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各种线索：跟饭店的前厅接待员打招呼、把线索藏在公园的长椅下，有些地点则必须靠解开电话号码的谜题才能找到。你或许也能猜到，在学校功课拔尖的孩子不见得会赢——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街头顽童和“聪明”学生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别。
　　举例来说，在我安排的寻宝比赛中，有一次必须解开一个填字游戏，才有办法找到其中一个线索。一般的聪明学生会冲进图书馆找资料，或打电话向他们的聪明朋友请教。街头顽童则在地铁里到处询问路人，结果，他们不但更快找到答案，而且他们一面询问，一面从A点移到B点，行进了较多的距离，也在比赛中拿到了较多的分数。
　　今天的孩子有机会在互联网络上做一个街头顽童。在网络上，“孩子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但却看不到对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网络上，读和写两项技能大有好处。孩子们靠读和写来沟通，而不只是完成一些抽象的和模拟的游戏。不要把我所提倡的东西曲解为反对发展智力或蔑视抽象推理，恰好相反，互联网络给人们提供了探索知识和意义的新媒介。网络上的寻宝比赛
　　我有轻微的失眠症，经常在凌晨3点钟醒来，然后在电脑上消磨一个小时，再回去睡觉。有一次我正在电脑前昏昏欲睡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叫迈克尔。施瑞格的人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他是个中学二年级学生，想知道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他来麻省理工学院时，能否顺道拜访一下媒体实验室。我建议他来旁听我星期五的“比特就是比特”这门课，还为他指派了一个学生向导。我同时也把我们之间的通信各复印了一份给另外两位同事，他们也都同意和他见面。可笑的是，他们误以为他是著名的专栏作家迈克尔。施瑞吉，其实施瑞吉的名字后面多了一个e。
　　当我终于和施瑞格碰面的时候，他的父亲陪着他。他父亲向我解释说，施瑞格在互联网络上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而且施瑞格眼中的互联网络就好像我眼中的寻宝比赛一样。最令施瑞格的父亲惊讶的是，不管这些人是诺贝尔奖得主也好，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好，似乎都能抽出空来，回答施瑞格的问题。原因是，在电脑上回信实在太容易了，而且（至少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还没有被一大堆无缘无故的电子邮件所淹没。
　　长此以往，能够在互联网络上投入时间与智慧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互联网络也将变成一个人类交流知识与互助的网络。例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3000万会员身上就汇集了许多尚未被开发的集体经验。只要敲几下键盘，如此丰富的知识与智慧就能力年轻人所用。代沟在顷刻问便被大大缩小了。
5、无所不在的万事通机器的哀求
　　如果你打算雇人为你做饭、扫除、开车、烧火、守门，你能要求他们互不讲话、不去注意别人都在做什么、也不去协调彼此的职能吗？
　　可是，当我们用机器来执行这些职能时，我们却能胸有成竹地把它们一一分开。现在，我们的真空吸尘器，汽车，门铃，冰箱，热力系统都还是封闭式的专用系统。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让它们互相交流。在协调机器的行为方面，我们走得最远的一步，就是在许多器具中都装上了数字钟。我们试图利用数字时间，使某些功能同步进行，但结果却多半是造就了一堆呜咽的机器，上面不停闪动的“12：00”仿佛在低位：“求求你，想办法让我变得更聪明一点吧！”
　　机器必须能轻松地彼此交谈，才能为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寻找同伴的呼唤
　　数字化改变了机器与机器交流标准的特点。过去，人们习惯于聚在日内瓦或其他地方开国际会议，一槌敲定（这是工业化的年代里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比喻）从频谱分配到电信协议等一切事物的世界标准。有时，这个过程旷日持久，例如由于对综合服务数字网（1SDN，integratedservicesdigita1network）的电话标准讨论太久，等到标准通过时，技术已经落伍了。
　　标准制定委员会的操作前提和心态是，电子信号就好像螺纹一样。为了让螺钉和螺帽能适用于不同的国家，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关键尺寸上都达成一致，而不是只制定部分标准。即使你算好了每英寸或每公分该有多少螺纹，假如直径不对，螺钉和螺帽仍然无法配套。机械世界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很苛刻的。
　　比特就宽容多了。比特很适合更高级的语言描述和“协议”（protocol，原意为“礼仪”，过去专指上流社会在社交上的繁文褥节）。有些协议可以具体到规定两部机器如何“握手”。“握手”（handsha…king）这个词，实际上是个技术术语，指两部机器之间如何建立通信，并且决定在通话中使用哪些变数。
　　下次你使用传真或调制解调器时注意听听看。所有那些杂音和难听的哗哗声，实际上都是在进行机器之间的联系交换。这些寻找同伴的呼唤声，就是在想办法商讨出所有变数中的最大公分母，以便找出交换比特的最广范围。
　　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把通信协议当作中间标准，或是用来商讨出更具体的比特交换方式的语言。在使用多种语言的瑞士，假如你一个人去滑雪，而和陌生人共同搭乘滑雪缆车，这时你想和同伴交谈的话，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商量用哪一种语言来沟通。电视和烤箱在携手合作以前，也会先间彼此同样的问题。会动的小东西
　　25年前，我应邀参加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审核通用产品代码（UPC，universalproductcode）的最后设计。通用产品代码是电脑可以识别的小小条形码，现在几乎随处可见，也就是当年令布什总统大出洋相的那个东西。话说某次，布什看到超级市场的自动结帐收银机时，表现得十分惊讶，因此被引为笑谈。现在除了新鲜蔬菜以外，从罐头、包装盒到书籍（虽然有点破坏书籍装帧的效果），几乎所有商品上都使用条形码。
　　这个通用产品代码顾问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对最后的条码设计签字画押。在评估进入了最后一轮的几个设计（小圆窗形的设计最后被评为亚军）后，我们也讨论了几个疯狂但有趣的提议，例如让所有的食品都带一点放射性，放射性的大小依成本而定，于是每个结帐柜台都变成了盖革计数器（Geigercounter，一种放射能测定器），而购物者则根据自己购物车中的拉德（辐射吸收剂量单位）数值而付款。（据估计，一罐普通菠菜会让你暴露在每小时每公斤1／10微拉德之下，和人体从食物中获取的10万焦耳的化学能量比较起来，这只不过是每小时十亿分之一焦耳罢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力水手卜派要把菠菜吃进肚子里，力气才会变得比较大。）
　　这个疯狂的点子却蕴含了一点小小的智慧：我们何不让每个upc条码也能放射数据呢？或者，为什么不让它也能够有活性、可以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举手发言呢？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它要消耗能量，因此条形码和其他“名字标牌”就被做成没有反应能力的东西。不过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例如可以从光中获得能量，或动用很少的能量来延长电池的使用年限。当在小范围内使用这些办法时，所有的“物品”就都可以呈现数字化的活化反应。比如说，你屋子里的每个茶杯、每件衣服、（对了，还有）每本书都能说出自己的位置。将来，“遗失”将和“绝版”一样，根本不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活性标签将在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将把非电动化、没有生命的小东西（如玩具熊、螺旋钳、水果盘等）引进数字化的世界。不久之后，人类和动物都将把活性标签像徽章一样戴在身上。还有什么圣诞礼物比活性的宠物项圈更好呢？从此，你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小狗或小猫走失了（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它们可能会走失，但你会知道它们在哪儿）。
　　人们已经为了安全的缘故戴上了活性徽章。好利获得公司英国分公司正在开发一种新产品。戴上这种徽章以后，不管你在一幢建筑物中的任何地方，它都能知道你的位置。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你，离你最近的电话就会响起铃声。将来，你不必把这类装置（用夹子或别针）别在衣服上，这类装置会万无一失地织进你的衣服中，或粘在衣服上。把电脑穿戴在身上未来数字化服装的质料可能是有计算能力的灯芯绒、有记忆能力的平纹细纱布和太阳能丝绸，我不必再携带膝上型电脑，而是把它穿在身上。尽管听起来不可思议，我们其实早已开始把越来越多的计算和通信设备穿戴在身上了。
　　手表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它肯定会从今天单纯的时钟而摇身一变为明天移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戴手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很多人就连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
　　一体化的、戴在手腕上的电视、电脑和电话，将不再是狄克。特雷西、蝙蝠侠、或科克船长的专利。在未来5年中，这种可以穿戴的装置可能会成为消费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天美时”（Timex）现在已经在手表和个人电脑之间提供无线电通信了。它生产的这种手表预计会非常火爆，到时候，许多微软的系统中都将吸收这种聪明的（光学）传输软件。
　　我们给这些小装置提供动力的能力，很快就会赶不上电脑微型化的速度。在技术领域里，动力的进步简直就如龟步般缓慢。如果电池技术的进步能像集成电路的发展那么快的话，我们早就可以开着由镁光灯电池发动的汽车去上班了。恰恰相反，长途飞行时我得背着超过10磅重的电池才能让我的膝上型电脑不致有断炊之虞。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由于笔记本型电脑具备了更多的功能和更好的显示器，膝上型电脑所用的电池也就越来越重了。（1979年，索尼公司推出的最早的膝上型电脑Typecorder只用4节AA型电池。）
　　在可穿戴的电脑上，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富于想象力的动力问题解决办法。阿贝克隆比和费奇公司已经推出一种旅行帽，上面有一个以太阳能电池为动力的小电扇，会把风吹到你的前额上。另外一个可以存储动力的绝佳所在，就是你的腰带。把腰带拿下来，看看它占据了多大的面积和体积。设想一下，如果把皮带扣设计成可以插到墙上、为移动电话充电的设备，那该有多好！
　　至于天线（antenna）的问题，人体本身就可以变成天线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天线形状的特点使它们很适合织进布料之中，或是当作领带一样戴着。只要加上一点点数字化的帮助，我们的耳朵就能够像兔子耳朵般灵敏。
　　重要的是要认清，将来会有许多数字化装置，无论其形状和大小，都和我们目前所能联想到的大不相同。经营电脑设备零售业的可能不止无线电器材公司（RadioShack）和siap1es公司这类传统电子商店，且还包括销售耐克（Nike）运动器材、利维牛仔裤或香蕉共和国（BananaRepublic）服饰的商店。在更远的将来，电脑显示器可能会按加仑来卖，而且漆成五颜六色。光盘只读存储器可以食用，而并行处理器则可以像防晒油般涂在身上。偶尔，我们还可以住在电脑里面。无所不在的电脑化
　　由于我是学建筑出身，我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建筑学概念都直接适用于电脑设计上。但是反过来，电脑设计除了让我们的环境中充满了各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智能装置外，对建筑学却几乎没有多少帮助。到目前为止，把建筑物想成巨大的机械电子装置，并没有激发出什么在建筑学上有创意的应用。
　　未来的建筑将像电脑底板（backplane）一样“智慧随时待命”（smartready，这个词是AMP公司在推出它的“智慧型房屋”计划时创造的）。“智慧随时待命”也就是为未来电器之间的信号共享而预设线路和遍布连接器。例如，你可以加上各种处理器，让你的起居室呈现和卡内基音乐堂一样的音响效果。
　　我所见到的“智慧型环境”大都不能感应人类的存在。这是个人电脑不断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环境没有办法看到你，或感觉到你的存在。就连恒温器都是根据墙面的温度，而不是你感觉冷还是热，来调节温度的。将来的房间会知道你是刚刚坐下来吃饭、已经睡着了、刚进浴室洗澡，还是出去遛狗了。这样的时候，电话铃不会响。如果你不在家，它也不会响。如果你在家，而且你的数字化管家决定把电话给你接过来的话，离你最近的门把手会先说声“对不起，夫人，”然后把电话接进来。
　　有些人把这种情形称为“无所不在的电脑化”。的确如此。有些人则认为这和使用代理人界面背道而驰。其实不然。这两个观念根本就如出一辙。
　　目前我们生活中各种互不相连的电脑处理流程（民航订位系统、销售点数据、各种网上服务、电子计量、讯息传递等）将促使个人电脑无所不在。所有的处理流程也会越来越多地互联起来。假如你飞往达拉斯的早班飞机延迟起飞了，你的闹钟就会晚一点响，而且车辆服务部门也会自动收到交通预报。
　　现在大多数关于未来家庭的描绘中，都看不到家用机器人的身影：这是个奇怪的转变，因为20字前，几乎所有关于未来的描写中都有机器人。其实，C3PO机器人会是个狐狐叫的管家，就连它的口音都再合适不过了。
　　人们对家用机器人的热情会再度点燃，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数字化佣人用腿脚来爬楼梯、用臂肘来掸灰、用双手来端饮料。由于安全上的原因，家用机器人也将能像凶猛的看家狗一样狂吠。这些都不是新观念，技术也几乎已经成熟了。全世界可能有10万人都愿付10万美金来买一个这样的机器人，这样一个价值百亿美金的大市场将不会被冷落太久。聪明的汽车
　　在一辆现代的汽车上，电子的成本已经超过了钢铁。现在的汽车里已经有50多种微处理器。这并不表明我们把这些微处理器全都用得很高明了。你租了一辆时髦的欧洲轿车，可是直到加入了加油站前排起的长龙时，才发现自己不知道怎样用电子方式打开油箱，这岂不丢人现眼！
　　汽车中的主要数字化装置将包括智能无线电、能源控制和信息显示器。除此之外，汽车还可以享受到另外一个数字化技术的特别好处：它们将能够知道自己的位置。
　　由于近来地图绘制和跟踪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面对一个描绘所有道路的电脑模型，找出汽车目前的方位。美国境内所有的道路位置都可以记录在一张光盘上。通过卫星、双曲线远程导航系统、加上计算汽车不断加快的速度，或将这些跟踪技术综合运用，就可以找出汽车的方位，误差不过几英尺而已。大多数人都记得在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驾驶的轿车中，在他和驾驶副座之间的仪表板上有一个电脑显示系统，会呈现出一幅地图，显示他当前的位置和目的地的方向。这种电脑显示系统现在已经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和使用的商品了。在美国，奥斯摩比汽车首先在1994年采用了这种装置。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很多开车的人都无法在快速前进的汽车中让眼睛迅速重新对焦以看清电脑显示器上的内容，老年人尤其如此。对他们来说，要从注视远方，突然变为注视离自己只有2英尺远的物体（而且反复做这种转换），是很困难的事情。更糟的是，有些人得戴着眼镜才能看地图，十足是马古先生驾车。因此，声音才是更好的协助导航的方式。
　　既然你在开车的时候根本用不上耳朵，耳朵就成为理想的信息通道，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转弯，该找什么标志，假如你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就表示你开过了头。但是，如何精确地表示方向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很困难，所以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得一塌糊涂）。道路上充满了模糊的指令。当你距离路牌几百英尺或几百码以外时，“下一出口右转”的指示非常清楚，但是，当你已经开到路牌附近时，到底“下一出口”指的就是眼前这一出口还是再下一个出口呢？
　　尽管要制造出这种数字式的、能说话的、优良的“后座驾驶员”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却不太可能在美国市场上很快见到这种产品。相反，你将看到的是和邦德的汽车上一模一样的装置，无论应该还是不应该，安全还是不安全。其中的原因很荒谬：假如汽车能够对你说话，而它提供的地图数据是错的，以至于你开进一条没有出口的单行线而发生车祸，责任应该由谁来负？而反过来，如果你是因为自己看了地图以后而发生意外，就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了。在欧洲，人们对于赔偿和诉讼的看法比较开明，因此梅塞德斯——奔驰汽车（Mercedes一Benz）今年将推出会说话的导航系统。
　　这种导航系统的功能将不只限于把你从A点引导到B点，它将还能提供有声导游（“你右侧的这个建筑是……的出生地”）和有关食宿的信息（已经在第3个出口附近给你订了一家很棒的旅馆。）新的相应的专门市场将会出现。事实上，如果将来你的智能汽车被盗，它还可以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它的确切位置。或许它的声音听起来还好像吓坏了的样子。
6、新电子表现主义穿过时空隧道的医生和教师
　　在冰箱上张贴小孩涂鸦的作品和苹果派一样，代表了道地的美式作风。我们鼓励孩子表现自我，自己动手做东西。可是，等到他们6岁大的时候，我们却突然改弦易辙，让他们觉得美术课就像棒球课外活动一样，比不上英文或数学那么重要，有志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应该把时间花在阅读、背诵和复习上。于是，在他们上学以后的20年里我们像填鸭一样拼命往他们的左脑中灌输各种知识，却让他们的右脑日渐萎缩。
　　派普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位19世纪中叶的外科医生神奇地穿过时光隧道来到一间现代的手术室。所有的一切对他而言都全然陌生。他不认识任何手术器械，不知道该怎样动手术，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得上忙。现代科技已经完全改变了外科医学的面貌。
　　但是，假如有一位19世纪的教师也搭乘同一部时光机器来到了现代的教室，那么，除了课程内容有一些细枝未节的变动外，他／她可以立刻从他／她的20世纪末的同行那里接手教起。我们今天的教学方式和15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在技术手段的运用上，也差不多还停留在同样的水平。事实上，根据美国教育部最近所作的调查，84％的美国教师认为只有一种信息科技是绝对必要的：复印机再加上充足的复印纸。更好的调色板
　　然而，我们终究开始摆脱这种呆板僵化的教学模式，从主要迎合那些约束自己按部就班的孩子，走向更多元化的教学。在这种教学中，艺术与科学之间、左脑与右脑之间，不再径渭分明。当一个孩子使用Logo这样的计算机语言，在电脑屏幕上画图时，所画出的图形就既是艺术的，也是数学的，可以看作两者中任意一种。即使抽象的数学概念现在都可以借助视觉艺术的具体形象来加以阐释。
　　个人电脑将使未来的成年人数学能力更强，同时也更有艺术修养。10年后的青少年将拥有更丰富多样的选择天地，因为不是只有书呆子才能成就高深的学问，具有各种不同的认知风格、学习方法和表现行为的人，都可能成大器。
　　工作与游戏之间的中间地带会变得异常宽广。由于数字化的缘故，爱与责任不再那样界线分明。业余画家大量涌现，象征着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代的来临，以及社会对创造性休闲活动的尊重。未来将是个终身创造、制造与表现的年代。今天，当退休的老人重拾画笔时，他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但和青壮年时期相比，他所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回报，将来，不同年龄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历程更加和谐，因为工作的工具和娱乐的工具将越来越合二为一。将有一块更好的调色板来谐调爱与责任、自我表达与团体合作。
　　老老少少的计算机黑客们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设计的程序就好像超现实主义的绘画一样，既有高度的美感，又有卓越的技术。我们可以同时从风格与内容、意义和表现手法等不同层面，来讨论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电脑程序表现了一种新美学。这些黑客们正是新电子表现主义的先驱。音乐的推动力
　　事实证明，音乐是计算机科学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我们可以从三个非常有力而又相互补充的方面来探讨音乐问题。首先是数字信号的处理——比方说极难解决的声音分隔问题（例如在录下的音乐中抹去可乐罐落地的杂音）。我们也可以从音乐的认知角度进行探讨——如何诠释音乐语言，音乐欣赏的构成要素有哪些，情绪从何而来？最后，我们可以把音乐当成一种艺术表现和叙事手段——叙述一个故事，激发一些情感。所有这三个方面当仁不让，都非常重要，它们使音乐成为完美的知性领域，让我们能优雅地穿行于技术与表现、科学与艺术、个人世界与公众世界之间。
　　假如你问挤满整个礼堂的计算机系学生，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乐器，或有多少人认为自己爱好音乐，绝大多数人都会举起手来。数学和音乐之间传统的亲密关系现在惊人地表现在计算机科学界和电脑黑客群体之中。媒体实验室由于研究音乐而吸引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计算机系学生。
　　美术和音乐这种儿时的嗜好，能够让孩子以全面的眼光来观察和探索迄今为止还是以单一方式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浩瀚的知识世界。但是父母和社会往往有意无意地阻挠孩子发展这方面的兴趣，或让孩子只把美术和音乐当成学业攀登中缓解压力的手段。我上学时很讨厌历史课，但却能说出美术和建筑史上所有重要的里程碑和它们的年代，而对政治事件和战争的年代我却怎么也记不住。儿子受我的遗传，也有诵读障碍，但却能津津有味地把有关高空冲浪和滑雪的杂志一字不落地看完。对有些人而言，音乐可能正是研究数学、学习物理和了解人类学的最佳途径。
　　说完了上面这些，转过头来，我们究竟如何学习音乐呢？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初叶，在学校练习乐器是很普遍的现象。后来，录音技术的发展阻止了这一潮流。直到最近，才有些学校重新让学生从制作音乐中来学习音乐，而不只是靠听音乐来学习。让幼小的孩子利用电脑学习音乐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电脑能提供五花八门的入门途径。电脑不会限制有天分的孩子接触音乐的机会。孩子可以借助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电脑来体验音乐，音乐游戏、声音数据磁带和本身可控制的数字声音，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视觉感奇佳的孩子，甚至还会希望发明出看见音乐的方法。电子艺术
　　电脑和艺术第一次碰面时，会给双方都带来恶果。其中一个原因是机器的印记太强烈了，在全息艺术或立体电影中，电脑的表现往往压过了艺术原来意欲表达的内涵。科技就好像法国调料酱中的胡椒一样，电脑味道太强的结果，反而喧宾夺主，掩盖了艺术表现中最微妙的信号。
　　毫不奇怪，在音乐和表演艺术中，电脑和艺术表现得最为相得益彰。因为在这两个领域中，艺术作品的表现、传播和体验都能在技术上很容易地融合在一起。作曲家、表演者和观众都可以进行数字控制，如果荷比。汉考克（HerbieHancock）在互联网络上推出他的下一部作品，那就好比在一个拥有2000万个座位的剧场中演奏，而且每位听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改变音乐的表现。对有些人而言，只要单纯调节音量就可以了。有些人则可能把音乐转换成卡拉OK。其他人甚至会调整它的酬。
　　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MonaLisa）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童的游戏罢了。在互联网络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而且，这不尽然是坏事。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这种新方式不同于读一页书，也比到卢浮宫（Louvre）实地游览更容易做到。互联网络将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美术馆，同时也是直接把艺术作品传播给人们的最佳工具。
　　当数字化艺术家提供了改编作品的手段时，他们同时也开创了数字化艺术发展的大好契机。尽管这种做法似乎把重要的艺术作品全然世俗化了——就好像把斯泰肯的所有照片都印到明信片上，或是把瓦霍尔（AndyWarho1，1928一1987）的所有作品都变成装饰艺术一样。关键是，数字化使我们得以传达艺术形成的过程，而不只是展现最后的成品。这一过程可能是单一心灵的迷狂幻想、许多人的集体想象或是革命团体的共同梦想。离经叛道者的沙龙
　　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往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过信息系统的内容、消费性应用的需求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们向广播电视、出版和电脑界大力推销这一想法，因为它将影像的感官丰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电脑的内在互动性集于一炉。这个概念今天听起来十分合乎逻辑，但当时在众人眼中却愚不可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授认为，所有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媒体实验室坐落在一栋由著名建筑师贝律铭所设计的建筑中（设计时间是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延伸建筑之后，以及在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之前）。我们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来筹募财源、修建大楼和延揽人才。
　　就像1863年巴黎艺术界的当权派拒绝让印象派画家参与正式的美术展一样，媒体实验室的这群被正统人士拒之门外的始创研究人员也就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落选者沙龙”这些人中有些在学术界眼中太过激进，有些人的研究不见容于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则根本无处容身。除了魏思纳和我以外，这一群人还包括了一位电影制作人，一位图形设计师、一位作曲家、一位物理学家、两位数学家，和一群在这之前的几年中发明了多媒体的研究人员。
　　我们在80年代初聚集到一起，形成了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