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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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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私分。然后，由公安机关出面，取缔了“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等组织。知青的返城活动，由此进入低谷。
在自上而下严厉###知青组织的同时，各地都着手进行了遣返知青回农村和边疆的工作。2月2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以通栏大标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刊载了黑龙江“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上海下乡知识青年革命造反总部”以及山东单县谢集公社56名知识青年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
煽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地离开生产岗位，涌到城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又一种形式。这一阴谋诡计已经被彻底揭穿了，许多受蒙蔽的知识青年坚决表示：立即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革命造反派应当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他们这一革命行动。当前，农村的无产阶级###正在蓬勃兴起，春耕生产高潮即将到来，在这关键时刻，知识青年更应该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守岗位，坚持战斗。已离开农村的要迅速返回，杀它一个回马枪。
1月底，上海市曾举行了成立华东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委员会的誓师大会。据说，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下达之后，该组织即宣布撤销设在上海及华东各地的全部机构，以便使其人员一个不留地返回农村。自2月起，在沪的华东地区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农村的已达8000多人。其中如上海农业建设队和黄山茶林场等地有1000余名知青返回。此外，据《文汇报》报道，自2月中旬起支疆青年中也有人开始陆续返回新疆。如2月16日，闸北区的天目西路和汉中两个街道就欢送了5个回疆青年；20日，南市区也有5个青年回疆。3月5日，南汇区140名支疆返沪青年从上海起程，他们都是1966年才从上海赴疆的。仅从这些公开发表的数字就可看出，实际返疆的青年是微乎其微的。
四川省动手较晚，3月2日，该省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提出，凡外出串连或到县、专区、省和赴京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立即回到本地区，本社队，所有农业劳动力，都要坚守岗位，不得随意离开。3月15日，该省又以生产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动员目前尚在外地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迅速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尚在外地、外单位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3月20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积极投入本单位的无产阶级###和学习、生产劳动；二、要求各级生产委员会、各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各接待单位，对目前尚未返回本单位的上述人员，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复地向他们宣传###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动员他们尽快返回；三、交通运输部门应妥善安排运力，帮助旅程较远的上述人员解决乘车乘船问题《四川日报》，1967年3月15日。。”
从这一通告也可看出，该省对知青采取的措施并未如上海那样严厉，事实上，当时全国的情况是极不平衡的，还有许多省市，甚至连四川这样的官样文章也没有做。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
1967年春季到夏季，“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各地日益升级的大规模流血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大多数知青仍然滞留在城市，也有些曾迫于年初的形势而返回农村，但从当时几乎空无一物的报纸上也透露出，农村的混乱使他们无法立足，有的知识青年一返回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有的被取消了自留地和口粮，他们只有再次回城这一条路。在上海、四川等城市，有部分社会青年“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在市内安排了工作，更引起不少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思想波动。很多城市中的知青组织本来就未因一次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而得到彻底清理，至此就又一次趋向活跃了。据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6月29日向国务院的报告：“5月以来，下乡青年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40万人以上。北方挂锄期近，有大批进京趋势。据来访青年反映，现在中央各机关所设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为首串连700人，将于7月3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乡青年正在省内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准备7月份大批来京。广西的下乡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的反”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中央再次采取了行动。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全面阐述了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这是“###”期间中央关于知青问题所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社论，它表明了，尽管“文化革命”已经将“###”前17年的几乎一切方针政策都予以了否定，但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刘少奇确实插手甚多的政策，却采取了坚定不移的立场，这使已经下乡，并将这次“###”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的“老知青”，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这篇社论首先赞扬知青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革命”中，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他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成为农村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然后进入正题：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散布大量毒素，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生意经，到处封官许愿……他们对起来造他们反的知识青年，进行了种种政治###，特别恶毒的是挑拨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的关系，采取欺骗利诱、甚至克扣口粮等毒辣手段，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
文章敦促一切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文章还教导知识青年说，应该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有些人回去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应该从全局出发，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城市中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坚决支持他们，绝不许走资派经任何借口对重返农村和边疆的知识青年进行打击报复。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2）
社论发表之后，再无任何知青组织和个人敢于公然提出回城要求了。
中央继续行动。10月8日，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回城知青立即解散设在城镇的知青团体和联络点，不准城市的群众组织接收知青为成员。同时，这个通知也要求各地改变对知青的恶劣态度，强调下乡知青与当地社员、工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得降低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得对他们进行打击###，也不得将他们赶回城镇。在秋收时一定要安排好知青的口粮，对他们的住房也应予以适当解决。
各地对中央这一精神立即作出响应。9月8日，江苏省军管会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动员逗留城镇的下乡、支边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下放人员返回农村、边疆的通知》《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0月8日的中央文件下达后，四川省则由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出面，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参加的有宜宾、凉山、自贡等11个专区、州、市的有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代表，讨论贯彻###中央10月8日紧急通知的精神，动员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要求各地对知青不得歧视，不得压低工分，不得因观点分歧而刁难、###或撵知青回城镇，还强调知青即使被打成反革命的，也应返回农村，就地###。会议发出了《给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一开始，就有知青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也有一些知青已经“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公开信将这些账都算在了四川省委和李井泉身上。同时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强调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1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强调，对返城知青问题，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他说，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为了将青年尽快动员回边疆和农村，在1967年，上海等地的接待单位曾采取过为支疆青年代购直达车船票的办法见《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边疆建设的职工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问题给上海市革委会后勤组的复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自己能够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确实有困难的，也可以由接待单位代购直达车船票。所需费用，如果本人归还有困难，可由所在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具证明，由接待单位报销，1967年2月27日。”，结果有的知青钻了这个空子，或利用公费多次往返于新疆和上海之间，或将车船票私自倒卖，然后仍然滞留上海。还有的以为在新疆的同伴带东西为名，骗取支边青年家长的财物。因此到1967年11月，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各地都停止了这种做法，要求返疆知青凡能自己解决的，一律自己解决。
知青的返城行动和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抗争，事实上至此已经失败了。即使有的组织还不肯立刻解散，他们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但是，在社会仍处于大###的形势下，任何通告也不可能真正奏效，绝大多数知青并没有立刻返乡。直至1967年底，当“###”期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已经开始酝酿上山下乡的时候，仍有不少“###”前的老知青在城市游荡，他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农村。如上海闸北区新疆路街道干部称：“我们街道前几年中支边青年受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煽动，不少人返回上海，至今不归，有的人已经成了十足的逍遥派”。这些知青自己，则有的仍不服气：“动员我们支援新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想再拖拖看，“我们是要回去的，但是要再等待一段时间”；还有的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现在准备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也有一些则找借口，说是要留在上海，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以便回去更好地战斗。据说，他们中有人已被一些坏人带上了邪路，沾染上了流氓阿飞习气；有的家长纵容子女在沪逍遥，要子女寻找对象结婚，幻想在上海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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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城风的平息（1）
1968年，中央又一次对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因为由红卫兵席卷起的新一轮上山下乡大潮已开始进入高潮，“老知青”留城不归，已明显是“逆潮流而动”了。
仍有些组织不甘心失败，典型的如湖南的“省无联”（全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据当时文章批判说，这个组织是由三种反动力量组成的，一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和陶铸的黑爪牙，一种是彭德怀的死党，还有一种，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文章说：“他们与全国许多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勾结，妄图在湖南打开一个缺口”，“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宣传，有行动，有反动‘纲领’的”《湖南日报》社论：《精神抖擞，心明眼亮，彻底摧毁“省无联”》，《湖南日报》，1968年2月3日。。这个组织印发名为《衰亡中国》的刊物，提出上山下乡是“修正主义运动”的观点，还号召继续革命，建立非官僚机构的公社。从他们的纲领来看，这是个极左派的组织。
当时中央提到，对这个组织提出的纲领必须批判，因为这个纲领在一部分工人、青年人和学生中，特别是在上山下乡知青中有影响，有些知青进入了这个组织。1968年1月这个组织被取缔，《衰亡中国》也被列为反动刊物。
2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三口军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讲话，强调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上山下乡，不仅要动员青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他说，有些青年乱说还要回到城市，不想下乡上山，说下乡是刘少奇的黑线，那是错的，连我们机关都要做（下乡上山的）准备。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在当时的情境下，上山下乡已经是大势所趋。
广州市从1月份就着手这项工作了。1月19日，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协商小组联合发表了《致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广州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所以对于策动和指挥打砸抢抄抓的少数坏头头和混入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定要采取专政措施。信中要求至今仍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根据去年10月8日中央文件精神，立即主动地撤销各种组织，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吸收下乡知青参加，还要求知青家长不要再组织什么家长造反组织《南方日报》，1968年1月29日。。
上海市是动员知青返回农村、边疆的任务最艰巨的城市，从1967年初开始打击经济主义开始，动员工作就迄未停息。这一攻势一直持续到年底，也就是新一代的知青即“###”期间的在校中学生也几乎下乡殆尽时才告终止。
2月23日，《文汇报》在报道支疆返沪青年回疆一事时发表编者按，说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示要坚持支援边疆、支援农业、支援内地的革命大方向。文章说：
盲目返沪的支边青年们：你们受骗了，应当反戈一击，“杀”回新疆去。如果有人硬要拖住你们的腿，唆使你们赖在上海，那么，必须擦亮眼睛看一看，他究竟是什么人？革命的家长都要以革命为重，教育返沪的子女立即返回新疆，如果再把他们拖在身边，实际是把子女拖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是害了他们。 。 想看书来
返城风的平息（2）
25日，该报又进而发表答读者问，把知青下乡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身上。针对有的青年“我们返疆若受到歧视和打击报复怎么办”的问题，该报轻飘飘地回答说：“相信广大群众会正确对待的，决不能因为害怕打击就不返回原地。”有的青年问，支边青年如果不愿意返回新疆，是否可以到江西、安徽等地的乡下务农，回答是否定的。该报一再强调，中央的有关通知和通告已经明确规定，坚决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在断绝他们回城之念的同时，警告各群众组织不准拉他们参加什么“小分队”、“联络站”的活动。
除了造成浩大的宣传攻势之外，找出一些特别活跃或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坏分子”，予以严厉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做法。
街道里弄干部一直首当其冲。虽然从上年年初开始，上海市革委会就一再制止知青们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但看来收效甚微，这些人还是不断遭到批斗甚至殴打。如普陀区的“部分革命群众”提到：“今年以来，发生好几起殴打里弄干部的事件，有时挑动一些觉悟较差的支疆青年家长出场挑衅，有时唆使一些流氓阿飞充当打手。有个里委会的党员生产主任在最近半个月内竟连续4次被打”《警惕坏人再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里弄干部》，《文汇报》，1968年3月25日。。广州也存在类似现象，一些知青“冲击街道革委会，绑架、殴打革命干部”《南方日报》，1968年8月22日。。
上海市从5月底开始，就又一次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先是在各街道里弄召开斗争大会，如徐汇区枫林路街道曾连开两个斗争大会，斗争一个“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据说这个坏家伙在历史上就曾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祖父是个被管制分子，哥哥也被政府###，所以他对党和政府有刻骨的仇恨。“###”中他打着造反旗号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印发了大量反动传单，造谣说街道和里弄干部动员一个青年到新疆去，可以捞到800元到1000元的钞票；一个家长还揭发他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曾经诬蔑造谣，说我的儿子在新疆被活活钉死在木板上，急得我们精神失常，影响了生产。不久我的儿子从新疆寄来了家信，说他在新疆一切都很好，我们才识破这个坏家伙的真面目。”《坚决打击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
面对家长的不满和压力，该市革委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文汇报》曾借一位支边青年的口揭发她的父亲破坏她上山下乡的罪行：
我父亲是地地道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期间混入“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静安区愚园路街道造反队，煽动受蒙蔽的群众殴斗里弄干部。我是在他的唆使下于去年10月返沪的。“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停止活动后，他龟缩家门，伪装老实，背后恶毒谩骂里弄干部，要我耐心等待，到###后期想法留在上海……还要我跟丈夫离婚……《威胁利诱全不怕，“杀”回新疆干革命——支疆返沪青年何爱之与反动家长一刀两断》，《文汇报》，1968年6月21日。
返城风的平息（3）
在如此反复宣传，反复向“坏人”施加压力的同时，上海市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于6月7日凌晨“发动强大攻势”，将“一小撮一贯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支援内地、支援边疆、支援农业工作的罪犯”一并逮捕。据说，这一小撮人中，有些是混杂在群众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他们制造事端，煽动闹事，纠集歹徒殴打准备返回农村的人员，寻衅冲击车站、码头，打着造反旗号殴打里弄干部，进行打砸抢，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和革命新秩序，他们之终于落入群众专政的法网，实乃大快人心。
上海这一做法并不是孤立的。这年夏季，对于返城知青来说，形势是益发严峻了，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展了类似的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分子的活动。
这一活动是与整顿城市治安、制止武斗升级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7月3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广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据说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像当时一切中央文件一样，布告不是针对广西一地，而是针对全国的。布告要求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并特别要求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破坏交通、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恶活动，要求对这些人实行群众专政。这个布告的第四条又一次重审：“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半个月后，又一个与其内容大致相同的《七？二四布告》出台。此时“###”爆发已经两年，形势却仍然十分混乱，流血、屠杀事件层出不穷，连续发布两个布告，既透露出形势的严重程度，也透露了制止这场混乱的极大难度。
为贯彻中央的“七三”通告，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市革委会发布了一个《告外地来广州市人员书》。书中提到很多下乡上山人员“以种种借口，擅离岗位，长期插手广州地区文化革命，甚至干了一些违法乱纪，危害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它还特别嘲骂了有些上山下乡人员是“打着造反旗号，披着革命外衣，装出一副受害者的脸孔，公然污蔑下乡上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对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处境谈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该布告要求返城知青立即返回本单位，并且强调说，对这个布告采取什么态度，是对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个考验。这是在对那些吸收了知青的组织施加压力《南方日报》，1968年7月20日。。紧接着，一场“群众专政的革命风暴”就在广州市街道兴起了。在解放军部队的配合下，各街道都“狠抓阶级斗争”，动手进行对倒流城市的支农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知青被迫撤离了据点，拆除了武斗工事，交出了凶器和抢来的物资，纷纷检举坏头头，退出了组织。
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大中城市在1968年下半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以“群众专政”的形势，在城市中进行着“政治大扫除”，这种做法到当年的国庆节前达到高潮，如上海市就曾宣称由“公检法机关、文攻武卫战士、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上所有的阴暗角落进行了一次全面大冲刷，割除了社会毒瘤……”《政治大扫除好得很！》，《文汇报》，1968年9月21日；《本市文攻武卫战士今晨再战告捷，一小撮犯罪分子一个个束手就擒》，《文汇报》，1968年9月23日。所扫除的对象，就包括了知青。他们还每隔几日，甚至天天在夜间突然到车站、码头、各公共场所甚至居民家中去“查户口”，给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家长，造成了莫大的压力。
返城知青至此，已不可能再对留城抱有任何幻想，返乡已经是唯一的出路。到这年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即使是在校的中学生（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老三届”即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初中生）想要留城尚且不得，更遑论这些早已失去城市户口的知青了。针对他们的措施都极其严厉，有的城市甚至曾统一收走这些知青家长的户口本和粮本，知青不返乡，粮本就不发回，全家没粮吃。于是，到1968年底，各地知青都陆陆续续地返回了他们下乡之地。
这场知青返城风就这样很快夭折了。它的水平、规模、对社会的影响和结局，与十年后的知青大返城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却是十分深刻的。
知青的返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它压抑个人选择生活道路的机会，将众多劳动力强制束缚在已经饱和的有限的土地上，在反复不断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背景下，无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视与矛盾，下乡知青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不可能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冷酷环境中与农民“结合”，因为结合总是需要感情的。
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和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对于他们的先行者，因地区的不同，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但其中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学生，态度是相当地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复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不是没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有些红卫兵参加过对知识青年组织的批判，指责他们是“为私造反”；也有些比较认真的学生动身到农村，对知青的状况进行过调查，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将知青的种种不满和苦闷归结为“素质差”。应该承认，“###”前刘少奇搞的“两种教育制度”以及因此而造成的青年中的不平等，在在校学生，尤其是重点中学学生的头脑中是有深刻影响的，“###”初期对“红卫兵小将”的吹捧，更使他们对自己的估价高到极致。他们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比他们先行一步的老知青，心里并不认为自己与他们是一种人。这就是知青这次返城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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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者（1）
知青们为返城进行的第一次抗争终归失败，他们偃旗息鼓，再次回到广阔天地，再次去当有文化的新农民了。
但是，“###”的这段经历对他们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毕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正常运行的社会中不可能提供的天地。经历过与他们同龄的大中学校学生未曾经过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看到过那些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看不到的社会角落的这批知青中的优秀代表，对于自身，对于中国社会和农民，有着更成熟，更认真的思考。在南方一些省市如广州、湖南、四川等地，老知青在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探讨是尤为突出的。这些地区“###”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比例较大，素质较高，其中不乏出色的人才。一位四川的当年在校红卫兵回忆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老知青在思想上比他们更活跃，更成熟，也更激进。学生们当时关注的，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但老知青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他们中很多人熟读过###的《资本论》：“我后来才明白，他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们反复地用###的理论来论证‘###’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其实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只有论证了这些不合理，才能证明上山下乡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即便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的学习和探索，他们的目光所及，毕竟达到了当时的在校学生不可能达到的深度，于是，这个时代最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的号角，最夺人眼目的思想解放的先驱，既未出现于“红卫兵小将”之中，也未出现在当时的社会精英集团中，而竟然就在这些从未引起人们重视的知青中脱颖而出了。
我们在这里指的，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张木生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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