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规则-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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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风云（1）
2009　年7月5日，上海天气有点闷热，淮海中路300号香港新世界大厦51层，力拓（Rio　Tinto）中国上海办事处内。与往常一样，这个世界第三大铁矿石公司大门紧闭，里面的工作人员正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时而有些人员出入，在前台接待小姐看来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下午，几名不速之客来到力拓，要求见办事处负责人胡士泰。按照正常的流程，胡士泰作为力拓中国区业务经理，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要预约。前台小姐以惯有的不冷不热的腔调问来人是否有预约，不速之客没有接话，只是摸索着口袋，掏出一个《侦查证》，前台小姐见到证件黑色封面上的警徽，眼里掠过一丝惊慌，她已知道这几个人的来头，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打给胡士泰。
　　见到胡士泰，几名侦查员出示证件亮明身份后，告之因其涉嫌侵犯中国国家机密，上海市有关部门正式拘捕他，胡士泰没有反抗。
　　侦查人员随即控制胡士泰，并将他的办公电脑和办公室里的其他资料装箱带走。同时，将正在办公的力拓工作人员刘才魁、王勇、葛民强等三人控制起来。
　　在其他力拓员工惊愕的表情中，4名嫌疑人被带离力拓办公室，乘电梯直奔停车场，侦查人员将疑犯塞入汽车后，绝尘而去。
　　就在胡士泰被抓捕的同时，山东省相关部门的侦查人员也在紧急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山东莱钢国际贸易公司航运负责人王洪九（科级干部）。
　　王洪九，三十多岁，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莱钢国际贸易公司海运部工作至今。王洪九平时的业务只是负责调度船队。他对铁矿石运输市场很了解，并且与各个港口关系很好，也从事过铁矿石进出口工作，他的工作任务主要就是与国际矿商打交道。
　　7月7日，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中首国际）总经理助理、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像往常一样去单位正常上班，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等待他的不是员工敬畏的问候，而是警车。为了抓捕谭以新，北京出动了五六辆警车。
　　谭以新，四十多岁，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总经理助理、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商务师职称。2004年，中国首钢国际曾举行过一次领导岗位公开竞聘，谭以新通过竞聘就任投资部部长。
　　到这时，抓捕胡士泰、王洪九、谭以新等人的消息开始在钢铁业内传开，但是没有确切的消息说明，为什么要抓他们，大家都在猜测，有可能是与铁矿石谈判有关。貌似零散的抓捕动作，实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行动，国家有可能酝酿更大的计划。
　　7月9日，上海市有关部门通告：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4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
　　该部门所称的“机密数据”包括：钢铁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以及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炼钢配比、采购计划等企业内部资料。
　　根据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八条规定：“国家秘密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等。”胡士泰等人获取的资料已经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禁令。有关部门诏告天下后，人们终于可以知道胡士泰、谭以新、王洪九等人被捕的原因了。

窃听风云（2）
胡士泰出生于1963年，原籍天津。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的工作轨迹一直比较顺畅，20世纪80年代就曾在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工作。在1993年还很少有人进入外企的时候，胡士泰就进入了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在北京设立的代表处，做咨询和贸易。胡士泰后去澳大利亚留学，毕业后进入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哈默斯利铁矿工作，力拓收购哈默斯利铁矿后，胡士泰成为力拓雇员。1997年，胡士泰获澳大利亚国籍。
　　因为工作关系，胡士泰和谭以新等各大钢铁企业公司老总关系密切。2009年4月，胡士泰前往北京与谭以新把酒言欢，此时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侦查人员盯上了。
　　早在2008年，有关部门就开始部署对胡士泰等三大铁矿石企业在内地的员工进行调查，通过近一年时间的跟踪监视，侦查人员发现了胡士泰等人犯罪的铁证，安排上海有关部门局实施具体抓捕行动。
　　侦查人员抓捕胡士泰并非易事。胡士泰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他的言行举止非常低调，经常躲在会场的角落或更隐蔽的地方，貌似谦和的脸孔实则拒人于千里之外。
　　胡士泰很少用手机与人谈重要的事情，要么用座机，要么直接上门交流。从这点看，胡士泰最起码了解一些窃听与反窃听的技巧，手机通话可以通过G*窃听设施被侦听，即便是手机关机之后，也可以被定位和侦听，除非将手机的电池取下来。如果要侦听固定电话，那么必须在电话机里或一定范围内安装窃听设备。
　　显而易见，如果有关部门要侦听胡士泰的固定电话，就必须要潜入力拓办公室，但这样会很容易暴露目标，因此胡士泰才放心大胆地使用固定电话。
　　胡士泰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惜脚力，为了获得情报资料，可以不顾身份，频繁地往来于天南海北各个钢铁厂，去当面交流。在侦查人员获取的胡士泰日程安排表中，胡士泰的见面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2008年年底；胡士泰不顾中国钢协的反对，强悍地代表力拓与江西萍钢订了为期近10年、约上千万吨的长协矿｛1｝合约。此外，胡士泰还与河北唐山、山西等中小钢厂达成协议。包括萍钢在内的30多家中小钢企私自与矿业巨头签订长协合同的行为，遭到中钢协的强烈反对。
　　胡士泰们获取情报的另一个途径是举办各种行业聚会，很多钢铁行业的从业人员很愿意参加这些会议，铁矿石贸易商尤其愿意参加，因为可以借机多认识一些人，也可以多了解市场行情。“铁矿石贸易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下订单、订船、生产铁矿石都需要时间，也有必要提前了解。”
　　抓捕胡士泰使一向低调和神秘的国家安全部门第一次走向台前，这也凸显了国家痛下决心治愈铁矿石积年沉疴的决心。
　　上海有关部门发布通告后，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北京外交部大厦新闻厅，对参加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的境内外媒体确认，胡士泰因涉嫌为境外刺探和窃取中国国家秘密，已于7月5日晚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依法刑事拘留。
　　此次行动并没有终止，而是在逐步收紧撒出去的网。代表中国钢铁企业参与铁矿石谈判的宝钢首席谈判代表丁守虎旋即被带走接受调查。
　　46岁的丁守虎是宝钢集团原料采购中心原料一部总经理、宝钢国际煤炭贸易部总经理，2007年下半年起出任与铁矿石供应商谈判的首席代表，与三大矿企洽谈2008年铁矿石采购价格。

窃听风云（3）
不过，相关部门并没有收押丁守虎，在一番调查之后，就将他放回。
　　随后，共16家钢企有关负责人相继被调查。
　　面对相关部门的强势调查，7月15日，力拓撤离了在中国的铁矿石及钢铁等部门的员工；而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两大矿山中国区管理层中多位中国籍高管近期也纷纷“出国公干”，其中不乏有“内鬼”嫌疑的人士。另外，两大矿企的中国籍高管手机设置为“呼入限制”，有的直接显示“无法接通”或关机。
　　钢铁矿业的内鬼岂止胡士泰一个？目前三大矿商的很多中高层市场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等，都具有国内钢厂5年以上的从业经历，其中还充斥着大量原冶金工业部的官员。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等十个部委被取消。
　　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高薪聘请这些冶金工业部的官员们加盟中国区，而这些冶金工业部官员相对于钢铁企业的高层来说，更具有危害性，因为他们熟悉中国钢铁产业历史、现状和政策方向，同时又有广泛的人脉资源，政商两条线都吃得开，成为三大矿企在中国最得力的“干将”。
　　在外资矿企“以华治华”的策略下，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2003年，宝钢代表中国钢铁业首次参与亚洲铁矿石价格谈判，接受了日本新日铁公司涨价的结果，开始了“六连败”征途；2005年度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的首发涨幅，这是此前铁矿石谈判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涨幅；2008年度，日本新日铁公司再次与淡水河谷抢先达成了65％的涨幅，宝钢与力拓达成了的更高涨幅。
　　6年来，国际铁矿石价格暴涨，累计涨幅高达400％，据称中国钢企因此多支付约7000亿｛1｝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钢企利润总和的两倍多。
　　胡士泰们被抓后，这些境外势力变得风声鹤唳，稍有风吹草动，他们的耳朵就伸得老长。一些铁矿石贸易商最近很奇怪三大矿在中国的办事人员的态度转变，“以前给三大（铁矿石生产企业）打电话问点事，有不知道的还帮你打听，像是兄弟一样热情。现在他们说话哼哼哈哈的，不爽快，打听点事也不说，被逼得没办法了，就说一点无关紧要的，还不忘加上‘这是我猜的’。”
　　铁矿石贸易商是三大矿在国内的联络人，他们与钢铁制造企业不同，他们的衣食父母就是三大矿，为了能够从三大矿手中多拿铁矿石，有的时候，这些铁矿石贸易商会披挂上阵，为三大矿效力。
　　2008年下半年三大矿企的铁矿石难以消化，力拓财务出现问题，他们希望贸易商多进货。但由于铁矿石价格急速下跌，贸易商不敢贸然进货，只有几家公司积极配合吃货，目的是为了在将来能得到长协矿。
　　2009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企稳回升，铁矿石企业需要知道中国各地钢企的运行情况，这些铁矿石贸易商领着三大矿企的工作人员到河北调研，和企业交换信息，因此三大矿企对中国企业的情况非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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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复明案：“胡士泰案”前传
钢铁行业澳大利亚籍“胡士泰间谍案”与之前电力行业美国籍“方复明间谍案”极其相似。
　　2002年3月2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行贿罪，一审判决美籍华人方复明有期徒刑5年，并驱逐出境。在方复明间谍案中，包括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7个厅局级和数个处级干部都涉及其中。
　　方复明，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专业，1960年调到浙江省电力局一直到1989年，其间历任工程师、浙江省电力研究所总工程师、所长、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89年移居美国，1994年加入美国国籍。
　　凭借着专业知识和显要的领导职务，方复明当年在行业内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正是看中他这一点，1993年，香港飞雅电力开发顾问公司聘请他为公司经理。
　　侦查人员盯上方复明的过程与盯上胡士泰很像。
　　1999年，方复明再次来到中国。其间，他设宴款待几位当时身居要职的老部下时，将一台从不离手的笔记本电脑落在了宾馆。早就盯上方复明的侦查人员见机不可失，悄悄地潜入方复明的房间，打开那部由方复明自己改装，号称具备当时最先进笔记本电脑3倍容量的手提电脑。里面的内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电脑中有500余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密文件，有的甚至还带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侦查人员在电脑里还发现了一张表格，上面分别列出了年月日、我国主要的项目工程名称、负责人员以及他们收取的好处费金额等。其中涉及35名个人或单位，包括在京的国家工作人员7名、外省市国家工作人员15名。表中赫然记录着方复明计划行贿数百万美元，已支付50多万美元以及受贿人的签字收据等情况。
　　这实际上就是一张佣金分配表。从资料看，侦查人员断定方复明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一些外国公司做项目代理，通过巨额资金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为这些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情报，从而从这些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顾问费。侦查人员获取资料后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迅速离开了宾馆。
　　无独有偶，侦查人员从胡士泰的电脑里也调阅出钢铁行业的许多机密数据。
　　由于此事牵扯面广，案情较复杂，司法部门决定对方复明实施边控，一场面对面的战斗开始了。2000年2月28日，尚且蒙在鼓里的方复明再次到中国，刚下飞机，就被等候多时的侦查人员扣押。经上级批准，此案涉嫌经济犯罪部分由检察机关侦查。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侦查行动在绝密的情况下开始了。侦查员从方复明电脑中提取的签字收据，经过笔迹鉴定后，锁定原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进口处处长吴守仁（正处级）。
　　后经查实，在1985年国家对浙江宁波北仑港电厂项目向国内外招标中，日本丸红株式会社为了获得订单，通过时任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的方复明，拉拢原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副总经理刘连城（副局级）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进口处处长吴守仁，二人一起在招标过程中给丸红商社行方便。在这三个关键人物的帮助下，丸红公司的竞标一路绿灯。最终，丸红公司成功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
　　此后，丸红公司按照约定向方复明支付了16万美元。方复明自己留下8万美元，剩下的8万美元刘连城和吴守仁每人4万美元。
　　对方复明的审讯并不顺利，仗着自己是美籍华人的身份，方复明的态度异常强硬。后在侦查人员的强攻下，方复明又交代了日本人永濑国男。
　　永濑国男，1986年被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聘请为部长、特别顾问等职务，主要负责在中国的大型投标项目，重点行业是电力行业。在永濑国男的努力运作下，包括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原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局局长谭艾幸（正局级）、方复明等电力行业内的中高层领导纷纷被拉下水。
　　除了这些领导外，一些分管实权的低层官员也被买通。包括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部和计划与投资部高级工程师刘加宇（副处级）、原国家机械工业局国际招标审查处处长王建国（正处级）、浙江省电力局外事秘书席胜建、原浙江北仑港电厂厂长赵湖宾。
　　参与方复明案侦查的侦探员后来回忆，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受贿的官员，但却因苦无证据而无法定罪，有的甚至连某些单位的司机也被牵扯其中。
　　方复明案与胡士泰案，性质类似，刺探情报的途径和方式也极其类似，因此，从方复明案的侦查过程中，可以借鉴很多有关的经验。关键的问题在于，相关部门对于侦办胡士泰案有多大的决心。
　　

铁矿石谈判，日本的狼群战术（1）
日本虽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能源危机之前，原材料价格便宜，日本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选择进口优质而价廉的矿石、煤炭、石油等原材料，并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海底仓库。
　　在整个澳大利亚矿区和巴西矿区，到处可看到新日铁、三井、住友、浦项这些熟悉的名字，到处都有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开采铁矿。
　　在澳大利亚、巴西等矿区密集的地方，到处可以看见三井旗下新日铁的标志；商船三井为各国的钢铁企业提供铁矿石的运输服务；而运输所用的大型矿砂船又由三井船舶制造。
　　三井物产协调、贯通了上下游整个产业链，作为一个中介，它“既知道供应方的条件，又知道需求方的需要”。
　　三井的产业链庞大，旗下企业包括汽车生产商丰田、电器产品生产商东芝、造船厂三井船舶、造纸厂王子制纸、三井矿山、三井生命保险、三井信托银行等。
　　甚至连日本主流报纸之一的《日本经济新闻》也属于三井财团。在创立之初，《日本经济新闻》是三井物产的“企业内刊”，时称《中外物价新闻》，主要为三井旗下的各个公司提供商业情报。
　　“二战”后，日本“四大财阀”（另外三家是三菱、住友、安田）均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行解散，三井集团被分割成170家小公司，一度发展缓慢。直到1952年，在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商社培植措施下，原三井系统的众多小企业又开始不断合并。到20世纪60年代，三井再次成为日本规模最大的财团。
　　“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这类机构正是日本政府重要的智囊团。
　　三井物产很少做大股东，它一般只在所投资的企业中占5％～10％的股份，甚至更少，但它通常会联合旗下相关企业共同投资，而后者的投资往往是前者的好几倍。
　　2001年三井物产帮助淡水河谷成功并购巴西资源公司CMM。三井物产本来就拥有CMM公司40％的股份，后又从CMM创始人的孙子Frering兄弟手中买进60％具有表决权的股份，彻底并购了CMM之后，三井物产将一半的CMM股份卖给淡水河谷，帮助后者成功控制了CMM公司。
　　2002年4月，三井物产为了强化与淡水河谷的战略联盟，动员了其全球各地在矿山机械、交通、物流等各方面的资源。其中包括：
　　三井物产机械本部建机产业体系事业部从中斡旋，介绍淡水河谷从日本小松制作所订购了推土机、大型自卸车、液压挖掘机等总计30台共约　　5000万美元的大型设备。矿山机械交易中，设备维修、维护、零部件供应等问题十分关键。三井物产正是凭借与小松制作所多年来的合作关系，促成了此笔交易。
　　三井物产的生活方式事业本部物资部，则在三井物产的巴西、美国分公司协助下，于2003年开始向淡水河谷提供日本普利斯通和美国费尔斯通公司生产的装载能力为240吨的超大型卡车用轮胎。物资部为此派遣专职人员前往淡水河谷的矿山常驻，对轮胎寿命数据与库存信息进行管理，物资部轮胎工程师还数次前往当地，培训管理人员，强化管理体制。在2004年，淡水河谷60％的大型轮胎都由三井物产提供。
　　三井物产的物流本部物流事业部参与了淡水河谷的巴西内航集装箱运输业务。巴西国内物流距离长，对于国内航运的需求极其旺盛。为此，淡水河谷让其海运子公司的内航集装箱运输部门独立出来，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三井物产的物流本部获取了新公司21％的股份，利用在日本集装箱内航上长年积累的经验，协助该公司进行管理，还向其介绍了集装箱外航海运的客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铁矿石谈判，日本的狼群战术（2）
为了应对中国经济崛起后突然高涨的铁矿石需求，淡水河谷急需加强铁矿石及其他一般货物的运输能力。于是，三井物产的项目本部交通工程第一部协助淡水河谷于2000年和2003年总共筹集到亿美元资金，推动巴西国内铁路网络的建设。
　　除了铁矿石领域，三井物产还积极推动与淡水河谷其他矿种的合作。比如，三井物产钢铁原料、有色金属本部事业开发部从淡水河谷下辖的CADAM公司获取了印刷原料高岭土的进口权。该事业部的轻金属部门则参与了淡水河谷的氧化铝开发项目。
　　在合作中，三井物产还对淡水河谷给予金融援助，在日常工作中，双方还有着非常密切的人员交流，例如三井物产派人出任淡水河谷的客户经理，双方还建立了情报互换机制。
　　2003年9月，三井物产出资亿美元收购了Valepar公司万股的普通股，Valepar公司是巴西淡水河谷的控股公司。此次收购的股份相当于淡水河谷总股份的和淡水河谷公司的普通股。由此，Valepar的股份构成是：Littel（四家巴西养老基金）持股、Bradespar（巴西发展银行的投资公司）持股、三井物产持股。
　　前两位股东是巴西当地金融机构，没有铁矿石行业经验，并非实际经营者，而三井物产则派遣业务主管进入了淡水河谷的行政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公司经营决策者。
　　2008年6月13日，三井物产再次表示，Valepar准备行使优先认购权维持在淡水河谷的控股权，而三井物产会按比例向Valepar投入资金750亿日元左右，约合亿美元。
　　三井物产在澳大利亚投资经营铁矿山已经有很多年，与力拓公司关系密切。三井物产已经部分拥有力拓的一项核心资产，即位于澳大利亚罗布河铁矿联合公司（Robe　River）的铁矿石业务。1965年，三井物产投资罗布河铁矿联合公司铁矿山。1967年，三井物产继续投资澳大利亚的纽曼（Newman）铁矿山。目前，位于西澳大利亚的西安吉拉斯（West　Angelas）铁矿山和潘纳旺尼卡（Pannawonica）铁矿山由力拓公司、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共同拥有和开采。
　　三井物产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三井物产在西澳大利亚经营三座铁矿合资企业、Yandi和，必和必拓、伊藤忠商事和三井物产在这些合资企业的股权分别为85％、8％和7％。三井物产还连续出台增资计划，以提高共同经营的西澳大利亚铁矿合资企业的年产能。
　　2006年11月，必和必拓向三井物产出售了其在南非洲*油气田15％的利益，此宗交易标志着日本公司首次获得*的勘测许可。
　　日本另外两家财团住友财团和三菱财团，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力拓拥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北部放置场（Northparkes）铜金银矿80％的股权，其合资方住友商事拥有的股权，住友金属矿山公司拥有的股权。力拓加铝与住友商事合资拥有新西兰博伊恩岛（Boyne）铝冶炼厂，其中力拓加铝拥有该厂79％的股份，其余21％股份由日本住友商事持有。
　　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三菱商事则与必和必拓共同在澳大利亚经营全球最大的炼焦煤供应商必和必拓三菱联合公司（BMA），双方各持有50％的股份。三菱商事与必和必拓在铝和铜项目上也展开密切合作，三菱商事持有莫桑比克Mozal铝冶炼厂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47％的股份。三菱商事持有智利Escondida铜矿少量股份，必和必拓持有的股份。三菱商事持有秘鲁Antamina铜锌矿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的股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铁矿石谈判，日本的狼群战术（3）
除了铁矿石领域的合作，三井物产的日本企业与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在全球范围抢占铜矿资源，这是双方合作关系深入的表现，也是值得中国企业关注的一个现象。
　　2001年2月23日，蒙古国宣布，必和必拓在位于蒙古南戈壁省汗包格德县的敖尤陶勒盖地区发现3处巨大铜矿区。初步探测结果表明，该地区的铜储量在亿吨以上，处于地表、储量在5000万吨的铜矿两处，是蒙古现存最大的额尔敦特铜矿的两倍。随后必和必拓将许可证转让给加拿大的艾芬豪矿业公司（Ivanhoe　Mines）。
　　2004年年底，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又在敖尤陶勒盖地区发现预计储量超过60亿吨的煤矿，其中适合钢铁生产的优质煤炭占40％，距中蒙边境约80公里。紧接着，2005年4月，三井物产与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在乌兰巴托签订《谅解备忘录》建立战略联盟，共同开发敖尤陶勒盖铜金、煤炭工程，并提供铁路运输、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2006年8月10日，在三井物产的敦促下，小泉纯一郎首相访问蒙古，稳固关系。早在同年3月，恩赫包勒德总理访问了日本。双方互访充分营造出日蒙友好氛围，蒙古国民对日本的亲近感也与日俱增。
　　2006年10月，澳大利亚力拓收购加拿大艾芬豪10％的股份，其有权将持股比例提高到40％，并宣称敖尤陶勒盖铜金、煤炭工程为世界最大规模，该工程预计可使蒙古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上升和。
　　除了日本的商社与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保持紧密联系外，日本的钢铁制造企业也与这些铁矿石企业关系紧密。
　　2004年6月，新日铁与力拓公司合作，使用新日铁旗下日铁海运株式会社的船舶，开展组合运输。根据该协议，日铁海运的空船开往澳大利亚，装载力拓公司在澳大利亚西部矿山开采的铁矿石运往欧洲，然后这些船只空驶前往巴西，装载铁矿石运往新日铁在日本的钢厂。这一协议可大幅度降低船舶的空船率，确保长期、稳定、高效的铁矿石运输。
　　2004年9月，住友金属株式会社公布了与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签署的组合运输协议。根据该协议，住友金属下辖的第一中央汽船株式会社的船舶首先空船驶往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将蒂森克虏伯集团所需的煤炭运往该集团在欧洲的两家下属企业TKS和HKM公司，然后再空船驶往巴西，返航时将住友金属需要的铁矿石运回日本。
　　2006年12月，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考虑合作开发煤炭和铁矿石项目，并希望加强与合资企业Asco和MBR的合作。Nibrasco在巴西生产球团矿，新日铁和淡水河谷分别持有其25％和51％的股权，而MBR是新日铁的铁矿石供应商。
　　2007年12月18日，力拓公司动用亿美元的费用参与投资澳大利亚红隼（Kestrel）煤矿项目，以通过公司内部增长来应对来自对手必和必拓方面意想不到的竞争。
　　日本的商社、钢铁公司与三大铁矿石企业结盟的同时，在日本国内，钢铁业者之间也相互结盟，到海外开拓铁矿石资源。
　　2008年8月24日，以新日本制铁、JFE钢铁、住友金属工业、神户制钢所4家大型钢铁企业为主的日本公司联合出资约1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10日元），参与竞购巴西大型钢铁企业CSN招标出售的铁矿石子公司，非洲国家的矿山也将作为其候补竞购对象。
　　日本钢铁企业计划联合竞购的其他选择还包括非洲几内亚、利比里亚等国的矿山，其意在将非洲培育成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的第三大铁矿石进口基地。
　　新日铁和三井物产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三井物产拥有新日铁商事（新日铁的商社）的股权，而且拥有新日铁5％以上的股权。与此同时，新日铁又是三井物产的独立董事。在钢铁贸易方面，三井物产是新日铁最大的钢材代理贸易商，平均每年代理比例达到新日铁产量的35％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