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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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婵ā保负趺恳皇逼冢恳坏厍恳焕嘈偷南孪缰肚嗄辏加械湫捅皇髁ⅲ桓髦中浇椤按笳牌旃摹钡匦Ｕ馐且桓鼍中缘闹苊懿渴鸲纬傻闹嘞冉禾濉Ｊ�###期间树立知青典型的活动，则因缺乏这样有效的运作而显得零乱、没有章法，再因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难以对典型加以反复推广、反复宣传，后期更有一些典型陷入政治阴谋之中不能自拔，或者索性就是为某种政治阴谋而树立起来的如“白卷先生”张铁生，彼时再想造成60年代这样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应该承认的是，先进典型中很多人，下乡前就是学校的好学生，或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或是班级和共青团的学生干部，所以在学生和青年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听党的话，心甘情愿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品质。每次动员上山下乡，各地党团组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注意挑选这样的学生，动员他们带头。作为一批下乡青年中的骨干，他们是听话的，很多人就此自愿放弃了升学的念头。在从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中，就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三好学生”和团干部。他们往往还未离开城市，就已被树立为先进典型，被宣传为这一批青年的代表和榜样。由于他们原来所具有的威信，也因为他们确实有高于一般下乡青年的文化和思想素质，所以这样的典型，对青年是能起到作用的。
但是他们自己，却付出了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因为绝大多数典型并未能如邢燕子、侯隽那样闻名全国，他们下乡以后，往往就混同于普通知青，经历着与普通知青并无不同的失落、波折和磨难。所不同的，只是与其他知青相比，思想上的落差更大而已。
宣传先进典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召开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早在50年代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曾采用定期召开回乡知青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做法，使各级领导得以听取回乡知青从下面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也为各自居住于偏僻乡村的知青提供一个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形式。后来一些地方利用这个机会表彰先进知青，结果发现比起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更能扩大宣传面，也更易引起上级的重视。我们在第一章曾经谈到，早在50年代，吉林省在宣传吕根泽这个全国典型时，便同时在该省13个县培养了185个先进人物，并为此而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此举作为先进经验公开推广之后，各省纷纷仿效。1954年、1955年前后，山东、河南、湖南等很多省份都召开了这样的大会，其中湖南召开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的回乡知青代表有250人，当时的全国著名知青典型如山东省的徐建春、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还是省）的邓祚荣和广东省的杨明汉等纷纷写信向大会祝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1954年12月共青团中央组织北京、天津和黑龙江等地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垦荒，翌年黑龙江省就召开青年垦荒积极分子大会，以作为对这一影响到全国的垦荒运动的一次检阅。在1955年9月，徐建春等14名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还在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举行会议，动员回乡生产的青年们投入扫盲等活动中去。1957年，中央关于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定刚一作出，河北省就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为此发去了贺信，这些做法，造成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声势，对青年起到巨大的鼓动和感召作用，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开展。
1963年团中央在全国大规模宣传知青先进典型的同时，也再次运用了这一宣传形式。团中央青农部工作组在“农村知识青年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工作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值得提倡，这表明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是很好的宣传。他们还曾打算在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五四”青年节时，召开一次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来未得实施。但想将规模和声势搞得越大越好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此后，各省纷纷召开了旨在造成动员声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一开会，省一级最高领导必然到会并且讲话，各路先进知青代表云集省会，介绍经验，老典型得以亮相，新明星得以推出，在一番热闹的背后，浮夸、虚假、形式主义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除了作为动员知青下乡的一种宣传之外，也成为各级领导向上级表示对此项工作之重视并进而表功的方式。而占大多数的普通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往往因此而被掩盖了。
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各类报刊上对此类会议的报道层出不穷，这里就不再具体举例了关于这一阶段各省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可参见刘小萌、定宜庄等编撰的《中国知青事典》有关条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的先进典型往往通过这种大会被“打出”，已经出名的则通过参加大会而增加知名度。这种大会是知青明星的活动舞台，知青明星的参与也为大会增辉，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做法，被作为成功经验传下来，一直沿袭到“###”期间知青大规模下乡之时，并最终成为完全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受到知青的普遍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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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1）
我们在这里先介绍当年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两个人物：董加耕和侯隽，这是中国知青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笔。
（一）侯隽
她和邢燕子，是知识青年典型中保持令名最长久，因而知名度也最高的两个人。
侯隽，1962年于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干部。少女时代她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理想，当时党号召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她受邢燕子、王培珍等榜样的鼓舞，决心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她在农村无亲无故，便与一个同学一道，下到了那个同学的老家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从我们前面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那时的城市知青，绝大多数是因各种原因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而且基本上被集体安排在城市近郊的国营农场，下乡插队的试点，在外省刚刚开始，在北京还未提上日程，她是真的走在时代前面了。
虽然与她同时代的青年，都具有热情浪漫、满怀革命激情的特点，但就在这代人中，她也要算是最热情浪漫的一个。因为作为一个品学兼优而且家庭条件优越的高中毕业生，她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可是却将这一主要是为安置那些在城市无法安排的人的政策，当成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就身体力行之了。作家黄宗英将采写她的报告文学冠以《特别的姑娘》之名，的确是恰如其分的。她的这段历史，曾被以她署名的文章和各种宣传媒介，在十余年间反复地讲述、渲染，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了。但今天读来，却仍然饶有兴味。
她下乡后的遭遇，是几乎每个下乡知青都曾经历过的，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她那个同伴在窦家桥的“家”，其实是一间在土改时分得的空屋，没有人住，也没有一件农具，做饭还得现搭锅台。女伴很快就离她而去。艰苦，尤其是难耐的孤独，使她也动过离开的念头。她曾想到国营农场去，那也是支援农业，不算当“逃兵”。但她下乡的这个县实在是个“宝地”，全国著名的邢燕子和最早的“铁姑娘”张秀敏都出在这里，也因此而不断吸引着记者、作家的目光。就在她感到最无助的时候，著名电影演员也兼作家的黄宗英来到这里。她本是来采访邢燕子和“铁姑娘”的，听人说到侯隽，就到她的小屋与她同住了几日。回京后，她将此事讲给了周恩来，我们在上一章说过，此时正值1963年夏，周恩来刚好在筹划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而且拟将安置方向从国营农场改到农村插队落户之时，他立即看到了树立侯隽这一典型的意义。1963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的姑娘”》为题刊发了报道，仅仅几天以后的7月19日，共青团天津地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的活动。7月23日，黄宗英与另一作者合写的《特别的姑娘》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紧接着，全国各大报也都纷纷发表了报道和评论，这些评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如《光明日报》评论所说：
（在侯隽下乡的）短短一年里，回答了为许多初高中学生思想上共同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国营农场的人数，比起人民公社生产队来总是少数，因此，要靠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家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动，或是组织起来从事边沿地带的垦殖生产。侯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比较艰苦的，但正因为艰苦，也更好地锻炼了人。《光明日报》，1963年8月19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青春无悔（2）
这便是宣传侯隽的特别意义所在。
侯隽毕竟是北京的高中生，其文化素质与邢燕子、张秀敏等高小毕业的农村青年不可同日而语，她也因此受到当时到天津考察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特别的关怀。周扬于1964年3月间几次专程到天津郊区和河北省宝坻、遵化等县农村，邀请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四十多人进行座谈，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上山下乡对消灭“三大差别”的意义，号召青年们“做农民的新一代，也做知识分子的新一代”。这个号召，无疑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周扬同志就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作重要讲话》，《天津日报》，1964年3月15日。。
此行中周扬还专门访问了侯隽的家，与她进行了交谈。“###”开始，周扬成为刘少奇在文化界设置的“黑爪牙”后，侯隽曾多次回忆起这场谈话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刘少奇和他的爪牙千方百计在我身上打主意……周扬对我说：“把你们这些人放下来，不是让你们把知识扔了的。这个广阔的天地不只是产粮食、出经济作物、出工业原料的地方，也是出各种干部、出各种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学者、作家都不是出在通都大邑，而是出在穷乡僻壤。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应当出更多的人才么？”
“你与工农结合，又经过了实践，有资本，比我们强，就把你的亲身经历写一写，就是一本好小说嘛”……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些话不是味，完全违背毛主席教导——我没理周扬那一套鬼话。侯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汇报》，1968年5月14日。
周扬拉我上他们把持的旧清华，妄图中断我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干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我坚决不去。《坚持乡村，不断革命——侯隽在甘肃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甘肃日报》，1975年7月9日。
我坚决回答：从下乡那天起，我就不打算当文学家了……难道办民校、革命文化站、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都不重要，只有写小说重要吗？侯隽：《我们决不上中国赫鲁晓夫的当》，《人民日报》，1967年6月23日。
虽然与周扬原话可能有些出入，但大意恐怕不差。周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解，基本上遵循了刘少奇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他们期望通过这一运动培养出一些人才。周扬毕竟是文人，刘少奇所想的人才，更多的是县长、省长、中央委员，是干部，周扬想到的，则是文学家，是学者。他们的想法，与毛泽东当时所要培养的革命接班人相比，是有些“不对味”。事实上，这作为解决城市剩余人口的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固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再进一步，说到期望知青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只好凭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其实谁都心中无数。
侯隽名声大噪是在“###”期间，她的活动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相终始，能做到这点的知青典型只有她和邢燕子两人。1976年她曾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说过很多过头话，但也向上级反映过知青的不少真实情况，并为他们奔走呼吁。无论如何，她的名字已经与那个时代，与“知青”二字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了一种象征。
（二）董加耕
董加耕的光芒曾一度盖过了邢、侯两人以及所有其他知青典型，但“###”一开始，就暗淡下去了。
青春无悔（3）
董加耕是回乡知青。他原名董嘉庚，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高中毕业，他在升学志愿书上填写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加耕”，回到了家乡。他学习成绩优秀，又是贫农后代，在中学就入了党，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农村青年中甚属难得。在当时高校招生强调政治成分的情况下，他本来很有把握进入大学并进而成为农村青年所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的，他却能主动放弃这一切，因此，从他下乡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在他下乡一年后的1962年，江苏省省报《新华日报》就以《目标始终如一——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还乡前后》为题，报道了他的回乡经过，但这时他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董加耕名声大振是在1963年下半年，也就是中央制定了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以后。在是年11月团中央于苏州召开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汇报会议上，江苏省汇报了董加耕的情况并立即引起了上级的重视。此时回乡知识青年中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回乡知青总数的6％左右，是思想波动最大的一部分人，团中央急于在回乡的高中生中树立新的标兵人物，董加耕便应运而生了。
从1964年年初开始，先是《中国青年报》，然后是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都不惜篇幅对他加以大肆报道，其规格甚至连1960年对邢燕子的宣传也无法相比。他的务农日记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杂志上全文刊载，那个时代特有的铿锵语句顿时就响彻了全国：
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解放前，第一线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我到农村去，不正是党所需要的吗？
体力劳动是一座不朽的熔炉，我是一块矿石，一定要炼成不锈之钢。
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称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是勇敢的革命先锋，说他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道路。《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人民日报》，1964年3月20日。
董加耕作为知青典型的巅峰，是在这一年的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破例设了三桌便宴，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圈定，董加耕和邢燕子分坐在毛的左右。毛泽东在从1955年直到“###”爆发之间的十余年间，对已经颇具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迄未置一词，即使是这次便宴，他也没有哪怕一句话直接谈及此事，但按照当时的习惯，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董加耕和邢燕子本人最大的赞许和鼓励了。
对董加耕的宣传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几个月内就收到数百封信。
知识青年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不可否认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真诚。当时江西省赣州四中有个名叫赵恒锠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班长、共青团员、四好（三好之上再加劳动好）学生，他与三个同班同学熊强年、宋柏林、刘捷民分别改名为赵恒耕、熊长耕、宋志耕和刘永耕，组成“四耕小组”，将他们四人的照片寄给董加耕，并且提出“学加耕，比加耕，四耕赶一耕”的口号，放弃高考，到离开市区三百多里的山区插队务农。这种做法，在当年曾风行一时。 。。
青春无悔（4）
董加耕自己也曾谈到，当一切已经结束的二十多年之后，一次他出差住进常州的一家###，一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后围过来，他们说他们都当过知青，都是学习他的榜样才下乡的，这使他感慨万端。
“###”爆发，他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县组织了“拔黑旗”战斗队，矛头都是指向他的。县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董加耕问题联络站”，编了一本《董加耕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广为散发。这些批判，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自愿下乡，到底有没有私人动机？他们说他其实是大学迷，只是几次未达到目的，才想出这么个哗众取宠的主意。
如今再来判断这些揭发材料的真伪，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即使他曾真的梦寐以求想上大学，即使他曾有过所谓的个人动机，也无可厚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在当时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衡量模范人物的标准，如今看来在概念上就存在着矛盾。但在当时，这些揭发的确使他备受磨难，这颗夺目的知青明星一下子就殒落了。
董加耕和侯隽尽管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的时候，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与后来“###”期间知青被“大拨轰”到农村，毫无自己选择余地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也许只有他们，才可以谈得上是“青春无悔”。从他们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们对于选择了这条道路，也的确“无悔”。1986年，当山西的北京知青掀起最后一场返城风波的时候，山西曾派出一个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组成的“志在四方”汇报团，到京、津等地巡回讲演。一位中央首长在接见他们时对知青在农村所起的作用作出的几句肯定评价，曾使侯隽“高兴异常，奔走相告”《访老知青侯隽》，《新疆青年》，1986年第9期。。董加耕对往事的评价则更理论化一些，他说：“当年一些知识青年志愿到群众中去干事业这是可以的，只是后来一阵风，就把事情搞坏了，凡事都怕走极端。”他进而阐述说，当年的上山下乡有4个区分，第一是“###”前部分青年出于自愿到农村干一番事业和“###”中的“一刀切”、“一刀红”亦即一律下乡应当区分；第二是毛泽东、周恩来培养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培植的人应予以区分；第三是“###”中说错话、办错事和主动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人应予以区分；第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积极工作还是消极怠工也应有所区分。台恩普：《往事历历三十年——董加耕访问记》，《青春岁月》，1991年第6期。他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和心情。
主动选择这条道路的青年虽少，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像董加耕和侯隽一样，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怀着为祖国贡献青春的美好理想，他们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中最优秀的一批人。
最具代表性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南京72贤人”，指的是72名自愿放弃高考到农村插队务农的高中毕业生群体。
1964年年初，江苏省将董加耕这一先进典型推向了全国，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大张旗鼓的学习董加耕的运动，在高、初中学生中间造成了很大影响。南京市六中、十一中、南师附中等学校的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这种气氛的感召下，考虑到当时高中毕业生中下乡务农的人数还不多的事实，决心开风气之先，放弃升学考试，直接报名到农村插队务农。此举得到南京市以及江苏省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震动。
这72个青年中很多是当时重点中学的学生。有些是干部子女，六中的蒋才琴出身革命家庭，自己每年暑假都回到老家泰兴去参加农业劳动，看到很多回乡青年不安心，总想往城里跑，而农村又需要有文化的人，遂产生了下乡务农的想法。她说自己不考大学并不是单纯的决心，而是革命。还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子女，如黄桂玉，父亲是大学教授，她说：“我家祖辈几代都是书香门第，如今我要去种田，就从我这一代起，用汗水来谱写劳动人民的家谱。”又如方环，父亲是南京航空学院教师，母亲是中学教导主任，她的哥哥已经于1961年下乡，这次她要放弃高考，家里本来不同意，希望她能先考大学，但她态度十分坚决。也有一些工人子弟，如蒋贵勤，本来想接父亲的班当铁路工人，经再三考虑后，认为到农村去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于是决心下乡。此外，他们中还有归国华侨。
这些青年从决心下乡务农之日起，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了临时学习班，抓紧一切机会开展自觉的“练兵”活动，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张光祖每天早晨挑上一担砖块上学，晚上再挑回家，20多天下来，已能从开始的70斤，达到110斤。方环每天早晨和中午挑水围着房屋绕圈子，有同学笑话她，她脸不红，气不喘。李双银带上两个同学到农村的外婆家，整天练习栽山芋、车水。还有些人练习赤脚走路、爬山。
8月29日，江苏省召开规模空前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72个尚未下乡的中学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十分令人瞩目。9月12日，他们与其他知识青年共733名一起，动身前往苏北的江宁、盱眙等县插队，南京市为他们召开了盛大的欢送大会，会上他们的代表蒋才琴、王作霈，以及家长代表方环之母、顾小抗之父等人作了发言。
下乡后，这“七十二贤”以学校为单位被分别编入集体户，成为各户中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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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1）
从1962—1966年“###”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规模虽远远无法与“###”以后相比，但仅就它动员了将近百万人这一数字来看，就已绝不是如今天有些人所以为的“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了。这支百万大军的主体，是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于此点，中央曾有过明确的规定，1963年年初中央文件称：
安置对象必须坚持中央规定的条件……学生是指1961年以来毕业没升学就业而又具备下放条件的；闲散人员是指历年精简下来没得到安置的职工和1960年毕业未升学就业的学生，家庭妇女（男女双方下放者例外）等其他人员不包括在内。
安置对象应限于家居大城市的精简职工和学生。大中城市的界限，暂按经国务院批准设市的17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不够10万人口的工矿区为标准，这个范围，不能扩大。《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批转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的报告和落实的安置计划》，1963年2月8日。
可见，作为安置对象的知青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应届毕业的学生，另一类，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曾经论述，后来也间有提及的社会青年。而无论是哪一类，他们与“###”时期大批下乡的知青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只是城市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在有相当数量的人可以升入大学，还有一部分人可以留城就业的前提下，下乡知青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属于被城市“抛弃”的、位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像上一节所述那些能够升学而自愿下乡务农的人，只是极少数。
与50年代相比，这时的年轻人，心头已经平添几分压抑，虽然他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却依照出身不同而被划成几等。这一情况在宣传知青典型时已很明显，人们很少注意50年代知青典型的家庭出身，没人去理会徐建春、吕根泽的父母是否是贫下中农。但1964年以后就不同了，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子弟，采取的是不同的宣传方式，甚至有些知青典型就是因出身有代表性而被树立的。所以我们在论述当时知识青年的构成时，也不得不将他们的出身考虑在内，甚至部分地以出身作为划分他们类别的依据。
（一）干部子女
在当时的宣传中，干部子女的概念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包括了高级干部，也包括一般干部，甚至还有老红军、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他们中很多人在未能考上高一级学校时，也加入了这支下乡知青的队伍。早在1963年就有报道：“（在知青中）有元帅的孙女，有将军、老红军、部长、省长、市长、市委书记的子女，有‘革命妈妈’陶承同志的孙女。”《下乡上山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向》，《中国青年》，1963年第23期。以后则为数更多。
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干部子弟，主要还是指的高干子女。
“###”以前，高干，按规定是十三级以上干部，以下则为一般干部，但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当时绝大多数生活在北京。
“###”前上山下乡的高干子女典型，最著名的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之子万伯翱。
万伯翱1962年于北京育才中学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此时国家已经开始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北京市也已经有一批中学毕业生被安置到近郊区国营农场，这些农场离城都较近，条件相对说也比较好。但他的父亲万里却认为儿子需要离开家，离开父母，到更远些的地方去，一切从头学起。于是，1962年9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下到河南西华国营黄泛区农场的园艺场，参加农业生产。后来著名剧作家曹禺曾在文章中提到此事说：“1962年他被父亲送到河南农村锻炼，首都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伯翱大约是第一人。”吴欢：《京城一少》，《北京晚报》，1994年4月4日。说是“第一人”并不准确，但他作为北京最早到外地农场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又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可算得是开风气之先的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2）
1963年9月，《中国青年报》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为题，报道了此事，提到万伯翱通过一年的锻炼，尝到了劳动的辛苦。同年11月，万伯翱在该报发表给青年朋友的信《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1964年9月22日，他又在《河南日报》发表文章《到生活的激流中去》。1965年4月，该报又刊登了万里给儿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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