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引来了制造业更为激烈的竞争。北海油田也并非天赐宝物，它虽然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又使得英镑升值，损害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
　　经济统计数字向人们表明，的确出现了贝罗克所说的“大不列颠工业衰退的加速度”。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降为1980年的4％。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急转直下，从1955年的降为1976年的。194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西德、日本、法国一一超过了它，欧洲许多富裕的小国人均收入也纷纷超过了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可自由支配的人均收入被西德、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抛在后面，降为更加接近于地中海国家的水平。当然，英国在世界贸易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还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至于英国的地位是否应该下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则又当别论。与其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地位今后是否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也还难以预料。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经济衰退趋势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它仍然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与劳埃德·乔治时代甚至1945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时代相比，目前的英国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泱泱大国，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大国罢了！
　　正当英国的经济在相对衰落中失去活力的时候，西德则在创造“经济奇迹”。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种发展相对来讲是十分“正常”的。即使在分裂状态下，联邦德国仍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基础设施，拥有丰富的国内资源（从煤一直到机床厂），同时还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这一点在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有不少人才是从东德逃过来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力量都因国家军事机器的需要而走上了邪道。现在国家的力量可以（像在日本一样）投入商业成就之中，唯一的问题只是恢复的程度。德国的大企业曾轻易地适应了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统治的需要，现在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美国的管理思想。它的大银行再一次得以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发挥重大作用。它的化学和电气工业不久也东山再起，成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大量卓有成效的汽车公司，比如大众和梅塞得斯（奔驰），对数以千计的供应厂商具有必然的“增效作用”。随着出口的兴旺，德国已成为世界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美国的出口大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经济社区要求吸收“客工”以满足其对非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德国经济再一次——这是100年中的第三次——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发电厂”。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2）
从统计方面来看，西德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不断成功的记录。即使在1948年和1952年间，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增长了1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7％。随着它的总投资额达到欧洲最高水平，德国厂商就能获取现成的资本，从中得到巨大好处。它的钢产量在1946年实际上还等于零，不久就居欧洲之首（到1960年超过了3　400万吨），其他的工业也都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成就。在国内总产值方面，它每一年都取得最高的增长率。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52年只有320亿美元，而10年之后却跃居欧洲第一（约890亿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超过了6　000亿美元。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60年不过1　186美元（当时美国为2　491美元），到1979年已猛增至10　837美元，超过了美国的9　595美元的人均数。年复一年，德国的出口盈余日渐积聚，随之而来的是德国马克的比价经常向上调整，实际上已成了一种储备货币。面对来自效率更高的日本的竞争，尽管西德自然会有所担心，但它已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第二个最成功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有40％的领土和超过35％的人口被分裂开了，西德的这一成就更显得突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很快表明，在所有东欧国家（包括苏联）中，尽管自己有数百万优秀劳动力流入西德，但按人口计算，它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工业化程度也最高。假设有可能恢复到1937年的疆界，那么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再次把欧洲所有的经济对手远远地甩在后面，比起较自己庞大得多的苏联，也不会逊色多少。
　　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和分裂，也由于它的国际地位（还有柏林的地位）继续受到共管德国的“四强”的控制，它的经济实力才未能转化成政治力量。由于深感对东部的德国人负有天然的责任，所以联邦德国对北约…华约关系的冷暖格外敏感。联邦德国是西欧国家中同东欧和苏联贸易量最大的国家，然而一旦战争爆发，它又明显地处于最前线。苏联和（稍次于它的）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任何些微复活的警觉，决定了联邦德国永远也不能成为核国家。它对像波兰人和捷克人这样的邻国有一种负疚之感，对苏联则感到易受攻击，对美国则是严重地依赖，它满怀感激之情欢迎戴高乐倡导的法德特殊关系，但却很少感到自己能运用经济力量来控制法国执拗自信的政策。由于在理智上同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刻对抗，西德对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被视为一个很好的团体行动成员而不是一个决定性领袖，感到十分高兴。
　　这同法国在战后世界，更准确地说是在1958年戴高乐任总统以后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如上所述，以莫内为首的计划者们在1945年以后所希望取得的经济成就，一直受到它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国内政党政治的动荡以及法郎疲软的冲击。然而，正是在印度###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几十年来，法国的人口第一次有了增长，从而刺激了国内的需求。法国虽然富足、多样化，但却属于半发达国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只是由于和平的降临、美国援助的输入、公用事业国有化和广阔市场的推动，才使得它的增长成为可能。进一步讲，法国（像意大利一样）的工业化水平按人口计算相对低下，因为它的经济以城镇小工业和农业为主，而这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当引人注目：从1953年的指数95增长到1963年的167和1973年的259（同联合王国1900年的指数为100相对比）。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60年代由于有共同市场的推动又上升到。欧洲共同市场的特殊措施不仅保护了法国农业免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而且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欧洲市场。西方世界的普遍繁荣也促进了法国传统的高附加值商品（服装、鞋子、葡萄酒和珠宝）的出口，现在飞机和汽车也成了它的主要出口货物。在1949年和1969年之间，法国的汽车生产增加到10倍，铝增加到6倍，拖拉机和水泥增加到4倍，钢铁增加到倍。即使工业化水平不高，相对说来法国也一直是富裕的；到70年代，它就更加富裕了，而且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了。
　　不过，法国的增长决不像它的莱茵河邻国那样广泛地依靠工业，蓬皮杜总统要很快超过西德的理想也毫无实现的迹象。除了电气、汽车和航天工业这几个明显的例外，法国的大多数工厂规模小、投资少，而它们的产品价格却比德国高。尽管它推行了农业“合理化”改革，大量的小农经济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还受到了共同市场补贴政策的庇护。然而，对法国农业的压力，加上工业现代化（包括关闭旧的钢铁厂等）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由于本国燃料供应的短缺，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并且（尽管它有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其国际收支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它同西德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而且又需要经常使法郎对马克贬值；但这同美元法郎比价的经常上下波动比较起来，也许是保持法国经济地位的较可靠的办法。甚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法国的经济也面临某种危险，一旦经济动荡不安，许多稳健的资本家便携带着全家的积蓄逃到瑞士。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3）
但是，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的期望值，而且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时期是如此。也许这应归因于法国那种国民文化中十足的自信精神，而且这同英美影响的下降、苏联对世界吸引力的日渐微弱以及德国谨慎从事的时代相巧合。如果西欧真要有一个领袖和代言人，那么法国将胜过孤立主义的英国和被征服的德国而成为当然的候选人。进而言之，法国历届政府很快就认识到，通过说服共同市场遵循一条特殊的路线——在农业关税、高技术、海外援助、联合国内的合作、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等方面——以有效地利用巴黎倡导的、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洲共同市场这一有利地位，就能大大加强自己本不甚强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影响。而一旦时机成熟，以上任何一点又都难以阻止它采取单边的行动。
　　上述4个较大的欧洲国家的财富和生产在这几十年的增长，加上邻国弱小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在它们之间实现永久的和睦。早期对日益紧密的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期望损害了共同市场成员国中仍然强烈的民族主义，这首先在戴高乐的法国，尔后是那些姗姗来迟的、怀着戒备之心参加欧洲共同体的国家（英国、丹麦、希腊）身上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经济分歧，尤其是在高额农业补贴计划上的矛盾常常使共同体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会议日程陷入瘫痪。由于中立的爱尔兰参加了共同体，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这一使命不得不留给北约（法国现已退出北约的指挥机构）去完成。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欧洲的打击特别沉重，似乎一下子打消了人们早期的乐观主义。尽管惊恐四起，共同体官员们也做了大量的计划工作，但是要制订出一套发展高技术的政策以对付日本和美国的挑战，仍然步履艰难。然而，不论有多少困难曲折，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发展的现实规模已意味着，今日国际形势已完全不同于1945年或1948年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地区（尽管相当一部分属于欧洲内部贸易），到1983年，它已拥有世界最多的货币和黄金储备；它生产的汽车（占世界产量的34％），无论比日本（占24％）还是比美国（占23％）都多，它生产的水泥也多于美日，它的粗钢产量仅次于苏联。1983年10国共同体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美国，而与苏联基本相同——各有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大于苏联，甚至比整个经互惠国家的总额都多。如果说欧洲共同体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尚不成熟，那么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1956年相比却强大得多。
　　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的，可说是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演变。如上所述，在这几十年中，苏联不仅保持了它的强大陆军，而且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建立起一支远洋海军，并将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然而，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的竞赛努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基础在决定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正统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遭受经济困难的折磨。
　　这并没否定苏联及其所支配的东欧盟国自斯大林末期以来所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从许多方面来看，苏联和东欧在这几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比起西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这可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起点很低：贫穷和落后。不论怎样，根据大致的统计数字来看，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它的钢产量在1945年只有1　230万吨，1960年则达到6　530万吨，1980年又跃至14　8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发电量在同期内也从4　320万瓦/小时，上升到29　200万瓦/小时和129　400万瓦/小时；汽车产量也从万辆跃至万辆和220万辆；而且这个成就单子还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它的整个工业产量在195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假定1953年的增长指数为100，那么到1964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21，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同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太空探索和军事装备上的惊人成就一样，都显示了苏联人的卓越才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的经济比斯大林统治时期要繁荣得多、基础雄厚得多，而且其绝对量一直稳步增长。
　　然而有两个严重缺陷使这些成就黯然失色。第一点就是苏联经济增长率长期稳步下降。从1959年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每年的两位数向下降落，越降越低，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每年只增加3％～4％，而且仍在下降。回顾历史即可看到，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发展，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早期的、突出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力和资本的大量消耗实现的。随着现有劳动力供应的完全使用（而且还要同武装部队、农业进行争夺），增长的速度也就只有下降了。就资本投资来讲，苏联主要是将大量资本倾注在与重工业和国防有关的生产上，而且又往往过分强调数量的增长，忽视了质量的提高，从而使其他众多的经济部门投资不足。虽然苏联的人均生活水平在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统治下有了提高，但是，在个人消费被人为地控制得很低，以保证将其资源用于重工业和军事方面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消费者的需求（正像在西方一样）无法刺激经济的增长。也许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以下两点：即长期影响苏联农业僵化的体制和恶劣的气候。因此，不论苦恼的计划人员和部长们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对农业的投资多么慷慨大方，苏联农业净产量的增长率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降到60年代的3％和70年代的。考虑到农业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人口在1950年以后的30年中增加了8　400万，它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总的增长要远远低于其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后者本身又有点像“强制性”的成就。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4）
第二个严重缺陷是可以充分估计到的、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鉴于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赫鲁晓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是优越的，并将有朝一日“埋葬资本主义”，看起来还有些道理。但是从那以后，形势变得越来越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担心。欧洲共同体在工业上的“半个巨人”西德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其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过苏联。小小的岛国日本也发展得如此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苏联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尽管其工业相对衰落，但在总产量和财富方面仍遥遥领先。苏联及其东欧兄弟国家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并没有消除同西欧的差距；对此，生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下的人们未免有些羡慕。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面对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讯技术，只能望洋兴叹。而苏联的农业从生产率上来看也仍然同以往一样衰弱不堪：1980年，一个美国农业工人生产出的粮食足够满足65个人的需要，而它的苏联同伴生产出的粮食却只能养活8口人。这反过来又使苏联处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进口大量粮食的困境之中。
　　苏联本身的许多经济困难都能从它的卫星国的问题中反映出来——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同西方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也能从其卫星国强调中央计划、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这一相似的发展方针中反映出来。虽然东欧国家之间在繁荣和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仍在出现），但它们总的趋势都是早期突飞猛进，尔后日渐衰退，这使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者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苏联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农田，尽管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和南方的荒漠限制了这种努力的可能性（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当年满怀信心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变成沙尘暴发源地）。同样，广泛地开采自然资源来解决比如石油储量与使用量不相称这类问题，也冒有效率低下的风险，因为只要矿井进入冻土区，提炼成本马上就会上升。它也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工业和技术，但这只能以下列两种危险作代价：要么从国防中抽出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不论领导怎么更换，国防一直是苏联第一重点；要么从消费品生产中放血——但是在通讯条件的改善使西方的繁荣在东方人的眼中更加明显的情况下，这种调整的微小变化都是很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最后，苏联及其兄弟共产党政权可能推行一系列改革，不仅要经常地铲除贪污、打击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改革其体制，提供个人刺激，引入现实的价格机制，允许个体农业的发展，鼓励公开讨论和开发新技术方面的企业家精神，等等，就像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所巧妙实践的那样。但实施这种改革战略的困难，正如捷克1968年的经验表明的那样，“自由化”措施将把控制森严的共产党政权本身置于被怀疑的危险境地，因而在十分谨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引起了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军界的不满。由此可见，要扭转经济的相对衰落必须谨慎从事，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显著的成功不大可能。
　　也许唯一能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安慰的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并且正在很快地失去它在1945年以来在世界财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有的相对比重。当然，提及这个年头对于理解美国的相对衰落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美国有利的经济地位既是空前未有的，又是不自然的。它之所以占据世界的顶峰，部分是由于它本身生产的膨胀，但也因为其他国家暂时的虚弱。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一特殊的形势将会变得对美国不利；而且随着世界工业生产的普遍高涨（1953年到1973年之间增长了2倍多），形势还将进一步转化，因为在新的工厂、车间在全世界普遍兴起的时候，要保持其1945年占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这个水平是不可能的。据贝罗克统计，到1953年，美国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比已降到，到1980年降至，而且仍在下降。几乎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指南也证明，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降到了1980年的（尽管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短期的升值可能预示着这一比例在以后几年中会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生产大大倒退了（除了那些西方世界中普遍衰落的工业部门），而是说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大大地提高了。汽车生产也许是说明这一问题中两种趋势的最简单明了的例子：1960年，美国生产了665万辆汽车，占当年世界汽车产量1　280万辆的52％；到了1980年，由于世界汽车总产量达到了3　000万辆，尽管美国的产量增至690万辆，但它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23％。
　　虽然有这么半点安慰——这同70年前英国面对其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但仍习惯以此来安慰自己的情形颇为相似——但是这种变化却有令人担忧的一面。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必然要相对衰落吗？”而是“它必然会衰落得如此之快吗？”因为即使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它的竞争地位也由于每年的人均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同前几十年相比，见表42）而受到削弱。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5）
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正常”发展。正像迈克尔·鲍尔弗所指出的，在195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美国一直是标准化手段和大规模生产工艺的革新者，因此它的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增长得快。结果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快，而且已经在高效率水平（按每小时的人均产量）上从事生产；反过来这就使美国通过采用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机械来提高产量这种司空见惯的可能性，同其他国家相比大大减少了。”然而，不管这一点多么正确，美国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其他一些长期趋势仍然没有什么益处：财政和税收政策刺激了高消费，但个人储蓄率却很低；除了为军事目的进行的投资以外，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正慢慢减少；而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防开支却比西方集团中的任何国家都多。另外，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正从产业部门流向服务业，即进入低产领域。
　　表—1962年人均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率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这多种经济趋势都被下列可喜的景象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是在空间领域）的惊人发展，刺激消费者对日新月异的汽车和彩电的消费欲望的高度繁荣，美元作为外援、军事开支或者作为银行和公司的投资从美国向世界贫困地区的转移。在这一方面，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谢尔温…施赖伯提出的“美国的挑战”所引起的普遍恐慌，是有启发意义的。当年所谓“美国的挑战”来自以下事实：美国大量地向欧洲（广而言之是世界各地）投资，据说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经济卫星国；像埃克森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引起的普遍畏惧或者憎恨；与这些趋势相联系的，还有同美国商业院校所普遍传授的先进管理技术相一致的各个方面。从某种经济观点来看，美国投资和生产的转移，的确是经济力量和现代性的证明，因为它们利用了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保证其产品在海外市场畅销的广阔渠道。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资本外流的势头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始超过美国通过工业制品、粮食的出口和“无形”的服务业带来的贸易盈余。尽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种日益上升的国际收支逆差已经导致美国黄金的外流，但是大多数外国政府仍然乐意持有更多的美元（成为主要的储蓄货币），而不是要求支付黄金。
　　然而，随着60年代的到来，这一有利的环境即告消失。尽管越南战争使美国大量的美元付诸东流，但是肯尼迪总统和（比之更甚的）约翰逊总统都想增加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不仅仅限于越南。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致力于扩大国内开支，虽然这种倾向在1960年以前就可以觉察到。然而任何一届政府又都不愿付出政治代价，以增加税收来支付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联邦赤字的逐年上升、无法抑制的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日渐削弱。这又反过来导致更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由约翰逊政府）抑制了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从而使之变成了新的欧洲美元。正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在世界（经互会除外）黄金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50年的68％降到1973年的27％。整个国际支付和货币流通体系由于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而日渐动摇，而后又由于戴高乐对他所说的美国“转嫁通货膨胀”进行的愤然反击而进一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发现，除了终止私人市场上美元同黄金的挂钩关系、尔后使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外，别无选择。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在美国财政金融处于鼎盛时期所构筑的大厦，现在又由于它的主要支柱再也承受不住其紧张压力而崩溃了。
　　20世纪70年代美元自由浮动的详细情况这里不做论述，美国几届政府努力在不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刺激增长的曲折过程这里也不作详述。70年代，美国高于平均数的通货膨胀率常常导致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日元的疲软；而在80年代早期，对严重依赖欧佩克石油供应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造成沉重打击的石油危机，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的高利率又使美元趋向坚挺。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并且可能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的意义可能比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在私营部门这一增长率从（1965—1972年的）降到（1972—1977年的），直至（1977—1982年的）——这一不可阻止的长远趋势要小一些。它们的意义也许还不如以下几种正在发生的巨变：日益上升的联邦赤字可以被看成凯恩斯主义式的对经济的“推动”，但却付出了昂贵代价——从国外吸收大量资本（美国高利率的诱惑）使得美元价格上升到不正常的水平，以至于使美国从纯债权国变成了纯债务国；美国制造商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同进口的汽车、机电产品、厨房用品以及其他商品进行竞争。因此，毫不奇怪，人均生产总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现在开始在这一名单上向下滑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6）
对于那些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不是仅仅同瑞士的收入和日本的生产进行有选择的比较——认识美国经济及其需要的人来讲，仍然有某些值得欣慰之处。正如卡里奥所指出的，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策确实实现了一些基本的、意义深远的目标：同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相比，美国国内实现了繁荣；没有通过战争就遏制了苏联的扩张；西欧经济和民主传统的复兴，尔后日本的崛起创建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集团”，以及“建立一整套处理共同的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多边机构”；最后，“旧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日益紧密地加入了世界经济”。总之，美国仍然维持着自由世界的秩序，而且它自己也日益依赖于此。尽管它在世界财富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甚至比估计的还要快些，但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重新分配所带来的环境，对它本身的开放市场和资本主义传统并没有什么抵触。最后，即使美国在生产上的领导地位因某些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