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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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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1
一从头说起/1
二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4
三榜样的力量/10
四一条可行的道路/18
第二章
向荒地进军/26
一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26
二“北京庄”和“共青社”/31
三随移民大潮迁往边疆的青年垦荒队员们/36
四经验和教训/40
第三章
不平常的夏天/46
一1957年的升学就业形势/46
二城市中的待业青年/49
三统筹兼顾的原则/53
四社会的反响/59
五改造的历程/67
第四章
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71
一先行者/71
二“摸着石头过河”/74
三下乡以后/81
四创办青年农场/87五回乡的知识青年们/89
六“大跃进”前夕/90
第五章
难忘一九五八/96
一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97
二各地垦殖场的知识青年/101
三半工（农）半读，培育共产主义新人/104
第六章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117
一城市精简人口/117
二邢燕子，好榜样/122
三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简下乡/128
四到国营农场去/133
五江西共大与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138
六问题和特点/141
第七章
到农村去安家落户/144
一15年的安置规划/144
二决策出台前的探索/148
三教训和经验/151
四动员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155
五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164
六为农村基层组织树立的典型/169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172
一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172
二青春无悔/176
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181
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190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199
一谁改造谁？/199
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206三回乡知青的处境/216
第十章
这条路能够走到底吗？/225
一“两种教育制度”/225
二有了准备再下乡/233
三当农民以后/238
四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243
五军垦战歌/251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255
一余波/255
二返城风潮/256
三反对经济主义/265
四“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271
五返城风的平息/274
六先驱者/278
第十二章
从红卫兵到知青/287
一十七年的教育/287
二真诚的探索者/295
三从天安门起步/300
四吹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306
五最初的实践/311
六殊途同归/316
附录/323
再版后记/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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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说起（1）
第一章
第一个回合
20世纪50年代曾以热气腾腾、充满希望的时代形象留在一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留在文人的笔下。但50年代有50年代的社会问题，50年代形成的模式几十年难以扭转，错误和偏差也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50年代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这样的大树结下的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项政策是从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开始的。
一从头说起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都与知识青年的前途紧密相关；但关系最直接的，还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但工业的起飞却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业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1953和1954两年农业减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涌入城市，使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发生困难，终于使国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了农村。
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也构成了影响。解放初的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至1953年底为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50％，小学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增加了13％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但这种势头维持时间并不长，问题很快就显示出来。
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
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没有摆对
我们今天通常把教育与经济发展，比喻为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人人都懂得“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就是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迈入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国却不知道或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50年代，我们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的，明显与这个大趋势背道而驰。我们强调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大办教育。
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急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虽然已经增加了很多，但他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呼吁国家办更多的学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旧社会更多的升学机会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途，而国家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情况是这样，要想满足今天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不是添办几所或几十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要添办几千几万所学校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干部，还需要很大的一笔钱。国家用钱是有个统一的预算的；要想教育经费大量增加，就必须把别的开支大量减少……把哪方面的预算大加缩减好呢？有人想到目前国家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钱最多，是不是把这笔钱先拿来发展教育呢？按着这个办法做，国家把主要的财力和人力，不拿去办工厂、开矿山，不去修铁路公路，也不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去开办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我们国家不要什么钢铁、石油和机器，少生产些大米、小麦和棉花。这就是要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永远停留在落后的水平，要我们大家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什么改善。这就是要削弱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力量……我们若不首先去发展和巩固这个物质基础，而把主要力量拿来办教育，这就本末倒置了（竟将教育放在“末”的位置上——著者），说要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会落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从头说起（2）
经济建设经费不能挪用，国防事业费更挪用不得。因为那样削弱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就是放纵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大胆发动侵略战争。战争，我们缺乏防御力量的战争，意味着工厂、学校、城市、村庄大量的遭破坏，老年人、青壮年、妇女儿童大批地被屠杀，我们的学校就是办得再多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中国青年》，1954年第14期。
将教育经费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开支描述成这样一种不能相容的关系，未免有些绝对，事实上何至于此？就拿1956年亦即建国初期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最为“冒进”的一年来说，教育经费也不过占国家总支出的714％。这并不是很高的数字，但有些人已经认为太大了，不得了了。他们将此与行将垮台时的国民党政权相比，说在国民党教育发展最高年份的1946年，教育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连1％都不到。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发展一遇挫折，首先就紧缩教育经费，甚至将大批适龄儿童不能入学、十二三岁小学生不能升学的现象视为“正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2不重视教育本身的规律
延安时期群众化、大众化的教育模式，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而解放后从苏联接受下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又是以培养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精英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两套不同模式的同时采用，不能不在招生、教学等种种问题上发生冲突，而时而偏向这方，时而偏向那方的结果，就是教育所出现的不断的摇摆。或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一味贪多求快，或强调通过统一化、标准化提高教学质量。而当后一种意见占上风的时候，不是增加教育投入以求提高水平，而是采取压缩的办法，以减少学生人数、放慢训练教师的速度为代价来进行“调整”，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矛盾，从此便埋下了种子。以后的十余年，这一矛盾愈演愈烈，不仅在青年中间造成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领导人之间严重的意见分歧。
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造成了解放后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时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时候，招生人数就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需要整顿，或培养精英的意见占据优势的时候，招生人数又会急剧减少，1954年、1957年和1962年，就是最突出的几次低潮。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却几乎成了规律，而因此出现的“不公平”，正是造成青年和家长严重不满的原因，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3教育形式的单一化
50年代的宣传媒介在谈到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时，一再劝告人们不要一切依赖政府，一切依赖国家，因为国家不可能对毕业生采取将一切都“包下来”的办法，但是，人们的这种依赖思想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由国家负责、由国家安排的做法，给了人们这样的幻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头说起（3）
国家确实想将一切都包下来：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1952年###发出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据有关方面统计，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全国有私立中学1412所，教职员工34000余人，学生53万余人，占全国中学学生总数的26％强；全国有私立小学8925所，教职员工55000余人，学生160余万，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3％强。接办工作虽计划到1954年完成，但实际上1956年才基本结束。，不如此，又如何保证人才的质量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呢？以往的学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也自找门径。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弊病，它不仅使家境贫寒的孩子难以得到入学的保障，也常常使学有所成者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于是，国家包办一切，让百姓“生老病死有依靠”，就成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这在当时，的确曾起到过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当公办学校面临国家经济困难或教育需要压缩整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低潮时期的时候，没有为数众多的民办学校来帮助缓解压力，就立刻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
对“###”之前的情况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教育上的大起大落并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特点的一个反映。由于它与经济上的波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发生摇摆，幅度就特别大。尤为严重的是，当教育上的调整将大批不能升学的青少年压入社会的时候，却也正是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处处超编，到处都向青年关闭大门，单一的经济和单一的办学体制，不具备自行调节压力的能力，国家就想到了农村。
1953年，也就是建国的第四年，这样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
解放之初学校迅速增加、学生入学人数持续增长的势头，造成了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的问题。###遂于1953年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导致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大批未能升学的青少年，面临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的实际困难，思想混乱不安，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波动。由于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而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动员他们回乡遂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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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
落后的农业拽住了工业起飞的翅膀，这个问题从1953年开始尖锐地显露出来。
国家采取的解决途径，从近处说，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涌入，减轻城市粮食供应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从长远说，是发展农业生产，当时摆在第一位的，是解决粮食紧缺的危机，采取的方式，是加紧推行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
对互助合作运动的评价，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但上述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都与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1953—1954年间的教育整顿，压力更多地是在农村。农村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与1951年、1952年等年份相比，明显增加了。如山东省莱西县，1951年和1952年两年高小毕业生共3390人，升学和参加工作的除外，留在乡里的是1310人；1953年毕业3518人，留乡2438人；1954年毕业3514人，留乡3028人。再如热河省（后来归入河北省），1952年暑期全省高小毕业生为16894人，未能升学的9000人；1953年高小、初中毕业生33757人，有25404人未能升学。当时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大抵如是。
很多青年都把升学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升学考试之前就已经有人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是投陆军——流浪”周立波：《王秉源和韩文恭》，《中国青年》，1955年第20期。。一旦落榜，痛不欲生。一个青年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8月5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着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他表示：“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魏巍：《创造幸福的家乡》，《中国青年》，1955年第22期。这种现象，其实至今仍比比皆是，人们并不会感到陌生。
考不上学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第一愿望就是去城市寻找工作。在大量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中，他们一直占据着很大比例。但这一时期城市的控制措施，却使他们的期望成为泡影。许多回乡青年，甚至后来被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回乡青年，都曾有过四处托人找工作而不得的痛苦经历。总之，问题的严重，还不仅在于学校的压缩，而更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在这里，经济的原因是占第一位的。
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劝阻他们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如今我们很难断定这一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抑或只是权宜之计，但实行日久，便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凡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未能升学，就应该回乡去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
当然，事情从来不是绝对的，当经济发展再次出现高潮的时候，城市又会为他们提供大量就业的机会，于是大量已经回乡务农的中小学毕业生会再次离开农村，1956年、195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当干部、参军、女青年嫁人，也会使部分青年离开家乡。但总的原则是确定了，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没有改变。
这里，“回乡”二字，是问题的关键。家在农村又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别无其他选择。毕竟他们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国家对待他们的基本原则与对待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国家不也是动员他们回乡吗？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2）
然而，读过书的农民与大字不识的农民，又无论如何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农民送子弟读书，一向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更好的出路，说到底，是为了脱离胼手胝足的田间劳动和贫困落后的农村，做“人上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历来的传统。解放初期工业、教育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尤其使农村青年对自己读书之后的前途抱有过高的期望。
不过，也不能把青年希望脱离农村，一概归结为落后的传统观念。人的才能不同，对职业的爱好不同，对自己的期望也不同，为什么除了回家乡务农以外不能有别的选择呢？受过教育的青年，谁又甘愿终生只看见头顶的一方天？后来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之所以每在农村组队，总会有超出预期人数成十倍的人报名，抛开其他原因不谈，很多农村知识青年，正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个选择的机会。
历史上就已存在的城乡间的不平等，由此而在农村中的这些小知识分子身上突出地体现出来。本来城市与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平等，此时又由于在毕业之后不能升学而更明显，城市青年尚有等待和选择的机会，而农村青年却因只能被动员回乡这一做法而人为地加剧了。
然而，上面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个人有个人的理，国家也有国家的理，国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造农村面貌的根本途径。农村永远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而且多多益善。从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种需要的确显得十分迫切。
1951年年底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到1953年已经有很大进展。据当时公布的资料，当年全国已经有43％的农户被组织进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内。这样一种组织机构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胜任不了的。因此国家向青年发出呼吁：“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新的事业，首先参加这个斗争的始终是青年”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积极参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农村青年的光荣任务》，《中国青年》，1954年第6期。。国家希望知识青年回乡能至少起到三种作用：“首先是进行文化上的传播；其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所需要的成千成万的具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初级办事人员，也将陆续得到解决；再次，农业技术水平也会随着他们的宣传、介绍而提高”李之钦：《谈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5年第16期。。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段话后来成为每个知识青年都背得烂熟的口号。但其中的第一句，却很少被人引用，当然更少为人所注意。其实毛泽东的话，是明确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3）
可以肯定，除了减轻人口就业压力，避免引起社会动荡这类较为被动的原因之外，在当时中国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之下，毛泽东和当时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确实对中小学生投入合作化运动从而改变农村面貌，抱着真诚的期望。这与“###”后把知识青年作为被改造对象送下乡去接受“再教育”，其主导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当时农业部已经着手拟订训练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农业技术员、农具手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的计划。中央还曾设想做出这样一个规定：为了鼓励青年学生积极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一定年限后，成绩特别优异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生产合作社保送到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学习；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服务一定年限后，又有特殊成绩或贡献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地方政府保送到高等农业学校深造。这无疑是一个对农村发展、对中小学生本人都十分有益的设想。可惜的是，它始终只停留在设想阶段。“###”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似乎是这一做法的延伸，可是已经大大走样了。
总之，无论对合作化运动作何评价，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并期望他们在农村有一番作为，并在未来成为国家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的骨干力量，这一做法的初衷不仅具有其合理性，也并非是没有可行性的。当时国家也没有要求回乡的中小学生一定要当普通农民，而是期望他们成为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至少使不得不回乡的青年较易接受这个现实。
读了几年书，然后因某种原因未继续升学，而又回乡务农的情况，无论何时都是存在的，但由国家作为一个政策提出来，通过各级组织进行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并加以大规模实施，则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我们将这一做法的实行，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端。
开端从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的：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发表《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1954年1月###召开中学教育会议，提出了要向小学、初中毕业生宣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道理”。
1954年4月22日，青年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团委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要运用范例教育毕业生更好地准备参加劳动生产。
1954年5月24日，###中央批转###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提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中、小学毕业生之所以普遍发生紧张的升学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中央###对中小学教育指导思想上有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教育思想，继续支配着广大教师和学生，这是中小学教育方针上一个带原则性的错误。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我们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绝对不可以分离的，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时要求批判那种认为做工、种地“太脏”、“太累”、“太丢人”，搞农业最没有出息，从事劳动生产以后再也不能学习文化和技术等错误思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4）
1955年上半年，宣传动员工作继续进行。当年4月12日，###中央转发了###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说：“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还会有相当大的数量，为升学而引起的紧张状态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各地党委和政府必须继续加强对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安排工作”，配合这一指示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紧接着，###中央又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报告特别强调了中小学毕业生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村文化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后备军。
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一场运动，却首先是从意识形态上开辟道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和动员，自始至终都是如此，以致人们往往忽视了它在经济上的真实起因。当然，在下乡务农就意味着放弃城市的物质享受和较之乡村更为优越的生活，意味着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美好理想的情况下，不如此又能怎样呢？何况发动这场运动的办法，只能是动员而不能是强迫，动员当然就是指从思想上进行动员。党从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向传统观念的宣战。这是一场艰苦的企图改变人性的战斗。宣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同样重要、同样光荣，就是这场战斗的第一个阶段。
宣传动员采取如下几个形式：
第一是大造社会舆论。由各地党委、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布置工作，督促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和报告员、宣传员等广大的社会力量，并运用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对社会各阶层、学生家长、已经毕业和在校的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张旗鼓地造成声势；同时让全国、全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这些人在当时社会上是很有感召力的）以写公开信、到学校等处与学生座谈并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农村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表示欢迎《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安等纷纷写信给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欢迎他们从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人民日报》，1954年6月3日。，这些都是发动群众运动的一贯做法。当时的宣传有这样几个要点：
1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一代成为新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劳动在今天社会中有崇高的荣誉，只有参加劳动才算找到了出路，才有发展的前途。即使升了学，也只是为将来更好地参加劳动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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