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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血十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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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识麦克纳马拉的人，根本想象不到他其实很有幽默感，也不知道他可以很友善、很客气，甚至不知道他也是一个相当“正常”的人。“十杰”倒是知道他的另外一面。
目中无人
可是麦克纳马拉愈来愈让人恐惧。那个忠实的丈夫、宠爱孩子的父亲、有人缘的朋友，一到了办公室就变成一个靠聪明才智欺压别人的恶霸。大家都怕他，开会的时候他主导一切，别人甚至都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也不愿意说出内心真正的想法。如果有谁对麦克纳马拉的看法提出异议，那可得准备好好打一场事实与数字的战争。对于不聪明的人，麦克纳马拉一点都不假辞色，他不只一次要求开除部属，就只因为他们在会议上对事实和数字交代不清楚，哪怕是只发生过一次。
在他手下做事的人，都有一个默契，开会的时候会谨慎地瞄一下会议桌下麦克纳马拉的双脚。要想知道他的反应，从他的脚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他的脸上绝不会透露任何蛛丝马迹，永远是那么严肃，一本正经，看不到一点笑容。可是在桌子底下，可以看到他两只手不停地拉裤脚，他愈是不耐烦、愈可能爆发的时候，裤脚就愈拉愈用力、愈拉愈高，甚至一直拉到膝盖上。
那段时间跟麦克纳马拉交情最好的米尔斯，后来回忆说：“他不太了解别人。”他们的交情几乎像生死之交，两家甚至约定好如果麦克纳马拉和玛姬有什么不测，米尔斯夫妻会照顾他们的孩子，要是米尔斯夫妻俩出了什么事，麦克纳马拉也会照顾他们的孩子。米尔斯说：“他跟同事的关系往往会让人有点害怕，有些人还不只是有一点害怕呢。他自己也清楚，可是他觉得无所谓，我想他大概也没想过要做任何改变。他就是继续做真正的自己，他不可能变成一个他不认识或不了解的人。”
麦克纳马拉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感情用事或是失去控制，即使是对他推崇有加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1949年进入福特担任成本分析师的查尔斯·贝克，对于麦克纳马拉的聪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承认自己一走进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两脚都会发软。贝克回忆说：“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不过在我所认识的主管里面，他也是做得最差的一个。麦克纳马拉从来不会去接近别人，他觉得他只要把问题分析过了，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一切OK了。他忘了要落实一个解决之道，必须有人实际去执行。”
在那些年当中，贝克为麦克纳马拉主持过许多专案计划，其中有一项是解决模压厂一个关键性的瓶颈问题。当时模压部门生产的行李箱盖和挡泥板供不应求，赶不上麦克纳马拉的新车“猎鹰”的需求，整个新车的生产进度都被拉下来。靠着模压部门的协助，贝克把工厂里的工作重新安排，让模压的生产线能够畅通，十天内就解决了瓶颈。
任务完成以后，贝克向麦克纳马拉回复经过情形，请他打电话谢谢模压部门的经理和全体员工的通力合作。
“不，小查，”麦克纳马拉告诉他，“这件事其实是你的功劳。你知道吗，这能为公司省下好几百万美元，该谢的是你。”
贝克坚持说他根本没出什么力，这一切都要感谢工厂里所有的员工，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使得福特能够在一年内增产六万辆“猎鹰”。
贝克说：“这些人做牛做马，一天干上十五六个钟头，你多了六万部新车，你自己也说省下的成本是几百万、几百万来算的，那你打通电话算什么呢？”
麦克纳马拉只说：“不！”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贝克实在气不过，还找了米勒出面劝劝麦克纳马拉，但是麦克纳马拉如果认定工厂那些人不值得他去拍拍肩膀，就绝对听不到他说一句感谢或称赞的话。
严于律己
当然还有其他人崇拜麦克纳马拉，那些他亲自带进福特公司、跟他有同样观念的人。其中有一个人还这样告诉朋友：“麦克纳马拉的聪明没人能比得上。如果他把我当做他书架上的一本书，拿下来翻翻他想看的东西，看完以后再把我放回去，我绝对没有意见的，我会觉得那是我的荣幸。”他的朋友回他一句：“你这明明是犯贱。”
然而麦克纳马拉就是会吸引这一类的人，他们往往会衷心支持他的理念，心甘情愿地围在他身边，沾他的智慧之光。绝对没有谁能批评麦克纳马拉犯错……或是耍手段。“十杰”第一次一起过圣诞节的时候，福特公司的广告代理商送给他们每个人一份圣诞礼物，只有麦克纳马拉很生气地退回礼物，其他人收到礼物似乎都很高兴，直接就放在圣诞树下，跟其他的礼物摆在一起。麦克纳马拉可不会这么做，他把礼物退回去，还附了简短的字条，责备代理商最初就不应该送出礼物。
他的一丝不苟是绝对无懈可击的，即使称不上是奉公守法的绝对标准，至少也是众人的典范。他做审计主任的时候，对于那些利用公物却没有照规定付费的主管，都一一开出账单，总金额达200万美元。有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对滥用公司资源的人开出账单，与其说是处罚他们的不当行为，倒不如说是希望借此建立企业里应有的行为标准。
麦克纳马拉告诉他的部属说，做老板的人必须比教徒更奉行教规。有一次，他打算到亚斯坪度假滑雪，需要一部车顶有雪橇架的车子，一个福特的同事告诉他说：“没问题，我会叫丹佛那边找一部公司的车，装上雪橇架，你就去拿车就好了。”麦克纳马拉断然拒绝。虽然说福特每个周末都划出几百部免费的贵宾接送车辆；他坚持要福特帮他从赫兹租车公司租一部车，另外加钱租个雪橇架，然后把账单寄给他。
麦克纳马拉开车都喜欢走一般人比较少走的路线，而且他跟米勒一样，不喜欢布隆菲山庄、伯明翰或葛洛斯角这些时髦的郊区，大部分的汽车巨头都住在这里，其中包括利斯、米尔斯和莱特。他和米勒离开福特基金会的宿舍以后，就搬到学术气氛浓厚的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就在这个地方，距离迪波恩有六十多公里远。他们搬到这个大学城的时候，还是当地头一批的汽车人。邓涵也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搬到安阿伯市，他和他太太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还碰到一件教他们啼笑皆非的事情。
一位教授的妻子问说：“你先生在哪儿高就啊？”
邓涵的太太回答说她先生不像其他绝大部分的人，他不是在大学教书，而是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对方听了说：“哦，有工厂的人做邻居实在蛮不错的。”他们听了都忍不住好笑。
化外之民
在安阿伯的家居生活中，麦克纳马拉扮演的是一个慈爱而顾家的男人。他的太太玛姬跟他的严谨古板正好互补，有些人甚至说因为玛姬的影响，麦克纳马拉才变得比较有人性。玛姬心直口快，喜怒都形于色，事实上麦克纳马拉才进福特没多久，她就写过一封信到福特公司去，严正抗议福特在公路上测试新车性能的做法。福特一向都把测试车开上公路，时速将近两百公里，然后就在路中央紧急刹车，看看需要多久时间才能把车完全刹住。这件事玛姬从没跟麦克纳马拉说过，一直到后来有个不知情的同事不知道玛姬就是他太太，在上班的时候无意间提起，他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
玛姬把麦克纳马拉拉回到现实，减低他在工作上的紧张。她喜欢彻夜在外面参加聚会，麦克纳马拉却总是喜欢早早回家休息，隔天他才能早一点到办公室。
他在安阿伯的生活，完全不同于典型的汽车人。他和玛姬非常积极参与当地的公共事务，市民发起的提升市区不符标准住宅的运动，麦克纳马拉就是发起人之一，不过这项提议后来被市议会否决。他也捐款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而第一长老教会发起“开放住屋公约”运动，呼吁社会改变房地产租售的种族歧视做法，麦克纳马拉和玛姬也率先签名表示支持。
他也不像大部分的汽车人，爱打高尔夫球，不过他倒是曾经试过要学。他的朋友邓涵记得有一年秋末冬初，他跑去书局买了五六本有关高尔夫球的书，回家研究了一番，他还买了高尔夫球杆，趁冬天的几个月在地下室里练习挥杆。隔年春天，他自己一个人上球场去试试身手。他认为只要有点头脑的人，看看书应该就可以学会高尔夫球了，没想到他实在缺乏运动细胞，几个星期以后就放弃了。麦克纳马拉的生活形态，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分符合底特律的模式，而且他也有意维持这样的不同，好像要提醒自己和别人他的确不是汽车业典型的眼光狭隘的主管。
公司同事也很清楚他的与众不同。麦克纳马拉后来晋升为所有汽车部门的总主管，他在福特部门的旧属送给他的贺礼，是英国史学家阿诺德·J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十二卷。大家还为他举办庆功宴，就在庆功宴上把礼物送给他。宴席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宣布要上一道奇珍：响尾蛇肉，有些人开玩笑说，这道菜真是十全十美，因为麦克纳马拉自己不就像蛇一样吗？还有些人说，就让麦克纳马拉尝尝蛇肉，其他人都吃牛排。包士华记得，当时有几个胃口和胆量都够大的家伙继续用餐，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坚决地放下了刀叉，等着最后的甜点。
除了“十杰”自己的聚会之外，麦克纳马拉对于汽车界的宴会圈子，大致上都敬谢不敏。他加入一个非正式的晚餐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影响全球的重大议题。成员除了他以外，还有七位企业主管和五位密歇根大学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校长哈伦·黑契尔和经济学家保罗·W麦克瑞肯。他和玛姬还共同成立一个非正式的近邻读书会，一共有八个家庭加入，每年聚会八次，挑选一些他们大家都看过的书交换心得。读书会的用意是要突破每个人有限的知识范围，使他们能够和圈外的重要人士有所往来。读书会成员的背景形形色色，教授当中有教天文、自然资源、公共福利和社会学的，也有密大的艺术博物馆馆长、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另外还有一位政治人物、一位福特的同仁，以及哈佛的教授汤姆·李利。
有些人承认，他们对于这些聚会觉得有点不自然，尤其是做妻子的，不过麦克纳马拉可不会。他似乎比其他人更敏锐，反应更快，有时候还掩不住不耐的神色。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罗伯特·安捷尔，也是读书会的一员，他记得麦克纳马拉每次一定都把要讨论的书看过，其他大部分的人可就不一定了。
他们很少选择小说类的书来讨论，多半都是有关新观念或公共政策的题材，例如《富足社会》、《无理性的人》、《做个政治人物》和《重要的巨人：中国》。麦克纳马拉所选的书，一定都是《转型中的西方心灵》、《丑陋的美国人》这类巨著，有一次他还逼着大家要看卡谬的《反抗者》。
即使是米尔斯或米勒夫妇到家里来做客，他也绝口不谈工作上的事情。在他家里听不到言不及义的闲聊，只有关于政治、宗教问题的热烈长谈。他们辩论有关《圣经》和宗教史的记载，结论是基督教的观念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力量，不过他们也同意，基督教走向形式化、注重仪式之后，就开始远离人们真正的需要了。麦克纳马拉属于长老教会，他说他个人的宗教其实是“伦理的信条、对人际关系的信念”，而不是对教会规则的奉行不渝。
有一次麦克纳马拉找来几份“学习能力性向测验”的问卷，大家花上整个晚上的时间一起做，逐题比较每个人的答案。这个测验是针对准备进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所设计的，麦克纳马拉总是很有把握地说出答案，跟米尔斯、米勒或其他人的答案作个比较，如果大家的答案都一致，就继续下一题。如果不一样，每个人就各自说明为什么选A、B、C或D。一个晚上下来，麦克纳马拉和米尔斯根本就把整份大学入学考试改头换面了，因为他们认为问卷的题目太过含混、模棱两可，使他们无法选出明确的答案。
一丝不苟
如果说麦克纳马拉会对什么事情着迷，那就是事事都要求精确。甚至全家出去度假露营的时候，他也搬出统计管制那一套，仔细分析他和玛姬还有孩子们该带多少食物、饮水和器材，以及每样东西的体积和重量。其实“十杰”这一班人全都有这个习惯，不论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都要求精确。包士华还住在迪波恩旅馆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固定把鞋拔子端端正正地放在床头柜上，但是晚上他回到房间，都会发现服务生把鞋拔子移到镜台上去了。这件事气得他七窍生烟，服务生究竟搞什么鬼，非得每天动他的鞋拔子呢？摩尔则是在他的经销站贴了一张小海报，说明推销汽车的八个简单步骤，他对每一件事都订出精确、有系统的程序，并且要求每一个业务员都应该遵循。安德森一家人度假的时候，他会不厌其烦地写下检查清单，在出门以前一项一项核对，看看需要的东西是不是都带齐了。“一、船钥匙；二、电池充电器；三、备用马达；四、备用油管；五、小马达的油箱……”长长的清单，从皮夹、闹钟、望远镜、磨刀石到各种小东西，巨细靡遗。他载着妻女，一家三口奔驰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几点几分能够到达目的地都在他的掌握之内。利斯也没有两样，他和玛克辛出去玩以前，都会用打字机打出一份时间表，详细规划夫妻两个在一天当中的行程，一分一秒都不会留白。
至于麦克纳马拉，组织条理对他来说就更密切了。他的头脑分成许许多多的小区域，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数字都整齐地排列在这些小格子里，正如他的工作和私人生活，也是泾渭分明。几乎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解决之道，都会有个八点、十点的重点，他总是一口气举出来，一、二、三、四、五，或是A、B、C、D、E。每提到一个数目或字母，他就扳下一根手指头，有条有理地依序数下去，有时他的手指头会不够用，但是字母和数目字永远都不怕会用完。他的幕僚坐在那里，听着他精确无误的谈话，大家都目不转睛。
没有谁比麦克纳马拉更守时。有一次，公司一早要开会，米勒跳上椅子，把墙上的时钟拨快十分钟。麦克纳马拉准时九点钟到达办公室开会，时钟却指着九点十分。
米勒开他玩笑说：“麦克纳马拉，你今天怎么回事？我们等了你十分钟了。”
麦克纳马拉瞄了时钟一眼，笑着骂他说：“时钟坏了！”然后，他开始主持会议，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
他的工作极度有条有理，这和他的思考方式有关。他想问题一定要弄清楚每一个细节，找出所有的资料，然后尽可能归纳出一个合乎逻辑、理性的结论，而他的结论完全只根据数字而来。早些年桑顿的统计管制处从一个搜集数字的单位，一跃成为诠释资料的权威，靠的也就是这个技巧——客观的分析。决不像大部分的汽车人，凭着直觉、心情或第六感来做决定。而对于麦克纳马拉这样一个局外人，这也是他唯一的办法，因为他对汽车业根本没有第六感，对车子也没有真正的狂热。所以他对部属也要求同样的理性，那些凭“感觉”、凭“直觉”而下结论的人，常会受他责备，被他看轻，被他逼着“有几分事实，才说几分话”。
有人开玩笑说麦克纳马拉的脑细胞，一定是像计算机的按键一样，排得整整齐齐，因为他想事情实在太快了。另外一位崇敬麦克纳马拉的人多年以后写道：“对于麦克纳马拉的表现，我们必须有彻底深入的认识，他的表现其实就等于运动员的完美演出。他的大脑就是个大肌肉，他吸收信息，加以分类、组织的能力，可以达到完美的艺术境地，就像外野手跳起来反手接球样的无懈可击。”
一切量化
在委员会的讨论上，麦克纳马拉最能发挥他的说服力。他知道该说些什么，在什么时候开口，而且为了争取委员对他的支持，他也不排斥临时捏造一些事实。有个同事说，他听过麦克纳马拉一连讲了14分钟，而他提到的资料没有一件讲对，但是他讲得头头是道，言之成理，听得在座的人一愣一愣的。
麦克纳马拉认为事实都可以量化，不能量化的事情就不是事实。有一个主管跟他辩论，他说：“你知道历史上有些最伟大的观念，跟数字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些最伟大的真理，也跟数字完全扯不上关系。”麦克纳马拉只是摇摇头，那个主管在他心目中的评价又降低了一分。
无论什么事情，麦克纳马拉都要加以度量统计，甚至连销售情况、行销和广告，他都要找出明确的数字。有些部属坚持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像成本一样可以统计、管制的。在福特分部，麦克纳马拉竭尽全力要将理性主义应用在一个不讲理性的产业，从福特经销商的销售能力，到广告的效果，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求要有数据。
麦克纳马拉抱怨说：“我知道生产线上的产能有多大，可是我却不知道我们的经销商的产能。”
他手下的一个主管告诉他说：“经销商没有产能可言。”
麦克纳马拉回答他说：“当然有。”
但是底特律却说不出一部车到底是怎么卖出去的，为什么会卖得出去，他们从没想过卖车的过程可以量化，可以控制。一部车的销售过程，结合了说服和感觉、冲动和不理性、业务员的诚意和顾客的热衷，这些都是无法计算度量的。然而在麦克纳马拉眼中，车子只不过是一个商品，一个代步的工具，既不代表地位，也不代表权力，更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车子的确是比牙膏、呼啦圈或电视机要复杂得多，但它仍然是一个消费产品，如此而已。因此他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手下不能把汽车的销售过程看作一个科学，加以分析、统计。
有个主管奉麦克纳马拉的命令去调查经销商的产能，但是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计算诚意，我们没有诚意量表，也没有兴趣量表。”
麦克纳马拉的部属发现，他最不善于处理无法轻易量化的事情，尤其是造型设计和广告。有一次，他的手下在《读者文摘》做个实验，只针对半数的杂志刊登大幅广告，然后调查读者群中看到福特广告的人和没有看到的人，买车的情形有什么不同。两相比较之下，足以证明广告确实能够增加销售量，福特花29美元做广告，所增加的销售利润却有180美元。从这个实验当中，他的手下证明在《读者文摘》上做广告非常有利。麦克纳马拉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不过后来福特的市场研究人员重复过同样的实验，却再也得不到这么有力的关联性，令他不知如何是好。
虽然麦克纳马拉对于理性如此要求，如此坚持，但是他的天真也出人意表。当年他跟着桑顿一班人来到福特的时候，真心相信他个人的目标和公司的目标，可以不相冲突。对于一个想回学术界的人来说，这是他真心关切的一个问题，也是他和桑顿共同的理念。1946年他写信给任教于哈佛的老朋友勒尼德，信中提到说：“在我看来，底特律的管理阶层因为钱赚得太容易，加上这么些年来的经济景气，所以对其社会责任的觉醒，远比国内其他地方要落后。”
安全上路
麦克纳马拉认为企业对社会负有责任。他写过一封信给福特的经销商，要求他们逢年过节不要再送礼物给福特部门的人员，收到这样一封信，经销商都觉得难以置信。麦克纳马拉在信中说：“各位若能将为福特人员购买圣诞节礼物的那笔钱，即使是购买一点纪念品的小钱，转而捐赠给地方福利机构，让社区里不如我们这么幸运的人，也能度过一个比较充足的佳节，我相信这会更符合圣诞节的精神。”
当年桑顿他们十个人挤在旅馆房间里，讨论大伙未来在福特的策略和目标，利斯主张要让福特汽车成为销售量第一的房车，而且要让整个福特企业达到最有效率、最人性化的经营。但是麦克纳马拉认为，他们也要帮助亨利·福特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使福特公司变成业界的表率。那是1946年，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兰迪、米勒和莱特对于麦克纳马拉的看法都大表赞同，而利斯和米尔斯也认为有道理，不过他们的着眼点却是公益形象对主要的目标有所帮助。
当然，当时的讨论绝大部分都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在麦克纳马拉当上了福特部门的负责人，他最迫切的愿望是提高汽车的安全性。车祸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令他非常担心，而底特律对于车祸的矛盾态度，更令他震惊。
早在1952年他还是审计主任，没有调到福特部门以前，他就已经开始担心汽车的安全问题。他注意到康奈尔大学的约翰·莫尔主持过一个车祸伤亡研究计划，他们早期的一些调查结果，提出了令人惊心的统计数字。麦克纳马拉跟着桑顿为陆军航空队效命的时候，曾经委托康奈尔大学研究飞机的安全问题，以改进飞航人员的安全措施。但是康奈尔着手调查之后，却发现飞行员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不是飞机事故，而是车祸。
1956年因为车祸而丧生的人数，超过4万人，受伤人数150万。而15岁到24岁的美国民众，死亡原因第一位就是车祸，25岁到29岁的死亡原因，车祸占第二位。这是个可怕的悲剧，不过莫尔告诉麦克纳马拉，这主要是如何包装的问题。
他说，例如有一斤鸡蛋要包装，你不会把蛋通通丢进鞋盒里去，你一定会把蛋一个一个用垫子隔开，这样才能把打破的几率减到最低。同样的道理，汽车的设计也应该有防护的垫子来保护乘客安全，因为康奈尔早期的研究发现，主要的死亡原因在于弹起造成的碰撞。这是基本的物理原理，移动中的物体，例如人的身体，如果撞上静止的物体，例如地面，速度加倍的时候，撞击力量会成平方倍增加，也就是四倍。康奈尔的资料显示，乘客如果从车里摔出车外，致命的几率会提高五倍。在车祸事故中，乘客被弹起以后，仪表板和挡风玻璃是造成伤亡的最大原因。因此一定要避免乘客被弹出或摔出车外，也就是说车门要关紧，同时车内要加强防护装置，例如安全带、安全玻璃、仪表板加装防护垫等等。
这些都很简单的小事，麦克纳马拉认为这些道理根本不可言喻，他却不了解这个问题在底特律有多么敏感。汽车人对于安全问题兴趣缺乏，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卖点是美感与浪漫，他们可不希望大众注意到受伤、死亡的问题。通用公司对这个问题不是不担心，而是不感兴趣，他们不愿意承认汽车制造商对这个问题有任何责任。汽车界的传奇人物阿尔弗雷德·斯隆，第一次看到安全玻璃技术有所突破的时候，立刻就表示他不要这个东西。他写信给杜邦，抱怨说：“不管车祸不车祸的，这个问题我唯一关心的只有赚钱不赚钱。老是有人想尽办法要增加车子的成本。”
通用的态度令麦克纳马拉大为不满，如果不是通用的麻木不仁和老大作风，也许就不会激起麦克纳马拉的竞争心。他最早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见识到通用的蛮横，当时汽车价格受政府管制，公司派他到华盛顿开会，争取调高车价。政府官员告诉与会的厂商，如果他们希望涨价，必须拿出相关的成本数据，证明他们的要求有道理。通用一口回绝，他们要求涨价，而且坚持政府一定要同意，要主事的官员相信他们的话，通用的成本资料，是不对任何人公开的。
对于通用的态度，麦克纳马拉惊讶愤慨兼而有之，也许也是因为通用使他在工作上备受挫折，他的部门处处受制于通用，通用的所作所为主导了汽车市场的秩序。麦克纳马拉气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很尊重社会，他认为即使是通用汽车，也必须关怀公众利益。
天下为己任
在50年代中期，康奈尔的实验室经费严重不足，几乎难以为继。在那个年代，车祸和伤亡的资料非常欠缺，康奈尔急需要经费加强资料的汇集，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只有卡罗莱纳州一个警察局的车祸资料。麦克纳马拉说服福特捐出20万美元赞助康奈尔的研究，克莱斯勒也出了一点钱，通用却是一毛不拔，他们愿意洒下几百万美元做广告，但是连拿出一小笔钱来资助学校研究安全问题都做不到。
50年代的底特律，汽车的卖点是马力、压缩比、扭力、排气量、速度、新颖时髦的造型。这些事情没有谁比爱德·柯尔更拿手，他是雪弗兰部门的总工程师，后来晋升为部门总经理。他针对速度和性能大做广告，引擎愈加愈大，宣扬雪弗兰在赛车场上的胜利。麦克纳马拉对于柯尔的做法深恶痛绝，因为这与他对安全的顾虑大相径庭，徒然鼓励莽撞不顾后果的开车习惯。而在福特公司，有些人的想法其实也跟柯尔一样，甚至跟柯尔采取一样的做法来促销汽车，包括利斯在内，只不过首开风气之先的是柯尔。
麦克纳马拉约好跟他见面，当面要求他放弃速度和赛车，他说这样做既愚蠢又不道德，一般人买车跟赢得赛车胜利根本没有关系，汽车厂商只强调速度而不问安全，是在鼓励不计后果的飙车，而不是教育民众如何控制速度的危险。福特的撰稿人员，在广告文案中已经完全不提“速度”两个字。福特汽车现在是赶路，不再奔驰了。
可以想见，柯尔对他这番话是一笑置之，他可不准备让福特的一个怪人来告诉他生意该怎么做。然而麦克纳马拉还是锲而不舍，继续找通用主管游说他的观念，通用的人会听他把话讲完，但是决不改变立场。通用可以对抗所有的人，政府、消费者，福特公司当然也不例外。虽然麦克纳马拉从不会公开嘲笑通用公司，但是通用却代表了他所鄙夷的一切。
在安全问题上，麦克纳马拉相信他可以改变一些市场规矩，他要求行销人员推动一连串的福特汽车安全广告，这在底特律是前所未闻的事情。10年后瑞夫·纳德律师才发起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11年后，也就是1966年，联邦政府才通过汽车安全法案。但是许多人对麦克纳马拉这项行动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福特内部都有人质疑，亨利·福特自己就喜欢开快车。不过麦克纳马拉还是把他部门出厂的汽车都装上了安全带，而有一次他坐上车，系上安全带，开车的是他属下一位主管，他用眼角瞄了麦克纳马拉一眼，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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