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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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第一声号角（7）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周恩来在当日做出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一下。”《红卫兵报》，1968年3月20日。李富春、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牛连壁均做了批示，并于12月1日责成市计划组办理。
　　1968年2月8日，李镇江等55名红卫兵离京启程，他们来自20多所中学，内有高中生43名，初中生12名；男生31人，女生24人，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由于有过与中央领导人接触的一段插曲，以后关于他们的事迹越传越神。据说他们在北京时曾向周总理写了血书，当总理接见他们时，他们向总理表达了扎根边疆的决心；传闻又说他们中多数是高干、高知的儿女，在边疆各个表现突出《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参见邓贤：《中国知青梦》，《当代》1992年5期，第48页；费声：《热血冷泪》，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以上传闻扑朔###、无从印证。不过55名北京红卫兵的行动的确开启了大批知识青年赴滇参加边疆农垦建设的先河。
　　1968年3月20日，首都《红卫兵报》以《西双版纳来信了！》为题，报道了首批赴滇的红卫兵小将的消息。信中表示，决心做一颗红色种子，在边疆生根、开花、结果；献身于祖国的橡胶事业，给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争气，给中国人民争气。信中汇报了当地“阶级斗争非常复杂”的种种现象：国民党残匪、缅甸反动派时常派人来破坏；当地是和平土改，土司、头人以前还有势力，经过“###”被打倒了。傣族青少年起来大破四旧，寺里的和尚都出来劳动，泼水节等旧风俗也已经破除。表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信中倾诉了准备经受任何斗争考验而决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虎豹毒虫浑不惧，开天斗地创新宇”。而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向全市高中、初中毕业生发出倡议：“立下革命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乐在天涯战恶风’。”这表明，作为中学红代会喉舌的《红卫兵报》，希望用赴滇知青的榜样来加快上山下乡的步伐。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意图。
　　（五）杜家山上的新社员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人都是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到边疆插队、插场的，与此同时，一名普普通通女学生却选择了一条更为彻底的“农民化”道路，她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蔡立坚。一个缺少生活经验的城市女学生，孤身一人到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落户，遇到的困难自然比集体下乡要多，但蔡立坚却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远非平坦的道路。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下乡时为表示立志扎根山村干革命，遂改名立坚。改名是那个时代青年中的一种时髦。旧的名字，因为被认为缺乏革命含义，甚至包含封、资、修的毒素，多被摒弃不用，并代之以锋芒毕露的革命化名字。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老红卫兵风云人物宋彬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对她的名字颇不以为然，并意味深长地说道：“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过，当时最流行的名字还是“###”、“卫东”、“向阳”之类，大有泛滥于天下的气势。等上山下乡运动崭露头角，又给了青年学生一次展示革命风采的机会。像曲折（原名不详），启程往内蒙草原前，为表示在各种考验面前永不动摇，决心走曲折的路而更名“曲折”；何方方为显明继承革命传统，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心迹而更名“铁军”等等，与蔡立坚的改名，可谓异曲同工。

第一声号角（8）
蔡立坚选择一条艰苦的人生道路绝不是一时冲动。她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劳动模范，“###”初又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家庭的熏陶，父母亲在旧社会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她从懂事时起便对毛主席、共产党充满热爱。
　　1965年8月，她从北京市长辛店中学毕业。当时，毛泽东关于“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已经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侯隽、邢燕子等一些老知青的事迹报道，曾经使她感动得彻夜难眠，于是萌生了踏着她们的足迹前进的念头。但她递交的要求到农村插队的申请书却被学校领导拒绝了，理由是“上级没有这个规定”，“学生应该争取升学”。一旦“###”爆发，校方的这种态度被说成是“走资派”阻挠她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罪状。
　　1966年12月，蔡立坚和三个红卫兵战友，学习毛泽东当年徒步考察湖南农###动的榜样，在严冬季节，擎着“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红旗，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途中路过一个叫做杜家山的村子。该村位于山西榆次、太谷、和顺的交界处，海拔1500米，是榆次县境最偏僻的山村。全村只有5户16口，劳动力只有4人，其中最年轻的劳力也有40多岁。全村耕地180亩，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农民的贫困可想而知。因蔡立坚等人的到达，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沸腾起来。而农民的质朴热情，又使蔡立坚等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天，当她们告别乡亲，继续踏上征途时，蔡立坚已经对杜家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情。几天后，她毅然告别同伴，在崇山峻岭中只身返回已经离开280多里的杜家山。不久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远在北京的学校来信催她迅速返校，参加“斗，批、改”。行前，她把全部行李寄存在一个农民家，以示在当地“战斗一辈子”的坚定决心，只身回到北京。当时的学校，仍陷于派性组织的争斗中，她厌烦了这种人斗人的场面，写出“到农村去”的大字报，表达到杜家山寻找革命道路的渴望。
　　1968年3月蔡立坚终于回到杜家山。从此，她每日起早贪黑地与农民并肩劳动，胼手胝足，投入到山区建设上。两个月后，从她的母校又来了四名同学，有的还是打派仗时的“对头冤家”。殊途而同归，当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陷入沉寂以后，她们却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村重新聚首。这种令人感慨的插曲实际上浓缩了“老三届”学生的普遍经历，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到上山下乡道路上的知识青年，乃是他们走过的共同道路。
　　蔡立坚没有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样辉煌的红卫兵“造反”史，没有赴滇首批红卫兵那样蒙着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没有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之类大而不实的豪言壮语，但她对上山下乡的追求却是执著的。她不仅能吃苦，而且在形象上刻意追求“农民化”的效果，以便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于是她穿起农民自织自染的粗布衣，腰间系一条白羊肚手巾，如果不是那张因终日劳作而被烈日曝晒得黝黑的瘦脸，显示出与当地妇女的截然有别，与农民的气质简直惟妙惟肖。
　　蔡立坚所选择的彻底与农民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很快，她不怕艰苦，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就经《人民日报》的报道传遍了全国《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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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足迹（1）
三“老三届”的足迹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为代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而且都有过当红卫兵的经历。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从他们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中，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独特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并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后，变得益发浓厚起来。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老三届”的足迹（2）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般还要在前面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语）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青年人的个性不但没有伴随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获得独立发展，反而被压抑至等同纤尘，导致畸形人格的形成。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集体的化身，也就是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是这种畸形人格的集中体现。因此，虽然他们表面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实际上却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无保留地让渡给了集体的最高代表——神一样被尊奉的最高领袖。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个谈话，很快在部分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1964年、1965年前后，有关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中学内小范围地展开，一些干部子女组织起独立于学校党、团的小组织。
　　1965年，北京市西城区曾发生一起“四六八###”，是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件。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已掀起高潮，###门也抓了不少忽视德育的典型，提出一些问题。这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关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
　　一条是真诚地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无疑是一个公开的号召。毛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是一门必修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青年学生完全接受了上述观点，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愿望十分强烈，并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也存在于学校中。于是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进言书”的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培养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是成名成家，而不是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因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这些青年学生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四六八###”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四六八###”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此外如清华附中预科班学生于1965年10月28日贴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鼓吹：“对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学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　最好的txt下载网

“老三届”的足迹（3）
一年后“###”狂飙乍起，率先冲锋陷阵的就是“老三届”中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前后衔接的这两场运动，在内容、形式、宗旨、作用上迥然不同，然而，由于它们都是以“老三届”学生为主体，并以若干激进学生领袖为先导的，所以不难发现两者间在指导思想、动员口号乃至行为方式上的雷同。
　　在红卫兵运动中，与“造反有理”相辉映的口号，始终是“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这些口号，无不脱胎于“###”前卓有成效的政治教育。无独有偶，当“老三届”中另一拨激进学生发起上山下乡运动时，在他们高高擎起的旗帜上，书写着同样的口号。这反映出“老三届”学生一以贯之的思想。曲折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的誓词中，就有“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之类的响亮口号。他们行抵目的地后，在致同学的信中又提出：“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作插向修正主义肺腑的尖刀。战争不打，二十年内改变全蒙面貌。”《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区区十个人的先遣队，下乡伊始夸下如此海口，立下如此壮志，在后人眼里固然滑稽可笑，又何尝不是当年青年学生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神态的真实写照？1967年底，中苏关系濒于破裂，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波及中蒙边界。到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感染到这种气氛，从而赋予上山下乡以更为强烈的政治意义。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举动将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于是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口吻宣布：“草原是属于我们的，祖国、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这与赴滇知青“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的思想也如出一辙。
　　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修，曾是青年学生投身于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动机。自60年代初起，随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弥漫到包括文化、###门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所谓“###”、“亡国”、“资本主义复辟”等耸人听闻的警语不再被看成是无稽之谈。“###”的爆发，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青年学生以为，身体力行捍卫革命事业的时机终于到来。当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们踏上漫漫征途时，头脑中萦绕的仍是这个念头。如火如荼的批斗“党内走资派”狂潮，显然强化了他们的“反修防修”意识和责任感。既然连那些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们都成了蜕化变质的“走资派”，对没有吃过苦的青年来说，如何反修防修，不是一个摆在面前的更为严峻的课题吗？沿着这个思路，不由得感到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论述有着深刻的含意。并且认为，解决反修防修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世界观问题。于是，抱着改造世界观，肩负反修防修任务的决心，自愿报名上山下乡。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曾就培养接班人途径做过明确说明，即这样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1967年11月，当北京千余名中学生报名奔赴内蒙和东北时，就有人向《兵团战报》记者表示：“内蒙、东北是反修前哨，环境最艰苦，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争，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

“老三届”的足迹（4）
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事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前已经铸成，“###”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
　　的确，以他们为代表的“造反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爱最初也是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他们###后，才真正从内心感到他的英明、伟大，才会发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的感慨。这种个人崇拜，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当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跨出关键的一步。其实，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主动申请到边疆落户时，又何尝不是把这视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毕业生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卫兵，志气大，千难万难咱不怕，
　　主席思想来指引，天大困难征服它。
　　树雄心，立壮志，誓在边疆把根扎；
　　祖国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
　　红卫兵，心最红，紧跟统帅毛泽东；
　　一字一句不走样，一言一行无限忠。
　　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献身没有啥；
　　哪有困难冲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红卫兵报》，1968年7月24日。
　　与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红卫兵报》，1968年11月20日。。

“老三届”的足迹（5）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陈，又往往与“###”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16岁直到20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往往越是“###”前的重点学校，学生中报名下乡就越踊跃。
　　原因之一，重点校学生总体素质高，而且生源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这些子弟，学习成绩多属上乘。干部子弟的特点在于，有早熟的参政意识、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