　　1963年6月，天津市有12名女青年到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翌年春节时，其中有3名回津，坚决表示不愿再回农场。市团委和市妇联的干部访问了她们。她们说，主要是嫌那里男职工逼婚、骗婚；劳动定额高，工资收入低；干部不###，作风很生硬；劳动保护差。下面是她们被逼婚、骗婚的经过：女知青李淑莲，19岁，1963年6月到七分场三队落户后，表现很好，担任小组长。12月，该队四班长李成忠（党员）对她说：“小李，你看人家都结婚了，你不眼红吗？我给你介绍我的干弟弟李全祥，今年25岁，在十分场工作，家中只有一老母，你进门就当家。”李淑莲不同意，两天后又有几个人给她“介绍”对象。李淑莲被纠缠得没法，勉强同意和李全祥结婚。婚后，男方要她把户口迁到十分场，并说：“十分场有活你就去做临时工，没活就去家侍候我母亲，工资不能给娘家寄。”李淑莲不同意，说：“我是来支援农业的，不是当家庭妇女的。”不久她要求离婚，并要求调到别的分场。女知青王丽珠，年方16岁，在七分场二队队长丁树春的包揽下，和班长崔凤友结了婚。婚后两人不和，男方对王丽珠说，“女人就是男人的玩意儿，就得听男人的摆布。”并把她捆起来，锁在屋里。她也坚决要求离婚。女知青郭伟燕，16岁，也是由于该场男青工用各种方法围攻她，逼她结婚，吓得她不愿再回场。郭伟燕的母亲说：“我女儿是去支援农业，不是去那儿找对象的，他们这样污辱妇女，我们的孩子不能去啦。”她们反映，这个队给女青年介绍对象成风，有时一介绍就是四五个，不同意就进行“谈话”，形成变相逼婚。
　　结果到1963年10月底，来农场的这批知青中，经批准或自动返回城市的已达961人，占总数的685％。留下的青年中，也有许多人不安心在农场劳动。
　　（三）北京延庆农场发生严重污辱下乡女青年事件
　　北京市延庆农场女工李×，是1963年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她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家庭阻拦，毅然到农场参加劳动，表现很好。1963年10月15日，因偶感风寒，头晕发烧。农场会计吴成禄（地主子弟）、炊事员刘宝庭借口说她得了“邪病”，纠合本场工人王从正、孙全然，在15日凌晨2时闯进女宿舍，把李×从床上拽起，强行给她“辟邪”。吴成禄、孙全然把她的两臂拧在背后，王从正搂着她的腰，刘宝庭挥舞尖刀，大吼大叫，逼她承认是“鬼神附体”，还用43厘米的钢针在她的头、颈、手指尖等处乱扎，有的指尖被扎了四五针，有的针扎上去十几分钟才拔出。在这样横暴的折磨面前，李×严厉斥责吴成禄：“我是共青团员，根本不相信鬼神，决不向你们妥协。你是共青团干部（小组长），为什么搞迷信活动？”吴成禄竟又指使刘宝庭脱李×的衣服、乳罩、裤子，并乱摸乱抓她的乳房，腋窝和###。李×当时曾哀告他们不要这样污辱她，说：“我是个姑娘，你们这样污辱我，以后叫我怎么见人？”但他们依然不听，一直胡闹到凌晨4点多钟。他们走后，李×立即昏倒，以后十几天下不了床，经医生诊断，已患“反应性神经症”。和李×同住一宿舍的其他五名女知识青年，目睹此事，曾出面制止，但刘宝庭竟威胁说：“以后也这样整治你们。”此事在全场职工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市委很重视这个情况，指示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吴成禄、刘宝庭两犯已被逮捕起来。　。。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4）
通过以上所举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到，最突出的问题，是知识青年应有的权益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女青年尤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领导，这里有领导者个人的问题，如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但是问题如此集中，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首先，这源于农场干部对知识青年的整体看法，这种看法也就是当时社会上对知青的看法。在政治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都相对较好的青年或进入大学或应征入伍或留在城市就业之后，下乡和到农场的青年总会给人一种“被淘汰”的印象，这是无论怎样宣传都无法掩盖的事实。于是，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环境下，一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干部，会将这些青年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来加以歧视；下乡青年本身所混杂进的工读学校学生甚至在社会上沾染了劣迹的流氓小偷等人，更使农场干部和职工加深对他们的偏见，他们都认为这些青年是城里不要的“渣滓”，北京一些农场就公然称这些青年为“渣儿”。他们对于城市将这些包袱甩给他们非常反感，这股怨气当然就宣泄到知青身上。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下乡知青都被户口和粮食关系严格控制着，对于农场再不满意，真要离开，也有诸多顾虑，用上述例子中干部的话说，就是反正想跑也跑不了。这使当地干部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对于知识青年享有的是至高无上的、基本上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他们可以对知青为所欲为。一旦认识到这点，后果就很可怕，动辄扣青年的工资、口粮，随意打骂知青，开批判会，甚至污辱女青年一类事件，便如上述那样层出不穷。本来，在这里，国家的政策、法律是应起到制约作用的，但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知识青年却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农场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农场干部对知青所享有的权力，往往超过人民公社、生产队干部，问题的出现往往便更明显、更集中；这一问题，到“###”后知识青年大批到农场（当时多已改成兵团）去时，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唯一能对这些干部的做法起到制约作用的，是中央文件，事实上当时的知青和家长，也都将希望寄托在“中央说话”上。“###”前，中央已经就农场干部###知青问题专门发出过两个文件，也可见问题发展的严重性了。
　　1964年5月9日，也就是中央开始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的时候，鉴于农场所###的问题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直接阻碍了对于知青下乡的继续动员，###中央特地批转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即如上述），批示说：
　　请大家看看这四份材料。这些材料讲的都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国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后遭到歧视、打击、污辱等粗暴对待的问题。这些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影响很坏。据了解，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