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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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兴起（1）
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像，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就比其实力更加明显。首先它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自豪。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在这以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像。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笼罩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比较起来，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却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实力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一　　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　000万～5　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
　　对于受教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书籍。商业和工业受到开凿运河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西方的兴起（2）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西班牙的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迫建造他自己的大战船队，装备发射投掷机械。14世纪初期，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　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国家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北京的朝廷。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带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　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2］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3年以后一项皇帝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项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仍未重新考虑过这个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3］。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孔子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建了中国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经常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不仅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然而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就不能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更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还是存在。
　　结果，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仅仅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满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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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兴起（3）
一个最后的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这些炉子的规模在征服者于哈斯丁斯登陆［4］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二　　穆斯林世界
　　还在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虽然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大概可以这样说，事实上穆斯林国家在16世纪就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不仅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在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非王朝也正经历着国力和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在伊斯迈尔一世（1500—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代；一系列强大的穆斯林汗国仍然控制着经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诸如博尔努、索科托和廷巴克图等一系列西非###国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早期就被穆斯林势力推翻了；而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固，但后来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然而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发展的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还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与之比较起来，基督教传教团的劝教活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但对近代早期欧洲来说，最重大的穆斯林挑战，当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军队和那个时代最好的围城训练。还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窜犯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利凡特。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他们用土耳其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这也烦扰了伊比利亚船员的话，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向南攻击埃及和阿拉伯以后，在苏里曼时期（1520—1566年）对欧洲的压力重新开始。这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优势军队了，它在1526年莫哈奇战役之后受到蹂躏，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尔在巴尼伯德获得胜利的一年，通过这一胜利他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是否整个欧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因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那时阵线已在匈牙利北部稳定下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构成经常的危险并施加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军事压力。甚至到了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在很多方面几乎同样令人惊恐。土耳其人像中国的忽必烈汗一样，发展海军只是为了攻下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这种情况，穆罕默德苏丹曾用大战船和几百艘小船对其进行封锁，协助1453年的攻城。此后强大的战船队曾被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得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战船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上势力接近；但到该世纪中叶，穆斯林的海军在整个北非沿海都很活跃，他们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0—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斗发生才受阻止步。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军事机器、一个从事征讨的上层人物集团（像中国的满人）。奥斯曼人在比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一名匈牙利人就是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在像苏里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1　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人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仅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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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兴起（4）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比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边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已有迹象表明，它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而使穆斯林世界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压服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那边阿拨斯大王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相继有13个无能的苏丹进行统治。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和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窒息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农民受害最大，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和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什叶派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遭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比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比起来，北非###教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帆船型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同样、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有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网，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穆斯林上层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总是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西方的兴起（5）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奇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奇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当然是经常发生的。所有这些，相对说来，明王朝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就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三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很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地位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不是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地主手中，天皇却无足轻重。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争斗取而代之，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欢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是在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雄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以后，丰臣秀吉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德川氏的其他将军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还在这以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的命令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但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年在都城住半年，而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庄园的6个月期间，他们的家属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没有阻碍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国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培里［5］的著名“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惶失措的日本政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加煤和获得其他便利的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罗斯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且不仅仅是受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