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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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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氏叔侄起江东（3）
项梁和项羽在吴县发动江东起兵，得到秦王朝吴县县令郑昌的有力支持。郑昌后来成为楚军的重要将领，被项羽封为韩王，主持韩国军政，抗拒刘邦的东进，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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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刘邦也拉起了队伍（1）
沛县人中，刘邦最早在秦政权的体制外拉起队伍，武装割据一方山头，做了草莽英雄。他敢做敢当，由他来领头，最能为各方接受，无疑是最佳选择。
二世元年九月，芒砀山中秋凉，一名信使匆匆从沛县赶来，送来重大消息。来人叫樊哙。
樊哙是沛县人，本是沛县城里杀狗贩卖的狗屠。刘邦押解民工去骊山，樊哙就在被押解的民工当中。刘邦释放民工落草芒砀山，樊哙不愿离去，一直跟随下来。以资历而论，他在刘邦集团当中，可以算是最早参加革命的元勋。樊哙后来娶了吕雉的妹妹吕须，成了刘邦的连襟，终身与刘邦关系亲密，算是同乡同志，连理姻亲。樊哙是条卤莽的汉子，直肠子人，勇猛仗义，不过他粗中有细，忠心耿耿，很得刘邦信任。落草芒砀山以来，刘邦与丰邑家中的联系，与沛县旧交的通信，多由樊哙在两地间往来传递。
原来，陈胜、吴广起兵以后，关东各地大乱，秦帝国的统治一时陷于瘫痪。沛县与大泽乡同在泗水郡，近受起义震动，政情不稳。沛县令眼见周围地区纷纷易帜反秦，局势一天天失控，于是有意顺应大势，改换旗帜，响应陈胜。秦帝国政府任命官吏有严格的籍贯限制，郡县主要长官一律不用本地人，由朝廷从他处直接任命，郡县署下的属吏皆用本地人，由郡县长官在当地举荐考选任用，在外来客籍官僚和本地土籍役吏之间实行严格的分断。帝国官制之制定用心深远，役吏用本地人，地方政权的末端直接植根于本土，有利于政令下达，民情上闻；长官不用本地人，以中央任命的方式出守地方，便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和地方长官沆瀣一气，共同欺瞒中央。
沛县令不是本地人，当地的事都是依靠本地出身的役吏办理。由于事关重大，沛县令招来手下两位主要役吏萧何与曹参商量。当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掾，相当于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局长，负责人事考核和日常事务；曹参是狱掾，负责沛县的司法，相当于司法局长。萧何和曹参都赞同县令的主张，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们对县令说：“您是秦的官吏，现在有意率领沛县吏民反秦，固然是大家都好的事情，不过，沛县的年轻人能不能如愿听从，实在是没有把握。您的旧部，原泗水亭长刘邦逃亡在外，手下有近百人，多是沛县的年轻人。如果能够将刘邦一行招回来，利用他来震慑众人，怕是没有人敢不听从命令的。”沛县令同意了。
芒砀山离大泽乡和陈县都不远，陈胜起义、关东大乱的消息，刘邦已经有所耳闻。不过，毕竟是偏僻在山里，难以把握局势，有心回应却不便贸然举动。樊哙的到来，使刘邦极为兴奋，当即传令手下，立即启程，直奔沛县。
当刘邦一行赶到沛县城下时，只见城门紧闭，戒备森严，局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当樊哙离开沛县以后，沛县令对于召集刘邦回来的决定后悔了，他怀疑萧何、曹参串通刘邦，意图在于胁迫和危害自己，于是下令关闭城门，禁止出入，逮捕萧何、曹参。萧何和曹参都是本地大户人家，又是在县衙门工作多年的豪吏，耳目多，消息快，在追捕到来以前，已经翻墙出城，投奔到刘邦队伍中来。
大家商议之后，由刘邦手书帛书一封，装在箭上射到城上。帛书的内容是告喻守城的吏民和城中的父老兄弟，天下多年来苦于秦政的苛暴，现在各地蜂起反秦，诸侯并立。沛县令是秦吏外乡人，反复无常无信，如今不为地方着想，驱使大家为秦守城，一旦诸侯攻来，城破以后，只有身死家亡。我们都是家乡人，为家乡着想，为自己和妻子儿女着想，不如一起诛杀县令，在本县子弟中选择可以守卫家乡的人立为县令，响应诸侯共同反秦，如此一来，家室可以保全，地方可以安堵，云云。沛县吏民，多是刘邦、萧何、曹参的故旧和属吏，得到刘邦的帛书后，里应外合，杀死县令，开城迎接刘邦一行。
开城以后的沛县，马上面临重新建立沛县政权的课题。以当时的沛县形势而论，大概是三种力量左右政局：其一是以萧何和曹参为代表的沛县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吏，其二是沛县地方的父老豪杰，即民间政治势力，可以举出名字来的有王陵和雍齿，其三就是刘邦从芒砀山带来的近百人的队伍，主要是沛县出身的年青人。萧何和曹参是县吏中的头面人物，地位高，人缘广，组织能力强，算是很好的人选。不过，二人都是文法之吏，辅佐型的人物，长于在既有的组织中行动，再说二人家族大，顾虑也多，不愿意承头起事。王陵是沛县有数的豪民，民间游侠社会的领袖，他从来视刘邦为小兄弟，对于萧何曹参类的沛县属吏，也是不大放在眼里，承头主事，他敢当敢干，绝不会推辞。不过，王陵不曾出任过官府吏职，不是沛县属吏圈子里的人，役吏们对他有戒心。王陵性格又过于鲠直，是炮筒子，办事直杠杠，说话呛死人，托付事情可靠，领导众人求活路怕是不行。推来选去，大家还是觉得刘邦合适。刘邦曾经做过泗水亭长，是武吏，虽然地位在萧何、曹参之下，毕竟是旧日沛县吏圈子里的人物，役吏们易于接受。刘邦过去是游侠，兄事过王陵，在江湖民间有交往浪迹；如今陈王麾下的魏国名士张耳，当年算是刘邦的门主，由刘邦主事，与内外的民间豪杰便于沟通。况且，如今是举县造反求生存，沛县地方万千老老少少的身家性命，都系于起事后行动的成败；沛县人中，刘邦最早在秦政权的体制外拉起队伍，武装割据一方山头，做了草莽英雄，他敢做敢当，由他来领头，最能为各方接受，无疑是最佳选择。经过议论协商以后，大家一致推选刘邦为首领，主持沛县军政大事。
七刘邦也拉起了队伍（2）
刘邦做了例行的辞让以后，接受了推举，出任首领，重新组建沛县政权。刘邦首先明确起事的大义名分，响应陈胜张楚政权，在张楚的名义下举县武装反秦。他袭用楚国的制度，建立楚制的沛县政权，自己出任长官沛公，以沛公的名义，在全县动员征兵，正式组建军队。沛县是大县，人口在一万户以上，刘邦完整地接受了秦王朝沛县的政权组织，得到沛县地方父老民众的一致支持。征兵动员的结果，他组织起一支二三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都是沛县人，以地缘结成，号称沛县子弟兵，成了未来的刘邦军团的核心、汉帝国政权人事的根基。初期汉帝国政权的大臣阁僚，多是这批丰沛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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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亡秦必楚”的真意义（1）
秦末历史回到战国，历史进入后战国时代，类似列国并立纷争，诸子百家、游侠豪杰重现，王业—霸业—帝业转移的种种历史特点，延续变迁约有六十年之久。
陈胜大泽乡起兵、项氏会稽起兵和刘邦沛县起兵，是决定秦楚汉间历史动向的三件大事，后来历史的发展，大体由陈胜、项羽和刘邦三位英雄主导。这三个人，都与楚国有着紧密的关联。战国末年流传一时的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由此可以得到索解。
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开创诛暴灭秦的大业；项羽消灭秦军主力，决定秦亡的命运，奠定分割天下的基础；刘邦攻入关中，迫使秦政府投降，最终成就帝业。司马迁综述这一段历史说：发难反秦，由陈胜开始；暴厉灭秦，出于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成就帝业，则是刘邦。五年之间，天下政局的主导递次嬗变于三人，自开天辟地以来，天命之授受移转，未曾有过如此急切。《史记》将陈胜的一生入于王侯世家，将项羽和刘邦写入帝王本纪，无一不予以高度的评价；司马迁又著“秦楚之际月表”，将从秦末之乱到汉王朝建立之间的这一段历史，视为秦楚之际，强调的是楚国楚人在秦末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陈胜是南阳阳城人，吴广是陈郡阳夏人，他们在大泽乡起义。这些地方，战国末年都是楚国的领土；随同陈胜、吴广起兵的九百戍卒，也都是出身于楚国地区的贫民；陈胜所建立的政权号为张楚，取“张大楚国”的意义。项氏是楚国的名门贵族，封地在陈郡项县，后迁徙到泗水郡下相县；项梁、项羽起兵于会稽郡吴县，都是楚国的旧土。随同项氏的八千江东子弟兵，也无一不是楚人。项梁后来拥立怀王，复兴楚国王政；项羽统领楚军歼灭秦军主力，自封西楚霸王，宰割天下，时时处处都是楚人楚国。刘邦是泗水郡沛县人。战国末年，沛县是楚国的领土，沛县吏民随同他起兵于沛县，也是楚国人起于楚国旧土。刘邦起兵以后，被推举为沛公，是楚制的沛县长官。他始终在楚国的旗帜下奔走。攻入关中收降秦王时，他是怀王楚国的砀郡长。
然而，自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著《汉书》以来，陈胜和项羽被贬入臣民列传，“秦楚之际月表”被“异姓诸侯王表”取代，秦楚汉之间的这段历史，被视为秦汉之间的历史。在这种对于历史的修改当中，曾经主导天下政局的楚国之存在被抹杀，张楚王陈胜和西楚霸王项羽被淡化，刘邦曾经是楚国臣民、汉出于楚的历史也被掩盖。班固综述这一段历史说：刘邦没有封土王侯的依托，凭借一剑之任，五年成就帝国伟业，有史记载以来，未曾有过。论述同一段历史，在班固这里，只强调西汉建国和刘邦伟业。历史认识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对于历史事实的处理。
解读历史，有解读者的识见参入其中；编著历史，受编著者认识的左右。《史记》由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写成。司马氏父子的时代，距离秦楚汉间不过百十来年，时代的遗留尚在，他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史记》是私人著作，未受官方政府的指导限制，能够实实在在地撰写，成就古风信史。《汉书》是班彪、班固父子的著作，写成于东汉，距离秦楚汉间已经有三百来年，王朝循环交替的历史已经固定，正统观念的史观已经形成。《汉书》编成以后，成为官修正史的开端，后代王朝编撰前代王朝历史的义例体裁，天命在前后王朝之间移转的历史观念，也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传统。正因为此，出于统一王朝有序交替的观念，西汉王朝被视为秦王朝天命的承接者，秦汉之间难以容纳承接天命的第三者出现，于是历史被按照既定的型样剪裁。在这种剪裁当中，不仅曾经主导天下的楚国楚人被抹杀；伴随这种抹杀，秦末之乱的本质是否定秦帝国的统一而回复战国，其历史特点是战国以来七国关系的重演，如此种种时代精神的真相也被涂抹后重新勾画。模糊扭曲的成见，误导国人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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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亡秦必楚”的真意义（2）
阅读历史，最微妙的是把握时代精神。入史学之门以来，我多年受成见误导，也随时流在秦汉之间迷惘，不知秦汉之间有楚，更何遑想到过连接汉—楚—秦一直到战国时代。1982年，我在北大选修田馀庆先生的秦汉史，听先生讲课，眼前豁然一亮，识见洞然开启。1989年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讨论》一文正式发表，我长年置于手边，反复拜读至于今天。史家治史论史之难，莫过于时代精神论，或流于空泛，教条无物，或陷于浅显，牙慧学舌，多视为畏途，敬而远之。先生独辟蹊径，着眼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遗留，从出土历书上的张楚年号入手，究明西汉初年陈胜张楚法统的存在，进而勾沉考证，再现秦汉间被抹杀的楚国楚人，又索隐推断，连接战国，指出秦楚汉间的历史特点，是战国末年以秦楚关系为主的列国关系的重演和发展；这种重演和发展，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楚承秦重新走向统一，“张楚之立，重新开始了秦楚之争；刘邦灭秦，完成了张楚之军西击强秦所未曾完成的任务。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何等深刻的史论，卓识远见，拨开两千年史识之迷误，引导我解读秦楚汉间的历史真相。
总而言之，在战国以来的秦楚角力中，最后的胜利者是楚人，而成就楚人最后胜利的三位功劳者是陈胜、项羽和刘邦，这就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真正意义。我由此承继生发，着眼于秦楚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有后战国时代论。秦末历史回到战国，从秦楚之间一直到西汉初年，历史进入后战国时代，类似列国并立纷争，诸子百家、游侠豪杰重现，王业—霸业—帝业转移的种种历史特点，延续变迁约有六十年之久。直到汉武帝即位，第二次统一完成，历史才又进入新的统一帝国时代。不过，这又已经是后话了。
眼下的历史，正进入六国复活、七雄纷争的门坎，后战国时代到来。
一燕赵复国运动（1）
张楚军北上的战略决策，是由多年隐居于陈县的两位游侠张耳和陈馀提出来的。其战略目的，是策动旧赵国和燕国地区的军民反秦，牵制秦帝国部署在长城沿线的北部军。
秦二世元年七月，定都陈县的张楚陈胜政权作出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派兵北上渡河，在黄河以北的燕、赵地区开辟北部战场。
张楚军北上的战略决策，是由多年隐居于陈县的两位游侠张耳和陈馀提出来的。其战略目的，是策动旧赵国和燕国地区的军民反秦，牵制秦帝国部署在长城沿线的北部军。楚国陈县人武臣是陈胜大泽乡起兵以来的老部下，很得陈胜的信任。陈胜任命武臣为将军，统领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北上，张耳和陈馀被任命为校尉，作为副将辅佐武臣。同时，陈胜还任命另一名心腹邵骚为护军，代表陈胜监督军事。
战国时期，黄河以北主要有赵国和燕国两个大国。战国中期以来，赵国长期称雄于黄河以北。赵国以邯郸为首都，领土北及于陕西东北部，兼有山西大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和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也在其领土内。以秦帝国的政区而论，由西而东，由南而北，拥有云中、雁门、代郡、太原、恒山、上党、邯郸、巨鹿八郡。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率先引进游牧民族的骑兵技术和装备服饰以后，赵国的军事力量称冠各国，名将辈出，长期与秦国抗衡，争夺统一天下的主导权。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之间爆发长平大战，赵国兵败，四十万赵军投降秦国，被秦将白起活埋，赵国的国力由此衰弱。尽管如此，赵国军队在名将廉颇、李牧的统领下，仍然长期顽强而有效地抗击着秦军的侵攻。秦武力统一天下以后，赵国人对秦的仇恨极为深刻。
武臣军由陈县出发，经过砀郡，进入东郡，由白马津（今河南滑县东北）渡过黄河，进入赵国地区的邯郸郡，正式开辟了北部战场。进入赵国的武臣军，在张耳和陈馀的策划下，致力于唤醒赵国人对秦的仇恨，鼓动赵人响应陈涉，共同推翻暴秦。因为顺应了民心，武臣军在赵国发展顺利，不久就攻下了十余座城池，军队扩充到数万人。进而，武臣自称武信君，听从蒯通之计，对赵国地区的秦朝官吏施行怀柔招降的政策，尽可能和平接收秦王朝在赵国地区的政权组织。赵国的东部地区，很快被平定下来，旧赵国的首都邯郸也被武臣军占领。进入邯郸以后，周文军退出关中的消息传来，反秦战争长期化的苗头日渐明显。在张耳和陈馀的策动下，武臣在邯郸称赵王，任命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陈馀为大将军，赵国复国，建立起独立的政权。
武臣赵国政权的建立，是在秦二世元年八月，以邯郸为首都，大致拥有赵国东部地区的邯郸、巨鹿两郡和燕国南部的广阳郡。武臣赵国政权建立以后，没有顺应张楚陈胜政权的要求，西向支援楚军攻秦，而是致力于巩固实力，扩大领土。九月，武臣分兵三路，派遣李良领军北向攻略恒山郡，张黡领军西向攻略上党郡，韩广领军北上攻略燕国地区。恒山郡和上党郡都是旧赵国的领土，李良和张黡进军的目的，在于恢复赵国旧地。武臣派遣韩广进入燕国地区的意图，是想趁机兼并燕国而扩张赵国的势力。
燕国是战国世界的北极，以河北省北部为中心，东到辽东半岛，北到长城，西到张北地区，以秦帝国的政区而论，由西而东包括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边郡和广阳一个内郡。战国七雄中、燕国力量弱小，又偏处东北一隅，在天下政局中影响最小。燕国的西部和南部被赵国包围，赵国成为燕国进出中原的屏障，国势的变动受赵国影响最大。秦征服赵国，举国动员，多年苦战不休，胜负交替反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方才完成。攻占赵国后，征服燕国几乎是摧枯拉朽。燕国无力以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抗秦，被迫采取恐怖活动，太子丹折节求士，派遣荆轲刺杀秦王，演出一场慷慨悲歌的史剧，千百年来，为后人传颂不已。刺杀秦王的失败，引来秦国的加倍报复。秦军攻占燕国后，对燕国贵族实行严酷的惩处。西周邵公以来的燕国贵族，在强大秦军的残酷攻击之下，举国向东撤退，在辽东半岛做了最后的抵抗。亡国以后，燕国贵族或者被秦军诛杀，或者逃亡到朝鲜半岛，与旧土隔断了联系。秦末之乱，无处可逃、沦落民间备受苦辛的各国贵族纷纷而起，致力于复活故国王政，唯有燕国的旧贵族，他们已经在朝鲜半岛安居下来，不愿意再卷入中国的内乱，从而，在秦末之乱中完全见不到任何有记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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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燕赵复国运动（2）
韩广是燕国人，出身于燕国地区的上谷郡，曾经做过秦上谷郡的卒史，也就是郡衙门的下级办事员。武臣派韩广攻略燕国地区，是想利用韩广燕国出身的背景，在反秦复国的号召下，争取燕国地区军民的归附。正如武臣政权的预想，韩广到了燕国，受到燕国军民的欢迎，进军顺利，迅速地占领了燕国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出乎武臣政权的预想之外，进入燕国地区的韩广，重演了武臣脱离张楚称王的故事，独立称王，恢复了燕国。韩广称燕王恢复燕国，是在秦二世元年九月，就在武臣称赵王复兴赵国仅仅一个月之后。独立后的燕国，开始在西面南面设防，抗拒赵国，致力于北向东向发展，力求恢复故土，大体沿袭战国以来燕国的传统，偏居一隅，力求自保。黄河以东以北的华北地区，再次形成秦与赵国和燕国对立的局面。
二辩士蒯通的登场（1）
蒯通是范阳人，如同张耳、陈馀一样，也是江湖上传奇性的英雄人物。他继承了战国游说之士的传统，精于审时度势，长于权变游说，呼风唤雨于秦末汉初。
秦帝国的北部军，就是征伐匈奴、负责整个帝国北部边防的军队。秦始皇帝三十二年，始皇帝派遣大将蒙恬统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夺取了匈奴在河套地区的肥美牧地，设置九原郡，移民屯田，连接秦国、赵国、燕国长城，修筑要塞直道，在上郡设置北部军总部，统一部署帝国的北部边防。秦帝国统一天下以后，秦军的战略主力有三支，其一为关中地区的京师军，其二为南越地区的南部军，再就是这支北部军了。北部军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负责帝国的北部边防，防备被击退到蒙古高原的匈奴骑兵卷土重来；二是作为首都地区的北部屏障，防止对关中地区的可能袭击。北部军的第一任统帅为大将蒙恬，监军是皇长子扶苏。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帝死于出巡途中，胡亥、赵高、李斯伪造诏书送抵上郡，扶苏和蒙恬先后自杀，北部军改由王离统领。
王离，内史频阳县人（今陕西富平东北），祖父王翦、父亲王贲都是秦国的名将，统一天下的功臣。始皇帝统一天下，王翦领军灭亡赵国和燕国，王贲领军水淹大梁，灭亡魏国。王翦和王贲，又先后主持进攻楚国的战争。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统领六十万秦军，击败项羽的祖父项燕所统领的楚军，灭亡楚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贲与蒙恬领军攻灭齐国，完成统一。秦重军功阀阅，天下统一以后，王氏家族与蒙氏家族并列，成为秦王朝最为显赫的勋阀世家，一家三代封为列侯，世袭帝国最高的爵位。始皇帝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天下，王翦为武城侯，王贲为通武侯，父子并为列侯随同，荣耀富贵至极。蒙恬###匈奴，统领北部军屯驻帝国北部边境，王离在蒙恬军中担任副将。王离继蒙恬出任北部军统帅后，他的两位副将，分别是苏角和涉间。
二世元年九月，张楚周文军进入关中，秦王朝仓促应对，来不及征调帝国各地的军队。章邯以京师军为核心，将骊山陵的役夫刑徒编入军队，击败周文军，迫使周文退出函谷关，首都地区的危机得以一时解除，秦政府得到时间重整旗鼓。在这之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秦帝国实行总动员，全面调整军事部署，周密地准备了对关东叛乱的反击。在这次全面的军事调整中，北部军的一部奉命由直道南下，进入关中增援章邯军，其主力部队受命在王离的统领下，东渡黄河，负责黄河以北地区，也就是旧赵国和燕国地区的平叛军事活动。
二世元年十一月，章邯军出函谷关攻击周文军，沿三川山阳道开始对张楚军施行全面反攻。与此同时，王离军由上郡东渡黄河，进入太原郡。当时，赵军李良部队已经攻占了太原郡东部的恒山郡，正准备西向进攻太原郡；赵军张黡部队已经攻占了太原郡南部的上党郡，准备向西进攻河东郡。王离军进入太原郡后，迅速封锁了通往恒山郡的所有交通要道，使李良军无法西进。安定太原郡后，王离军进而增援河东郡秦军，北由太原，西出河东，夹击上党郡，赵军张黡部队军败，被迫退出上党郡，撤退到邯郸郡内。王离收复了上党郡后，兵分两路，一路进入河内郡，与已经被章邯军收复的三川郡隔黄河相呼应，由南路对赵国展开军事进攻，一路由井陉关方向东进，攻击恒山郡。
武臣的赵国政权，是由武臣、邵骚、张耳、陈馀等人所统领的三千张楚军旧部创建的，他们都不是赵国人，却是政权和军队的核心。进入邯郸郡和巨鹿郡后，武臣军宣扬张楚反秦的大义，唤醒赵人对秦国的仇恨，得到了赵国民众的支持，攻下了十来座城邑，军队发展到数万人，大量加入到军队和政权中来的赵国人成为武臣赵国政权的外围基础。武臣军进入赵国地区的当初，依从张楚起兵以来的政策惯例，彻底摧毁当地的旧秦政权，对于旧秦郡县官僚，一概施行严厉的诛杀，其结果，引起赵国各地秦政权的恐惧，纷纷守城不降，顽强抵抗。然而，当武臣军进入燕国地区，抵达广阳郡范阳县（今河北易县东南）时，由于辩士蒯通的出现，改变了诛杀秦吏的政策，武臣政权和军队的构成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辩士蒯通的登场（2）
蒯通是范阳人，如同张耳、陈馀一样，也是江湖上传奇性的英雄人物，呼风唤雨于秦末汉初。蒯通继承了战国游说之士的传统，精于审时度势，长于权变游说。秦帝国时期，他同众多英雄豪杰一样，默默潜伏于乡里，读书著作，韬晦隐忍，密切关注天下形势。汉代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中有《蒯子》五篇，就是蒯通的大著，归类于纵横家书，与战国著名的游士苏秦、张仪的著作并列，都是考究外交谋略的论述，出使游说、权事制宜的言论。
当武臣军抵达范阳时，蒯通自感出山的机会来临。他径直来到秦范阳县廷，求见县令徐公。见徐公后，蒯通自我介绍：“在下乃是范阳百姓蒯通。听说足下将不久于人世，特来凭吊。不过，也预料足下将因为蒯通而免于不幸，又特来祝贺。”徐公是明白人，闻言知道来者非常人，屏去左右，欠身施礼问道：“在下愚钝，望先生不吝赐教，凭吊的事，从何谈起？祝贺的话，又有何因由？”蒯通说：“秦法苛重，足下任范阳县令已经十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而慈父孝子没有手刃公腹，是因为畏惧秦法。当今天下大乱，秦法已废，百姓手刃公腹，为其亲人报仇，正好成就他们慈父孝子的名声。这就是在下所以前来凭吊公的因由。况且，如今武信君大军即将兵临城下。足下若为秦坚守范阳，范阳父老少年将杀足下以响应武信君。足下若信臣听臣，急遣在下为使者前往武信君处交涉，则可以因祸为福，转危为安，这就是在下所以前来祝贺的由来。”
徐公同秦帝国所有的郡县主要官僚一样，不是本地人，受中央政府任命，由他郡他县到范阳作县令。多年以来，他乘秦军胜利的威势，严格遵照帝国的法令，冷酷地镇压一切违法不轨之徒，有效地统治着范阳地区，为帝国政权尽心竭力。然而，天下突然大乱生变，叛军兵临首都城下，朝廷陷于瘫痪，各地政府群龙无首，被迫人自为战。在这种形势下，在当地没有民意基础的徐公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民心思乱，兵力单薄，为秦坚守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开城投降，张楚军对秦吏诛杀无赦，也是死路一条。蒯通是明察的术士，他是看准了形势，有所备而来的。他的出现，对徐公而言，仿佛是一线光亮，指明了夹缝求生的活路。于是徐公起身再拜，施礼奉蒯通为上宾，一切听从蒯通的安排，准备车马行装，派遣蒯通作为自己的使者正式出使武臣军，交涉投降议和事项。
蒯通面见武臣说：“将军入赵以来，奉行战胜然后略地、攻取然后下城的方针，在下以为过头了，非良策。如果将军愿意听从在下的策划，可以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定千里。”武臣问：“此话怎么讲？”蒯通说：“将军兵临城下，范阳令徐公整顿士卒，以备守战。徐公其人，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想投降将军，又担心被将军诛杀，正彷徨于进退之间。另一方面，范阳城内的年少暴徒，闻风蠢蠢欲动，欲乘机起事杀徐公占领范阳，独立兴国，抗拒将军。度此局势，将军何不授在下以列侯之印，使在下持侯印封赏徐公，徐公受封赏开城归顺将军，年少暴徒也不敢轻举妄动。降下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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