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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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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劳动重要，农业劳动同样重要，新社会的劳动事业没有贵贱之分。我国的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很大比例，而工业生产这几年来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仍只占很小成分。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就决定了绝大多数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这一现实情况，不能一下子改变。
3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批判那种认为当农民学的文化知识就没有用了、农业劳动又脏又累等错误思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5）
第二是通过各级党、团和行政组织，层层下达文件，进行动员和落实。这是最实质性的一个步骤。其具体措施，一般是责成各地党政部门、尤其是团组织，大力抓好思想教育和安置工作，尤其是要当成经常性的工作来抓，不要像有些地方那样，从防范中小学生不闹事不出乱子着眼，看成临时性的突击任务，甚至像有些地方那样应付一下就放弃，而是要真正重视起来。其具体做法，我们可以拿当年被作为先进经验进行广泛宣传的《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为例（辽西为旧省名，今已与辽宁省合并）：
该经验称，让干部统一认识，并组织他们深入开展宣传工作，这是妥善处理高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该县党政领导于1953年7月召开区文教助理、小学校长、教育工会基层主席会议，吸收各区区长、区财务助理及县直属单位准备下乡的干部参加，结合小学的调整整顿工作，说明：其一，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拿不出更大的财力来办更多的中学，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参加生产。其二，讲清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在一定时期内要把这一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执行。会后，要求各区区长回区后召开村干部会议，号召村干部正确处理自己子女亲戚的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分片集训小学教师，向他们讲清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指出必须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感情，教师应该以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协助学生家长妥善地安定不能升学学生的情绪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初等教育科：《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东北日报》，1954年4月19日。。其三，做好对学生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这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家长往往是动员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而中央是在动员工作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1954年7月11日，《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向家长解释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随之，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撰文呼吁要《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提出“还有许多家长，包括部分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依然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者，把读书和从事体力劳动看成是两件不能相容的事情，不了解在劳动生产和业余学习中完全可以培养出色的人才”，并且提到：“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忽视了家长的言论在社会舆论中所发生的重大作用”。对家长工作的重视，就是从此才开始的。
对家长的动员，采取了召开家长座谈会和进行个别访问的方式。《人民日报》曾推荐北京市宣武区的经验，这当然不仅是针对农村家长的，其内容包括深入了解研究家长的思想状况，在领导的重视下开好家长座谈会，从中发现和培养家长积极分子，以此来初步解决几个问题：一是解决要求子女单纯升学的思想问题；二是通过对有实际困难的家庭采取同情态度而使家长体会到政府对孩子的关怀；三是改变对待孩子的错误态度。据说这项经验在该区19个学校推广，收到很好效果，可谓后来办学习班做法的先声。
对家长进行动员，自始至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老大难，多少有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不像单纯热情的青年容易为形势所左右，何况事关自己的子女。并且家长包括了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人，认识、觉悟当然不会一样，所以，1955年###副部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提出应分别对待三类不同的家长：一类是农民家长，应该让他们劝说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在不能继续升学时，愉快地回乡务农；一类是市民家长，应该告诉他们，孩子并非只有升学这一条出路，另外的出路是就业，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包下来；一类是干部家长，他们应该懂得，谁也没有特权，升学并不高于一切。叶圣陶还向家长们呼吁，如果孩子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中国青年报》，1955年8月18日。。
将干部家长特别提出来，已经透露出干部家长工作难做的信息。但当时党风尚端正，中央对干部约束尚严，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像后来那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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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1）
国家希望中小学毕业生体谅国家不能多办学校的困难，为国家分担压力；国家还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回到农村去，成为国家在农村贯彻各项政策的得力助手和骨干。而青年希望国家为他们的前途和幸福提供保障，希望国家尊重他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当年常常谈及的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贯穿始终的矛盾。
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也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必提的原则。但国家不能强迫，只能号召和说服，而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口号，一种理想境界，一种努力方向固然可以，让它成为个人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付诸实施则困难重重。人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利益，说白了，谁也不肯无偿牺牲，即使青年可以，在家长那里也行不通。当时有人针对青年提出的发展个性和选择个人前途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
既然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所有的青年都上中学、大学，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在工作中努力学习。
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条件，而要求升学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不可能达到的马铁丁：《“个性自由”及其他》，《中国青年》，1954年第4期。。
当时的青年中，也有人直率地表示过自己的看法：
当然，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但是也包括着自己；既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为什么不能为了人民也为了自己呢？如果有人说：“我完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不想什么个人生活享受问题”，那好吧，每天什么也不给他，或者是原来每月是一千分，现在每月给他一百分或几十分，他管保不满意或提出质问。因为过美好的生活是人的理想，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谁都有权利得到它，更有权利想到它。李楠枫：《谈谈我的认识——马铁丁同志复韩燕同志的信读后感》，《中国青年》，1956年第1期。
这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举行的关于“不安心农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的讨论中，“少数”青年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被大道理驳倒，但光有大道理却不能吸引青年动身。
唯一的办法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好处结合起来，这是关键。
可是回乡务农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是一致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才有幸福生活可言；农业上去了，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但这个道理太大，与每个人的关系太远了。近一点的，是宣传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范例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国家告诉青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不出几年，我们的农村也会像苏联的一样美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农民就要坐在拖拉机的驾驶盘后面耕地，田野里的牛叫声要变成汽笛声，山要变矮变绿，总之，一切都是越变越美、越变越好”《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日。。这的确打动了不少青年，很多人就是抱着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期望，回到农村去的。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于如此贫瘠落后的农村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半信半疑，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切实的东西，国家很明白这一点：青年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前途。前途是有的，有人可以培养成干部，有人可以成为技术人才，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更非一下乡就能如此，国家又怎么能做出切实的允诺呢？
榜样的力量（2）
办法也是有的，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就是树立活的榜样，也就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失落，这使其他青年易于与他们认同，但他们奋斗了，成功了，他们得到赞扬，得到荣誉，得到了当时青年所最羡慕的东西：“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辛勤地劳动着，可是今年她们突然像长上了一对翅膀，一下子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她们原来也不过是小学毕业生，但却享受了许多大学生也享受不到的光荣，这真是鹏程万里了。”《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日。国家通过这些榜样告诉青年们，向他们学习吧，你也会得到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
当年的回乡知青大多承认，他们正是怀着对家乡美好前景的期待，抱定向这些先进青年学习的决心，回到农村去的。
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已经十分遥远了，这些曾让一代青年热血沸腾的榜样，如今还有谁记得起他们的名字呢？
让我们在这里列举几个典型吧。
徐建春。她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明星。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由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有个一群青年将毛泽东拥在中间的镜头，其中有个穿花格布袄的女青年，为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她就是徐建春。仅仅这个镜头，就足够让当年的青年羡慕和向往了。
徐建春本是山东省掖县过西区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年于后吕村完小毕业。她也做过继续读书的梦，但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她升学，她只好回乡帮助家里劳动。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她和村里四户人家组成一个组，由她担任组长，时年仅有17岁。不得不离开书本和校园，一度令她思想十分苦闷，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叫人家说我无能，就赌一口气，下最大的劲领导积极生产，但每逢遇到不好解决的困难，又想出去。”在这期间，她也曾报考过公安学校，并且考取，但在互助组组员们的挽留和党、团组织的劝说之下，她下决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此安心农村，不再动摇。
当地妇女没有下田耕地的习惯，她带头向老农学习，掌握了耕、耧、锄等生产技术。麦收时劳动力不够，她发动妇女下地生产，并把老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她利用自己能够识字、读报的优势，带领组员学习书报上的丰产知识，对互助组实行###管理、分工负责，将小小的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自愿入组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情况很快就被当地党和政府发现和重视，并进行了大力宣传。
1952年10月，在她回乡不到两年的时候，《山东青年》率先以《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为题，介绍了她回乡和担任互助组长的经过。她在青年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受到奖励，成为青年团山东省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观礼，第二年又参加第三届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访问。
当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宣传达到高潮的时候，徐建春作为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范例，被推向了全国。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起的第一个先进典型，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向徐建春学习的热潮。
榜样的力量（3）
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是单纯的，他们把徐建春当成自己的伙伴，短短几个月，全国青年就给她写了2000多封信，他们有的向她倾诉对回乡务农一事的苦恼和疑虑：“为啥叫我们往下坡溜去参加农业生产呢？难道叫我们做一辈子没出息的农妇吗？”辽西省新民县杏树坨子完小10名女学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但更多的人是表示他们从中获得了力量和鼓舞：“我们要像你一样在农业战线上立功”。浙江省萧山县振庭乡12名高小毕业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他们想的是，徐建春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徐建春后来入了党，从互助组长到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女社长之一。她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是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她成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最有力的例证。如今，在历经各次政治风波之后，她仍然是山东省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据笔者所知，这是知青明星中的唯一一人这里仅指截至1995年从知识青年典型而升任领导干部的人而言，并不包括那些曾有过知青经历而后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如担任过河南省省长的刘少奇之子刘源等。。
吕根泽。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的最初一批知青先进典型中，他的知名度仅次于徐建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个富饶的稻米产区，教育程度也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据1949年的统计，延边的749个自然村，平均每村有15名中学生；137000余户农户，平均每12户就有中学生1人，延边共80万人口，中学生占14％。50年代以后，延边朝鲜族的教育发展尤为迅速，1952年已有小学411所，小学生115900余人；中学37所，中学生24700余人，比建国时又增加了76％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学校教育情况及学生活动情况》，并参见《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适龄儿童就学率达到92％。据1957年报载，该自治州已达到每户都有有文化的青年农民的程度《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7日。。“###”之前能从这里升起两颗朝鲜族的、全国级的知青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吕根泽，该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人，朝鲜族。1951年春从龙井市中学初中毕业，他聪明好学，家境也不错，本来完全有条件升学，但因体检查出肺结核而不能报考高中。他曾感到“一切都结束了”，情绪极为低落。他想过升学是为什么的问题，回答是为前途。他懂得在新社会前途并不是升官发财，但他认为总该是一条有发展的出路，而这条路在家里是不能找到的。他觉得在家里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于是读遍所有能找到的书，这些书很多是敌伪时留下的旧书刊，他几乎误入歧途。就在这个关口，他得到了党团组织的及时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失学，而是才开始真正地走进学校。这所学校是丰富的，它不仅是农业大学，而且是社会大学”张志民：《一条宽阔的道路》，《中国青年》，1955年第1期。。他从此积极投身于家乡的生产劳动中，开辟一块小小的农业试验田，向当地农民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担任全村的技术研究组组长。他们的互助组由于采用新的种植法，水稻每垧收获比从前的种法增产2000斤，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全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榜样的力量（4）
吕根泽的经历，被当地的青年团组织所发现，他们认为这中间体现了教育青年的一个原则问题——劳动与知识相结合的问题，于是采写了报道文章，原来只打算送到《中国青年报》作为一般先进人物介绍一下，不料立即受到团中央的重视，因为对他事迹的宣传，“有助于协助党解决一部分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回乡安心务农的问题，而这正是当时农村青年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从而开展起来。1953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青年团中央写给吕根泽的信：
你热爱农村，投身于农业劳动，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并有力地推动了你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而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你的事迹，再一次告诉了农村广大知识青年如何与农业劳动相结合，向他们证明了知识青年从事农业有无限光辉的前途。
同时，该报还发表了署名王石采写的文章：《站在建设前列的年青人——记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以及社论《用吕根泽的范例教育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均见《中国青年报》，1953年12月25日。，12月30日，吕根泽到县里，在有1000余名青年参加的大会上接受了团中央和团省委给他的祝贺信，从此成为与徐建春齐名的回乡青年的先进人物。互助组转社后，他担任了合作社主任。
1954年2月17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在接见吕根泽时提出，要“让吕根泽到各地去做报告，以自己的体会向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说明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是必要的。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没有一定数量的知识青年参加是有困难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决不该都挤到学校和机关里去”。随后，吉林省团委在全省团县委书记会议上作出具体布置，采取几种方式广泛宣传。方式之一，是通过党报、团报和印发小册子对他的事迹进行广泛传播，其中仅小册子就印发1万多本，发到了各农村团支部，要求作为学习材料；方式之二，组织吕根泽到各县和青年直接见面，做报告，还利用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机，组织了一次全省规模的广播大会；方式之三，通过召开各种代表会、举办训练班，广泛进行宣传，全省有13个县70个区召开了知青代表会。据称，“这次宣传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在吉林省来说还是第一次，基本上达到了人人皆知”，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青年团吉林省委书记徐俊：《我们怎样运用吕根泽的先进事迹推动工作》，《中国青年报》，1954年8月3日。。
我们在这里如此详细地引述这些宣传方式，是因为这些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成为日后动员知识青年必不可少的形式。
在对吕根泽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该省团组织也强调了对他本人的教育和扶植工作。当地团工委派专人长期住在他那里，对他进行教育，防止可能发生的脱离群众、骄傲自满倾向，“一次他喝醉了酒，谈了一些不妥当的话，群众有些反映，地团工委同志亲自找他谈话，他在团支部大会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互助组转社，也是上级派专人帮助完成的《海兰村团组织是怎样培养吕根泽的？》，《中国青年报》，1954年7月21日。。这种极力把典型人为地往一个固定模子里套，企图将他们塑造成高大完美形象的做法，不仅使还十分年轻的典型本人扭曲了自己的才能和天性，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且也使这些先进人物本身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其流弊之深，是当过知识青年的人都深有体会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榜样的力量（5）
吕根泽后来的生活道路，与徐建春不尽相同。他毕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出名之后，他开始学习汉语，以后又掌握了汉文。1958年各地农村大办农业大学，他进入延吉县东成乡办的黎明业余农业大学学习，1961年被公社党委保送到延边农学院深造，1961年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在延边农学院讲师的帮助下，写成《水稻栽培技术问答》一书，并且“进行了各种水稻育苗方法、水稻低产早熟和高产晚熟品种杂交、异种水稻杂交、水稻各种密植方法对比和水稻需水量调查等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活动，其中不少项已研究成功或取得一定成绩”《吕根泽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具有大学水平的农业技术人材》，《中国青年报》，1960年11月14日。。他被聘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约助理研究员。他成为不同于徐建春的另一类典型：知识青年在农村成长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典型。
吕根泽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也有活跃表现，1960年也就是三年灾害发展最为严重的一年，他曾代表他所在的海兰生产队，与后来的著名知青典型邢燕子展开“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立功”的友谊竞赛，这场只在报纸上轰轰烈烈，却无多少社会反响的活动如今看来更像一台只为演给人看的戏。此后也曾几经风雨的吕根泽，成为延边农业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直至如今。
杨明汉。他未曾像徐建春、吕根泽那样耀眼，仅仅是当时宣传的大批知青典型中的一个，但他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吕根泽出名之后，有了进行科学实验的条件，有了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像他这样的重点培养对象，要想“成长为”什么人才都是不难的。可是，以“青年技术革新者”的称号被树立为全国知识青年典型的杨明汉，当年的道路就艰难多了。
杨明汉是广东省罗定县上池乡田边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1950年考入广东西江农业学校，1952年春因患脑病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说他从小喜欢田间，十二三岁就学会了种地、割禾等简单操作，对回乡生产并无多大抵触情绪。他的家乡是个贫瘠的半山区，粮食产量很低，他在自家的田里搞合理密植，搞“人工降雨法”的实验，还尝试着改良土壤。1953年，他获得了全县丰产模范的称号。
但杨明汉并不满足。他深感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村里也不具备搞科学实验的条件，连最简单的工具也没有。同时，他也找不到供参考的理论书籍。于是，他决定先到广州找个临时工作，赚点工资，至少可以添置些实验用的工具。他得到了广州工务段党支书邓汉的热情支持，邓汉为他写了找省农业试验场的介绍信，还发动工友为他凑齐了路费。下面是杨明汉自己写的在广州的经历：
我怀着激奋的心情来到了试验场。
接见我的是该场人事科的邝湘同志。她简单地问：“你到这里做什么？”
我拿出邓汉同志的介绍信和以前他们场里给我的鼓励信，并向她说明我想学习些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她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穿的一身农民衣服，就说：“我不认识什么邓汉同志，为什么信内只盖私章？”我说：“介绍信的信封上盖有公章。”
她又盘问着：“你为什么到工务段里来？”
我又详细地把自己在研究中的困难说了一遍。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摇摇头说：“人民政府发给我场的经费，只供给我们使用，怎能抽一部分给你另外开支呢？我们也不能抽一套工具给你单独试验，你希望在我场学习，你带来了生活费吗？你怎么不经过县里选派，自己就跑来了……工具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好吧，就这样吧！” txt小说上传分享
榜样的力量（6）
她既不好好看介绍信，又不好好听我的解释，也未请示他们的领导上，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把我拒绝了。我想，他们场里在给我的信上，不是说“如果有困难，我们将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为什么她竟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我躺在床上，急得连饭也不想吃。
这时，邓汉同志又来找我，他已看出我的苦闷，赶紧问我“结果怎样？”我默默地摇了摇头。接着把这趟不愉快的访问详细告诉了他。他想了一会儿，鼓励我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我的，并叫我写篇稿子给《南方日报》，要我“狠狠地批评她一顿”。
对，当天我就给《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批评稿。三天以后，未见回音。邓汉同志要我自己到《南方日报》跑一趟，“直接找他们谈谈，也许能解决问题”。
到了报社，读者来件组的陆梦羊同志接见了我。可是，他还没把我的情况摸清楚，就把我当成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并批判我想知道丁颖同志（著名水稻专家）的“千粒穗”经验是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我向他解释后他才说：“好吧！你先回去吧！你的意见和要求很不小，我们得再考虑考虑，以后再帮助你解决。”
三天又过去了。在邓汉同志的鼓励下，我又一次到报社去。这次，他们替我给广东农业厅的负责同志写了封简单的介绍信。
我拿着这封介绍信到了省农业厅，我把信交给传达同志，等了一阵，传达同志出来把原信交给我了。信上用红毛笔批了这么一句：“华南农学院李副院长接洽。”
我拿着这封信到了石牌，见到了华南农学院李沛文副院长。李副院长很热心，听了我的要求和意见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我。并介绍我到省农业试验场稻作场参观了丁颖同志的“千粒穗”的标本（只是看了一下，因没有人详细讲解），帮助我找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当时的确有些客观困难，都没有成功。
我想，我是个青年人，青年团的组织一定会帮助我的。在这期间，我到过青年团华南工委两趟。可是组织部的温玉清同志简单地说：“这是农业厅的事，你还是去找农业技术部门吧。”
就这样，我白跑了一趟广州。回到家以后，我的心很久都安不下来……
后来，他的母校罗定中学的行政部门和师生们闻知此事，为他送去一些实验用器材和书籍，才使他将实验进行下去。杨明汉：《仅仅是开始》，《中国青年》，1955年第10期；《冷淡与打击——记杨明汉在革新技术中的遭遇》，《中国青年报》，1955年4月14日。
1954年11月，他的实验终获成效，广东省农业厅厅长、华南农学院院长即上面提到的著名水稻专家丁颖等人闻讯后，先后到他村里参观了水稻实验田，肯定了他的成绩，也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杨明汉从此名扬全国，他于是月入团，被评为农业技术革新能手、先进知青典型，各省、市团委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青年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动员的框架就这样大体搭起来了，以“活生生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来教育青年，是这个框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不是天生的，它需要组织按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来发现和培养，而一个普通青年一旦成了典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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