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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资本主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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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十年前相比，就业更加稳定了——这是工会化以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而约束了竞争和创新的寡头结构的又一副产品。1952年的一次调查显示，2/3的高层管理者表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过了20年。借用社会学家小威廉·H。 怀特在当时的一本畅销书中的巧妙措辞，这些“组织人”的职业和薪水与蓝领员工一样，都是既定的和可以预知的。他所采访的年轻一代白领员工都对这一观点表示由衷的认可：“你对公司忠诚，公司也会对你忠诚。”怀特写道：“年轻人普遍认同这一点：他们与组织的关系将继续维系下去。”彼此之间的忠诚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双方都坚信“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是一致的”。更重要的一点（这被怀特彻底忽略了）是，当时的经济结构允许并鼓励这种终生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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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学家们用“利益团体多元主义”之类的抽象词汇来描述美国的*模式，这种模式与旧课本中的那些直接*或者代议*并不完全一致，但仍然能反映大多数公民的需要和渴望。这带有一点儿孤芳自赏的意味，但也是一种合法的探索，他们提出为什么美国*在面对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相关的现代工业化时表现得如此令人满意。
在这些政治学家们看来，*政府就是一场在彼此竞争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集团之间进行的协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在发表于1951年的一篇题为《政治过程》的颇有影响的论文中写道：“在像美国这样多集团的社会中，最主要的平衡力量”是由“各种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的共同成员构成的”。按照杜鲁门的看法，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属于这样几个大型团体（俱乐部、联合会、政党、工会），这些团体向政府官员们传达着本团体成员的偏好。这些交错重叠的团体稳定了*制度，同时也允许进行和平的变革。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发表于1956年的《*理论的前言》中补充道，*在美国得以成功，而在其他地方却归于失败，是因为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团体，每一个团体都代表着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它们必须通过彼此联合才能实现目标，因此，整个系统得以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敏感性。其结果就是，既非多数裁定原则，也非少数裁定原则，而是“诸多少数裁定原则”。达尔以一个典型的美国城市——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他发现，不出所料，大多数公民并未参与到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去。控制权主要掌握在通过自我选择脱颖而出的互相竞争的精英们手中，但是他们必须代表多数选民的利益，否则极有可能输给其他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更好的竞争对手。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8）
这是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但却忽略了两点令人不安的事实：第一，利益集团并不会自动地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第二，这一时期当选的领袖通常并不关心穷人，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对于当地的精英阶层却十分关心，比如，那些组成地方商会的小型企业，同时也十分重视那些有部分成员活跃于当地分会的全国性组织，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农业局和工会各分支机构。与今天的各种拥护“公众利益”的团体不同（这些团体都躲在华盛顿的小办公室里，定期向全国的忠诚支持者们发送邮件，乞求捐款），那些组织在全国民众中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向立法者施压来实现它们的想法。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为例，它曾经不可思议地促成了1944年的《美国退伍军*利法案》，确保每一位退伍军人都能得到长达4年的大专教育、政府补贴房屋贷款和商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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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期，美国专注于与苏联之间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假想竞赛，那更像是*与集权的对抗。这场竞赛催生了许多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几乎所有大规模公共支出政策都被冠以“国防”这个形容词。例如，《国防教育法案》称人造地球卫星对于美国的教育具有标志性的贡献，该法案公开宣称，其目的原本是为美国造就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便与苏联对抗，但该法案却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培养了一批处于美国各行各业前沿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国家州际及国防高速公路法案》计划以长达4万英里｛1｝的笔直四车道高速公路取代以往蜿蜒迂回于各城市和乡镇之间的双车道联邦公路。这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旦开战，这些高速公路可以加快军需用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速度。而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快速降低了商品在国内的运输和配送成本、刺激了汽车销售、带动了郊区的开发，从而推动了全国生产力的发展。
艾森豪威尔曾经警告国家应谨防出现“军事…工业复合体”，但是他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关系对于提供就业岗位和保持经济整体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约有100家公司获得了国防合约总值的2/3。这些巨型公司大多拥有工会组织，这就意味着员工们也可以分享其中的利益。到1959年，20％的加利福尼亚非农业人口直接或者间接受雇于拥有大型国防合约的企业。在华盛顿，这一比例甚至高达22％。
国防合约也同样在太空领域和电信领域孕育出大量未来科技。投入到科研和发展综合武器系统的数十亿美元经费促成了最初的晶体管的问世，后来被应用于计算机；硬塑料最终应用于汽车和家用电器；光纤成了因特网的“信息高速公路”；激光后来被发现可以应用于视力矫正手术；喷气发动机使商用飞机能够在无需再次补充燃料的状态下飞行上万千米；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精密计量器、感应装置和电子器材被用于成千上万的工业产品和服务中。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节中所要讨论的，许许多多的科学技术以及应用这些科技的公司和行业共同推动了美国稳定的寡头垄断体系的最终瓦解。
20世纪中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贸易国家。那时，被战争拖垮的各个发达国家几乎都没有能力向美国出口商品，也没有能力从美国进口商品。即便到了1960年，美国人购买的汽车也仅有4％产自国外，使用的钢材只有4％来自海外市场，不到6％的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消费品的原产地在美国境外。然而，美国在那段时间一直致力于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美国资本主义的奇迹，进一步遏止苏联的扩张。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一努力同样动摇了美国稳定的寡头垄断体系。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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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它与我们今天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坐拥美国顶级大公司的人不断表示（用几十年前由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的话来精确描述的理想状态）：他们的工作是平衡受公司影响的每一个人的需求，其中也包括广大民众的需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总裁弗兰克·艾布拉姆斯在1951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其他公司总裁的类似言论）：“管理工作是为了维护各种对公司有直接影响的利益集团的公平和平衡，这些利益集团包括股东、员工、顾客和一般民众。公司经理之所以获得了专业性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认识到自己对于大众的基本责任，而其他专业人士早已在他们的工作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财富》杂志告诉那些身居公司高层的读者们，要站在国家的高度，以广阔视野来看待自己的责任：“为了采取一种专业视角，管理者必须采取超然、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某一时刻的机遇与策略，成为产业政治家。”
这些身居公司高层的人很自然地扮演起这一角色，其中许多人在二战时曾供职于政府高层，并且战后仍然在公共顾问机构、专家组和委员会任职。（当“引擎查理”威尔逊带着一群通用汽车的高管们入主五角大楼时，*党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不无讽刺地说，美国把政府从新政拥护者手中交到了汽车经销商手中。）这些自我标榜为“公司政治家”的人经常在国会上作证，花费大量的时间滔滔不绝地谈论什么是对国家有益的。在Studebaker公司的CEO保罗·霍夫曼、Benton&Bowles广告公司的比尔·班顿、伊斯曼…柯达公司的马里恩·福尔瑟姆等人的共同领导下，这些“公司政治家”组成了经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当时两党联立团体之一。这个委员会不像现代的商业联盟那样只知道追求狭隘的商业利益。它推动了1946年《就业法》的出台，该法令促使美国致力于充分就业计划，并将此当做一项国民经济政策的官方目标。同时，该委员会还为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进行游说，帮助政府向其他美国人宣传这一计划（霍夫曼本人成为马歇尔计划的首任负责人）。
这些商业领袖有能力承担起“公司政治家”的职责——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为了国家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不是仅仅为了他们自己作为消费者和股东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寡头垄断体系使他们有权成为政治家。就像他们保证蓝领员工有丰厚的薪水和福利，而无须担心竞争者可能会挤垮他们一样，他们可以到华盛顿为马歇尔计划进行游说，而不必忧虑当他们不注意时某个对手会夺取他们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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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在这个并非绝对意义的黄金时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各种核心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了一个涵盖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系统。美国的顶级大公司通过制订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大规模商品生产，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经济，由此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他们通过与同行业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公司进行公开或私下的协商，制定价格以确保获得高额利润。利润的一部分将用于再投资，购买新的厂房和机器；一部分则会根据不同的级别分配给公司的高层和中层管理者；此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支付员工时薪，这些员工通常会组成行业工会。涵盖全行业所有员工的工会合同明确规定了这些员工的时薪和福利待遇标准，其中包括有税收优惠的医疗保险和退休年金。作为回报，有组织的工会员工一般不会发动*或者中断工作，以免妨碍大规模生产的顺利进行。一般情况下，劳资双方都不会让工资和物价上涨过高，以免造成通货膨胀。实际上，这些合同同样为那些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员工提供了通行的工资和福利标准。
与此同时，监管机构会为关键性的服务行业制定价格和标准，公众通过大型垄断公司——涉及公共事业、特定路线的航空运输、卡车、公路和电话业等——在大致公平的条件下享受这些服务。立法者会对当地社区（如小型公司、地区零售商和农场主）的利益给予特别照顾。联邦政府对最富有的人群和利润最丰厚的公司征收较高的边际所得税，并把大部分收益用于对抗苏联的国防事业中。这里所指的国防事业广义上包括国家高速公路系统、高等教育、新型技术的开发、航空航天业的大规模订单以及为保证美国大公司利益而扩展海外市场和保障自然资源供应的对外政策。
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涉及一系列复杂而持久的谈判。这些谈判有时候在重要参与者之间直接进行，比如实力雄厚的公司和不容小觑的员工群体；有时候则是在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内部间接进行。这一系列的谈判产生了几项重要成果：首先，规模经济带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进而创造了巨额利润；其次，带来了几千万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再次，获利得到了广泛分配（向下惠及蓝领员工，向外惠及小型社区、农场以及其他人群）；第四，不计其数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实惠，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量超过以往，进而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体系。这一切使全国出现了规模庞大、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壮大又稳固了政治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美国和世界走上了超级资本主义之路。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1）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向外扩散，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美国以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的重心都转向了更具竞争力的市场。消费者和投资者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层面趋向衰落。在分配社会财富、稳定就业和社区、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等方面承担着正式和非正式协商职责的各种机构——巨型寡头企业、大型工会组织、监管机构以及负责回应小镇和社区居民呼声的立法机构——日渐式微。如今的公司除了无情地追逐利润之外别无选择。“公司政治家”消失了。*资本主义被超级资本主义所取代。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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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最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有些人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催化剂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那次通货膨胀的导火索是*国家的石油禁运，而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及其同僚的决策将这次通货膨胀推到了顶点。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他们提高了短期利率，导致经济步伐大大放缓。有些人把供给经济学派奉为圭臬，确信所有转变都源自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夏季实行的减税政策，这满足了资本主义的欲望。有些人坚信，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放松监管潮流才是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有些人则认为是全球化造成了这些变化。有些人将其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界、金融界管理层突发的自私贪婪。有些人把矛头指向继承了亚当·斯密衣钵的经济学家。有些人把这些归罪于肇始于“水门事件”的政治*。还有些人认为，公民生活的衰落才是这些转变的主要原因。
以上这些多为无稽之谈。这种转变发生的时间比上述大多数理论所认为的都要早（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的巨大生产收益到了20世纪70年代急速减少，这就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已发生），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其间经历了经济周期的起起伏伏，经历了共和党和*党的轮流执政，也历经了岁月的悲喜轮回。不论是卓越超凡，还是愚蠢透顶，不论是贪得无厌，还是清廉自律，在每个时代，商界和政界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领导者。当然，放松监管和全球化起到了一部分作用，但这只能让我们进一步发问，为什么这两者都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更早呢？况且，这些理论没有一种把制度看做一个政治和经济彼此融合的整体，也没有哪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变迁作出解释。最后还要指出，这些说法中的美国中心论色彩大都过于浓重，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和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转变趋势，这一趋势影响着世界上大多数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问题的真正答案在于，科技授予消费者和投资者权利，使他们获得了更多有利的交易。而这些交易是如何转而损害相关的公平、稳定，以及这一交易系统外的其他社会价值的呢？让我来仔细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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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稳固的寡头经济体系瓦解的各种发明创造大多数来自国防部（以及与其密切配合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冷战时期，这里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创新中心。当时，美国私有经济中的大型寡头企业对任何创新都兴味索然，而与苏联的竞赛却促使五角大楼与美国航空航天局在科技创新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这些科技成果最终被用于商业开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2）
启动这种转变的不仅仅是制造人造卫星和登月竞赛，一些不需具备如此丰富想象力但同样复杂的挑战共同促进了这种转变——比如设计一种精准导弹，可以从潜水艇发射并击中万千米以外的目标；可以逃过雷达监控的轰炸机；佩戴者在夜间可以清楚视物的护目镜；或者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形畅行无阻的大型坦克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设备，都是由五角大楼里的规划人员或者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未来主义者设计出来，然后在美国大型国防承包商的实验室或者研发中心诞生的。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将创造力聚集于远比设计一种新型烤箱更雄心勃勃、更意义重大的目标上。
其中的一个目标是制造出有记忆能力的武器。有谁曾听过这种奇怪的东西？工程师们首先从电子管入手，继而发明了半导体，这成为蚀刻在硅晶片上的微型集成电路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计算机的组成部分。五角大楼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对精确度和可靠性的要求极高，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它们几乎不计成本。它们将大量资金用于基础研发，承担失败的实验损失，使几万名工程师积累了宝贵经验。在这些装备开发完成之后，五角大楼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就开始购买，尽管每件装备的生产成本奇高。在1962年，一个集成电路的价格为50美元。到了1968年，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和实验，它的价格降到了美元，这样人们就可以把原来用于高精尖武器系统的奇特机件，转而用于改善家用电器和汽车的性能。因此，在短短几年里，半导体的市场规模从400万美元猛增到3100万美元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半导体电路系统的体积变得越来越小，性能越来越强大，人们开始重新设计计算机。1968年典型的计算机主机要占据整座大楼，只有政府、大学和大型公共事业部门才能买得起，而20年后，计算机已经成了私人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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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球化，还有一种过于简单的神话似的解释：美国公司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而外商开始凭借廉价的商品进军美国市场，国外的劳动力工资远低于美国国内员工的工资水平，这使美国收入颇丰的蓝领丢掉了工作。但从总体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这一说法没能解释为什么就业机会的减少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从此不断加剧；其次，实际上，美国公司也并没有丧失它们的“竞争力”。
转变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绝非偶然。回想一下美国为重振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所作出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花费了20年时间。然而，促进全球化的关键因素还是一系列新型交通通信技术的诞生，其中大多数与冷战有关——货船、运输机、海外电缆、钢制集装箱以及能够传输电子信号的洲际卫星——这些新技术大大降低了从世界上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运输成本。
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进程，贸易额数字本身的深层意义并没被人们注意到。从1969年到1983年，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美国从自己的海外工厂进口的商品总值从18亿美元增长到近220亿美元。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人们认为美国公司遭到了“竞争力的丧失”。
全球供应链还在继续延长和深化。根据商务部的数据，到20世纪90年代，全美进口的商品大约有45％来自美国自己的海外公司。2006年，这一比例增长到近48％。加上从海外公司购买后运回美国装配的零部件，以及在海外生产然后贴上自己品牌在美国销售的产品，这一比例还要大得多。惠而浦的全球供应链就包括在瑞典设计、在中国组装的微波炉。通用电气为通勤飞机制造的小型喷气发动机，其飞机由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生产，而占发动机价值1/4的零部件则由日本制造。戴尔公司把消费者与其海外供应商直接连接起来，当一名消费者在戴尔的网站上点击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时，这个订单就会出现在由台湾广达公司管理的一家中国工厂的电脑终端机上，装配完成后立即从那里运送到订购它的美国消费者手中。伊顿公司在巴西生产卡车变速器，其中一部分就被运送到俄亥俄州，用于组装北极星公司的卡车。三大汽车巨头生产的汽车中，越来越多来自海外工厂，即便是在北美装配的汽车，内部零件产自其他地方的比例也在稳步上升。。 最好的txt下载网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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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出现全球供应链，大规模生产恐怕仍然避免不了消亡的命运。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些原本意在提高军事用品生产力的机件反而在电脑控制的机械设备、机器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所有这些工具不需要大规模生产就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坐在计算机屏幕前的工程师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完成设计和修改，可以指示机器制造或者装配出所需单位产品。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购买者甚至可以在软件的帮助下参与产品的设计。新科技对服务行业也产生了相似影响。银行、保险公司和*可以针对某些特别用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到了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也大大增加了服务种类，包括针对具有相同特殊爱好或兴趣的人群进行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消费者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和在线浏览工具，更加准确地找到以最优价格提供最满意服务的经销商。任何一家经销商也同样可以利用软件创建一家虚拟公司，这些公司大都由供应链合同组成，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要通过竞标确定，以便每一步都能获得最佳交易。
总而言之，不计其数的新型技术于20世纪70年代问世，并在随后几十年加速发展，取代了以前几家公司就可以控制的稳定生产体系。这一趋势产生的结果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大致相同：旧有的稳定的寡头经济体系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各公司之间为争夺消费者而展开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贝恩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显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公司平均每4年就会流失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这意味着在维护剩下的消费者的同时，美国公司还必须不断地吸引新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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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管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由赫伯特·克罗利以及那个时代的改革论者提出的。而与经济监管潮流相反的放松监管，人们普遍认为源自罗纳德·里根对于自由市场的热衷。其实，到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时，放松监管运动已经进行了10年。放松监管运动之所以得以兴起，是因为虽然15％的经济部门由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制定价格和准入条件，但新兴技术仍然为公司创造了新的获利机会。被监管的公司看到这种商机都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于是向监管委员会施压，游说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并雇用大学教授进行研究，以证明放松监管对消费者有益。此外，这些公司还提起法律诉讼，声称由于受到监管保护从而阻碍了创新，这有悖于公共利益。随着压力的逐渐升级，监管大坝的决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比如，在电信业，早在1968年，生产新型设备的公司就看到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潜在市场：把新型设备直接卖给消费者可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贝尔母公司即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该公司舒舒服服地坐在监管保护伞下，声称如果用非电报电话公司生产的电话机及其他元件与该公司的系统相连接，就会破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系统的稳定性。一些新兴公司对其提起了诉讼。那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卡特尔电话决定”，支持新兴企业。贝尔母公司的保护伞上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金融业的放松监管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这点就足够了：1980年，银行获许在任意地点开办分支机构，在此后的3年中，大约有万台自动柜员机——由电子支付和计算机搜索系统支持的覆盖面广且增长迅速的网络终端——被安置在银行、机场和商店前台。科技为普通人的日常金融活动带来了革命性变革，同时导致数千名银行柜台收银员和普通员工失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4）
这一切转变背后的电脑和软件还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在1983年，银行业顾问爱德华·弗雷斯预言国家正处于金融革命的边缘，他认为放松监管已经“改变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理状态”，使个人从“单纯的储蓄者变成了投资者。我们将进入为获取更多投资者的资金而激烈竞争的经济体系中”。他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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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业放松监管之前，美国的储户都是温顺保守的。大多数人把钱存放在银行，得到法律规定的的利息。共同基金似乎是天外来物，而401（k）计划｛1｝和货币市场基金还没有发明出来。美国人很少会关注道琼斯工业指数，把存款拿来买股票的人就更少了。直到1970年，仅有16％的美国人持有股票。公司主要为富人所有，而这些富人也只是把他们的股票凭证放入银行的保险箱中。作为惯例，大公司不会把它们获得的寡头利润当做红利分给个人，公司会保留利润，投资于建工厂和购买设备，以进一步扩张规模经济，为股东带来资本收益，并把其他大部分利润分配给员工。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并非绝对意义的黄金时代，这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但是接下来一切都变了。在20世纪70年代，储户变成了投资者，而原来的投资者则更为活跃了。持有股票的美国人的比例在1985年增长到20％，并从那之后开始飞涨。到了2005年，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一些股票。（当然，其中绝大部分仍在最为富有的人手中。）纽约证交所平均日交易量从20世纪60年代的300万股涨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6000万股，在那之后增长更为迅猛。
然而投资者们由此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由于美国的大公司削减了成本，同时比以往更加重视效率和创新，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毕竟，大公司持续稳定的赢利能力关系着公司的股价，股价主要依赖于不断增长的对公司感到满意的稳定顾客群。最后，事实证明，美国庞大的透明资本市场强加给美国巨型公司的规范确实是有效的，并且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这一点也为那些在欧洲、日本和中国讲学的美国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但是，即便人们对这些良性的经济影响表示认同，他们也未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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