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帝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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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特发现，拉动手柄发动汽车需要一定的技巧。千万不要把大拇指放在手柄上，否则一旦发动机回火，常常会导致手臂或手腕骨折。
　　“开车的技巧，”他说，“在于关闭点火开关，然后把汽车前面的阻塞气门（散热器上突出来的一小截导线）拉起来，然后轻轻上抬手柄。然后，你再慢悠悠地回到驾驶室，打开点火开关，再握紧手柄向下压，让它迅速转起来。如果这个过程能流畅地进行下来，发动机一定会积极响应—先是发出零落的噼啪的爆裂声，然后就好像是乱哄哄的枪炮声。如果紧急制动手柄没有被完全拉回原位，那么汽车在发出第一声响动时就会向前冲，这时你要用身体顶住它。有时，我的老福特会拱我，就像要在我口袋里找出苹果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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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廉价汽车（4）
帕卡德汽车、皮尔斯…阿洛汽车以及其他高档汽车可能会看不起T型车，然而，大众却接受了这个便宜、简单、样子难看的“机械蟑螂”，T型车变成全国上下的宠儿。许多车主深情地给自己的爱车取名，就好像对待心爱的狗或奶牛一样。“Tin　Lizzie”（便宜的小车）成为T型车的代名词，它的由来至少有一千个版本；而另外一个昵称“flivver”的出处也不可考。有一种说法是，有些人认为驾驶福特车的震动对肝脏（liver）有益，因此按照发音就缩写为f誰iver　或　flivver。1927年，词典编纂者将这个词收入韦伯斯特词典，那一年，第1500万辆T型车走下了装配线。
　　Tin　Lizzie的特殊魅力使它成为歌曲、民谣、笑话、谜语、明信片、电影以及歌舞杂耍的主题。埃兹尔很喜欢的一首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打油诗《古庙战茄声》（Gunga　Din）就是以此为题材的。
　　哈，丁、丁、丁，
　　谜一样的廉价车，
　　我们一直骂着你，一直批评你，
　　但是，对于把你带到这世上来的亨利·福特来说，
　　你可比帕卡德好多了，廉价车。
　　1914年，纽约歌曲作者福斯特（C。　R。　Foster）和拜伦·盖伊（Byron　Gay）写出了一支荣获当年最佳歌曲的《跟着小福特游荡》。
　　亨利·琼斯和他的小女王，
　　有一天乘坐他的大豪华轿车。
　　突然车子跳了起来，发动机停止了工作，
　　油箱里一点儿油都没有了。
　　这时，诺德先生来了，
　　他悠闲地坐在小小的老福特车里，
　　他把小女王偷走了，他的发动机在歌唱，
　　小小的老福特悠闲地在游荡。
　　以福特为主题的笑话成为一种主要的流行文化，它广泛宣传了福特汽车的廉价，精打细算的普通百姓都以开福特车为荣。有一个笑话讲的是T型车轧了一只小鸡，小鸡哭了，发出“吱吱吱吱”的叫声。还有一个笑话这样问道：“为什么福特车看上去像澡盆？”回答是：“因为你不愿意别人看见你在澡盆里。”还有一些插科打诨的故事则主要与福特汽车的轻便有关，比如，凯迪拉克车主总是在工具箱里装有一辆福特车，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备用。还有一些笑话取笑T型车中含有金属“锡”，一个伊利诺伊州农夫的锡制谷仓屋顶被龙卷风吹到了福特在高地园的汽车工厂，他很快就收到工厂的反馈，说他的T型车严重变形，但很快就能修复如常。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幽默作家欧文　S。　科布（Irvin　S。　Cobb）在讲述一个偷了一辆T型车的精神病患者搭载两名洗衣工的故事时，总是会开怀大笑。这个疯狂的司机驾车与火车相撞，当人们去出事地点察看时，“他们只能看到一个螺帽和两个垫圈。”科布说。关于T型车的幽默故事同它本身一样，无处不在，有出版商把最常见的一些笑话汇编成便宜的小册子，售价在5～15美分，销量总计高达数百万册。有一个笑话总会被各种版本的小册子选用，有人会问“廉价车之王”福特本人，“你听说过最新的有关福特车的笑话吗？”对此亨利总是一概回应道，“我也希望能听到。”
　　说老实话，亨利的确非常喜欢这些流传全国的笑话，他经常在公开场合讲述它们。他喜欢的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农夫想死后让他的T型车陪葬，因为“它总能带我脱离任何险境”。
　　为了满足市场对T型车不可遏制的需求，亨利在底特律市中心以北几英里高地园的一块面积为60英亩的旧赛道上建起了加工厂。几年前曾为帕卡德汽车建造起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厂房的德裔犹太人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设计了一座高耸的四层楼，用了50　000平方英尺的玻璃，这座厂房因此被戏称为“水晶宫”。顺便提一句，卡恩是色盲。“水晶宫”于1910年初落成，那一年共有约19　000辆T型车在那里被制造出来。两年后，产量翻了两番多，达到78　611辆—即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1913年，工厂首次采用移动的装配线，共有183　000辆汽车下线。10年后，即1923年，T型车的产量达到最高峰：惊人的2　011　125辆，直到30年后，才有汽车公司的产量超过这个数字。
　　

五　廉价汽车（5）
当然，如此多的汽车如潮水般涌来，人们总还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这种情况在城市中心尤为明显，那里的交通状况就像稻草已经装满了盒子，却还要向里塞一样，乱七八糟，杂乱无章。到1921年，整个汽车工业产量的2/3是由福特汽车贡献的，同其他车型相比，T型车对美国城市的市景变化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一位上了年纪的底特律居民对过去一度曾十分庄严的伍德沃德大街的变化感到痛心，为了满足新的汽车社会的需要，加油站、修车厂和停车场纷纷出现，像蒲公英一样遍地开花。“恐怕旧时底特律的魅力已经消失殆尽，”查尔斯　L。　佛里尔（Charles　L。　Freer）在1911年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浓烟、灰尘、噪声以及大工业中心的所有不受人欢迎的特质正在慢慢地遍布这个城市的整个旧住宅区。”路上的自行车和马少多了，取而代之的是刚学会开车的新手驾驶的汽车。在纽约，人们过去每天要清理街道上的40具马尸，现在则面临着新的威胁，新手们开车总是随心所欲，意外事故频发。比如，“纽约东部贫民区的屠夫买了辆二手车，然后兴高采烈地上路了。”《纽约时报》曾有这样的报道。各地的道路管理机制没能及时跟上，管理十分松懈，即使在事故和灾祸多发的城市也是如此。例如，直到1920年，汽车城才首次出现未成形的原始的交通信号灯。对于早期的城市居民来说，污染和交通阻塞的状况简直难以忍受，而且缺乏管理的状态还将持续数十年。亨利和埃兹尔都没有住在高消费的市中心，而是在底特律城外人口不那么密集的地方居住。
　　T型车帮助美国汽车制造商在与欧洲竞争对手的争斗中扭转了败局，许多年前，欧洲人的豪华车就已经入侵美国本土了。1912年，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汽车生产商联合向各自政府递交关税保护请愿书，这是由于廉价的福特车大举压境造成的。早在1904年，亨利就在加拿大设立子公司，又在1911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建起第一座美洲大陆以外的汽车工厂。到1930年，他的工厂遍及2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智利、马来半岛、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生产福特汽车、卡车和拖拉机。
　　1905年，威廉·福特去世，12年后，他的儿子在爱尔兰科克郡开设了一家汽车装配厂，那里正是福特一家1847年离开的故土。许多年后，当廉价汽车王本人也年逾古稀时，常常会遗憾地自言自语：“父亲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切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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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子弹和壁画（1）
埃兹尔讨厌我，因为我看起来比他更像是福特先生的儿子……有一次，福特先生问我怕不怕埃兹尔，我告诉他我不怕，我打得过他，但是我有原则。“再也不要打破你的原则。”福特先生说道。
　　—哈里·班尼特
　　随着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哈里·班尼特的好运随之而来。他的管理风格是非正规的，不能和在董事会上讨论的那些相提并论。此时其他城市也随着底特律的步伐酝酿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它们的性质与俄国和欧洲发生的推翻政府统治的工人革命类似。工人们在街头搭起临时演说台，大肆鼓吹运动的意义所在；被解雇的工人们聚在一起喋喋不休；而坐在宽敞整洁的会议室里的董事们却对工人运动充满恐惧。
　　戴夫·摩尔（Dave　Moore）一家共有9名家庭成员，却只有4双鞋，只有出门工作或准备出门找工作的人才有穿鞋的优先权。摩尔同其他失业的底特律人一样，加入了失业者联盟，他们设立贫民施舍处，组织###，把那些被房东赶出门的失业者组织起来。“有一天，那些家伙又把一个工友赶出门，”摩尔回忆说，“我召集了一帮兄弟，告诉他们，‘把东西搬回去。’我们把可恶的管家赶出旧布鲁斯特运动场，把家具搬回房子里。”
　　在美国，像摩尔这样的“革命者”有许多，不过，他们更多关心的是稳定的工作和填饱肚子，而不是推翻政府。然而，如果紧跟共产主义旗帜会让他们更接近吃饱穿暖、有鞋穿的目标，那么他们就会为此全力以赴。一位福特工厂的工人对美国共产党做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是这里惟一的组织，他们是惟一做些实事儿的。”
　　1932年3月7日，一个寒冷、灰暗的早晨，失业者联盟组织了近3000名示威者，在鲁日河厂区大门前举行游行。示威者们准备向亨利·福特递交请愿书，为失业者要求工作、医疗和紧急救助。
　　情绪高昂的示威者们从福特街和橡树大道出发，底特律警察在一旁跟随着。“示威者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第二天的《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这样报道，“队伍中有些熟悉的面孔或隐或现，有著名的激进分子、组织者，还有曾在福特公司工作的失业工人和其他一些没有工作的人，他们都希望游行能或多或少地取得成果，借此获得工作。”当衣衫褴褛的游行者们走入迪尔伯恩市区时，麻烦来了—迪尔伯恩市议会之前拒绝签发此次游行的许可令。示威者和警察发生了摩擦，警察向示威者喷洒了催泪瓦斯，然而，示威者还是冲过警察的防线，涌向米勒路，来到鲁日河厂区4号门前。
　　警察一面向后退，一面将灭火水龙头对准游行者。一些人拾起地上的矿渣，用力扔向警察和福特公司的保安人员。场面一片混乱，此时有人开火，示威者倒在地上。就在混乱中，班尼特的汽车突然驶出大门。
　　“这儿谁负责？”他大喊，“我想和他谈一谈。”
　　“我们都说了算。”乔·约克（Joe　York）—一个19岁的青年反唇相讥。
　　在班尼特准备搞清形势的时候，愤怒的人们仍在继续丢掷矿渣和石头。“你们在打自己人。”班尼特说。当时，福特公司的工人正在为一笔来自苏联的价值3000万美元的订单和苏联工程师一起工作。这时，一个女人大叫：“让班尼特滚出来，他在那栋楼里！”
　　“你错了，我就是班尼特。”福特汽车公司的安全主管走下车。
　　他的这句话导致了人们的新一轮攻击，许多矿渣击中班尼特的脑门。班尼特出了很多血，他抓住约克，倒在马路上。此时，小石子如雨点般噼噼啪啪散落下来，约克竭力摆脱班尼特，而警察和福特公司的保安人员却开枪了。“我想一定有许多人中枪。”一位在场的摄影记者这样说。子弹穿越人群，击倒了许多手无寸铁的游行者，他们四散跑开，把倒地的人迅速抬走。共有60位示威者受伤，有4人当场死去，其中就有年轻的约克；随后又有一人因枪伤死亡。“迪尔伯恩的街道血迹斑斑，”《纽约时报》如是报道，“马路上乱成一片，到处都是玻璃碎片、被子弹击穿的汽车残片；福特公司办公大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都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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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子弹和壁画（2）
混战中，至少24名警察被四处乱飞的物体击伤。班尼特后来被击中后颈，陷入昏迷状态。受伤的示威者在警察的看管下被抬进医院（其中至少有两位被铐在担架上），而班尼特则在亨利·福特医院接受治疗。“报纸上接二连三登载的故事越来越离奇，”他回忆说，“他们一会儿说我双手各执一枪面对示威者，一会儿又说我朝游行人群扔催泪弹。”
　　这些夸张的报道加深了公众心目中本已冷酷无情的班尼特的形象，他处理工人问题的态度十分强硬，毫不留情。
　　1932年夏，韦恩市检察官组织了一个临时陪审团，进行了一场“最不公正、最具偏见和最愚蠢的诉讼调查”（一位陪审团成员如是说）。检察官办公室与其他政府机构一样，都为福特“所有”。（例如，迪尔伯恩市长是亨利的堂兄，而迪尔伯恩五人治安队的成员全部来自福特公司的保安队。）因此，这场诉讼的结果不会出乎意料。迪尔伯恩警察局局长是个贪婪的家伙，他一直作为“特别调查员”领取班尼特的薪水。尽管警察局对福特公司给出了一些官方批评意见，但福特汽车公司却一点都没有感到羞愧。在许多人眼中，这场“福特反饥饿游行屠杀”缺少可定罪的理由，这意味着福特公司可以摆脱任何法律处罚。
　　至于那些受害者，4位死去的工人被安葬在伍德梅尔公墓。约有15000人参加了葬礼，当时还有数百名警察在场—他们把棍棒藏在制服下面—紧张地四处巡视。而第5位死去的人却因为是黑人，而不能安葬在“白人”公墓中，最后，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由飞机在工厂上空喷洒出去。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却不是一名暴动分子—如果非要这么称呼他的话，那也是指他的艺术作品。这位矮胖的墨西哥籍壁画家的作品一直备受争议，他的许多作品描画的场景被人们认为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于20世纪20年代为墨西哥###制作的一组壁画中，其中有一幅叫做《资本家的晚餐》，描画了摩根、约翰　D。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围坐在桌边，贪婪地咀嚼着股票交易显示带的场面。
　　埃兹尔认为里维拉是个天才。作为底特律艺术学院艺术委员会的主席，埃兹尔不仅赞同请里维拉来底特律为博物馆花园的围墙做画，还同意支付
　　22　000美元作为报酬。
　　这样的大手笔在埃兹尔来说司空见惯，即使是在经济萧条的1932年也是如此。他和伊利诺多年来一直不事声张地进行了许多捐助。除了向亨利·福特医院捐款400万美元、给底特律YMCA棒球队出资75万美元这些大额捐款之外，他们对待艺术也极其慷慨。他们向底特律交响乐团捐赠100万美元，每年向埃兹尔任董事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捐赠5000美元。不过，于1927年落成于伍德沃德大街的底特律艺术学院才是埃兹尔的最爱。
　　里维拉迅速与老板打成一片，他发现埃兹尔真诚、坦率、谦逊。“他们对艺术、工程和设计有着共同的兴趣，”琳达·唐斯（Linda　Downs）说，她曾就任底特律艺术学院教育主管，“里维拉对鲁日河厂区很感兴趣，埃兹尔允许他四处参观。”这位中年艺术家自孩提时代起就喜爱机械，因此能够亲眼看到汽车从原材料到最后装配成车的全过程对他来说极具吸引力。他现场画了许多素描，还研究了照片，阅读了工作手册。在里维拉看来，工程师是新工业时代的艺术家，底特律为他们提供了舞台。“我发现底特律就是我一直想要寻找的典型的美国城市，”他对记者说，“机器和人完美地结合在汽车的生产中，这种混乱的结合为我提供了创作灵感，这是我最喜欢的创作类型。”
　　1932年4月末，“福特反饥饿游行屠杀”后不久，里维拉和妻子—画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来到底特律。同年6月，他开始工作，他对工人的同情在其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经过一个月的初步设计后，7月25日，里维拉开始作画。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33年。在北面墙上完成的壁画中，神情紧张的工人在小心翼翼地工作，而保安人员无处不在。“里维拉了解、同情工人。”为壁画做模特的工人保罗·博丁说。
　　

十六　子弹和壁画（3）
鲁西安娜·布洛克（Lucienne　Bloch）是里维拉的助手，她记得埃兹尔常在一旁观看里维拉和助手的工作。“我想，他可能对我们做的事有些疑问。”鲁西安娜说。
　　埃兹尔一点儿都不装腔作势，为了扩大知识面，他聘请底特律艺术学院院长威廉·瓦伦蒂纳做他的私人教师，并且参观美国各地和欧洲的博物馆，以增长见识。后来，埃兹尔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自学成才的艺术专家之一。他懂得欣赏诸如约翰·卡洛（埃兹尔每周六上午都会听约翰授课，持续了数年）和查尔斯·席勒（Charles　Sheeler）等画家的作品。博物馆不仅从埃兹尔和伊利诺的慷慨中受益（他们共捐赠了100万美元，并在大萧条期间为全体员工支付了一段时间的薪水），还从他们的好眼光挑选到的陈列品中获益颇多。在他们捐赠的众多杰作中，有多纳泰罗（Donatello）、柯罗（Corot）、韦罗基奥（Verrocchio）和提香的作品。而福特一家的私人收藏则包含了许多不同时代和风格迥异的作品：凡·高（Van　Gogh）、雷诺阿（Renoir）、塞尚（Cezanne）、马蒂斯（Ｍatisse）、提香、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德加（Degas）和约翰·吉尔伯特·斯图亚特（John　Gilbert　Stuart）。
　　埃兹尔的品位与他的父亲完全不同，他身边的许多人都受到他的影响。他的一位副手说：“他远非凡人。在他雇用里维拉为底特律艺术学院做壁画的时候，里维拉已是华盛顿参议员棒球队的外场投手。他的优雅气质如何而来，真是一个谜。他的父母都是在农场上长大的，即使后来变得富有，也没能改变习惯。埃兹尔18岁以前，一直生活在父母羽翼的保护下，可是他却知道什么场合穿什么服装，以及如何正确地使用刀叉。而且，他从来不摆架子，也不自命不凡；他总是友善、慷慨又热心。”
　　壁画创作在墨西哥有着久远的历史，许多像里维拉一样的艺术家们各自创立了自己的绘画技法和门派。里维拉的技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风最接近”，斯蒂芬·波普·迪米特洛夫（Stephen　Pope　Dimitroff）说，他是里维拉的助手之一，负责平整墙面和涂灰泥。他回忆起壁画《底特律工业图》的创作过程：
　　我们要在现有的墙壁或新建的墙体上涂上三层生石灰，每涂一层都要搁置一个星期，然后再涂下一层。之后，会在第三层上绘出得到出资人认可的草图，里维拉的助手会按比例将草图放大在墙面上。比如，草图的尺寸可能以英寸为单位，而墙体的尺寸则以英尺为单位。墙面被划分成若干个部分，每个区域会标上相应的数字以示区分。之后我们用炭棒描出图形的全貌。
　　接下来，里维拉站在脚手架上，用与水混合了的红赭色的颜料描绘图形，这也是他对图形进行修改的过程，因为，有时在纸上看着不错的图形画到墙上就不一定合适。里维拉完成后，会选出一块第二天要粉刷的区域，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涂灰泥工作。之后，画家在第五层—最后一层灰泥上进行创作。里维拉坚持认为这种方法能够保证壁画的持久性，五层灰泥加在一起，厚度也不会超过
　　3/4英寸。
　　“迭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迪米特洛夫说，“有时在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作品看上去已经很完美的时候，他仍会继续精益求精。”1933年
　　3月13日，在历时7个月18天的艰苦工作后，里维拉宣布工作完成。脚手架被拆除，几天后，埃兹尔正式为《底特律工业图》揭幕。
　　里维拉的壁画占满了花园的四面墙，结构细致、颜色明亮，直到现在，这也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机器看上去像阿兹特克怪兽，”布洛克说，“他画出了机器和传送带的精神。”
　　“里维拉成功地表现了底特律汽车工业的混乱、嘈杂、狂热及其重要意义，”博物馆的常客劳拉·罗斯·阿什利（Laura　Rose　Ashlee）写道，“各种种族、各种肤色的工人散布在椭圆形的巨大机器间，显得那么矮小，一刻不停、紧张忙碌……门口是几幅小型壁画，壁画中的场景包含某种寓意，象征着土地（汽车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和人之间的关系。许多虚构的人物代表了构成美国劳动力的各个种族。这些画面提醒我们，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要警惕技术可能对人产生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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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子弹和壁画（4）
而批评家们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某些艺术学院资助人看来，在这样一家先进的博物馆里表现与工业有关的主题真是令人震惊，也是对艺术的冒犯。地方官员和教会成员则对画面所呈现出的反宗教和反资本主义主题感到震惊。还有些人认为其中的裸体工人画具有色情意味。“里维拉先生跟他的资本家老板埃兹尔·福特先生开了个大玩笑。”马里格罗夫学院院长做出如此评价。一位市议会议员称壁画是“完全忽视了底特律文化和精神内涵的滑稽漫画”。壁画受到许多人的联合抵制，有些人还要求将壁画粉刷遮盖起来。不过，据布洛克说，尽管群情激昂，他们的资助人还是“勇敢地”挺过了这场风暴。
　　这一次，埃兹尔拒绝接受人们的威胁与恐吓。“我欣赏里维拉先生的艺术精神，”他说，“我相信，他努力表达的正是他对底特律精神的理解。”埃兹尔还为参观者们安排了课程，教导他们正确理解里维拉的作品，不久，反对之声近乎销声匿迹。
　　而曾声称“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作品，我也不会为此付出5美分”的亨利虽然一直对博物馆内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有一天却出于好奇，想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人们的争论。里维拉在底特律期间遇见过几次亨利，他很喜欢这位汽车大亨。他们聊起里维拉的苏联之行，他在那儿看到许多亨利的仰慕者把他的画像挂在墙上。
　　亨利仔细地观看了壁画，他被深深地打动了—并不是为里维拉所要表现的艺术精神，而是被画作的细致程度所打动。哈罗德·威尔斯也做不到更好了。这个叫里维拉的家伙，亨利告诉埃兹尔：“在几英尺内把至少发生在两英里范围内的事件还原得如此真切，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精确。真是妙极了！”
　　

十七　与品位有关（1）
埃兹尔在工业界一直不温不火，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他那强势的父亲要为此负上大部分责任，但这并非惟一的原因。可能这世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像埃兹尔那样如此深爱、尊敬和崇拜自己的父亲，因此他选择了默默无闻、退居二线。然而，埃兹尔也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对他来说，顺从父亲不是缺点。他有许多机会慢慢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直到有一天，他能够独自掌管福特帝国的帅印。在福特公司的内部管理机制中，大家一致认为，关于公司的未来，话语权在埃兹尔那儿。
　　—《底特律周末晚报》（1936年）
　　在埃兹尔勇敢地公开支持迭戈·里维拉在底特律艺术学院创作的壁画时，他也在逐渐从使他担忧害怕的财务危机中解脱出来。埃兹尔和格罗斯波因特的几个朋友一起—主要是欧内斯特·坎茨勒，成为保卫集团（Guardian　Group）的董事和大股东。保卫集团是由一些银行和信用公司组成的辛迪加联合体，环球信用公司也是其中一员。1928年，坎茨勒带头创立环球信用公司，主要为A型车的购买者提供分期付款。环球信用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纳了超过40万份贷款，这也使保卫集团成为最大的金融辛迪加。富有且对未来充满自信的保卫集团在格里斯沃德大街建起保卫大厦—这是一幢华而不实的30层建筑，从中能看出它的所有者对未来的更高期许。
　　“埃兹尔·福特加入保卫集团，象征着一种自由，”罗伯特·莱西这样写道；“这是他独立做生意的一种尝试，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同时也是他对父亲权威的一种挑战。埃兹尔公开支持胆敢质疑汽车大王意见的欧内斯特·坎茨勒，而且，他成为保卫集团董事，也表明了他对父亲观点的否认。谁都知道，老福特对银行家、借贷者以及金融投机者的态度。”
　　在高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保卫集团对外大举借债进行扩张和投资。然而，就在保卫大厦落成后几个月，华尔街发生大崩盘，而保卫集团的现金流也很快枯竭。几乎没有新的贷款业务，而原有贷款者偿还贷款的速度缓慢，有时还会拖欠。突然之间，保卫集团很难应付高额负债。1929年秋，为了哄抬集团的股票价格—几周内它就下跌了80％以上，埃兹尔和其他董事一致同意购入60　000股股票，并会一直持有到经济复苏。而各成员公司的低级员工也被鼓励进行投资。保卫集团旗下的银行借给自己的股东和员工数百万美元购买本集团的股票，许多人用以借贷的抵押品实际上一文不值。
　　随着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埃兹尔向集团内投入大量资金，期盼股价上升。1930～1931年间，他私人借给联合监管信托公司600万美元，之后又用价值500万美元的福特汽车公司债券为一笔贷款提供担保。1932年，他又安排父亲为信托公司提供了一笔350万美元的贷款。与此同时，新闻媒体每天都在大肆报道银行倒闭、储户破产的悲惨故事。而查尔斯·柯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则在广播里对“罪恶的银行家”大肆抱怨，使得公众失去了信心。恐慌的人们涌入银行，注销账户，把存款拿回家，自己保管。储户的大量提现使各家本就危机重重的银行更是雪上加霜。
　　1933年1月，保卫集团向重建金融公司申请5000万美元贷款，以保证信托公司的偿付能力。而这家联邦机构此前已借给保卫集团1500万美元，此时只同意再借出3700万美元，它要求埃兹尔和其他大股东自己解决1300万美元的缺口。就在形势慢慢好转的时候，一个老对手又抛出一颗“地雷”。詹姆斯·考森斯宣称保卫集团是“福特先生的孩子”，他坚决反对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福特系”银行。
　　亨利有3200万美元现金存在保卫集团内的国民保卫银行里，毕竟，尽管他不相信银行，但他总不能把所有的钱都塞到床垫下去。因此，既然要存入银行，那为什么不存入他儿子参与投资的银行里呢？他在几家银行共存有数千万美元。但是，现参议员、参议院附属委员会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