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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名人的那些事儿-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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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著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纵，阴谋在于*斯大林*。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作品
《童年》、《母亲》、《在人间》、《我的大学》、《马卡尔·丘德拉的故事》、《伊泽吉尔老太婆》、《圣诞节的故事》、《加那瓦洛夫》、《在草原上》、《奥尔洛夫夫妇》、《沧落的人们》、《春天的旋律》、《戈尔特瓦的集市》、《一本令人不安的书》、《阿尔达莫洛夫家事》、《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春天的旋律》。
………【第二十章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作家、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他的作品描写了*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学语文书。
托尔斯泰生平
列夫·托尔斯泰（LevTolstoy）是*著名文学家、19世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改革家。1828年9月9日生于莫斯科以南约160公里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6岁*喀山大学。1851年参军去高加索，1852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作《童年》。1854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后来在他的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叙述了他的这一段经历。1857年去法国、瑞典和德国游历。1855年至1863年间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把注意力集中在道德问题上。1860年至1861年再次去西欧旅行。1862年结婚，在婚后的15年中，创作了两部伟大的杰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的陪嫁产业，在兄弟分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派所主张的*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千百万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1年给《*新闻》和《新时代》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1至1*3年和1*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第二十一章 赫尔岑】………
赫尔岑（1812～1870）Herzen，Aleksandr*哲学家，作家，革命家。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古老而富裕的官僚贵族雅可夫列夫家，1870年1月21日卒于巴黎。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能继承父姓，但他的父亲十分爱他，给他取赫尔岑为姓，德语意为“心”，并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制度的道路。1829年秋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学习期间，他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
赫尔岑生平
一成长经历
1833年大学毕业后，曾计划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因1834年被捕入狱未实现。1835年，他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在长达6年的流放期间，他目睹外省官场的**和广大劳动者的苦难生活，进一步加深了对农奴制罪恶的认识。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战斗。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写了《科学上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科学研究通信》等哲学著作，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它的存在是无限的。意识是自然界派生的，思维的规律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的规律。宣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鼓吹“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很快和当时在彼得堡的别林斯基齐名，成了*进步思想界领袖。
二文学创作
赫尔岑于30年代末被流放时开始文学创作。早期中篇小说《一个年轻人的札记》带自传性质。40年代中后期，他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上接连发表3部小说。长篇《谁之罪？》写3个男女主人公来自3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是俄罗斯的优秀分子，最后却都陷入同样的“灾祸和不幸”。谁之罪？小说没有正面回答。但作者通过3人的不同身世、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描写，清楚地表明铸成主人公们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封建农奴制度。另两部都是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这3部中长篇小说显示了赫尔岑的艺术才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立场鲜明却又不给人以说教之感。作品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比较完美的艺术技巧，使他成为19世纪中叶*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之一。
三个人成就
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赫尔岑一生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无论作为革命家、哲学家或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列宁在评价赫尔岑时，一方面指出他的错误和弱点，另一方面一再肯定他“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旗帜来反对沙皇*制度这个蠹贼的第一人”，称赞他是“在*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赫尔岑的事迹
一最好的教育
父亲很爱这位亲生的“养子”，给予他最好的教育
赫尔岑（1812…1870）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大贵族家庭，但他却是其父和一位德国女性的私生子，故一直以“养子”的身份生活在自己家中，甚至无法继承父亲的姓氏“雅科夫列夫”，他的姓“赫尔岑”是父亲为他生造出来的，据说来自德语的“心”（Herz）一词。
这种既尊贵又屈辱的处境，对于赫尔岑的敏感天性和叛逆性格的形成或许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不过，赫尔岑的父亲很爱这位亲生的“养子”，赫尔岑因而也得到了当时最好的家庭教育。1829年，赫尔岑*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在接受严谨的科学方法训练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崇尚自由的校园和社会氛围的熏陶。以他为中心形成的“赫尔岑小组”，显示了他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的个性魅力和政治感召力。早在上大学之前的1827年，他就与好友奥加廖夫在麻雀山上面向整个莫斯科发出誓言，将为社会的平等和正义奉献一生。
二风云人物
在19世纪40年代的莫斯科。
他是最显赫的风云人物之一1834年，“赫尔岑小组”的大多数成员被逮捕，赫尔岑在审查之后被流放，先后在彼尔姆、维亚特卡、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等地被监禁，或在当地的衙门当差。在断断续续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赫尔岑阅读了大量哲学和思想著作，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同时，对*民间生活的深入了解，更强化了他的抗议精神，他也因此具有了更为坚定、清晰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沙皇的*统治。1842年，结束流放生活的赫尔岑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这几年（1842…1847），是他一生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段，流放时期积累起的见闻和思考，抗议的精神和坚定的理想，在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热烈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到了喷发口。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论中，在对现存制度合理性的质疑中，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中，处处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他和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人，被视为40年代中期*社会思潮高涨时期最显赫的风云人物。
在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研究书简》两篇哲学论文。他同时从事文学创作，连续发表了三部中长篇小说，即《谁之罪》（1845）、《克鲁波夫医生》（1847）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其共同主题是对社会不公正、不合理之原因的探究，即“思想小说”和“问题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革命的先声
在十九世纪俄罗斯革命史中，无论是左派政治活动家还是右派政治家，都将赫尔岑奉为他们的先驱，这位贵族出身的革命家在其祖国的经历真可谓荒诞万分，因为参加一个学习小组而被流放西伯利亚五年之久，重返彼得堡之后又因为在私人信件中稍稍谈论了一桩谋杀案而被驱逐出京城。由此，也可见出那位靠*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皇帝的病态。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位仅仅在其祖国生活了三十八年，便在尼古拉一世实行其臭名卓著的恐怖政策之前便去国的革命者，其生命的开始开始恰恰则是其*异国。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尼古拉的帝国一片死寂，而惟有海外经常流进一份名为《钟声》的杂志，非仅当时的激进知识人奉之为甘霖雨露，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尼古拉一世朝中的某些大员也以能通过非法途径而偷偷阅读这份“反动”杂志为幸事。这份影响巨大的杂志便是赫尔岑和他的终生战友欧加缪夫在海外创办的，而十几年之后在俄罗斯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团体和小组成员，又有哪个不曾在尼古拉的宪兵所不曾注意的角落里偷偷阅读这份杂志呢？赫尔岑的名字，和别林斯基一般，永远是后来俄罗斯革命者效尤的靠模。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声音，唤醒的是整个六十年代人。这两个四十年代最杰出的人物甚至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两种不同的模式：不是在祖国与沙皇作战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便是远走他乡鼓吹革命。
但，那个属于赫尔岑的世界是不容易描绘的，即使是那些以描绘革命者传神面貌著称的大作家们，也未能为赫尔岑刻画一幅准确的画像。假如屠格涅夫《前夜》中那可敬且短命的保加利亚勇士英沙罗夫从事的是“**的土耳其人的奴役”，或列夫；托尔斯泰笔下那些柔弱无为，终至碌碌的“忏悔的贵族”们再强硬、灵活一些，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几部巨著中那些凶恶、无所顾忌、粗暴蛮横而内心无比阴暗的革命者更柔和、宽容、通达人情世故，不至于事事谋求极端，那么，这一幅幅的肖像都可能是这些个大作家专为睿智、高雅、通达人意的赫尔岑而设的，而今，那些突出的棱角、毕露的锋芒或者过于谦和平淡且中庸的形象仅使我们揣摩出别林斯基、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是那个以“科学、虚无主义”引以为豪的皮萨列夫，却无法描绘出赫尔岑那宏富、博大且诙谐动情的心魄。
幸而，赫尔岑以其诙谐、抒情、忧伤且包含对沙皇的愤恨的笔触，在1812…1868年之间，以其一生为视点，观察了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上层贵族、革命者与大批无辜且才华横溢的*体制下的受害者——此包容万象之作即是其不朽自传《往事与随想》，赫尔岑就是赫尔岑，他独特的心灵、特异的禀赋以及罕见的洞认和异常的坚勇使其独立于一个纷争变故、革命流血、流放问吊充斥的时代，至今仍是那么迷人，仍是那么动人心魄，而其《往事与随想》更可与他同时代的大文豪的惶惶巨著比肩而立而丝毫不见愧色。
赫尔岑出生在俄罗斯最古、最老的贵族世家雅可夫列夫家族。其父伊凡于一八一一年游历欧洲时与德国符腾堡一小公务员之女——年方十六的露易莎产生私情。伊凡通过其显赫世家的关系，将露易莎携至*。次年，拿破仑侵略*的战争爆发，而赫尔岑即诞生于*这第二首都莫斯科遭遇大火的前夜，他在若干年后回忆其出生时，尤自豪地声称，他也参加了这场保卫俄罗斯的战争。
他的命运，本可成为一个平凡、普通的大贵族之子女、阀阅世家未来的继承人。虽然其母与其父终生未婚，但因其父对他溺爱有加，冠私生子以赫尔岑的姓氏便足见其对他的关爱。他接受也是俄罗斯大贵族子女一般无异的教育，一如同时代俄罗斯诸多贵族所接受的教育：有来自德国的老军负责其看护，有来自法国的教师教育其蒙学。同样的时代，同样的贵胄之家中，何以，他竟成了*的死敌，坚定地站到了流放和牢笼的一边？这个对任何功课都无甚兴致、顽皮好动、且“不求上进”的顽童有何种异禀让他成了一个与**作战的斗士？一八二六年，赫尔岑与其童年的伙伴奥加略夫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相拥而抱，双双举誓：以其毕生之力全数奉献***，为那些在1925年死去冤魂和被流放勇士们复仇，这一年，赫尔岑十五岁，而欧加缪夫十四岁。在《往事与随想》中的这一幕，读之，无不为之击节喝彩。一位细心的读者，想必会对这一幕的前因后果产生极大的兴趣，麻雀山上的誓言毕竟只是来自两个心智尚未完成的成熟的少年，如果不是接受了前一时代人的启蒙教育，又怎能在童幼之年便敢以两个人的微薄之力去对抗沙皇和他的帝国？
细细审阅这个极其平常的顽童幼年的经历却颇为有意思。也算是能为他将来的斗争提供一些线索。赫尔岑的童年是在没有同伴的孤寂中度过的，唯一能吸引他兴趣的人物是他的伯父的听差卡洛，这是一个无比善良、温和、宽厚的人。一如农奴制下那些善良的听差一下。这样的角色，我们几乎可以在同时代作家的每一本描写贵族家庭生活的小说中尖刀。这位爱唠叨的听差总是不厌其烦地为赫尔岑讲解《图画世界》中的内容，到了命名日（即本人和同名的圣徒的纪念日）即将来到的日子，卡洛便独自躲进他的小屋，为赫尔岑制作精美的礼物。但很快，伯父与其父亲分家了，赫尔岑失去了童年时代最热爱的伙伴。家中的一切显得日益阴郁、“墙壁、家具、仆人——一切都显出不高兴和愁眉苦脸的样子，不用说，其中最不高兴的就是我的父亲本人”。
赫尔岑在偶然中得知了他的非婚生子的身份，后果便是他与父亲的疏远。因为他的非婚生子身份，他日益体验到独立感的紧迫，“不明不白”的身份使赫尔岑“觉得自己更不依赖这个我对他毫无所知的社会了，我觉得实际上我是被抛弃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虽然其父严禁他与家中的仆人接触，但这个异常敏感的孩子却已时刻感受到围绕在父亲身边的古怪的修道院式的气氛所以给他带来的痛苦，于是，他开始在门房和女仆中寻找童年的欢乐——唯一的欢乐。而仆人之间所讲述的那些关于农奴的无聊庸俗的诽谤却在他心灵中长成完全异质成分，农民并不比老爷在道德面貌上堕落，后来，赫尔岑用了正如博马舍的四幕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的对话来形容最初的印象：
阿勒马维华伯爵向塞维勒的理发师举出他要求的仆人所应有的品德，那个时候费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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