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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剑高悬:建党以来十大腐败案件剖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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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第二，判处肖玉璧死刑合情合理。被告人肖玉璧于1938年间贪污公款280元，是年12月间暗扣公款1520元，1939年1月间又暗扣公款1000元，均不记账。另外，1939年1月间，肖玉璧贪污、暗扣公款的行为被边区财政厅发觉。此时，肖玉璧仍外出讨账，并逃之夭夭，并携公款250元、税票18张等。当时，陕甘宁边区一般工作人员每月的津贴为1元到15元，肖玉璧贪污3050元就相当于一般工作人员2000多月、160多年的津贴收入。而在今天，普通工作人员的津贴每月至少有3000元，如果贪污分子贪污了普通工作人员2000多月、160多年的津贴，则总量将达到600万元以上，远远超过我国现行《刑法》第383条中规定的最重的情形即“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的标准，肖玉璧已经实施了应当处以重刑的贪污巨额财产行为。另外，肖玉璧利欲熏心，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前后两次挪用公款给靖边县国民党军退伍军官常崇耀，并为其招募士兵。在战争年代，这些行为是军事上的大忌。肖玉璧实施了上述行为，再加上贪污了巨额财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是没有问题的。u米u花u书u库u ；http：//www。7mihua。com
第三，处罚肖玉璧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客观需要。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实行严密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物资奇缺，广大干部战士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连毛泽东主席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尽责、廉洁奉公，在关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关键时期，置革命大局于不顾，贪图个人一时的享乐，倒卖根据地奇缺的物资，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利用职位实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此种行为对于边区模范政权之建立危害至大。另外，在国民党仍坚持反共和推行溶共限共的政策背景下，党内和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经受不住升官发财、封官加委甚至是酒色逸乐等拉拢腐蚀，以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丧失原则，滋长了不良作风，表现出各种严重的自由主义。例如，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的一位县长半年请客吃喝的费用就多达6000元，陇东分区保安分处秘书贪污法币100多万元，等等。因此，依法严惩曾经战功赫赫的腐败分子肖玉璧，对那些意志不坚定、可能走上腐败道路的党员干部，具有极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
肖玉璧从一个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堕落成一个贪污腐败分子，并且企图背叛革命，这个案件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肖玉璧在战场上面对凶恶的敌人是无畏的，为革命出生入死是无私的。为何在后方较为和平的条件下会完全忘记革命的信仰和宗旨，最后走到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呢？这恐怕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又有环境条件的因素作用；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又有个人的党性修养因素。正确认识肖玉璧案的警示意义十分重要。
首先，思想上加强党性修养是预防腐败侵蚀的前提。腐败的蔓延不单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也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党性修养的问题。共产党人的党性体现为对党的宗旨和目标的认同性，对党的活动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实践性，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过程所持态度的群众性，对党在革命和建设期间实现主客观统一要求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性。肖玉璧参加革命队伍可能出自翻身闹革命的自发性，但是，对党的宗旨和革命目标的认识是肤浅的，在他看来，身经百战有战功就成为邀功享受的本钱。肖玉璧对党的活动原则和价值取向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不知道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党之基就是人民利益至上，而不是个人利益至上。肖玉璧更不理解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为什么要讲究节约倡廉，甚至不知道边区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动力来自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忱。抗战时期党和政府实行俭以养廉，教育党政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同贪图享受以及贪污腐化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党和政府通过查处肖玉璧案件，进一步提高了对反腐倡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为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政治保证。
第21节；
其次，加强制度和法律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有效保证。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抗战初期，为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陕甘宁边区制定和颁布了许多关于提高行政效率、反对贪污腐化的法规规章。如《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39年1月）、《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年2月）、《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42年10月）等。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政纪总原则草案》、《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原则、纪律和行动准则。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为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政府的廉政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及时遏制了陕甘宁边区腐败之风迅速蔓延的态势，腐败案件明显逐年减少。如在陕甘宁边区，1940年查处贪污案644件，1941年上半年下降为153件；在太行区，1943年查处贪污案606件，1945年下降到238件。因此，在极为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坚决有力地依法惩治腐败，是保证清正廉洁的关键所在。依法反腐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肖玉璧案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定地反对一切腐败行为，确保政治廉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在当前党和国家仍然要继续做好执法工作，对腐败行为，不管涉及谁，不管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一查到底。
参考书目
①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4年），甲5，内部资料，1994年版，第457页。
②《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③《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54页。
④中国抗日战争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355页。
⑤梁凤荣：《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应为《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3期，第148页。
⑥中国抗日战争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
⑦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页。
⑧中国抗日战争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246页。
⑨《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页。
⑩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2页。
张文琳：《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经验》，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98页。
第22节；
《西北局各党小组对支部工作报告及机关行政工作报告的意见》1941年，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1994年版，第328页。
周道鸾：《陕甘宁边区肖玉璧贪污案》，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年第12期，第94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周道鸾：《陕甘宁边区肖玉璧贪污案》，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年第12期，第95页。
吴美华、孙庆章：《轰动陕甘宁边区的肖玉璧贪污案》，载《中国监察》2000年第9期，第53页。
林仲仙：《略论陕甘宁边区的党风廉政建设》，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11期，第14页。
张希坡、韩延龙著：《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1949年）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
第四章新中国“反腐第一刀”——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
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鉴于此，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并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②以此为开端，历时三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反腐倡廉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从革命功臣到腐化堕落分子
刘青山，1914年生，河北省安国县（今河北保定代管的安国市）南章村人，出身贫苦家庭，幼年即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931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加高蠡暴动。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8月出任河北省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为培养抗日力量，壮大共产党组织，他发起组办民运训练班，培训出很多优秀干部。同时，他和县委一起创建县大队和八个区小队抗日武装。从1941年3月开始，刘青山先后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任河县县委书记，领导粉碎日伪清剿，使大城县抗日队伍和根据地不断壮大，并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曾以1500块大洋悬赏捉拿他。1944年10月，他又奉命任冀中中共八地委城工部长，1945年10月任冀中中共八地委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1949年9月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
第23节；第四章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
第四章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
——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张子善案刘青山、张子善，1914年生，河北省深州市尚村人，学生出身。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去世较早，母亲体弱多病。因其聪明刻苦，两个哥哥靠卖苦力供他上学，14岁到安平县城读高小。16岁考入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九一八”事变后，曾参与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10月在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他一直没有动摇和屈服，后由安平县押解到天津监狱，“七七事变”爆发时趁乱越狱逃出敌人魔爪。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张子善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英勇斗争，先后担任中共献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1949年8月，中共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杨柳青镇成立，张子善先后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中共天津地委书记。t米t花t书t库t ；http：//__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但是，在革命胜利面前，在和平的环境里，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最终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据1951年12月4日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揭露：“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刘青山极少在地委办公场所出现，而是长期以“养病”为由住在位于天津城内的马场道18号的一栋典雅考究的二层小洋楼内，该楼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刘公馆”。“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便去看望刘青山。一到马场道18号，就觉得特别不自在，等见到刘青山，这位老战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刘着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再看刘的住处，钢丝床、大衣镜、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刘青山变得陌生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③刘青山在吃上极其讲究，大冬天里非要吃韭菜馅饺子，厨师不得不到北京郊区四季青暖房里买来韭菜。可包饺子的时候他又嫌韭菜不好消化，逼得厨师只得把一整根韭菜洗干净后，不下刀就直接包在饺子里，外面露出一小截韭菜白，等煮熟了再顺着韭菜白把韭菜抽出来，使饺子只留下韭菜的鲜味而吃不着韭菜。刘青山追求的生活享受远远不止在“吃”上，他还在坐汽车上追求奢华。天津地委当时只有一辆战争中缴获的美式吉普，这辆车就成了刘青山的专车。而他住进马场道18号后，嫌破旧的美式吉普配不上天津城的繁华，干脆动用3亿多元（旧币，1元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本文均为旧币）公款，从香港买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
与整日不去机关、对奢靡作风毫不遮掩的刘青山相比，坐镇地区行署的张子善倒是貌似“勤勤恳恳”。但是，他的挥霍铺张程度丝毫不亚于刘青山。张子善在审查中交代，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八九条，衣着由粗布到细布再到皮毛，饮食先是非细粮不可，再到酒肉必备，行则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然换了五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用于生活挥霍的公款，刘青山就耗费了183亿元。按当时的粮价计算，可购买小米110多万斤，相当于当时307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标准。而张子善更是挥霍了194亿元——这还仅是有据可查的，据张子善交代，他在1951年7月，一次就销毁了两人支取公款挥霍的三四百张单据。
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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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本就步履维艰，1950年，新中国又开始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财政收支平衡计划无法实现，使刚要起步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为弥补国家的财政不足，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这是一项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而实行的应急措施，但刘青山、张子善却把它当成了生财敛财之道。
为了“搞好机关生产”，刘青山、张子善甚至勾结奸商、牟取暴利。1952年2月16日《东北日报》曾披露：一个名叫张文仪的女商人和刘青山搭上关系，借着刘青山的影响与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做起了生意。张文仪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赚了9600万元。随后，她又当起中介，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用更高的价格买下这批复写纸。而张文仪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的供销科长。一出预谋好的“双簧”，一买一卖赚取的13亿元“利润”，就这样入了刘青山的腰包。类似这样轻易获得的丰厚利润，让刘青山、张子善的胃口越来越大。1951年，他们私自挪用公款49亿元，交给张文仪购买马口铁。张子善还亲自到汉口洽谈生意。而这笔钱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用于其他的倒买倒卖，最终导致21亿元的重大损失。
除了借搞好机关生产之名做投机倒把的“生意”外，刘青山、张子善把手伸向了国家救灾粮款。天津地区处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的一场洪灾，几乎殃及了整个地区。河北省在1950年和1951年连续采取以工代赈（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的方式，治理天津地区内的河流洪涝。以工代赈刚开始实施时，负责粮款供应的天津地区供销社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结果被当成了“利润”上报。在这种错误做法的背后，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止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了一个“河工供应站”，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机关生产管理处的这项新“业务”，仅在1950年秋就获得非法利润6亿元。在以工代赈这一应急举措面前，刘青山的胃口则是越来越大，1951年河北省又下发以工代赈的1800万斤粮食，刘青山专门跑到河工供应站，明确要求“赚30亿出来”，使得从河工供应站售出的高粱米每斤加价百元，咸菜每斤加价百元，油每斤加价千元。为达到刘青山下达的“创收”任务，河工供应站甚至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而这种“机关生产”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利润，则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挥霍的“私人金库”。
除投机倒把、克扣国家救灾粮款之外，刘、张这两人还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违法动支水利专款、骗贷银行贷款，挪用灾民造船款，牟取暴利。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以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方式，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
在天津地区，这两个人甚至还被封上了“刘青山思想”和“英明领袖张专员”的称号。“刘青山为压制党内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这样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④在“刘青山思想”和“英明领袖张专员”的影响和拉拢下，天津地区党组织的党风被严重败坏。不少党员干部中弥漫着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的不良风气，贪污、腐败、挥霍等现象非常严重。后来，经查处，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一些党员慑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权位，对其所作所为敢怒不敢言；有人坚持正义，及时反映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受到刘青山、张子善的打压。天津地区财委会的一位办事员，发现刘青山、张子善在财务报销中存在问题，曾直接向张子善反映，反被张子善训斥一顿。办事员据理力争，与其大吵一架，结果招致长期被排挤、打击。天津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由于多次反对刘青山、张子善挪用公款进行所谓的“机关生产”，而在工作中经常受到排挤，并被调到安次县任县委书记，成为刘青山、张子善在地委机关排除的一个异己。
第25节；新中国“反腐第一刀”再反思
虽然刘青山、张子善一唱一和，在天津地委、专署独断专行，营造成了唯我独尊的“独立王国”，但有一批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对其违法乱纪行为，始终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斗争。当时的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这位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党员，虽然因坚持原则多次受到刘青山、张子善的排挤，但他没有向两人的专制作风和排挤打压屈服，1951年年初他开始向上级反映刘、张的问题。虽历尽周折，但逐渐引起河北省委的重视。1951年夏季，中共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但此时两人都希望自己留下，把对方调走，谁也舍不得现在这块“肥肉”，以至于卑鄙无耻地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最终两人闹起内讧，内部矛盾重重，“机关生产”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最后，刘青山被调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但这种由调动引起的反常现象，使河北省委进一步意识到刘青山、张子善问题的严重性。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951年11月11日，华北局在京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有关问题的指示，准备在全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正是这股强劲的东风，推动了河北省委省政府迅速解决刘、张的问题。
二、反腐风暴下的正义枪声
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检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到天津地委立案调查，很快掌握了刘青山、张子善在机关生产中违法乱纪的事实和生活中的腐化堕落行为。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和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被捕；12月2日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刚刚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
在逮捕张子善那一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据有关资料披露，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
随后河北省委又决定组成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以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张两人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周恩来将报告送交毛泽东并征求意见时，毛泽东说出两个字：“死刑！”
据薄一波回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下达之前，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经毛泽东批示，由《人民日报》公之于众，两人将被处以极刑的消息也早已传开。一位刘青山、张子善的老领导、时任天津市委主要负责人的老革命找到了薄一波。他对薄一波说，刘、张虽然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转述的意见后，沉思了一会儿，对薄一波说了这样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而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2万余人参加了大会。河北省委通过广播，现场直播了公审大会，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公审大会于当日正午12时开始。会议议程为由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告二犯罪行，由宝坻县农民孙树林代表灾民进行控诉，由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判判决主文。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审判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河北省委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做出四项决定，交代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①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②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③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④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两声枪响如同惊雷，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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