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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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就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歌声。这就是曾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普及最广的《南京知青之歌》。就歌曲本身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幸运，但它带给作者的并不是鹊起的声誉，而是沉重的镣铐、无情的批斗、暗冷潮湿的牢房和死亡的阴影。
　　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国），南京市八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最初，知识青年们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深信不疑，每天起早贪黑地苦干。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发现：农民并不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后者的到来似乎给农村增加了新的负担。而且，几乎所有生产队在给知青盖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户盖房都要七架梁，而给知青盖房时只用五架，剩下的用知青安置费购买的木料被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流传起几句顺口溜以讽其事：“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场合说过的两句话。50年代他曾经主张，在将农民引导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而当1968年数届高、初中毕业生壅滞城中无法就业时，他又发出要他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去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究竟意义何在？任毅用隐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肖明：《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纪实》，1989年7期。。
　　随着上山下乡初那种狂热激情的消退，失望情绪在知青中蔓延。情绪低落的知青感到前途渺茫，用弹唱歌曲排遣心中的忧虑和思乡的情愫。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知青歌曲（此歌歌词为南京赴新疆支边的知识青年高世隆所作，根据《丰收农场之歌》的曲调谱成）基础上，重新填词，并对原曲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创作出一首表达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全曲深沉、缓慢：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任毅写这首歌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当然不敢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其中并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的理想，它只是表达了一种###的思乡情绪，一种美好生活失去后的无奈，表达了知识青年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而产生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是绝对不允许公开流露的，当时只允许歌颂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只允许表达“东风吹、战鼓擂”的革命豪情，只允许为上山下乡运动高奏凯歌。任毅的创作一旦完成，当即被人拿去传抄。同年七八月份，江浦县以及苏北宝应县等地遇到特大洪水的侵袭，在自然灾害面前，有些知青返回城市，另外，部分知青因经济上不能自给也倒流回城。各地知青返城后，相互间往来接触的机会增多，因此出现了广泛传抄、学唱《我的家乡》的情况。尔后，知青又陆续返回农村，这首歌又在未回城的知青中进一步流传。在满耳皆是欢乐的虚假歌声中，唯有这支歌以一种忧郁的曲调倾诉出许多知青的衷肠。知青们唱它、传它，将它视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重新命名为《知青之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6）
这年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因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处于严重对立的非常时期，莫斯科广播电台频繁演唱这首歌，无异于将任毅推入绝境。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展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它已被定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11月份，江浦、宝应等县开始组织人员对《我的家乡》进行批判。任毅的母校在组织力量追查歌曲作者的同时，将情况向《新华日报》作了汇报。任毅预感到“自己的青春将要葬送在这莫名其妙的歌声中了”，就向公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承认了自己是《家乡》的作者，写了书面检查并批判了在创作思想上的“错误观点”。
　　如果不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亲自出面过问此事，因《家乡》引起的风波也可能会渐趋平息。1970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部分知青在里弄里哼唱这首歌，被逐级汇报到上海市革委会。后者又立即向中央报告，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则要求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此案。这样一来，在“四人帮”的直接干预下，《家乡》的作者开始大难临头。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兴起，形势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到处刷出“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的大标语，“###现行反革命”成为当务之急。2月12日，上海、南京两市公检法军管会开始对《家乡》一案进行联合调查，南京市文教局根据市委书记的指示组织了专案组。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即“元宵节”的当晚，武装军人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将任毅扣留。
　　任毅被羁押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看守所，作为“重大的反革命专案”进行审理。审讯者逐字逐句地审查《家乡》的歌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罗织罪状。审讯者指出，歌词的第一段是通过写景来掩盖下面两段的反革命实质。“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念城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动；“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17年招魂，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是在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生活的道路……”，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披星戴月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进一步流露，再一次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叫屈；“用我们的双手……”使用革命的词藻是为着掩盖其“憧憬的明天”，明天者即资本主义复辟也；“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可谓反动透顶南京市法院：《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1978年8月10日。此件为任毅先生向笔者提供。。“###”中有些办案人员一味穿凿附会、上线上纲的“本领”，从上述审讯内容中可见一斑，而多少冤、假、错案也就经过这些人轻而易举地锻成。
　　任毅在乡期间曾说过：“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这些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对极左路线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罪行深表不满的话，都被办案人员作为认定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据。
　　1970年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家乡》“出笼”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家乡》的报道计划。与此同时，对任毅在本市范围内组织批判会数十场。从入狱到8月3日被判决的5个月中，他3次被拉去在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在当时那种滥开杀戒的恐怖气氛中，足以使所有“陪绑”者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在同遭厄运的人们中究竟有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这里指毛泽东的书、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广毒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委研究何意市公检法军管会意见，报省委审批。至此，任毅的性命已处在高悬的达摩克里兹利剑之下而危在旦夕。所幸者，省委在批复中决定判处他十年徒刑，并于8月3日的公判大会上宣布。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轻刑了。
　　按照“###”办案“走群众路线”的惯例，任毅的案子也曾放到群众中“讨论”，得出的一致意见却是“该杀”。不应该忘记，当遇罗克、张志新辈志士仁人的案件在交由群众“讨论”时，也曾受到同样的“判决”。在专制主义淫威的镇慑下，几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顾及他人？！专制主义窒息了人们的良知，同时也就使他们变得自私、麻木，多少暴殄天物的罪恶得以假“群众”之名以行。“###”留下的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任毅后来之所以被判刑十年，据说是因为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他年纪轻，经历简单，并亲自作了批示。此后，任毅在狱中备尝苦难，1979年才重见天日。
　　“一打三反”运动，将无辜者的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打得粉碎，而极左路线的肆虐，并未因这场运动的结束而收敛。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地发生的政治冤案仍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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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字狱”（1）
二现代“文字狱”
　　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和###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龚自珍《咏史》诗中因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四人帮”兴起的现代“文字狱”，至少在涉及范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无辜群众为对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识的多或少。一些知识青年，也遭其荼毒。
　　（一）王亚卓致书黄帅
　　这起冤案的导火索是报纸刊登的一封小学生的来信。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流毒深广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教育领域“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从此，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紧箍咒”，终日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免获咎。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道：“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她的信和日记摘抄。日记摘抄是报社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而成。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当时控制国务院科教组的“四人帮”心腹迟群、谢静宜见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北京日报》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耸人听闻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篇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一个被极左派所利用的黄帅在经过官方喉舌的大力吹捧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典型”。
　　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股浊浪的冲击下，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斥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陷入“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遭到损坏。所有这一切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　最好的txt下载网

现代“文字狱”（2）
1974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在闲谈###同流露出对黄帅所作所为以及新闻媒介藉此煽风点火的不满。他们认为，对黄帅的赞扬加剧了师生间的对立，学生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简直成了“学道尊严”。而且，《北京日报》不应该登这封信。于是他们决定以3个人的名义给黄帅写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黄帅进行教育，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天真地认为，即便不能说服黄帅，也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辩论，完全没有想到此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
　　1月14日，由邢卓执笔写就了给黄帅的信。信中写道：“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一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信最后说：“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是看指责老师的文章，有些老师在认识问题上可能有错误，在路线问题上他们没罪，有罪者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4日。信末落款：“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王亚卓”系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1月29日，王亚卓收到了黄帅的回信。信中的口吻是比较谦和的，表示从对方的来信中得到了“教益”，对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正在认真考虑”，并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谁知这些表示只是“虚晃一枪”。黄帅父亲在接到王亚卓给其女的信后立即复写了两份，将其中的一份直接寄给科教组负责人迟群。王亚卓的信既对小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又对极左派教唆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破坏教学秩序的卑劣做法进行了谴责，因此触怒了迟群。他在信的第一页上批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后面一页上又批：“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内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一句语就将王亚卓的信定为“反革命”性质。
　　紧接着，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以黄帅名义发表的复王亚卓的公开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将《公开信》、本报编者按语，连同王亚卓的来信呈送“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审阅。后者当即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其实，这封所谓“公开信”并未反映王亚卓信中的主要观点。王亚卓信中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观点，也被公开信有意删除了。姚文元之所以主张不将原信公布于众，而听凭公开信对它断章取义，除了担心它会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外，用意还在于隐瞒事实真相，以便对来信作者任意上纲上线，强加罪名。

现代“文字狱”（3）
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圈阅同意后，于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以黄帅名义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一反她上封回信中愿“很好学习”的表示，态度上前后判若两人，把来信升级到“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这样吓人的高度。《公开信》歪曲王亚卓的原意，蛮横地强加上一把革命师生引向分裂”，“引向刘少奇、###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等莫须有的罪名。《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说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四人帮”调动了他们所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采用种种手段，发动了一场思想的大###。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上就发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连备受侮辱的黄帅所在班的班主任也违心地加入到对王亚卓围剿的行列。
　　随着公开信的发表，立刻开始了对王亚卓的政治###。2月12日，即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十九团，并且做出了“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指出“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公开信发表时，王文尧正在天津家中休假，随即收到兵团加急电报，令其火速归队。一出火车站即被工作组用专车接到团里隔离。邢卓是给黄帅写信的执笔人，与恩亚立也同时被隔离。工作组责令他们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写毕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3人分别凭记忆追忆，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3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2月1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日，兵团党委拟出了《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与此同时，对王亚卓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批判中，“否定###，攻击新生事物”，“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气焰嚣张，立场反动”等数十顶政治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甚至把他们同###、孔老二相提并论，编出“孔老二要复礼，###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的顺口溜。
　　但正义的呼声是钳制不了的。王亚卓的遭遇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公开信》发表时，十九团中心学校的部分知青教师，正在北京探亲，他们听到广播，义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黄帅就教育革命问题展开辩论。随后到《人民日报》社，对该报发表《公开信》提出不同意见。在连队，王亚卓得到不少知青在吃、住、劳动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有的鼓励他们“要顶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兵团战士贴出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不坚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亚卓不放！”全国各地，都有人致书有关部门，对“王亚卓事件”制造者表示不满、反对、抗议。仅王亚卓所在单位就收到180多封对他们表示支持、同情的信件。这些信虽然没有达到他们手里，但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倾向，他们是了解的。
　　黄帅则收到上千封反对她的信。一位工人在给她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请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是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而那伙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早晚会被人民押上历史的绞架。”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

现代“文字狱”（4）
1974年4月5日，王亚卓在经过二十多次批判会后，被分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连队进行“劳动改造”。同时在组织上做出处理：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邢卓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内蒙古兵团党委对王亚卓的处理意见是，“在未查出是属于别有用心或其他政治问题之前，暂时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对待。主要是进行批判，促使他们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进行认真的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在“四人帮”直接插手和巨大政治压力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对他们做出了在当时看来较轻的处分，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王亚卓的家属也受到种种歧视、打击。邢卓的妹妹只有14岁，正在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974年9月，邢卓获准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他“挨整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罢昏倒在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18天后死去。年老多病的母亲听说儿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从此病情恶化。女儿的死，对她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老人悲愤而亡。
　　“四人帮”制造这起轩然大波的目的是杀一儆百，谁若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不满，谁就是“复辟势力”、“反革命”，难免要遭到与王亚卓相同的厄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一片声讨，“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甚嚣尘上。灾难深重的###门更加凋敝，恶劣影响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
　　（二）张扬与《第二次握手》
　　张扬是“###”前下乡的老知青，“###”中两度入狱，几陷不测，他的经历在不胜枚举的现代“文字狱”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张扬的舅父周昌龄，曾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63年，年仅19岁的张扬，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些科学家，听说了一些科学家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使他深受感动。回到长沙，他根据这些故事，写成一篇5000字的小说，名曰《浪花》。1964年，他把《浪花》重写，改名《香山叶正红》。
　　1965年，高中毕业的张扬来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不久，“###”爆发。1967年夏季，武斗的枪炮声传遍三湘四水，他躲在生产队的土屋里，继续改写《香山叶正红》。
　　1970年初，在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成了追捕对象，并第一次锒铛入狱。起因是：浏阳有位知青罗孟寅，很赞佩张扬的文才，两人相互通信，引为知己。罗在给张的信中写道：我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牛氓利锐笔刺向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和“寄生虫”，我更指望在祖国的大地上有真正的猛士举起斧头把那些“林立的偶像”砍倒，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铁面无情地揭开那蒙泰尼里人的虚伪面纱。信中还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这些话的含义一目了然：“林立的偶像”指“###”中的个人崇拜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作“###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影射当时弥漫在全中国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舛谬；而那个蒙泰尼里式的人物（见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氓》）则指“副统帅”###。

现代“文字狱”（5）
张扬年长于罗，阅历较多，对这封锋芒毕露的信，他没有正面答复，也未予揭发。但他曾在通信中提醒罗不要保存信件。罗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实际上罗早受到监视，“一打三反”运动中终被抄家。搜出成捆的“黑信”，其中有张扬的几封。于是罗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扬也在劫难逃。张扬竭力逃避这次意外的打击，在朋友的掩护下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漂泊生活。在逃亡的日子里，他重新改写书稿，加以充实，改名为《归来》，以喻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不仅人从海外来归，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1970年2月下旬，张扬被公安部门缉获。书稿《归来》因预先藏在一位知青朋友家幸得保全。此后，他在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蹲”了近三年大狱，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但始终没向他出示过拘留证或逮捕证。1971年9月13日###外逃身亡，“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不能成立。一直拖到1972年12月29日，他才获释，重返大围山区。
　　1973年，他在肺病、肝炎折磨下，第五次修改书稿。至此，《归来》一书大体成形，脱稿后共20万字。其间，《归来》已不胫而走，首先在当地知青中辗转传抄，接着手抄本从湖南扩散到华北、东北、西北、北京等地，又经过许多无名读者的修改润色，衍生出不同的本子。有的本子将书名由《归来》改为《归国》或《第二次握手》。
　　《归来》（正式出版时更名《第二次握手》）的主要情节：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和小人离间，两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洁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总理亲赴机场进行说服，丁洁琼决心留在祖国。5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就是这样一部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恋爱故事为主线，突出周总理对知识分子关心爱护的普通手抄本小说，成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