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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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年与乔年，早已与父亲相逢于九泉之下，所以他俩的名字打上了黑框；鹤年乃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子，解放前去了香港。守在墓前的，只有松年一家。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里，松年每年尚能前来扫墓，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陈家人几乎再未至此。令我颇感意外的是，陈松年一家在那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并未遭受过分的折磨！比比陈长璞那位姑姑的九死一生，陈松年一家像是受了神灵的护佑。陈长璞的那位姑姑叫陈子美，是祖父与姨祖母高君曼同居后第二年所生的女儿，也是鹤年的姐姐。“文革”期间，陈子美因系陈独秀之小女儿而备受凌辱甚至毒打，1970年前后失踪。世人咸谓斯人已自尽矣，有的陈独秀传记中还注明“陈子美死于十年###中”。然而，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竟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原来，陈子美尚在人间，且在美国，时正面临生存危机！该文披露，当年，陈子美实在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竟以五十八岁的老妪之躯泅海偷渡，而维系其性命的，只有绑在身上的五六只酱油桶！苍天保佑，她居然成功地抵达香港。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国，未等见其弟（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这个苦命的女人，把两个儿子接到了美国，岂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后，却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拿走，从此只好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因积欠房租一万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欠款，八十八岁的她就只能流落街头！老人只筹得两千美元，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当地报纸披露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已应其本人要求提请法院延期审理此案，并资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闻此讯后，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九千美元汇给了陈子美老人。一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出两位领事携鲜花前往老人的住处探望，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老人遂于次日在住处召见记者，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陈独秀之女的困境遂暂告解除。这段真实的故事，是两位一直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唐宝林先生和李银德先生提供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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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0）
知道了“庶女”陈子美的悲剧，就愈发想了解“嫡子”松年一家“文革”时保全之底蕴。问陈长璞：举国动荡，安徽尤甚，你们一家，凭甚幸免于难？她竟答：我们也不知道。我遂妄自揣测：很可能是伟大领袖当年的那句话还在发挥余热，要么是他老人家干脆给安徽方面打过招呼而你们依然不知道罢了！陈长璞听得犹豫了，俄尔，笑笑，说：也可能。
　　1979年10月9日，是陈独秀百年诞辰之日。这一年，安徽省文联某人要看陈独秀墓，松年奉命陪同。令松年先生吃惊的是，那一片坟堆几乎已沦为平地，碑已全不知了去向！是啊，长年无人祭扫的墓丘，怎抵得了春风秋雨的剥蚀？幸好找到当年抬棺的一位老农，才在老农的指点下于树林丛中找到原墓的位置。殓陈独秀的是朋友赠的楠木棺，重得很，当年雇了八个壮汉才抬得动，所以老农记得起来。为不再找错，陈松年特意在身边的一株杉树上留下了明显的刻痕。
　　然而，下次再来，那株大树却已随整个杉林被砍伐！陈松年真真慌了，索性斗胆给安庆有关部门写信，要求重修陈独秀墓。那时，举国一心，“拨乱反正”，他们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官方出。尽管只有区区二百元人民币，只够清理荒芜培土立碑重垒一座如百姓冢茔无异的坟头，但这毕竟是共产党政权对生于斯葬于斯的陈独秀的正在转变中的态度啊！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从“乾生、仲甫”，到“仲甫、独秀”，苍天在一日日转晴，公理在一年年复苏。到了1981年5月，如先祖一样直率的陈长璞为爷爷的“历史遗留问题”径直上书中共中央。此信有幸被复出权力中枢的邓小平读到，极富政治智慧的邓公，未对陈独秀作任何新的评价，只就坟墓一节作出批示：
　　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得邓小平批示，安庆市财政再拨款二万元，第二次修墓——比第一次多了一百倍。这一次，土丘加大，直径三米，周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任黄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盖棺而论未定。地面铺上石板，墓周新加石栏，碑也推倒重立，高达两米的碑上只极简略地镌着安徽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既不能称“同志”也不该叫“先生”，子嗣们的名字也不再出现在碑上。竣工后，陈独秀墓成为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家人意犹未尽，又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恢复陈独秀的中###籍。后来担任过中###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此事：
　　1984年初……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独秀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活动的文章，澄清过去的历史是非，使这个党的重要历史人物得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郑文还提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看过送审稿后，亲自召集了胡乔木、胡绳和郑惠等人开会：
　　耀邦同志在会上反复强调对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
　　不知为什么，党的总书记亲自组织和审定的这篇《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于一年后才发表，而且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由于学术性载体本身的有限影响，文章中的那些对陈独秀的空前公允的评价，如“陈独秀一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等，自然也就没能成为一种让全社会听得到的主流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眼瞅着为陈独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遥了，却不知为何，又杳无音信了。悠悠十余载，君问归期未有期！反倒是正当中共高层讨论是否该为本党的首任总书记恢复名誉的这一年里，陈独秀在安庆的故居被拆除了。性情如其祖父的陈长璞等坚信冰雪终将消融，她们一代，她们的下一代，还在
　　安徽省安庆市长江岸边的陈氏故居旧址。老房子已荡然无存，现为安庆市自来水公司机关大院。一块石牌标明此地为“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故居旧址”，只字未提其父陈独秀。（摄于2004年4月）
　　致信中南海，要求还陈独秀一个清白。这位文物局的副局长没有向我详说上书中央的过程，更没谈及安庆地方官员对陈独秀的态度，但我还是从别处知道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安庆政闻”——199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督查局的两位正局级官员来到安庆，专项督办李铁映、###关于陈独秀故居及墓地修复批示的落实情况，并当着安庆市委书记等人的面说过这样一些措辞严厉的话：“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过，已不是非常时期，陈独秀故居为什么要拆除？”“对陈独秀墓的维修保护，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麻木不仁了，不能一年是这个样子，两年是这个样子，五年还是这个样子”；“李铁映、###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批办件，不是一般的批办件，而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市委、市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由于中南海的督促，安庆的“陈独秀工程”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1999年5月，亦即中央督查大员离去半年之后，安庆市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国家级的“陈独秀墓规划设计专家论证会”，通过了安庆市规划设计院的设计方案，即未来的陈独秀墓将成安庆市的市级公园，以陈墓为核心，周围将建起入口广场、徽式牌楼门、陈列馆、纪念广场、塑像、独秀亭、咏诗亭、六字轩、延年与乔年纪念亭和碑廊等，占地面积将达到十一公顷；参拜者若从安庆城里来，再不必重复我来时经过的那条颠簸不堪的土路，一条宽二十米的高等级公路将从环城路直通过来，路名就叫“独秀路”！现在我所看到的，只是一期工程，由国家文物局拨出专项资金，安庆市政府给予配套资金，总投资高达一百二十万元！国家文物局向来只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把只是省级文物的陈墓列为“九五”全国重点文物维修项目之一，算是为陈独秀破例矣！未来的蓝图确实鼓舞人心，只是什么时候，压在故人棺木上的那些腐土烂叶才能被彻底清除，把一颗久被压抑的灵魂释放到朗朗天日下，化作一尊超凡脱俗的雕像，让世人景仰？我瞅着预留的塑像位置犯起杞人之忧：那尊像什么时候才能被允许立起？它的材料是花岗岩的，还是青铜的？它的风格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它的体量是普通人一样亲切，还是山一样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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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1）
离开墓地，我们回到了陈独秀史料陈列馆。一个借用的林场办公室，当然就简陋得不成样子，上下两层楼房，分设五个展厅，收展陈独秀生平的资料、图片、著作、手稿、文物一百五十二件，陈长璞一家为此奉献多多。在二楼一间布置成陈独秀生前起居室的展室里，我看到了那帧刘海粟老人的奉
　　安庆陈独秀墓旁的陈列馆，遗物多为其后人所捐。（摄于2003年6月）
　　献——陈独秀写给画家的书法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我知道这幅遗墨的来历：当年，刘海粟自国外回来，慕名进狱探访陈独秀，并求其墨。狱中人挥毫写下心志，令画师大为激动！而今，我也实在忍不住激动，趁别无参观者，央求陈长璞恩准我进入栏杆之内留影志念。陈笑允。我遂进入独秀先生的“房间”，坐在先哲坐过的旧椅子上，让小范把我叠印在这帧气势若虹的遗墨下。但愿今生有此联醍醐灌顶。安庆的陈独秀故居不知是否会重建，但故人在上海滩的一处完整的住宅却一直没辟为纪念馆。早在来安庆谒陈独秀墓之前的两年，我即探寻过那幢弄堂里的房子。那是2000年1月7日上午，一场连绵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东找去，寻找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渔阳里二号”。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确该归咎于一辈复一辈过于拥挤的生存空间：一条极破败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个居委会；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人正哄着孙儿在陶然地看电视。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长大的青年女人，出污泥而不染，虽住处陈旧，但衣着与精神头儿都十分光鲜，一汇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闺秀春游探芳一般。南昌路100弄内没有擎着花伞走出的光鲜小女子。冷雨把许多人堵在了家中。无人可问，我只得自己凭感觉看门牌摸进去：1号？不对！2号？有点像。我收了伞，钻进了黑黝黝的窄小门洞内，昏天黑地地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旁边传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话。我赶紧自报家门：我，外地的一个记者，来找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眼前亮了，一个壮实与朴实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开了门，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这里，请进吧。我找到了！我竟然一个人找到了陈独秀故居！
　　民国四年（1915年）6月，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来到了上海。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客居上海。头一次，十二年前，这个从日本回乡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乱党”，因举办了一系列煽动推翻清政府的演说而被安徽巡抚聂缉规指名通缉，他只好逃往上海躲了一段时间。次年，潜回安徽芜湖创办了影响极大的《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又来上海，这次是参与“暗杀团”活动。试验炸药时，事泄，多人被捕，他侥幸逃逸。但他自此放弃了这种针对某个人的极端行动，认为这不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运动。第三次抵沪，和十年前一样，还是来避难。尽管已是民国了，尽管他曾任中华民国地方政府的实权人物，但因参与了公开反对当朝大总统的“讨袁”行动而受到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倪嗣冲的追捕（通缉令上，他名列第一），这位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顾问不得不亡命于十里洋场。那一年，他靠给报章写文章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过得极苦。后来，他曾以“独秀山民”笔名在章士钊办的《甲寅》上发表文章，言及沪上生活之惨状：
　　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后，陈独秀又告别了高君曼与刚一岁的儿子鹤年，只身去了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这次的东瀛之行，使他与李大钊等一批发愤改造中国的年轻革命者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也使这位激情万丈的思想家与革命家充足了电。他不再安于躲在异国的榻榻米上靠在别人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来指导人民的思想，他要到争取民主的最前线亲自上阵拼杀！最后一次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给自己定好了“岗位责任制”，即：办一份挽救中国人灵魂的刊物。他的动机十分明确：
　　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他有过办杂志的成功经验：晚清时，他在家乡办过影响极大的《安徽俗话报》，三千份的发行量成为国内白话报刊之最；在日本时，他帮助章士钊编辑过《甲寅》，与李大钊等的相识，即源自该刊上的文字之交。民国初年，论写论编，陈独秀都无愧为国内一流人才；论思想之深刻，更是无人比拟。所以，壮志雄心的陈独秀借群益书社之壳，于当年的9月15日出版发行了划时代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里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个人就撰写了十三篇！后因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周报
　　《上海青年》找上门来，称有混名之嫌，陈独秀遂自民国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把刊名改为了《新青年》。众所周知，《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从此，陈独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睡梦的晨钟，成了召集队伍向旧传统旧文化进攻的传令书——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精英的那一代人，哪个不曾被陈独秀的声音感动得热血沸腾并因此而投身于自己认定的政治目标？两年后，陈独秀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学任教，除了带去了高君曼及一双儿女外，还带去了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蔡先生胸宽如海，陈独秀如鱼得水，他的刊物在京得到李大钊、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参与后，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号角和整个世纪的旗帜。在北京的日子里，这位风风火火的“总司令”，讲学，撰稿，交友，演讲，甚至撒传单，像旋风一样掀起了中国近代的一场思想大启蒙运动。现在，谁都得承认：没有陈独秀所领导的那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现代中国的大批杰出政治、军事、文化人才的涌现。所以毛泽东也承认，没有五四运动，也就不会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问世。呜呼！漫漫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在野的思想家的号令，能令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感佩如此响应如此奋起并因此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民国八年（1919年）6月至9月，陈独秀第一次入狱。北洋政府迫于空前强大的社会压力，只得释放了这位知识界的精神领袖。翌年2月，在新一轮牢狱之灾降临之前，李大钊掩护他乘骡车逃离京城，然后南下上海。一如两年前北上，这次，他又把《新青年》带回了其发祥地。他成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新主人。本来这里是柏文蔚在沪的寓所。辛亥革命后，柏氏出任安徽都督时，聘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差一点让陈独秀丢了命的皖省讨袁行动，也正是这位柏先生主持的。陈与柏之情谊很有点像后来的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对毛泽东所言，是“同志加兄弟”。一峰独秀，万山景仰。陈独秀已为中国思想知识界的精神圣哲，而《新青年》则成为所有进步青年心中的圣经。圣哲的故居，圣经的诞生地，能不竭诚拜谒吗？眼前这位房东大哥姓赵，五十三岁，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在上海美术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一张旧沙发占了半壁江山，那边是一张窄窄的双人床，他的儿子正在卧床而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扰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个用角铁搭起的吊铺。这难免使人想到了过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间。当然，这不是亭子间，亭子间在楼上。房东大哥说：陈独秀原来住在楼上，亭子间就是他的客房，楼下的这间屋子，是陈独秀当年的会客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室。说着，他把手指向了墙上。墙上，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标牌，牌上有一段涂着金粉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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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
　　居然没一个字提到陈独秀！也许，就是嵌这标牌的地方，当时陈独秀挂了一块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气地写着一行字：
　　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不知这个“限时令”对革命同志是否适用。民国九年（1920年）春天住进这里的陈独秀，把他的家当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更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办公室。一位神秘的俄罗斯男子，就曾在一位满口山东平度口音的大个子中国人的陪同下，频繁造访此宅，十五分钟对于主客谈的重大话题来说，显然太短太短！这位“老毛子”叫“吴廷康”（即维经斯基，亦译威金斯基），但“吴先生”的来历只有陈独秀本人知道，甚至连在北京写信介绍他来沪的李大钊也不知道，忠厚的大钊先生只以为这是俄籍同事介绍来的一位海参崴记者呢！其实维经斯基是一位苏共特使，那位陪同者是位华裔苏###员、早年从山东平度闯海参崴的华侨领袖杨明斋。他们来华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考察中国各种激进的政治团体的实力，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新解密的史料证明，当初，比之手无寸铁只会讲书办刊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苏共决策层更势利地看好了拥有南方割据政权和国内第一大党的孙文博士。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打算让国民党的“教父”孙中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只因孙氏不为所用，他们才转而选择了“南陈北李”这些势力尚小的但却理想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维经斯基的多次造访，完善了陈独秀的建党思路。民国九年（1920）8月某日，陈独秀与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李达和施存统在此宅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共同起草了党纲，并推举陈独秀为本党总书记。当今世界第一大政党，就是这样在上海的陈独秀的家中成立的。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在此宅内成立起来。必须说明的是，无论“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还是“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每次开会，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在场。关于中共的建党日期和地点，其实最早的一批中###员张国焘和张申府都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张国焘说，是年8月底，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把与陈的谈话经过告诉了李大钊，“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张申府则写过，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罗素，“就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这比人们习惯的建党日期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陈独秀与李大钊频繁联系，并分头致信天津、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才有了一年之后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库门房子里的召开。后来，随着陈独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与会的湖南省代表毛泽东成了中共创始人，而前一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组”或“中共上海发起组”。如今，中###史专家已经把中共“一大”的准确日期考察清楚了，即并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该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权威教科书还是没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创立的问题说清楚。显然，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说成了建党日，并不确切，恰如人们不能把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认定为该党的成立日一样，因为国民党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因陈独秀而笼罩在中###史上空的迷雾实在太浓！
　　民国九年（1920年）的陈独秀头上没有迷雾，这位导师像阳光一样暖热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断接见前来求教者，这其中，就有在北京时见过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泽东，当得知毛润之欲回湖南兴办文化书店却囊中羞涩后，陈独秀甚至亲自为其在亚东图书馆作保三百大洋！后来，在大西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曾感慨过：就是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次长谈之后，他才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啊，对这些如饥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们来说，十五分钟的时间怎么能够？建党之后的陈独秀，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了本党的机关刊。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广州复刊时，主编已是瞿秋白，刊物内容也不再是为全社会所追捧的综合性杂志，而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陈独秀时代的《新青年》不复存在，但由此刊哺养大的一代“新青年”却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新青年》不朽！当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国共产党党刊《共产党》都是陈独秀在家编辑的。这么狭小的院落，如此局促的房间，哪里是编辑部？我想上楼看看。房东大哥点头：可以，楼上挤着三家人，不过，都不在家。楼梯昏暗如旧社会，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的闪光灯照耀一下攀登的方向。木梯咚咚，略带回音。想到当年陈独秀与一班革命党人匆匆上下时的情景，心里就隐隐发热。楼上只两个门，但全挂着铁锁，遮着窗帘的玻璃窗让我什么也没看见。一间大屋，应该是陈独秀当年与高君曼的卧室；另外小间，则是亭子间无疑，陈独秀把它当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来沪，就曾在此暂住。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3）
民国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忽听天井里一阵嘈杂，他趿鞋下楼探看，却见刚才被高君曼拉着打牌的杨明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庆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围住，于是，他和所有在场者，以及积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战利品。因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花了大价钱聘得著名的洋律师并暗箱操作过，两天后陈独秀被放回家中，巨额罚款也是那位马林提供的。一年后的8月5日中午时分，巡捕再次闯进此宅逮捕了陈独秀。这一次，他在法国人的监狱里呆了十几天，也是法租界迫于社会舆论判罚大洋四百元后释放了他。对了，陈独秀还有一次在石库门房子里被捉拿，只不过那是被“自己人”误捉，虚惊一场。那是“五卅”运动期间，陈总书记带中共秘书处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着的石库门房子里，这一老一少的行动难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内一会儿，突然房外有人拍门山响，一开门，却被一伙人扑翻在地并缚将起来。陈、任二人自不敢报家门，那伙人遂以抓到两个奸细的兴奋心情将其押解至上海总工会，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领袖出面接收的。那位青年工运领袖一见老“奸细”，稍一怔，连忙当众厉声审问。待二人招供并非坏人后，便马上下令将二人释放。出门后的陈总书记一定和任作民相视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抓他们的乃发动起来了的警觉过分了的工人纠察队的弟兄们，而“审问”并释放他们的，乃本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同志。因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不便暴露，机敏的刘少奇只得不动声色地将戏演了下来。此事绝少人知道，若不是郑超麟偶从一位地下交通员处闻知，此次“被捕”真要绝版矣！
　　从楼上回到楼下，再看嵌进人家私宅里的那块皇皇石牌，觉得格外别扭。镶在屋内，要给谁看？真难为了这位宽厚的大哥一家人，怎么会同意文物部门把应该嵌在大门外或大街上的标牌安进了狭小的居室里！是有感于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还是希冀这块来头极大的金牌如镇宅之“泰山石敢当”一样保佑一家人平安？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说，现在好多人打听到了这里，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也来拍过好多次，都说这里应该开辟为纪念馆。“我们住户是很愿意倒出来的了！”大哥还说，这房子的大门外，是有标牌的，你进的是后门，所以没看到。从石库门出来，见墙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标志牌：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
　　此牌之上，还有块小小的黑大理石铭牌，只两行字：
　　陈独秀曾在此居住还是没说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发祥地，也是共青团的发祥地；还远不能与其历史地位相符，即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之不远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外国语社旧址，更有参观者川流不息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这些极重要的二十世纪遗宅，除最后一个已为“全国重点”并重修得像豪宅一样之外，其他几处都被单位或居民占用。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厌其大；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长高。砌的是钱，垫的却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