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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化与政治变迁:政治衰退理论的视角-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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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台湾民主化与政治变迁——政治衰退理论的视角》
作者：陈星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用亨廷顿的“政治衰退”理论来看台湾政治现代化进程及其得失，认为2000年以来的台湾政治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衰退。民进党上台以后，台湾虽然基本实现了包括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和民主化理论所设定的民主制度目标，如竞争性的选举、制衡的制度安排、言论自由、全面的政治参与等。但是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衰退，政治操守沦丧，政治道德失范、政治无力感扩大、社会失序问题严重、经济发展放缓等现象纷纷出现。比较系统地检讨台湾政治变迁和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退所呈现出来的理论意涵，对于理解台湾政治未来发展方向有一定的价值。
作者简介
陈星，安徽萧县人，分别在安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港澳法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台湾政党政治、两岸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发表《“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性解析》、《侍从主义视角下的民进党派系问题》等学术论文20余篇，发表涉台时事评论300余篇。
书摘正文
2。2“政治无能”
在台湾政治集权程度不断增加的同时，“政治无能”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民众对行政当局处理问题的能力低下屡有诟病。台湾的政治无能主要是指行政当局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按照台湾政治评论家南方朔的说法，行政当局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已经出现了重大缺失，每当出现重大的公共事件时，第一时间总是看不到当局的影子。他认为这既是行政当局执行能力的严重衰退，更重要的是当局敢于承担责任之施政精神的丧失。政治无能现象的出现，主要反映出行政治理能力的不断衰退。
一般认为，行政治理能力的概念至少应包括生存与服务、政治与理性、输入与系统，以及方法与结果四种不同的解释。就生存与服务的目的而言，政府行政治理能力的表现不仅要能维持政府组织的生存与永续发展，且要能够积极善用政府体系本身的权力与资源，充分扮演好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正当化政府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就政治与理性的选择而言，政府行政治理能力的表现不仅要能依据事实数据加以分析、描述、以科学化的方法规划设计解决方案，同时亦要能够考虑到政治的权谋与变动性，权变因应，正确抉择；就输入与系统的转化而言，政府行政治理能力的表现不仅要能够积极争取资源，丰富组织能量，也要能够有效转换资源输出，活化运用，满足体系成员的需求；就方法与结果的改善而言，政府行政治理能力的表现就是要充分借由政策分析与规划、执行与评估等系列过程，有效改善公共问题。行政治理能力的基本样态是政治系统能否顺畅运转的关键影响因素。概括起来说，行政能力主要指能否有效调动资源解决公共问题。这里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解决例行性的公共问题，一是解决突发性的公共问题。对台湾当局而言，政治无能主要表现在官僚系统的惰性、危机处理能力的缺失、政治决策的短期化以及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的低下等。
第2节，
按照官僚制的一般特征，政治无能主要肇因于行政官僚系统的庞大、科层制的繁冗等因素，有时也与相关的法律法规过时有关。行政治理能力的降低与民主化没有必然联系。民主制度所强调者是政府的形成模式，即如何在政府的形成过程中体现民意；行政治理能力问题则反映出政治系统和官僚结构对政治现实的适应性，两者不是同一个问题。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民主制度发展的同时也必须付出效率低下的代价”主要是指因为影响决策力量的多元化，政治决策需要增加折冲的时间。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民主化带来的政治参与在理论上应该促进效率的增加。以经济决策为例，影响经济决策的三个要素：合理成本、及时性和配合民间部门的需要，在正常运作的民主体制下，都可以获得改善。因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只有让企业参与决策，让各种团体有利益表达的渠道，才能有效整合多元社会里的利益需求，确保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因此，朱云汉认为，“有些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很难不产生决策效率降低的问题，因此把这个问题视为必要的社会成本，这种看法在学理上没有任何根据。”在更多的情况下，行政效率降低的问题与民主制度不是因果关系。本书所讨论的政治无能主要指民主化过程中由于政治结构本身的特点及民粹政治所带来的行政治理效率下降的问题。例如台湾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时，由于原有的法律制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所以出现无法满足两岸交流中产生之实际需求的情形。不过台湾的政治无能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概括起来说，民主化过程中出现政治无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改革导致的行政协调不力。
行政治理效率低下一度成为李登辉时期“精省”及“修宪”的一个重要借口。但是经过了制度和法律改造之后，台湾的行政治理效率却越来越低。“精省”之后，地方建设乃至于公路修护等工作青黄不接，完全无法与省府时代相比，基层建设与重大灾害因应的效率更是明显下降。
二、政治对立引发的行政懈怠。
民进党上台以后，台湾的行政效率也没有太多改善。由于蓝绿对立升高，“行政院”成为防止国民党“复辟”的重要堡垒，“行政院长”紧跟在“总统”后面坚守行政权，将行政空转的责任置于事外。如2007年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所言，台湾“立法院”朝野对立的僵持让许多“政府计划”寸步难行，导致掌握最多资源的“政府”，无法在经济发展上充分扮演主导角色。行政当局可以毫不避嫌地大开政策支票，不过是反映了执政党的政治利益，最终落实的可能性很小。
三、官僚机构惰性增加。
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行政效率低下的情况依然如故。仅以公文流转为例，台湾曾经出现过当时的“行政院长”刘兆玄交办的一件公文“旅行”了五个月还没有结束的个案，南投县政府的一纸公文也创下了“旅行”33天的纪录。由于台湾公务部门的组织结构繁冗，公文须层层审核，每个机关层级多，盖章的人也多，又因会办单位多，盖章的人更多，处理程序繁琐冗长，无法在有效时间内办理完成，总是成为民众诟病的焦点。在台湾当局行政执行过程中，互相扯皮、推诿的现象是民众尤其痛恨的。2009年11月出现的《苹果日报》“动新闻事件”，指《苹果日报》在手机、网络平台推出所谓“动新闻”，过于写实地模拟性侵害、暴力、自杀等画面，引起民间妇女、教师等团体强烈反对，也引起了台北市政府等行政部门关注。开始时几个机关纷纷表示对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管”，及至随后民怨沸腾，这些机关又纷纷改变态度，都找到了应该管的理由和可以管的条文，开始介入“动新闻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显示出的是行政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体制惰性以及对问题不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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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四、行政当局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不足。
民进党上台执政不久的2000年7月22日，四名工人于八掌溪河床上遭洪水围困，苦等救援不至，最后不幸遭灭顶之灾。这一事件通过媒体全程实况报道，震动了台湾社会。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暴露出救援系统在沟通协调上的迟滞与疏失，以及行政官员的轻忽与懈怠。当日时值周六，一些官员甚至直到工人被冲走后仍不知有此事件。首次执政的民进党政府面对舆论的痛批，数次向社会公开道歉，并且惩处了多名官员。透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台湾当局行政效率之低下。无独有偶，2009年8月发生的“八八风灾”中，马英九当局在灾难发生后不能快速反应，没有启动“国安机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弹。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甚至出现了当局与地方政府之间沟通困难，救灾系统运转不灵的情况。“灾民看不到政府救援，只好转往媒体哀嚎求助。”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可能蓝绿阵营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在风灾开始后的几天，台湾行政当局手忙脚乱却是不争的事实。↓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五、选举等因素引发的政治无能。
台湾的选举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在选举中获胜是各个政党和政治人物实现自己政治诉求的重要前提。对政治人物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选民那里行销自己并获得选民的支持。目前台湾政坛上所出现的政治人物在“立法院”采用“焦土战术”提高曝光度、通过街头抗争为自己争取媒体版面、“全台走透透”与民众博感情等，均体现出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政治体系所共有的基本特征。南方朔把这种现象称为“懈怠、畏事、只做秀不做事”的“民主症候群”，并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称作“什么都不做的民主”（DonothingDemocracy）。不过，说实在的，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说，作秀远比踏实做事所得到的政治利益为多，行政当局和政治人物中的许多人不愿做事，而对作秀趋之若鹜是难免的。
台湾的行政部门在处理日常事务中特别注意“民意”的反映，把“民意”的走向作为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甚至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不惜制造“民意”。李登辉就是一个操弄“民意”的高手，他的许多行政决策，如“亚太运营中心”的发展计划等，均是在“民意”的旗号下完成的。李登辉时期的重大政治决策尤其如此，民意成为其“独台”理论的重要借口。民进党执政后，苏贞昌出任“行政院长”时，标榜“走正道、做实事的廉能政府”，所有的政策均以民众的好恶为标准，甚至夸张到以报纸报道作为主要依据制定政策的地步。据说“苏贞昌每天早上亲自主持晨报，和几位核心幕僚，仔细详阅相关媒体的报道，再讨论因应之道”。如此施政，固然对舆情反应迅速，“但是做得比较多的却是危机处理，跟在社会脉动后面疲于奔命，因为只能治标，所以格局越来越小，而事情也越来越细。”如此执政，政策的短视和漫无章法自然可以想见。2008年国民党上台后，继刘兆玄后任“行政院长”的吴敦义也要求搜集民怨，并要优先解决“十大民怨”。这样做从“行政以民意为皈依”的意义上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主要以这种方式施政，难免会使格局越做越小，在大的政策规划方面难以有较为完整和系统的作为。易言之，看报纸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果，也使行政当局面临只能救火而难以未雨绸缪的困局。
第4节，
政治无能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民主制的效率低下就曾经引起柏拉图的注意。他认为民主派统治下的国家是无能的，民主制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统一和强大，民主的雅典战胜不了有组织有威力的斯巴达。因此，他比较倾向于主张城邦应该实行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体。柏拉图在谈民主的“效率”时主要指涉的是其军事效率，军事效率高低与否在社会组织相对简单的古代社会是共同体能否生存下来的重要条件。现代人谈及民主的效率时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效率的范围，而主要是从生活方式、政治正义等方面去讨论民主制度及其出现的问题。关于“民主”问题，在经历了学界的长期讨论形成的知识积累之后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各个不同的学派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出发，对民主的认知也是五花八门，这在目前坊间汗牛充栋的有关民主讨论的著作就可以见端倪。在有关民主的讨论中，约翰邓恩归纳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并试图给予解答。。米。花。书。库。 ；http：//__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概括了当今民主理论观照的基本范畴：（1）为何民主意义的转变如此激烈？（2）为何今日主导政府的类型，在冗长时间的变异下，会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与希腊的原型、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梦想差异如此之大？（3）为何这个变异很大的政府类型，会如此迅速并在近期内，在全球赢得如此惊人的权力？（4）为何这个政体会选择这个名称作为其政治的代表旗帜？但是在民主制下如何提高行政效率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政治学者的问题。密尔提出，如果要让民众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亲自处理政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那只会导致庸人的政治、无能的民主。所以他主张采用代议制民主，即以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结合的方式，既能保证公共权力始终控制在人民手中，又能依靠官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实现管理的高质量、高效率。然而，代议制民主同样也存在问题，因为在社会治理中，效率诉求与民主体制所呈现出的决策迁延之间的矛盾一直无法得到较好解决。所以，哈耶克在谈到由民主制度引发的缺陷时说，民主的议会在贯彻似乎是人民明确授权方面的无能为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民主制度的不满。议会渐渐被视为“清谈馆”，不能或无力贯彻他们被选出担负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化需要解决的是寻找一种既能体现民众的意志，但是又能实现行政治理效率的制度形式。
可以看出的是，不管以何种逻辑起点来分析民主制，经过人民同意进行社会治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按照目前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民主模式，主要是通过选举形成代议制政府，也就是在公共事务的决定中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在这个层面上说，把民主制神化是毫无根据的。具体语境下的民主模式既不一定能解决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在政治学理论中，多数决的正确性一直是一个问题，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如何防范“多数暴政”的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理论讨论的重要题域。也未必能解决效率的问题。相反，由此反倒可能带来政治无能的情况。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政治无能在台湾政治特定的语境下有比较特定的意涵。台湾政坛蓝绿二分的政治格局对政治无能现象产生了放大的效果。在突发事件的处理和日常的公共事务处理中，反对阵营有时是用近乎苛刻的标准去检视对方，甚至将不是行政效率的问题也归为行政效率的问题。例如，在“八八风灾”救灾过程中行政当局相关行政官员理发、进饭店吃饭都成为行政效率不彰的口实。郭正亮在文章中甚至攻击说，“尽管救灾急如星火，国防部对派兵救灾，却一再重申须依程序申请。”这种指责已经根本不是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是蓝绿双方互相攻击的政治话语了。再如，在“八八风灾”以后，民进党首先攻击马英九没有到灾区去。然后又攻击其坐直升机去灾区并不能真正体察灾情。有人就说，设想如果马英九第一时间就到灾区去，民进党肯定会指责他“最高首长应该坐镇指挥，怎么能做行政院长该做的事情呢？”无论马英九怎么做，民进党总是能找到攻击的口实，马英九团队都会陷入父子骑驴的窘境。所以说，在理解台湾的政治行政效率低下问题时，还要行政的归行政，口水的归口水。政治无能不光是国民党在台上时如此，民进党在台上时也是如此。以比较全面的视角看，台湾的政治无能既有制度的问题，也有政治结构、文化等层面的问题。
第5节，2。3族群撕裂与政治对立
23族群撕裂与政治对立
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族群政治和民粹主义作为孪生的政治现象基本同时出现，成为台湾政治变迁和民主化的重要特征。
有学者认为，族群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或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族群一般具有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特点，这个概念范畴比“民族”要小一些，与“种族”相比，已经不再明确强调体质特征，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心理认同的一致性。关凯著：《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20页。“族群”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引入台湾后，最初用于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但是不久以后，随着台湾社会转型的推展，族群概念开始被政治学领域借用，成为政治生活和政治学中的重要概念。
目前，台湾政界一般将台湾社会划分为四大族群：闽南、客家、少数民族、外省人。在本书中，作者对外省人的历史面貌着墨较多，但是没有对目前台湾族群划分标准提出分析。其实从严格逻辑学的角度上看，四大族群划分标准是混乱的。如本省人与客家人、闽南人、台湾少数民族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唯一可以作为这种区分标准的，似乎是“身份认同”。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显然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台湾学者王甫昌认为，社会学者对族群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是指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因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语言或文化，而自认为，或者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如果从这个定义去判断族群概念内涵，可以看出，族群其实是主观和客观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概念定位并没有说清楚族群概念相对于其他概念如民族概念的比较意义。台湾学者王明珂则从族群分层的理念出发，认为族群指一个族群体系中所有层次的族群单位，民族则是指族群体系中主要的或是最大范畴的单位，特别是在近代国族主义的视角下，透过学术分类、界定与政治认可的民族，尤其如此。“但是必须提及的是，各层次的族群与民族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族群的发展与变迁问题上，一个民族以下的次族群也可能重建本身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在主观上脱离主要族群而成为名实相副的民族。”很显然，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族群建构的外部性和主观性特征，缩小了族群问题在特定历史脉络中的发展轨迹可能对族群建构所带来的影响。
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对整个政局发展影响最大者，还属省籍族群问题，即基于省籍身份认同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区隔。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历史发展过程，本来非常普通的省籍区分却在台湾政坛上演化成族群区隔和认同区隔的标尺，一直影响着台湾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迁；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当代台湾本土化的进程；已经成为观察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
族群概念应用范围向政治领域扩展的冲动来源于权力斗争的需要。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垄断了政治资源的分配权，使本省籍政治精英在政治上长期缺乏上升的通道。本省籍政治精英在体制内无法取得更大政治空间的情况下，不得不诉求于体制外的抗争路线，利用“本土”身份进行政治动员，扩大政治生存空间。族群边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两蒋时期，因为社会统合力的强大，省籍问题和族群问题虽然不断发酵，但是没有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对立。李登辉上台后，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需要，借助于自己的“本省人”身份，开始鼓吹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隔，以“本土势力”为奥援，打击反对力量。一方面，李登辉与民进党暗通款曲，以“在野”压“在朝”，打击党内的外省反李势力；另一方面，将省籍情结不断发挥，不断建构新的族群认同，用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盘。“惟李登辉的民主化是依台湾化的集体意识来推动的，即诉诸台湾人出头天的心理来对付原本优势的外省统治精英，也是所谓的非主流派。”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运作，李登辉逐步瓦解与分化了怀有敌意的、以外省政治精英为主的政治集团。1993年，李登辉成功地运用族群动员的方式，以一句“外省人行政院长欺负本省人总统”的政治耳语，将“行政院长”郝伯村赶下了台。随后，李登辉操作通过了“总统”直选方案，将自己权力的基本支持来源建立在所谓的“民意”基础之上。在族群动员的作用下，外省人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核心。
第6节，
几乎与此同时，民进党族群建构和族群动员的步伐也在加快。民进党族群理论建构的过程是和以下两个方面的诉求分不开的：一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要求实现民主；二是迎合部分人的分离意识而提出的“住民自决”或“台湾独立”的主张。在这个基础上，民进党发展出了“本土—外来”、“本省—外省”、“爱台—卖台”的省籍族群二元概念架构。民进党的这些做法与李登辉排挤外省人的努力一起，对外省人政治生存空间产生了压缩的效果。
省籍和族群动员的结果，台湾政治结构中外省人族群迅速边缘化，省籍问题当初形成的基础已经消失。但令人费解的是，族群问题的建构和消费却远没有结束。相反，民进党特别是以陈水扁为代表的“本土”政治势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省籍问题和族群问题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工具。对这一问题，台湾学者彭怀恩教授给出了解释，他认为，族群动员一旦形成，就会在独立的循环中自我强化。“当族群认同形成后，台湾人与外省人的分野被政治人物进一步政治化。”易言之，目前政治权力分配结构作为族群和省籍动员的产物出现，而这种结构反过来又强化了已有族群想象。不但如此，族群区隔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显示出不同的结构。如张铁志所说，台湾政治变迁的特色，包括阶级矛盾的黯淡，以及党国资本主义的支配，使得台湾民主运动的初期，反对论述主要是以族群间不平等为根基的“本土化”路线。除此之外，党外运动也以比较可以召唤不同族群支持的“民主化”论述作为动员策略。然而随着“民主化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完成，民主对抗威权的政治分歧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动员中就只剩留下认同政治可以操作，族群身份区隔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自然越来越突出。而且，随着岛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两岸关系的剧烈变迁，以族群区隔为基础的政治认知模式延伸到两岸关系领域。按照张铁志的话说，认同政治在新舞台上有了新角色：20世纪90年代“台湾主体性”的上扬，强化了与中国大陆的对抗关系，是故原来的省籍矛盾更被添加上认同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从过去执政八年的经历来看，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其实带有非常强烈的族群区隔意涵。
族群政治毫无疑问地导致了台湾社会的对抗与冲突。从党外时期开始，民进党为了和国民党相区隔，与本省民众接近，不断强调街头抗争。民进党喜欢对抗的政治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族群动员和街头抗争的结果。在族群区隔的界限越来越明显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敌我区隔，这是族群身份区隔的自然逻辑结果。于是，政治对抗自然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情况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后的政治变迁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可以理解，尽管民进党不断采取冲突策略，甚至有时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但是依然还能得到许多本省民众支持。原因就在于敌我区隔的建构。
本省族群挟强大的气势对外省族群形成了压迫，外省族群则通过不断向“本省论述”靠拢的方式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不过这种族群对抗在岛内已经趋于淡化，无论是本省族群，还是外省族群，都力图通过放大两岸关系认同分歧的方式来减弱内部族群冲突造成的影响。因此，当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后，政治评论人傅建中说，“老实说，马先生是岛上大多数人最后的希望，特别是外省族群，大家当然希望他好，不愿见他倒。否则，覆巢之下，绝无完卵。”他认为，大家对马爱之深，责之也切，但基本上都是为他好，除了那些在政治上和他绝对对立的人们。“不管马愿不愿意或喜不喜欢，他已被选为台湾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人物，马也是台湾最后的希望，我们没有选择，只有无条件地支持他。我们和他休戚与共，荣辱同沾。他的成功，是我们的成功；他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马都得一往直前，义无反顾，我们誓做他的后盾。”不过在民进党人梁文杰看来，傅建中的观点不过是外省族群的政治生存策略而已。梁所说的政治策略是指，“外省族群经常会隐藏对本省族群的轻蔑。因为外省族群知道，唯有在不触怒本省族群、不使本省族群凝聚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保障。所以，他们希望台湾不要分本省外省，并且认为台湾没有族群问题，还认为省籍矛盾都是政客操作的结果。傅建中的话不过是透露了外省精英危险的想法而已。”梁在这里显然将傅建中话中的两岸语境替换掉了，而换成了岛内的政治语境。这里，傅建中显然是在两岸关系的语境下去讨论台湾的省籍族群问题，将外省族群的未来与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处理以及台湾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外省族群的两岸政策取向表现得比自称是代表本省人的民进党政治精英更为保守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第7节，3。4政治行为模式化成与政治衰退
34政治行为模式化成与政治衰退
政党政治是台湾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结果。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发展，台湾逐渐形成了两党政治的基本框架，虽然这种政党体制目前并不稳定，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台湾已经初步具备了两党制的雏形。政党与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也正是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展开。如果说前面所谈的政治资源分配格局和价值分配格局的调整聚焦于对政治衰退宏观层面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政治行为模式的分析则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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