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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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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的时候，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得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吃了一些凝乳，点上一支香烟，他又来参加争论了。“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了，而且是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农奴制被废除了，剩下来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现成的、非采用不可的。长工，日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于这些形式已经感到不满了。”
“不满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会探求出来的。”“那正是我所要说的，”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探求呢？”
“因为这正和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一样。它们本来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的。”
“但要是它们不适合我们使用，要是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惊愕的神情。
“啊，这样我们真要目空一切了，我们居然探索出欧洲正在探索的东西！这套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关于劳动组织问题在欧洲取得的一切成就吗？”
“不，不大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舒尔兹…杰里奇派①……还有极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②派论劳动问题的浩瀚著作……米尔豪森制度③——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您大概也知道吧。”——
①舒尔兹…杰里奇（1808—1883），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储蓄信贷银行和独立合作社组织的创办人，他认为这可以调和工人和雇主的阶级利益。
②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盟”的创办人。他以得到政府支持的生产会社来对抗舒尔兹…杰里奇的独立的合作社组织。在这个基础上他和俾斯麦发生联系。“拉萨尔派”在工人问题上和普鲁士君主制度公开结盟。
③米尔豪森制度——工厂主多尔富斯在米尔豪森（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创办的“关心改善工人生活协会”建造房屋，由工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用。多尔富斯的“协会”是带有慈善目的的商业企业。它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问题。
“我稍微知道一点，不过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无疑的，关于这一切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自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但是这使我感到兴趣，而且实在的，要是您也感到兴趣的话，您应该研究研究。”
“但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立起身来了，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住列文想要窥看他的内心深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就去送客去了。
十
列文那天晚上和女人们在一道，感到十分厌烦；他想到，他对于他的农业经营所感到的不满并不是特殊情形，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他想到，要调整劳动者对于土地的关系，使他们劳动起来，能够像在他到斯维业日斯基家的路上所遇见的那个农家干活一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动。在他看来，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他应该试着去解决。
向妇人们道过晚安并且答应了明天再留一天，好和她们一道骑马到皇家树林去游览一处有趣的占迹，列文在就寝以前走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拿斯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关于劳动问题的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是一个大房间，四围摆着书架，中间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外一张是圆桌，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字的新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在一盏灯的周围，像一颗星的光线一样排列着。在写字台旁有一个抽屉架，上面标着金字，里面装满各种各样的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来，就在一把摇椅上坐下。
“您在那里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边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哦，是的，那里面有一篇很有趣味的论文，”斯维亚日斯基说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看来好像，”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腓特烈。原来……”
于是，以他所特有的明快的语言，他概括地述说了那些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有趣的发现。虽然这时列文一心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当他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的话的时候，他暗暗问自己：“他心里藏了些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于瓜分波兰的问题会感到兴趣呢？”当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忍不住问：“哦，那么怎样？”可是并没有下文。他有兴趣的只是“原来”是怎样怎样。但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而且认为不必要说明，这为什么引起他的兴趣。
“是的，但是我对那位容易动气的邻人倒非常感兴趣。”列文说，叹了口气。“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而且说了不少真话哩。”
“啊，算了吧！一个隐蔽的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领向另外的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说着，大笑起来。
“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农业经营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推行的那种放债方法，或是索性最简单的方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说这行不通，这话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一个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对于一切他们觉得新奇的设施都要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东西是必要的：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是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效用呢？”
“你知道吧，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
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
“但是学校有什么好处呢？”
“学校供给农民另外的需要。”
“哦，这正是我始终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学校怎么会帮助农民改善物质状况呢？你说学校和教育会供给他们新的需要。那更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加减法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傍晚时候，我碰到一个抱着婴孩的农妇，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要到女巫那里去；她的孩子有好啼哭的病，因此，她带他去诊治。我就问：‘女巫怎么医治好啼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面，口里念句什么咒语……”
“哦，您正好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要阻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去医治他好啼哭的病，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说，愉快地微笑着。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只不过觉得这种医治方法与用学校医治农民很相似罢了。农民是贫困而且无知的，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和那个农妇看到孩子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确切。但是，学校怎样治疗这种贫困和无知的病，恰恰和鸡笼怎么可以医治好啼哭的病一样不可理解。需要医治的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①是意见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更大的生活福利和安适的结果，是像他说的更勤的洗涤的结果，然而并非是由于能够读书和计算……”——
①斯宾塞（1820—1903），反动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里斯维亚日斯基是指斯宾塞的文章《我们的教育是正确理解社会现象的障碍》。
“哦，我居然和斯宾塞意见一致，这倒使我十分高兴，或者相反地，十分遗憾；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有用的是一种可以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这样一来，学校就自然而然会有的。”
“可是，现在在全欧洲学校都是义务的。”
“在这点上您自己怎么会同意斯宾塞的意见呢？”列文问。
但是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惊异的神情，他微笑着说：
“不，那个治好啼哭病的故事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吗？”
列文看出他简直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论断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是毫不在乎的；他需要的只是推论的过程。而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他就不欢喜它了。那是他唯一不欢喜的东西，他总是把话题转到什么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这样避而不该它。
从在路上遇见的老农民所给与他的印象起，那个印象成为这一天的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这一天所有的印象都使列文非常兴奋。这位善良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用的，而且显然还有列文窥探不到的某些生活原则，同时当他和群众在一道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位怨天尤人的地主，他说他被生活折磨得苦恼不堪，这话是十分对的，但是他对于俄国整个的阶级，而且是最好的阶级的愤慨，却是不对的；还有，不满意自己所做的工作，茫然地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都混合在内心的烦恼和期望迅速解决的心情中。
列文一个人住在给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他的手脚每动一下就意想不到地弹跳起来的弹簧垫褥上，他很久没有睡着。和斯维亚日斯基的谈话，虽然他说了许多聪明的话，却没有一次使列文感到兴趣；但是那位地主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想像中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所以应该用权力强制他们接受；假使不改良农业就办不成的话，那么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农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劳动就准会成功的，就像我到这里来的路上所看到的那个老农民家那样。你们和我们都对农事感到不满，这证明过错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农民。我们采用我们的方式——欧洲的方式——已经很久了，而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劳动力的性质。我们且不要把劳动力看做一种理想的劳动…力，而把它看做具有自己本能的…俄…国…农…民，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情况来经营我们的农业。假定，我该对他这样说的，您像那位老农民那样经营农业，您找到了可以使得您的农民对于他们劳动的成果感到兴趣的办法，而且找到了他们承认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壤贫瘠下来，而得到您以前的收获的两倍或三倍。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劳动者；您剩下来的会多些，而劳动者所得到的也多些。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降低农业水平，使劳动者对农业的成果发生兴趣。至于怎样办？——这是一个涉及细节的问题，但是无疑这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念头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思量着如何实行他的这个思想。他本来不想第二天回去，但是现在他决心明天一早就动身回家。加上，穿着裸露脖颈的衣服的姨妹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似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感到羞愧和悔恨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毫不延迟地回去；他得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们提出他的新计划，这样，播种就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进行。他下决心改革他的整个农业经营方法。
二十九
列文的计划的执行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尽力而为，总算达到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不称心如意，却也足以使他毫不欺骗自己地相信这事情是值得费力的。主要的困难之一是农事正在进行，要使一切停顿下来，再从头开始，是不可能的，而只得在运转中调整机器。
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当他把他的主意告诉管家的时候，管家带着明显的高兴神情同意他那一部分话，就是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笨而不中用的。管家说他早就这样说过，但却不听他的话。可是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对于这个，管家只显出一种大为失望的神色，没有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却立刻开始谈起明天急需运走剩下的黑麦捆和派人去锄第二遍地那些事情来；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他的计划的时候。
在开始和农民谈起这事，提议按新的条件把土地租让给他们的时候，他遭遇了同样的巨大困难；他们是这样忙碌地干每天的工作，他们没有余暇去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那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让他和他一家分享牧场的利益——似乎十分理解，而且完全同情这个计划。但是当列文向他提到将来的利益的时候，伊万的脸上就表露出惊异和歉疚，好像表示不能听完他要说的一切，就急急地替自己找出一件什么刻不容缓的工作：他或是拿起叉子去把干草从牲口棚里抛出来，或是跑去打水，或是去扫除牛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要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目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些什么）总是秘而不宣的。而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但也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心思。此外（列文感觉得那位爱动怒的地主说得很对），农民们在订立任何契约的时候，总是把不要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式耕种法，或是使用任何新式农具当作首要的坚定不移的条件。他们承认新式步犁耕得比较好，快速犁也耕得比较快，但是他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他们不能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虽然他已经确信不疑这样做他就得降低农业水平，可是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但是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一意孤行，到秋天这个计划就开始实行，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最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依照新的合作条件按照现状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立刻看出这是不行的，于是就决定分散经营。畜牧场、菜园、果园、草场和分成几块的耕地，分别加以处理。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在列文看来，比谁都更理解这个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一家人组成的劳动组①，承担了畜牧场的管理工作。休耕了八年的一块遥远的荒地，靠着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在新的合作条件之下，由六家农民承受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还照老样耕种，但是这三个组是新组织的基础，占据了列文的全部精力——
①劳动组是当时俄国流行的工人们的一种合伙分红的组织。
这是事实：畜牧场的情形并没有比以前略有起色，伊万激烈反对把母牛安顿到温暖的牛棚里，反对用新鲜乳酪做奶油，断言要是母牛放在冷处，饲料可以吃得少一点，而用酸乳酪做奶油更有利，而且他要求像过去一样付给他工资，对于他领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预付的一份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这是事实：费奥多尔…列祖诺夫那一组借口时间过于仓促，没有依照契约在播种以前把土地翻耕两次。这是事实：这一组的农民，虽然同意在新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并没有把土地看做大家的共有物，却当做是为了平分收获而租借来的，而且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就不只一次地对列文说过：“要是您收地租的话，您可以省掉麻烦，而我们也比较自由一点。”而且这些农民还借着种种的口实，把契约上规定了的在农场上建筑家畜场和仓库的事尽拖延下去，一直拖延到冬天。
这是事实：舒拉耶夫只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很明显是故意误解了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这也是事实：在他和农民们谈话，对他们说明计划的一切利益的时候，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只听了他说话的声音，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当他和农民中最聪明的那个列祖诺夫谈话的时候，他格外痛切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觉察出一种光辉，那光辉那么明显地表示出嘲笑列文的神情，表示出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好像是说，尽管有人上当受骗，但决不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仍然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而且由于严格核算和坚持己见，他将来总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那时，这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行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农场上未了的事务，还有他在书斋内的著述工作，在整个夏天这样地占据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猎。在八月末，他从那个送回女用马鞍的仆人口里听到奥布隆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由于这种他现在一想起来就要羞得脸红的无礼举动，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会去看望她们了。他对于斯维亚日斯基家也是同样无礼：不辞而别。但是他也再不会去看望他们了。现在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农业改造问题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又读了一遍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没有的材料，他又读了一遍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像他预料到的那样，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计划有关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臂如在米勒①的著作里，他最早曾经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的，时时刻刻希望从中得到盘据在他心头的许多问题的解答，他找到了从欧洲的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为什么一定会具有普遍性。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曾迷惑过他的那种美妙的但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补救欧洲经济状况的措施，都和俄国农业毫无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不变的。社会主义却告诉他，沿着这种路线发展只会引向灭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和地主，怎样处理他们的千百万人手和千百万亩土地，使他们提高生产来增进公共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两种书籍都没有答案，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既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就细心地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书籍，而且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一番，为的是避免在这问题上遇到像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常遇到的困难。常常，当他开始理解对方心里的思想，而且开始说明他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对方会突然地对他说：“但是考夫曼和琼斯、久布阿、米歇尔②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吗？读读吧；他们已把那个问题研究透了。”——
①米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
②这些都是虚构的名字。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歇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他需要的东西。他知道俄国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就像去斯维亚日斯基家半路上那个农家，劳动者和土地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但在大多数场合，当资本是以欧洲的方式使用的时候，产量就很少，而这完全是因为：只有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法，劳动者才愿意劳动，而且才劳动得好，这种敌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久的，是人民本性中根深蒂固的现象。他想，俄国人民负有占据和开垦广漠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的使命，他们有意识地坚持袭用合乎需要的方法，直到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了为止，而他们的这个方法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坏。他要以他的著作从理论上，以他的农事从实际上来证明这点。
三十
在九月末尾，为了在租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上建筑家畜场，运来了大批木材，黄油卖掉了，利润也分了。实际上，农场上的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或者至少在列文看来是这样。要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完成他的著作——照他的梦想，那著作不但要在政治经济学上卷起一场革命，而且要根本消灭那门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新的科学基础——那就只有出国走一遭，实地考察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列文只等小麦出售，可以拿到一笔钱，就到外国去。但是开始下雨了，影响了残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的收割，使一切工作，连出售小麦的事在内，都陷于停顿了。路上泥泞难行；两架风车被大水冲走了，天气越来越恶劣。
九月三十日，太阳在早晨露了面，列文希望天气会放晴，开始坚决忙着做动身的准备。他吩咐动手装运小麦，并且派管家到商人那里去取卖出小麦的钱，自己骑了马到各处去，在动身之前对农场上的事务作最后一次安排。
列文办完了一切事务，全身被沿着皮外套流进他的脖颈和长统靴里的雨水浸透，但却怀着最紧张兴奋的心情，在傍晚回家去。傍晚，天气更坏了；雹子这样无情地打着那湿透的母马，使得它侧着身子走着，抖动着头和两耳。但是列文戴着风帽，所以觉得很舒适，他只顾愉快地向周围眺望，时而望着沿着车辙流过的浊水，时而望着从树叶落尽的细枝上垂下的水滴，时而望着桥板上没有融化的雹子的斑斑白点，时而望着在赤裸裸的榆树周围厚厚地堆积起的还是汁液饱满的、肥厚的落叶。尽管四周的景物很阴暗，他仍然感到异常兴奋。他和较远村落里的农民们的谈话显示出他们已开始习惯于新的状况了。他曾走到一个看管房屋的老头家里去烤干衣服，那个老头显然就很赞成列文的计划，并且自动请求入伙购买家畜。
“我只要坚定不移地向我的目标前进，我就一定会达到目的，”列文想，“而且这是值得努力去做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公共福利的事。整个农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非根本改变不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和谐和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因为正确的思想是一定会取得成果的。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科斯佳…列文，曾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曾遭到谢尔巴茨基家小姐的拒绝，而且自己觉得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的一个人，居然会是这种事业的创始人——那也没有什么。我相信佛兰克林①想起自己的过去时，也一定觉得自己无用，他也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而且他一定也有一个他可以推心置腹的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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