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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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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的框架就这样大体搭起来了，以“活生生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来教育青年，是这个框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不是天生的，它需要组织按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来发现和培养，而一个普通青年一旦成了典型，他也要根据组织的需要来成长，在那种能够把“做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口号公开喊出来的气氛下，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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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可行的道路（1）
在这场运动中，全部工作的重点，都是落实在“动员”二字之上的，就是千方百计把青年动员回乡。从这点来说，到1956年春为止，工作的进展情况还是顺利的，这与当时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公布以及随之进行的夸大宣传很有关系，很多青年思想中产生了农村就要跨入社会主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错觉。
截至1954年10月为止，据辽宁、河南等11个省、北京等3个直辖市和湖北、四川两省部分县、市的统计，初中毕业生已经从事生产劳动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77000余人，占不能升学人数的78％。另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和江苏等4个省的部分县、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000余人，约占不能升学人数的685％。没有就业的，大都是家住城市的年纪较小的学生。
从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情况来看，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才是从事工业生产。如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5省已经从事生产劳动的27万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将近8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的只占121％。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工业发达的省市或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省，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就较多，如河北省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占从事劳动生产或其他工作的636％（参加农业生产的只占64％），旅大市达到895％。与此相反，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而工业不甚发达的河南省，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只有约17％从事工业生产，其余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国家从中总结出了这条动员知青务农的道路是可行的，今后不仅是对高小毕业生，就是对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了动员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外，也主要是组织他们去从事农业生产###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1955年），《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对于1954年各省回乡知识青年的具体情况，报刊公布的数字是零散的。今略举几例：吉林省，应届高小毕业生中，参加工业生产的有4750人，回乡务农的有68776人，大多数在互助合作组织里担任各种职务。河南省，1954年高小、初中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的有15万余人，另有13000余人参加了郑州专区举办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又如华北，到1954年为止，已有大批高小、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其中蓟县1953年、1954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有1700余人《华北大批高小和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17日。；山西朔县1953年曾有350多名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山东省，三年来已有30余万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占三年高小毕业生总数52万的大半，其中文登专区7万余名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中，在乡的6万名左右，绝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莱阳专区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高小毕业生有34000名，其中24400余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山东三十余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26日。。总之，从地区来看，大抵北方比南方为多；而从文化程度来看，是“大批小学毕业生，很少初中毕业生，甚至没有高中毕业生”《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
一条可行的道路（2）
要统计这一时期回乡中小学毕业生的准确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统计资料，而尤其是因为这批人的流动性特别大，有人虽回乡，并未参加农业生产，有的是回乡自学以准备来年的升学考试，有的在当地找到工作，有的女青年后来又嫁到城市等等。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投入了农业劳动，而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成为一支“可以依靠的突击力量”。据###1955年在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在现有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青年17亿人，其中担任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会计、生产队长、技术员等职务的骨干分子有290万人。据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印发的《莱西县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调查报告》提供，农业合作社的前景吸引着这批学生，在该乡1954年毕业的3000余名学生中，在合作社、互助组中任干部的有783人，还有1335人担任了宣传员、教师、卫生员等。报告认为问题在于高小毕业生太少。莱西县一共10余万农户，按一个合作社（指初级社）25户计，全县应建4000多个社，以每个社平均设置会计、技术员、计账员等各一名计，就需要20000多人，在合作化程度较高的乡，高小毕业生已呈“供不应求”之势。此外如吉林省舒兰县，1954年参加农业生产的3892名中小学生中，入社入组的有3789名，其中任社主任的9名，任互助组长的64名，任会计、记账员的1789名；山东省荣成县的198个农业社会计中，高小毕业生占103人，等等。后来名闻全国的劳动模范吕玉兰、周明山等，就都是十几岁就当了互助组、合作社的干部，徐建春更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将青年动员回乡，未必意味着这场运动就获得了成功。从直接效果来说，回乡只是第一步，回乡之后是否能够巩固住，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青年能否在农村发挥预期的作用，还关系到今后的动员能否继续顺利进行。而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诸多纰漏。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宣传中最让青年们动心的，是国家为合作化运动所描绘的远景：“老是弄小农经济，确是没有干头，可是搞伟大的合作化运动，这就大有出息，大有干头了。”合作化至少带给他们两个希望，一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给予他们进一步学习技术和文化的机会；二是农村的面貌会很快得到改观，生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但回乡之后，他们面临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第一，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并不像知识青年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它本身的种种失误开始###，到1956年，南方各省中有的甚至已将合作社自行解散，使回乡知青产生信心的立足点发生了动摇，很多青年发现“高级合作化不过如此”。加上很多地方发生灾情，生产减产，于是大量农村青年不再安心农业生产，要求外出，其中多半是农村知识青年，很多还担任着合作社的记工员、会计、生产队长甚至社长等工作，有些是青年团员，在受灾减产和城市、铁路附近的地方，这种现象尤其普遍。他们说自己是“身在乡里，眼在城里，心在厂里”，整天想办法到城市找工作。 。 想看书来
一条可行的道路（3）
第二，动员工作本身的失误也是不可推卸的，主管这项工作的人，从上到下，都只把精力放在将青年送回农村这一环之上，只要把人送回乡，就完事大吉，再无人过问。人们大概以为，出现这种大批青年无处安排的危机，只是暂时现象，以后社会主义发展了，一切自然就会好起来，更多的干部则只图敷衍塞责于一时，根本不关心以后怎样。
青年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有这样几方面，第一是无人关心和过问，把他们混同于普通农民，一些村干部，将他们视为多余的人物和负担，任凭他们在农村苦闷彷徨。1955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纠正不关心在乡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现象》，提到他们接到不少回乡青年的来信，反映团组织对他们关心不够，有的甚至不管。如山西省潞安县鹿家庄的5个高小毕业生谈到：
回村后人们瞧不起我们，团组织不管我们，连家长也不满意我们。想为大伙办事，得到的却是冷淡。去年做人口登记工作，李文安一不小心，表格填得不够清楚，社里会计就说：“凭你这两下，还想当记工员！”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可是怎样学到，我们没办法。今年社里技术员们听过###次农业技术传授，我们“没资格”，连一次也没有听。回村上快一年啦，村上团支部没找我们谈谈心。我们还要问问团潞安县委的同志们，听说团县委共有十###个干部，团县委机关经常住着五六个人，可是一年啦，我们很少见过他们的面。我们村附近乡住着两个县委的同志，也很少来我们这儿，就是来也是转一转就走了，从来没问过我们的事情。今年这半年乡里团总支收到县委送来的十二三份指示、通知和号召，七八份通报和材料，可竟没有一份是谈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的。奇怪呀，团县委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黑龙江巴彦县宝山村高小毕业生冯树斌、湖南省衡阳县麓山乡5个高小毕业生等也都写信说，因为没人管，很多人就到处去找工作，有的人还被荒诞###毒害了。这些来信都要求团组织更多地关心这些回乡青年，也呼吁社会各方面帮助和支持他们。
第三，劳动报酬不合理。吉林省舒兰县东兴村东隆农业社高小毕业生杨树春、朱显忠写信说，今年春耕倒粪，队长高玉田分配他们倒一堆粪（实际是一天倒不完的活），答应给5分，因两人劳动热情很高，中午也没休息，到下午5点多就倒完了。可是到晚上评分时，队长却说他们不守劳动纪律，天不黑就回家，给评了2分半工，这样就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第四，农村干部素质差，回乡青年本身期望值又过高，加上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多种因素，常与干部乃至农民发生矛盾，不仅不能如预想的那样受到重视，甚至处处受到冷淡打击。在杨道纬采写的《三里沟村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这样苦恼？》一文中提到：山东蓬莱县绪谷乡三里沟村共有回乡青年22人，其中初中毕业生7人，高小毕业生15人，现已有8人出外。这些青年人都是从1953年起陆续毕业回乡的，当时的理想有三条，第一条当农业技术员；第二条当劳动能手；第三条当拖拉机手。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劳动热情非常高涨，1954年积极组织民校，把村里文娱工作搞得很活跃。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慢慢苦恼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村里、社里不使用我们。”乡长姜恒芝说，青年人没有实际经验，工作上办法少，起作用不大，选干部时总是选不上。现在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当干部的，连原来在初级社当记工员的三个知识青年在转高级社后，村干部也不让他们当了。他们还提到，知识青年给干部提意见，受到干部的无理指责。如去年冬天社里不和社员商量，就指定郑富当生产队长，郑富工作上有很多缺点，社员都不同意，知识青年向乡里、县里提意见，要求###选举，提出乡干部管社不###、办民校不解决经费等问题，乡干部反而批评青年“太调皮，不服从领导”。加上青年们组织自学小组却因无人过问而垮台，入团问题得不到解决等问题，很多青年不再安心务农，而是盲目跑出去找工作。
一条可行的道路（4）
这些问题，事实上贯穿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在本质上是与文化、与知识对立的，它往往通过对知识青年的反感、歧视、排挤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当时那种美化劳动人民的气氛下，满腔热情的青年对此不可能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宣传上过于强调农村对知识和知识青年的渴求，而淡化甚至回避农村存在的落后顽固的习惯势力，尤其使青年在面对现实时感到失望与迷茫。事实上，这种旧势力本来也不是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所能对付得了的，徐建春、吕根泽和吕玉兰那种一回乡就被推选为互助组长、合作社长的情况，并不能说就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知识青年若真要在农村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作强大后盾，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一些地区的领导是重视了这个问题的，并曾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委发出《关于积极吸收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必须重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文件规定：
1训练各乡办社干部和各种业务技术人员时，必须适当吸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训练。在进行全乡办社规划时，应把本乡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社、组问题同时进行安排，领导他们协助乡人委会进行有关合作化运动与各种政令宣传、群众识字教育、业余文娱活动等，不使他们投闲置散。
2各普通中学应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增加学生的农业基本科学知识。
3各地农业技术指导站和农业技术学校、银行和其他财经机关、人民医院和医务机关、文化馆和文艺团体，应有计划派遣业务知识较有修养的干部，主动、认真地协助训练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经常和他们联系，使他们迅速成为有用人才《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这类指示，若能在各地切实贯彻，会收到很大效果，但影响这些规定贯彻下去的因素实在太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述很多党、团组织和地方领导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而且在解放之初，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农民，有强烈的农民观念和意识，他们并不认为这支力量有多么可贵，包括较高层的领导中也有人如此，所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才要呼吁说：“我们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强调要做好回乡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工作，不仅因为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是国家安置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办法，也就是他们的主要出路，而且由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合作化运动中，迫切地需要着他们”《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是一个整体。虽然土改以后不再在青年中划分阶级成分，但每个人身上却都是打上阶级烙印的。青年回乡后，要与自己的家庭在一道生活，出身和成分问题就比在城市中更为突出。
解放初期，能够从初中、高小毕业的贫农、下中农子弟并不很多，而在土地改革的硝烟尚未散尽的农村，地富子女回乡的境遇显然是颇为尴尬的。地富分子是否能够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地富子女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在1954年已被很尖锐地提出来《中国青年》答读者问《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回乡后能否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一两年之后仍未得到解决。据《中国青年》杂志载：
一条可行的道路（5）
有一位在团区委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现在回乡来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中，有一些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我们感到很不好办：不明白这些青年能不能入社，因为近几年来对地主和富农，一般是坚决不接收的；也不明白是不是能让他们当民校教师，虽然现在扫盲的民师很缺乏；更不明白团的组织是不是也要去帮助和教育他们；有的基层团组织对其中有些是青年团员，思想很不通，说他们家是地主，富农，怎么能入团呢？”
须知这封信的发表，已经是1956年初了严如平：《不要歧视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学生》，《中国青年》，1956年第2期。。
对于搞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从原则来说，他们可以入社。可是我国农村原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地进行生产和过活，这就使他们入社的问题和家庭连在一起了”。所以《中国青年》的答复是颇为含混的，说地富子女入社，“原则上说是可以的。由于有一些文化知识，对开展组内、社内文化教育和改进农业技术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不免要牵连到他家中其他成员是否也要参加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寻求解决办法”，“被雇用是个妥善办法，暂时不能加入，应以正确态度对待”。所谓“被雇用”，其歧视之意已很明显。而“应以正确态度对待”，简直就是一种应付，可以想见地富出身的青年看到这种答复会作何感想。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
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页。。
勉强可用来当文化教员，却仍未明确答复是否可以让他们入社的问题，地富子女在农村的处境可知。这种歧视和不信任，后来日趋恶化，基本上是被与地富本身同等看待。他们在家乡很难再谈什么发挥作用的问题，其千方百计逃避还乡也就是必然的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的辍学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在1956年初达到高潮。据1956年初###的初步统计，全国辍学的小学生达510万人，初中生达15万人，其中如广西省1955年小学学生比1953年减少24万；黑龙江省小学在校学生退学12万人以上，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0％；辽宁省十个县市中学生退学休学9499人。据当时的###长张奚若的讲话，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学生总数的50％以上，而且仍在发展。他认为，这个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目前必须迅速制止这种现象，否则就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妨碍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实现，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长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并见《人民日报》社论：《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人民日报》，1956年3月30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条可行的道路（6）
张奚若认为，学生的退学辍学，是每年都会有的现象，但这两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十分不正常。其原因，据他的分析，一是动员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靠计工分吃饭，孩子早些回家，还能多挣些工分。二是部分农民承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三是随着1956年又一次的经济过热，到处出现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很多地方乱拉在校中小学生参加工作或到农业社担任会计，由此便引发了这场严重的辍学风。
张奚若的讲话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据###当年7月的统计，退学风在河北、江苏、黑龙江等15个省市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河北省公立小学减少了30万学生，福建大田县有七分之一学生流动。
这是人们尤其是农民对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做法的一次沉默的抵制。既然读书之后仍然要握锄把，何必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送子弟上学呢？大起大落的经济发展情况让普通百姓感到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遇上一次城市招工的机会，或者遇上合作社有可待填补的干部名额，谁又肯将其白白放过呢？谁能知道赶上自己毕业那年形势会是什么样呢？说到底，还是难以接受读了书再去当农民的事实。
很难说当时的决策者是否意识到社会的这种反应是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但即使认识到了，他们也只是将它归结为资产阶级旧思想的影响，并决心从此与这种传统观念展开斗争。
好在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又一次冒进，使这一切矛盾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又开始盲目招收职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56年9月底，全国已新增职工224万，其中76万余来自农村。到当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数已达2473万，比1949年增加了3倍多，不少单位招收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增加的职工。这对于那些对互助合作运动热情大大减退的农村知识青年，具有极大的###力，他们有文化，在招工中有着比一般农村青年更有利的条件，这使他们纷纷丢下锄把重新涌入城市。而这年城市工人、干部进行的评级加薪，造成了城市职工与农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更加剧了回乡青年的不满情绪和向城市涌动的浪潮。
前面已经提到，经济的过热与教育规模的扩大从来都是同步的。1956年，大中学校招生数量也突然增加。据###长张奚若在全国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初中毕业生一共是787073人，而当年高中计划招收新生366120人，中专招生421596人，初中毕业生即使全部升学也不能满额，只能动员前几届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报考，###还特别规定，不得限制已经在农业合作社担任了负责干部的初中毕业生报考，他们的工作，可由村中的高小毕业生接任，这不仅使从1954年开始的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的工作遭到瓦解，也为1957年再度开始的动员工作造成强大的阻力。
但是，大幕毕竟已经拉开了，而且开场戏看来还唱得不坏，这使中央坚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这次动员还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一整套的经验。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1）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随着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在全国的普遍深入展开，“知识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上公认的专用名词，取代了以往常用的“中小学毕业生”、“青年学生”等说法。
自从国家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之日起，“知识青年”这个名词，就开始有了明确的限定，它特指原来持有城市户口，下乡时享受国家给予的安置费待遇的青年学生。从下乡前的身份说，它包括了应届毕业生和以往毕业后未能在城市就业的“社会青年”；从上山下乡的去向说，则包括了到国营农场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新社员，以及到生产建设兵团和边疆务农场的以往的“支边青年”。
过去所常常使用的“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词，已经被“回乡知识青年”代替，“知青”与“回乡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回乡知青既然不享受国家的任何照顾，它的概念就宽泛多了。
与50年代的“中小学毕业生”相比，知识青年的文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高中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年龄却有所下降，应届毕业生基本都在15岁到20岁之间，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中形形色色的家庭。
知识青年，从此作为社会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载入了史册。但还要指出的是，在十年###之前，它还不是一代人的代名词，它的人数和影响，都还是相当有限的。
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即使是“###”期间下乡插过队的人，也有很多并不知晓“###”前就有过知青和上山下乡，但是，只要向他们提起邢燕子和侯隽，他们马上会点头说，知道知道，看来，知青还真是早就有了。
知青典型并不“典型”，他们未必全都是知青中最优秀的人物，但知青这一群体却的确是因他们而闻名。
我们前面已多次叙述过这些先进人物，但典型已成为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则是60年代中央将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之后的事。
从知识青年中物色先进典型作为榜样，已经是动员知青下乡的传统做法。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三年灾害时期再次动员知青下乡时，邢燕子、王培珍的名字一下子传遍全国，对动员工作曾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63年10月周总理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以后，团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50到100人建立通讯联系。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热潮。《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总理对团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年10月23日。
可见，这种“以典型带动一般”的做法在他们已是轻车熟路。典型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这一做法在当时不仅不为人们所讳言，而且还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就曾明确提出：
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经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种工作方法。《中国青年》，1965年第14期。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2）
这已经把树立典型的作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树立典型的具体操作这时也已系统化，一般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来发现典型，阐扬它的重大意义；第二步是发现之后，立即深入下去，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反复推广，使之在广大青年中造成深刻影响。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徐建春和60年代初的邢燕子，就是这样被反复宣传而树立起来的。直到“###”以后，每当动员知青下乡时，各种宣传媒介都要将她们再次抬出来。这时的她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了。
从1963年开始，树立典型的活动达到了最高潮，甚至“###”期间树立的典型，其广泛性和家喻户晓的程度，也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时期典型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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