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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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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序：在路上（1）
序：在路上
《面对面》栏目组
2003年1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团队——《面对面》，如今《面对面》已经走过了三年多的发展历程，此丛书记录的正是《面对面》栏目在成长道路上留下的足迹。
翻开丛书，每一个采访人物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一段难忘的经历，一种鲜明的个性，从他们的身上，您可以读到与我们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的无数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有的略显沉重，如“反腐败”，“防治艾滋病”，“打击毒品”； 有的轻松愉快，如“个性”、“青春”、“知名度”；但有了具体生动的人物作为这些关键词的注脚，有了王志对每一个关键词的深入探究，这些关键词都具有了深度新闻报道的分量和闪烁其中的人性光芒。在您翻开丛书点击这些关键词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面对面》，了解一下《面对面》节目制作的大致流程。
《面对面》是一个新闻人物专访节目，新闻人物代表着“一面”，王志则代表着“另一面”，而且对于《面对面》的栏目来说，王志是不可或缺的“另一面”。有时在节目的评议会上，有的编导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说《面对面》的节目就分为两类，一类是观众想看某个新闻人物，一类是观众想看王志，就看王志怎么提问。
王志的提问让大家觉得最精彩的地方是质疑，质疑为什么会成为王志采访的风格， 2004年沈冰对王志的一次采访中专门就这一点提出了问题：
沈冰：质疑，很多人都说，尤其是我们的同行都会说，这是记者应该有的素质，但是现在大家一提到王志就觉得是质疑的典范。
王志：质疑是我的一种追求，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大家都可以用。
沈冰：大家通过你的节目，都有这儿一个猜测，王志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多疑的人，是吗？
王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不是一个多疑的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人家说主持人是话唠，我生活中间话很少的，我有时候是强迫自己说话，因为你要不停地说，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节目中间，我提的问题是很短的，我的话是很少的，能够不说我尽量不说。
沈冰：但一定要问。
王志：但是我一定要想。
沈冰：那你不觉得你活得太累了吗？对任何事情都要质疑？
王志：这是一种习惯，不累。我一天到晚不想问题，我不问为什么你就不累了吗？别人会认为你是个傻子，尤其是当记者的你要去告诉人家道理，你要去把人家看不到的东西展示给大家，你这点脑子都没有，你能当一个合格的记者吗？
沈冰：但是质疑它是一个万能的钥匙，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王志：质疑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态度，但是它更是一种手段，它把这两个点联系起来，把这个过程充分地展示给你，那你不解决观众这些心目中的疑问，那不就像过去唱那首歌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怎么个好法呢？正常人会这么说吗？但是那个年代不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我喜欢从常识出发。
沈冰：什么叫常识？
王志：这个概念解释起来是很难的。
沈冰：我想知道在王志眼中的常识是什么？
王志：比方说观众看到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这些常识就是说沈冰你来采访我，你是自愿的吗？还是领导的安排？这就是常识。不要先入为主，这是记者的大忌。只有通过这种质疑的方式，只有你从反面，用排除法把你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之后，我才敢相信这个天是蓝的，我才敢相信这个终点它是真实的。
探寻事实真相是记者的职责，而质疑是探寻真相时最有力的武器，有人把王志的采访比作是外科大夫式的，像在做解剖，一层层地解剖下去，直到发现事实的真相，不过王志本人更喜欢将自己的采访比作是剥洋葱，剥洋葱时会有一种强烈的刺激，甚至会让人流泪。
这种刺激不是新闻学强调客观、公正时的一本正经，不是循规蹈矩，反而有点类似于剑走偏锋，不按常理出招。当人们都在使用一种方式采访的时候（这种方式通常四平八稳），王志使用了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与众不同，而方式上的差异首先就造就了很强的形式感，而电视又是形式感很强的媒介。
《面对面》是人物专访，访谈占据了节目的大部分内容，记者与新闻人物两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交谈，用纯粹的语言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如果没有一定的刺激性，仅依靠谈话的内容根本无法达到理想的收视效果。但是质疑可以制造出谈话中的对立，让双方的观点发生碰撞，产生出一种戏剧性的效果，这样传播的效果会更好，观众也更容易接受。王志曾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质疑在访谈中发挥的作用，质疑就是将黑白两色放在一起，有了黑色的衬托，白色会显得更加白，如果你想突出白色，这种方式简单明了又十分有效。
电视是一个家用媒体，也是一个娱乐化的媒体，当人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想得到的是放松或者趣味。但很多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很多时候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制作得这么好，而观众却不买我的账？节目的收视率就是上不去。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节目制作者把自己认为好的，强加给了观众。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站在观众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如果他们想更加轻松地了解信息，那么就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告诉他们信息，而质疑也就是一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娱乐化的手段，质疑让《面对面》这档新闻人物专访节目有了娱乐性。
《面对面》序：在路上（2）
新闻并不等于娱乐，但新闻并不拒绝娱乐性，《面对面》也需要娱乐性的东西将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看完一个长度有40分钟的节目。新闻与娱乐又是一对矛盾，就好像前面提到了，质疑是新闻记者的职责，这是人们听起来就会感觉到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而到后面，质疑又成为一种形式感很强的东西，一种娱乐化的手段，听起来似乎已经远离了严肃的话题，但事实上质疑的确就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它的价值也就体现在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而王志懂得如何去把握这样的矛盾，并在《面对面》中使用到极致。
质疑是王志提问时的一种状态，但并不代表他提问时的全部状态，面对强势人物、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时，王志质疑的风格会显得更加鲜明，不过出现在《面对面》的人物并非都是强势人物或争议性的人物，因此，也并不是所有《面对面》节目都会去追求质疑，或者刻意要质疑什么，这个观点耿主编曾经反复强调，人有无限种可能，一个新闻人物专访节目的风格也有无限种可能。
王志的采访会因人而异，质疑只是他采访风格的一个方面，并不代表全部，王志有时候将质疑视为一种手段，他更看重和采访对象之间的交流，王志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最远的和最近的都是心的距离，《面对面》连接心与心的直线距离。”
一个新闻人物，他可能会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新闻人物节目中，但他出现在《面对面》的效果会不一样，原因何在？如果一个新闻人物是一个丰富的新闻矿藏，有的栏目来挖，可能挖了几下，挖到了几块金子就走了，但是《面对面》来挖的时候，会沿着新闻的主矿脉一直往下挖，直到将所有的金子都挖出来为止。《面对面》的编导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会追求一种感觉，如果某一个新闻事件中的人物被《面对面》报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这一个新闻事件上，其他新闻媒体无法超越我们的报道，深度成为《面对面》栏目里每一个人都追求的报道效果，而且“深度”已经如此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意识。
但电视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肤浅”的媒体，不少学者甚至喊出了“拒绝电视”的口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深度孜孜以求呢？如果一定要给电视的深度找出一个理由的话，责任是最好的理由。电视目前仍然是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一个人在电视上说话的效果就如同一个人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传播面广了，影响力大了，不能不讲电视报道的责任，不能不追求电视报道的深度。电视机作为最大众化的消费品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即使是高学历的人在家里也会搁上一台电视机，他可以不看电视，但是他不能阻挡电视介入他的生活，他可以不接受电视对他的影响，但是无法阻挡电视影响他身边的人，高学历的人即使是有意将电视排斥在外，也无法回避电视对他生活的渗透，强有力的渗透。现在的青少年看着电视长大，他们会模仿从电视里看到的东西，电视人身上的责任感更加重了，越发感到追求深度的重要，这可以视为电视人的责任情结。
对“深度”的思考，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面对面》每一个节目的具体运作过程可以说是将“深度”付诸实践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看上去只是一个个的技术环节，又像是产品生产的流水线，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但这个过程充满了希望、失望、选择、放弃、肯定、否定等诸多矛盾的因素，而且这一切都从选题开始。
选题是这个流程中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每周二是栏目组例行的报选题会，制片人王志、主编耿志民和编导们一起，商议下一阶段节目的选题，也会总结回顾上一阶段《面对面》选题的质量。由于《面对面》是人物专访节目，人物选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节目的质量，选题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样的人物可以进入《面对面》的问题，而这些人物会对《面对面》的定位、前进方向和影响力等等产生重要的影响。
《面对面》的定位是有影响力的新闻人物专访，但是如何界定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不容易，找到大家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更是难乎其难。因此每次报选题的时候，每个编导的表情是不一样的，有的显得胸有成竹，似乎手里已经有了几个不错的选题，只等到报题会开始就准备进行大力推荐； 有的编导看上去有些底气不足，尽量放低姿态，或迅速地在脑海里搜寻一遍，看看有没有遗漏合适的选题。选题报出来之后，大家会开始激烈地争论，这个人物是不是真的适合《面对面》，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对，支持的理由是什么，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就在争论的过程当中，有关节目制作的思路也逐渐清晰。
策划是确定选题之后的第二步，《面对面》节目的策划大部分情况下是共同参与，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启发，相互交流。只要没有外出采访的任务，制片人王志都会参与策划会，他是记者，也是策划案的使用者，所有的策划案都要落到他的手里。读完策划案，王志都会有话要说，做得好的策划案自然提出表扬，然后一起大家讨论，看还有哪些点可以完善； 做得不好的策划案虽然不会遭致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但王志提出的那些应该提到“点”而实际上又没有提到的“点”，再经过耿主编的旁敲侧击、适当补充，大多会让策划案的作者产生幡然醒悟之感，接下来虚心求教，从善如流，像海绵一样吸取对节目有益的营养，其他同事也不吝惜自己的观点，纷纷献计献策，希望能够帮他一把。这时，一个栏目组都在为一个节目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许微不足道，但那种气氛让人感觉到所有的力量都拧在一起，向着一个方向努力，不达到一定的深度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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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序：在路上（3）
采访是整个工作流程中的重头戏，如果将《面对面》的采访比作是挖金矿，王志就是这个辛勤的矿工。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们，采访是一个很累人的体力活，这话不好理解，王志采访就是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地提问，这有什么累人的。电影《手机》里提到过一件事，当时电影的男主角严守一出席一本新书的发布会，他说原始的时候没有出现语言，人不会用语言来交流，要表达一个什么事情，只能手舞足蹈，既费时间又累人。王志采访的时候也有手势，但绝对称不上手舞足蹈，按理说不会累。但如果你这样表示出疑问，王志会看着你，很认真地说，那你来试试。
《面对面》节目的深度取决于王志提问的深度，如果某一个问题，王志问到了，那很好，编导在编节目的过程中就不会为缺少某一个部分内容而担心； 如果某一个问题没有问到，或者提到了但没有追问下去，那很难办，编导可能在节目中就要舍弃一部分内容了。每一次提问都是一次有力地挖掘，王志是训练有素的挖矿工，还在《新闻调查》当记者的时候，他的采访就得到了同事张洁的称赞，张洁现在是《新闻调查》的制片人，他说王志的采访有一个特点，告诉你吧，我不相信，要我相信，你就得经得起我的挑剔。曾经在一份编导提纲里，他提出来跟王志商量的问题大概20多个，但是采访一个半小时当中王志提出的问题是88个。
完成一期《面对面》的节目，王志需要提出多少个问题，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王志在采访过程中的提问必需能够支撑起一期四十分钟的节目，为此，他一直要沿着矿脉挖掘，目的是为了挖出金子。挖掘的过程是艰苦的，矿工必须确保始终在沿着主矿脉掘进，而且有的地方要仔细地掘进，否则就可能错过挖到金子的机会，这就跟编导熬夜、主编失眠一样，为了深度，记者必须要付出劳动，感到累人是自然的。闲聊开玩笑的时候，王志表示如果可以躺着采访的话，他很想躺着采访，耿主编也表示如果可以躺着开策划会的话，他很希望能够躺着开策划会，编导们凑热闹地表示如果可以躺着编片子的话，他们也很想躺着编片子。但是这种让人愉悦的精神假想仅限于玩笑，一旦涉及到节目，每一个人都会谨慎行事，形成节目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分裂”。
接下来由负责一期节目的编导拿出节目台本，记者采访结束，编导首先将节目文本写出来，这是一个“纸编”的过程，“纸编”是相对于在电视编辑设备上编片子而言，介质不同而已。台本出来后，首先交给主编审阅，台本一般都会经主编修改后再送到台里，而修改的次数视改稿后的效果而定，少则二三遍，多则五六遍，或者七八遍。
如果一个台本要经过多次修改，主编在编导心目中，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把关人，编导一边拿着被责令重新修改的稿子，一边想稿子怎么样才能让主编满意，间或想一想主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但耿主编对待任何人都一样，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语气温和，言之有物，每次都是对照稿子，一条一条地说，大到主题的挖掘、节目深度的体现，小到语言的顺畅、解说与采访的衔接，最终追求的目标还是“深入浅出”，让观众对节目感兴趣，又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东西。
经过主编的修改之后，文本送到台里再审，现在负责审阅《面对面》稿件是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冰川，经过他的审阅之后，文本又会有一些修改，孙总用铅笔将修改的地方标示出来，让编导意识到文本中存在的瑕疵，再继续对其进行修改。
编导将按照最后审定的文本来编片子，其他栏目的电视人觉得做《面对面》的片子很简单，解说加采访，解说部分的画面不多，大段大段的对话又很好剪，基本上属于简单的技术活。这话传到《面对面》编导的耳朵里，他们反应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容易，你来试试。《面对面》的形态并不复杂，但编《面对面》的片子绝对不是按照文本上的句子来剪切、粘贴，或者根据解说贴画面。如何在编片子的时候保证对话时的自然状态，比如对话时语气的衔接； 如何让采访与解说的配合自然顺畅； 如何让画面传递出更加丰富的信息，《面对面》虽然不以画面取胜，但决不意味着不讲究画面的质量，这些都是编导要考虑，并且逐个解决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编导才会觉得这将是一期有意思而且好看的节目，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非线制作，编导将片子在对编机上编完之后，将节目素材上载到非线制作系统上，这个时候《面对面》的技术合成将和编导一起完成整个节目的制作过程，这个过程能是由数不清的修改所组成的，有编导自己的修改，有主编审片之后的修改意见，特别节目还有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审看后提出的修改意见，从节目素材上载开始，技术合成和编导就开始了修改之旅，直到节目可以下载到节目的播出带，才算熬到了头。节目播出了，并不意味着结束，接下来还有节目的评议会，收视率的公布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又开始报新的选题了，关于节目深度的技术操练还将继续。
春树：北京娃娃（1）
春树，北京人，1983年出生
2000年高中二年级时辍学，开始自由写作
2002年出版首部半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
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长达半天的欢乐》
王 志：你每次采访以前都提出要见一面。
春 树：才不是呢，我觉得这样特别浪费时间。而且我也不愿意跟人面对面的采访，我宁可他们给我发邮件之类的。
王 志：你会提很多条件，这个问题不能问，这个内容最好不要问，采访以前我们见一次面。
春 树：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嘛，而且这是说明我对你们节目的重视。
王 志：如果是真的问了你那些问题，你会真的跳起来走吗？
春 树：那肯定不会，我从来都不会，我肯定会说完所有的话，表达所有的，然后反败为胜再走。
王 志：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接受我们的采访呢？
春 树：《面对面》很有名啊。
王 志：有名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春 树：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应该接受采访，我有一种直觉应该接受。可以有好多人看到我吧。
春树受到公众的关注是因为她的小说。2002年，春树的小说《北京娃娃》出版。这部被称为是中国当代第一部以“残酷青春”为主题的小说，在文学界和教育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已经被译成十多国文字，在欧美和港台等地出版。2003年，春树的第二部小说《长达半天的欢乐》面世。
这两部小说以主人公自述的形式，讲述了春树从14到18岁间的生活经历。记叙了处在城市生活边缘的一群少年和他们脱离主流教育、喜爱诗歌和摇滚乐、经济困窘，在理想、情感、传统和欲望之间矛盾抉择的生活状态。
王 志：看过你的《北京娃娃》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印象，你中间所写的生活不是浪漫的，你自己用了一个词叫残酷的青春，而且我们的感觉是它现实得让我们有点儿吃惊。
春 树：残酷青春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为了宣传这本书提出来的，我当时也不喜欢这个词，但是我现在觉得也无所谓，只是一个词，是够残酷的，什么青春都够残酷的。但是我觉得我在当时退了学，辞了工作，乐队解散，恋爱失败，开始每天写小说，没有任何钱，在家里拿笔写小说，等了一年时间，换了十家出版社出版，这个过程实在是太超现实了，它是极其现实又不现实的，它居然实现了，最后这本书居然真的火了。
王 志：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发泄？
春 树：发泄也是一种，还有就是表达，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想法。仅仅是表达。像《北京娃娃》引起这么多争论说明它有一定典型性意义，现在那种叛逆、另类的青少年为数还是不少，有很多，而且它写了很多青春期的躁动、反叛，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
王 志：在你所谈到你的生活里面，大家看不到责任这两个字，只有你个人的喜好。
春 树：我只有对自己负责，他们为我做了什么，他们什么也没有为我们做，我为什么要为他负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喜欢的一个乐队，那个人也这么问他，你们为别人负责了吗？那个人就这么说的。
王 志：当有一天你长大之后，当你有一天成熟起来之后，大家会担心都是你这样的生活方式，都是你这样的观念。
春 树：你的意思是这个社会都应该是由什么样的人。
王 志：有责任的人。
春 树：然后？
王 志：对社会负责任，对自己也负责任。
春 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你说的这样的人。
王 志：没看出来。
春 树：好吧，我告诉你，拿我来说，如果我不写这本书，就是我对自己、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我要说出我的观念，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
王 志：很多家长看了你写的书以后，他们也没有觉得春树是一个好人。
春 树：我不需要他们这么来认为，我只希望他们看到其中说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发生。《北京娃娃》整本书我认为是个悲剧，不是说我，是说那本书里写的那一段经历是个悲剧，我希望不要再发生那样的悲剧。
王 志：它的社会作用可能是负面的？
春 树：但是你没有看到正面作用吗。让我来告诉你，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我得到了安慰，我得到了理解，原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样痛苦，原来她也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理解。他们看到了他们，他们也在经历的那种残酷青春。
王 志：有什么残酷的？你的青春有什么残酷的，能告诉我吗？
春 树：这是在那段最容易冲动的年龄，我们的思想还很混沌，而我们清醒起来，青春已经逝去，这就是残酷。
春树的作品让她成为“80后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谓“80后一代”指的是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在春树的书里，她和一些80后的朋友，有着不同于长辈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他们在互联网络上生存、结交，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行为规则，沟通着彼此关于生活、社会、友谊和爱情的观念。
王 志：你们标榜是80年代后，我们觉得这种年龄的差距并不能成为划分一群人的一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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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树：北京娃娃（2）
春 树：也不是我们标榜的，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提起80后，当时我提起80后是说的80后写诗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词全用在80年代后出生的人身上，刚开始我觉得这挺逗的，现在我觉得这一点儿也不逗了，严肃极了，很严肃了。
王 志：很多人说80后标志是什么呢？标志是没有理想，没有责任感，没有道德感。
春 树：这都是谁说的，把那个人叫出来。
王 志：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话。
春 树：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没有责任感？拿过来我看看。
王 志：你们的特点就是这样。
春 树：我肯定是反讽，绝对是反讽。
王 志：你们怎么自己看自己？觉得自己，或者说我跟80后，跟80前，我跟60，我跟70，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春 树：是啊，都是人嘛，只是环境不同，肯定有不同的地方，如果要归类，说出每一代人大致的共同经历是可以的，因为像我们，小时候都看过《小龙人》，一唱那个歌就很亲切，要这么来归类是可以的，而且没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它是一种共同经历，它不是说你的思想可以归类，它是说你的经历可以归类。
2004年2月，美国的《时代》周刊亚洲版以春树为封面人物，刊载了一篇记述80后一代人的文章，“另类”成为这篇文章定位他们的形容词。
王 志：（《时代》周刊）为什么会关注你呢？
春 树：很好解释嘛，因为现在在中国有新旧交替，年轻人现在很多想法，行为特别受关注，如果一旦你做的跟别人有一些不太一样，或者说某些想法不太一样，就立刻会成为焦点。
王 志：你觉得他们的定位是准确的吗？
春 树：需要时间来验证吧。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在很多变化中。
王 志：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春树是一个另类的人。
春 树：我并不是很赞同，但是他们怎么称呼我都无所谓，一个称呼而已，很多称呼的，80后，少年作家，少女作家，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有这么多称呼。
王 志：你与众有什么不同。
春 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春树21岁，成长于北京某部队大院
喜爱诗歌和摇滚音乐，曾组建过乐队
高二时辍学
王 志：大家都在念书，你选择退学了，什么时候你感觉到自己应该过一种跟同龄人不同的生活？
春 树：我从来没想到过要跟他们过不同的生活，那有意义吗，只是一路走过来的，让我确实没有办法再持续那种我们大家说的那种正常的生活。
王 志：你思想抗拒什么呢？
春 树：我在想我要不要坚持下来，拿到毕业证，我在想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高考，我以后参加高考，如果要高中毕业证，我在想我爸爸妈妈平常对我要求，他们肯定会气疯，他们也不会同意，我在想我要干嘛，会不会饿死，会不会特别无聊，这全都是问题，还有一点我为什么要退那个学，有一点私人原因，我之所以报那所学校，因为它离北大近，我很喜欢北大。
王 志：这跟北大有什么关系？
春 树：我特别喜欢北大。有一点儿盲目，我的那种盲目还是比较可笑的，可笑在因为我喜欢北大，而选择了离北大很近的学校，那个学校离家非常近，在颐和园，我每天骑自行车去。事实上我应该选一个普通的高中好好学习，我以为我喜欢它我就要在它边上，事实上那让我离它更远。那个学校是职高，当时的规定是职高、中专学生不能参加高考，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职高不能考大学的。
王 志：但是最终你还是退了？
春 树：因为我的选择是可笑的，因为我的选择首先就是错误的。
王 志：但是你不觉得这个退学的决定也是错上加错吗？
春 树：我必须把它重新打乱重新来走，我当时上职高是没有办法考大学的，要么去上高职，就是读我当时的专业，涉外公关文秘专业，我对那个没有什么兴趣，要么是上班，我对上班也没什么兴趣，我总觉得我有更好的路可以走，可是当时的教育制度，不允许职高的学生考大学，我只能走那两条路。
王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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