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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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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尖锐的程度。关于这方面问题，留待后面再说。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虽然国家从1974年起积极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并且苦心孤诣地培植了一批“扎根”典型，实际上收效不大。换言之，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政策，以及与之交相辉映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远不能说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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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类型（1）
三婚姻的类型
“###”的政治背景和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独特形式注定知青婚姻关系的缔结无法依循生活的常规。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这三种类型各占知青婚姻的多大比例，没有全国性的统计，只能借助以下三份局部性资料对插队青年的婚姻类型进行一个粗浅的了解：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9％；知青之间结婚的占21％；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41％《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5页。。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4％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1978年。。
第三，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的统计：在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吉林省知青办：《怀德县知青基本情况统计》，1976年。。
以上三份统计资料在时间上不尽一致，统计单位分别为省、地、县，不具有可比性，其价值在于：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三种类型在知青婚姻中所占的主从地位，即知青与农民结婚是主导性婚姻类型，其次是双知青类型，最后是知青与职工类型直至公社、大队一级基层组织，司空见惯的同样是这种现象。如《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载：三水县乐平公社海州大队，26名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婚的16人（615％），双知青结婚的6人（236％），同外地城镇青年结婚的4人（154％）。。这种排列，应该反映了全国插队知青婚姻类型的基本状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城市郊区插队青年中间，婚姻类型的关系略有不同。1976年有关部门对长春市郊区五社两镇的调查表明：已婚知青中，知青与农民结婚的占51％；知青间通婚的占24％；知青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25％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1976年。。在这份个案中，与农民结婚的类型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缩彼盈，与城镇职工结婚的类型则相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毗邻城市的地理条件，使知识青年（主要是女知识青年）较易于缔结与城市职工的婚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过，纵使在这类密迩城市的地区，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仍为主导类型。这或者有助于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后，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同时也就失去了城市市民享受的一应生活补贴和福利。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是“新型农民”，深浚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壕沟，增加了缔结婚姻的难度。
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择偶环境与插队知青差别明显。生产建设兵团一般地处边疆，区域开阔。兵团的连队自成一方天地，与别的连队相隔有一定距离，有的甚至独自一隅，四周皆是无边的原野。一个连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择偶范畴张持坚：《甜蜜和苦涩的融汇》，《文汇报》，1994年11月7日。。聚集在这一方天地的知青通常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个城市。虽然操着南腔北调，毕竟命运相同，旨趣相投，朝夕相处，感情日笃。自然而然，双知青结婚便成为兵团中的主导性婚姻类型。。 最好的txt下载网
婚姻的类型（2）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知青间的恋爱萌生于艰苦的岁月，动荡的年代，或基于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减轻生活中的沉重压力；或缘于同病相怜的命运。同甘共苦的经历是一个最起码也最重要的前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何况是相濡以沫的男女知青。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语言，使两颗年轻的心灵相互碰撞，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从道理上讲，这一类型的婚姻应是知青中最为理想的结合形式，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用艺术的夸张，强烈的对比，活衬出男女知青婚后生活的艰辛。
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上海女知青郭慧是家中的独生女，1968年高中毕业后到吉林省延吉县插队。母亲希望她调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托人从老家江苏海安县给她介绍了一位中学教师为对象郭慧拒绝了母亲的安排，执意与一青年农民恋爱结婚，被树为本省知青典型。见《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上海女知青夏美珍，在贵州绥阳县插队。她的父亲想方设法为她在老家宁波市附近镇海县的一个农具厂找好工作，并替她在宁波市物色了一个对象，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她回到城市，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一些女知青，家中无权无势，返城无路，眼看着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远走高飞，只得把自己的命运压在与城市职工订婚上。虽然国家有关政策不允许农村户口的妻子和子女迁入男方所在的城市，但这种结合毕竟为女知青提供了长期探亲，与城市建立稳定关系的保障；女方还可从丈夫的工资中获利。尤为重要是，国家政策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为城乡两地长期分居夫妇的团聚仍留有一些活口，这使在农村的女方或迟或早能返归梦牵魂绕的城市。
缺少爱情基础，通常是这类婚姻的致命伤。女知识青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应有的尊严，换取一张进城的门票。有的女知青为了返城，违心地与城市下来的招工人员达成协约：与后者建立恋爱关系，条件是后者利用手中的招工指标，在短期内将她调回城市李育麟：《酒》，《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页。。然而举凡“降格”寻找下乡知青为妻的城镇职工，以在城里择偶难者为多。难点所在，或因相貌丑陋，或因工作不理想，或因家境贫寒，或因身体残疾。发生过这样一件悲喜剧：某女知青经“月老”牵头，嫁给了城里一工伤致残的工人。厂方经多方努力，将她的户口、粮食关系办回了城市。厂方成全了这桩婚事，又卸去了对致残者长年照顾的责任；男方以残缺之躯，终圆“洞房花烛”之梦；女方则实现了返城的夙愿。有关三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唯一缺少的恰恰是作为婚姻基础的爱情《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婚姻的本质受到最粗暴的蹂躏，它不再是伊甸园中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升华，却蜕变为###裸的利益交换的手段，由此埋下数不清的苦果。 。。
婚姻的类型（3）
某上海女知青相貌俊俏，插队落户时在当地被称为“一枝花”。父母爱女心切，为她在城里找了个工人当对象。她在返城无路的背景下与之完婚。男方文化低，个子矮而胖，绰号“小皮球”。婚后不久，“一枝花”就想离婚，但男方积极为她的调动奔走，复经父母劝说，婚姻得以维持。等回到上海，有了孩子，两人真正共同生活在一起，女方感到与丈夫实在没有感情，又提出离婚。男方认为经过百般努力，家庭终归破裂，活着没有意思，坚持离婚时儿子判归自己，否则与儿子一起去死。女方自酌年龄不轻，也不肯放弃孩子，双方相持不下，孩子夹在中间备受痛苦《一天的奇迹》，《中国妇女》，1991年12期。。这都是无感情婚姻所酿成的苦果，不得不由三个人来吞咽分享。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当年是不少的。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这种婚姻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一些资料显示，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参考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该地区与农民结婚的2042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658人（占322％），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384人（678％）。另据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第1期：呼兰县与农民结婚的290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98人（338％），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92人（662％）。。因此，考察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应作为###知识青年婚姻问题的一个重点。
女知青嫁农民，本来是知青多种婚姻中的一种形式，然而在连婚姻也被高度政治化的“###”年代里，唯独这种形式被舆论工具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种举动被吹捧为“扎根农村”、“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敢于反潮流”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如果穷原竟委的话，这种做法在50年代末已见端倪。1957年，天津市女7中高中毕业生王培珍到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赵连庄农业社当了农民，两年后与当地青年农民恋爱结婚。她的举动受到种种非议，有的人嘲讽她是“傻子”。对于这种压力，她毫不介意，并在日记中表示：心甘情愿做一个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的“大傻子”《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奋战在农业战线上的知识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王培珍显然认为自己的婚事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种精神支柱使她面对舆论的压力处之泰然。70年代对白启娴事迹大张旗鼓的报道，在更大程度上使女知青嫁农民一时成为时髦。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收到了全国各地两三千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各行各业的人们表示了对她的鼓励、支持，许多知识青年决心以她为榜样像“###”中昙花一现的许多英雄、典范一样，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结束后，她的事迹失去了宣传价值，诸多官职被免去，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婚姻的类型（4）
与此同时，一批白启娴式的女知青在各地脱颖而出。湖北树立了“敢于破除旧传统观念”的喻利华。喻是武汉市知青，1969年12月到洪湖县插队落户，与贫农青年相爱，面对人前背后的闲话与嘲笑，据说她从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汲取了与农民结合的精神力量，并勇敢地迈出了与贫农结婚的一步《湖北日报》，1974年2月11日。。辽宁则宣传了“决裂旧观念，青春献人民”的刘秀兰。刘于沈阳市第9中学高中毕业后到苏家屯区插队，1969年与一农民结婚。从年龄上推测，她结婚时至多不过22岁，在知青中当属早婚之列《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浙江推出了徐春娟。她是金华市3中的68届毕业生，下乡后推荐上大学不去，决心扎根农村，最后嫁给了农民《浙江日报》，1974年3月19日。。湖南表彰了张国清。张是1963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四年后与一贫农结婚，随即发展入党。“###”中擢升省妇联副主任《人民日报》，1974年3月20日。。一时间风云际会的这类典型还有杭州女知青缪惠敏，青岛女知青李春梅、王金华，上海女知青郭惠、万宁林等等，不一而足《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
关于与农民结婚的理由，当时的舆论工具杜撰出种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来。白启娴认为“这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修、防修，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徐春娟把它提到“走什么道路”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认为；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不单单是个恋爱婚姻问题，而是关系到自己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把家安在城里，将来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就会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还有的女知青着重强调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应与农民“相结合”思想的指导意义。当年风行全中国的毛泽东语录：“尽管他们（指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成为一些女知青嫁给农民的理论依据作为当时最时兴的理论，最初是由白启娴在那封著名的申诉信中加以征引的，以后便辗转传布，参见《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刘秀兰的文章《谈谈我为什么和农民结婚》。。毋庸讳言，女知青嫁农民的举动之所以被一再夸大、拔高、渲染，首先是与“###”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丑化、贬低乃至打击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说教的共同特点，是用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给这类婚姻镀上一个夺目的光环，换言之，结婚只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目的，而恰恰应该当作婚姻主弦的爱情反而被略而不提。
尽管宣传调门一再拔高，知识青年们却几乎无不知晓：“结了婚要一辈子当农民”，“也别想再选调了”《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8日。。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土地，意味着完全割断与城市生活藕断丝连的联系，一切关于前途的憧憬，以及对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将随之化为齑粉。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这条前景并不光明的道路呢？确乎有少数知青（如上举知青典型），她们与农民的结合不是被动的，除了真心实意地把这视为革命的“洗礼”外，也不排除彼此感情契合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农民的本质是淳朴、善良的，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下乡知青，许多农民给予过各种形式的宝贵帮助。有的知青在极端沮丧之余，从农村青年的热情关心帮助中体察到世间温情，进而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可参考毛弟：《苦涩的恋情》，《辉煌的青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塔琳：《她依恋阿拉坦合力》；周兴国：《他说，他不是鹰，是风筝》，《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婚姻的类型（5）
但就多数知青来说，她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出自被动的选择。究其原因，首先是女知青难堪农村艰苦劳作的重负。著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曾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过知青，她回忆说：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我的路》，《文汇月刊》，1983年6期。
刘晓庆企盼的小伙子终究没有出现，现在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当年确有不少女知青，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走上了一条陌生的人生道路。男知青有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一些地方知青集体户的破裂直接强化了女知青的困境，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需要别人的###、友情、关心、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许惠英：《18岁的幻灭》；林小仲：《“女俘”》，《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农村女孩子出嫁早，长期在地里与男劳力一样干活的往往就剩下一帮女知青，当她们结婚后，起码免去了农田的沉重劳作。用农民的朴素语言来表达：“过门当了媳妇，用不着沉锤大镢地下坡干活了，安安稳稳地在家过日子。”《青岛日报》，1974年4月17日。这算是付出沉重代价后的一点补偿。
促使女知青走上这条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识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文质：《和农民结婚的知青们》，《传记文学》，1991年1期。。
“###”十年间，封建的“血统论”不仅在城市中跋扈恣肆，同样扫荡于乡间。农村物质生活的贫困、文化教育的落后，社会环境的闭塞，以及千百年小农经济基础酿造出的等级意识和狭隘、愚黯的社会心理，都为“血统论”的飞扬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初，在湖南道县、北京平谷县农村发生的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殃及子孙，乃至襁褓中的婴孩，便是这种劣根性发作时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在几十年里，农村的阶级成分始终具有世袭的性质：贫农的子女就是贫农，地富的子女就是地富，清浊分明，不容混淆。与此同时，农村又是一个父权观念牢不可破的社会，社会关系一向依男性血胤扩展延伸，并为判断每个人出身的高低贵贱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在家庭成分依男性家长而定的传统面前，没有哪个贫农家女儿会傻到嫁给地富家的儿子，因为这会玷污自己的清白，甚至沦为政治上的贱民，但地富家的女儿却可攀援贫下中农的儿子，这种结合通常不会有损后者的良好成分，却能使前者的社会地位大为改观。无论如何，她的子女将继承丈夫的好成分，她的出身耻辱也会因此而淡化。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庭出身有“污点”的女知青在选调无望的情况下要与农民结婚，并且无一例外地要选择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婚姻的类型（6）
一些地方蔓延的对下乡女青年进行诱婚、逼婚的风气，也促使她们沦为畸形婚姻的俘虏。“###”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大张旗鼓进行的。“接受再教育”，就应该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也就是要和农民结婚，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青年就是这样发挥他们的理解力的。丘引《圣妓》（下放知青的感情悲剧）一文中回忆：1968年9月10日，北京某中学30个18岁的女学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一个村子落户。4个月后，旗委书记参加一个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婚礼时，热情地宣布：知青与农民结合，表明了知青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的决心，旗委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半年后，这30个北京姑娘中有10人嫁给了农民。
有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他们实用主义的解释。内蒙古哲盟（“###”中划归吉林省）科左中旗西伯花公社的大队干部，当得知北京知青来到时便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说：“毛主席给我们送大姑娘来了，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缺姑娘的苦处，没有毛主席送来的大姑娘，我们就结不了婚。”说着说着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像这样愚昧无知的干部当然是极少数，与此相比，对女知青进行逼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普遍得多。哲盟巨流河公社兴隆地大队集体户的9名北京女知青，在队长的诱逼下，两年时间就有8名结婚出户。奈曼旗东明大队某女知青因拒婚被逼得没饭吃，一度跑回家去，归队后照样不给口粮，最后只好与人同居。开鲁县大榆树公社某大队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诱逼了3名女知青在当地结婚，其中一个给自己做了儿媳妇。以上事件是1971年北京市革委会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学习团走访哲盟北京下乡知青点时了解到的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北京市委来我省检查北京知青》。。在全国同类事件中无异于九牛二毛。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大批知青下到农村社队后没有房住，只好分散插住到农户家中，也助长了诱婚、逼婚的现象。1970年5月12日中发26号文件及1973年中发30号文件这两个有关知青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均强调了严禁对女青年诱婚、逼婚，恰恰说明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且带有普遍性。
农村青年通常认为娶知青是很合算的。“###”时期的广大乡村，传统的婚姻习俗照旧流行，男方娶妻要付出一大笔彩礼，还要举办婚礼筵席。陕北农民娶妻少说要花千八百元，二三百斤粮食；山西一些地方娶妻用斤称，身体越重彩礼越多，双眼皮的体重一斤合20元，一个媳妇的彩礼（实即买卖婚姻的身价）需一两千元，这对日工值仅几角几分的农民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娶女知青则无须付彩礼《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辽宁日报》，1974年11月10日。。不仅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还可因娶到城市的姑娘而炫耀乡里，难怪会被乡邻们视作“好福气”《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对于女知青嫁农民这种现象应如何估价？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答案一目了然，本来无须多费笔墨，但是有鉴于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其大唱赞歌杜鸿林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指出：“诸如白启娴这样的婚姻选择其社会价值是应予肯定的。”“这少数人是知青大军中的勇敢者。”并反问说：“当今，又有多少城市知识青年敢于同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结婚，在那儿成家立业呢？”（第199页）作者在列举了若干与农民结婚并一直生活美满的例子后又指出：“这样的美好婚姻多不胜收，不管时代怎样变幻，都应将赞歌献给她（他）”，因为她（他）们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方面做出了贡献（第210页）。，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就显得必要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婚姻的类型（7）
笔者认为，女知青嫁农民，作为“###”的特殊背景和上山下乡运动具体场合下出现的畸形婚姻，从整体来看，无疑是不值得肯定的。
首先，这种婚姻始终笼罩在“左”的理论之下。女知青嫁农民曾被吹嘘为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缩小三大差别”、甚至与###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具体行动。事实上，在成千上万白启娴们的婚姻中，得到阐扬的是极左理论的教条，酿成的却往往是女知青终生的懊悔。
其次，这种婚姻的缔结多数缺乏感情基础，或者是为了实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是迫于外界的某种压力，因坎坷经历或特殊背景，女知青与农民逐渐产生恋情并结婚的只是少数。婚姻双方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距却是很明显的。那么，主要是一种什么动机促使女知青超越这重重障碍的呢？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中叶闻名全国的“遇罗锦离婚案”。无论遇罗锦后来的行为怎样，她的婚姻悲剧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影子。她在谈到嫁给第一个丈夫（是位农民）的动机时说：虽然自己是“右派”的女儿，“现行反革命”（指遇罗克，《出身论》的作者，1968年被杀害，“###”后###）的妹妹，可还得活着。活下去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欲望。同遇罗锦一样，许多女知青做出这种婚姻选择时，实际上只是为了“活着”，为了在困难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在这种动机驱使下，得到的只能是婚姻的躯壳，失去的却是它的真谛。
在人类社会里，婚姻从不仅仅是涉及男女双方的私事，而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因此，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弱肉强食的法则横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常遭风雨摧凌的厄运，这种摧凌，与对个性的压抑，对###的践踏是相辅而相成的。青年人的婚姻自由被不可抗的外力压缩到很小的程度。
恩格斯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恋爱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了限制。婚姻成了买卖或金钱的交易。女子不能自主地寻觅知音。她们经常不得不压抑自己爱的激情。所以，解放人的爱就成了革命的事业。他在指出这种历史前景时写道：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在这里，恩格斯正确指出了婚姻自由与社会发展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指出了理想的婚姻就是除了男女双方的情爱外不应再掺杂有其他动机，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前提则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平等。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曾精辟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人们不禁要问：在女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中，以爱情为基础的究竟有多少？当女知青在各种非感情因素的作用下做出抉择时，是否合乎道德？显然，毫无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道德的，只是造成这种不道德的责任不应简单归咎于知青或者他们的农民配偶。这种反常现象毕竟是“###”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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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知青的窘境（1）
四已婚知青的窘境
一旦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各种新的困难便接踵而至。有些困难是他们所共有的，有些则因人而异。
首当其冲的问题，在农村结婚的青年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不少农村干部把插队知青看成是生产队的“包袱”，当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后，往往顺势将他们划出“知识青年”的圈外。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招工去不了、升学没人要、过筛子剩下一些没出息的人，才在农村结婚。“没出息”、“傻瓜”是习见的说法。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无所不在的巨大差别，由于千百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类观念深入人心，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处境产生自怨自艾的心理，进而对那些落入到他们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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