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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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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5）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么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么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
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
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件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件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
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
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向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么？”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叫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地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丑陋的中国人（6）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象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说：“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象力和思考力，这种能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丑陋的中国人（7）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平，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平，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么不给我呀？”这个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民主还需要有鉴赏力，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1984·11·15香港《百姓》半月刊
12·1·纽约《台湾与世界》杂志
12·8·台北《自立晚报》
12·13·洛杉矶《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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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自己的丑陋面（1）
柏杨先生于1984年8月访问美国，在纽约逗留期间，于11月12日，在时任《北美日报》总编辑俞国基先生寓所，与林樵清、李兆钦、黄仕中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谈话。柏杨先生在谈话中，着重谈了中国人的丑陋面及劣根性。他说，他走到哪里都要讲这个问题，以唤起中华民族对自身的反省。他认为，反省是走向进步的开始。
问：我知道您十分关心中国人的苦难，是不是在这方面告诉我们一些您的看法。
柏：你要看中国历史，五千年历史中，有几天是好日子？我们当然可以情绪化地高声呐喊：“我们很快乐，我们没有一天不快乐。”但是，如果仔细看古人歌颂的汉王朝、唐王朝是怎样记载，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命运，早就如此悲惨。不断发生“改朝换代型”的战争，不断遭遇到“瓶颈时代”的屠杀。好不容易迈过这两关，朝代稳定时，又有倾盆大雨般的暴君和贪官污吏，对人民百般虐待。
问：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对世界也有贡献嘛。
柏：当然，我们有贡献，但只是过去有贡献。
问：不是很多外国人崇拜孔老夫子吗？
柏：中国人崇拜释迦牟尼的更多，崇拜耶稣的更多。现在还有很多人崇拜马克思，崇拜林肯。
问：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柏：洋大人去了一趟台北、北京，就被形容为崇拜中国文化。可是有这么多中国人跑到美国不肯回去，以当美国人为荣，是谁崇拜谁的文化？
问：中国人有句话说：不要以最坏的想法去猜测别人。但是实践上，偏偏以最坏的想法去猜测别人。我们应该透视自己、认识自己民族的问题。
柏：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好话都是输出给别人用的，自己绝不沾染。
问：所以，这是文化方面的原因。
柏：是的。我十八岁就加入国民党，如果乖乖听话，现在起码可以有个小官可做。但是，为了这个民主理想，不但小官没做成，倒弄进牢房里去了。因此我想，为什么我们追求的一直追求不到？政权不好要它改革，它不改革怎么办？只好革命，只有这条路可走。可是，革不成功，头就革掉；革成功了，你又和他一样。
问：柏杨先生，你说你是国民党，可是国民党却开除了你。
柏：人的心路历程在不停地变。抗战初期，我曾参加战时工作干部训练，我们那时年轻，只知道国，不知道党。如果没有国，哪有党？流行的所谓“党国”，实在是天下最大的荒谬。我从小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后来，他把国家治理成那个样子，使人痛心。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我想应该在中国文化中探本求源。
问：您是否做了这方面的探本求源工作？
柏：做了一些。目前，别的地区有什么，台湾立刻也有什么。你有宪法，我也有“宪法”。但是，台湾的“宪法”好像戏院门口的海报，谁上一次台，就变一次“宪法”，那又何必“宪法”？又如何使人相信“宪法”？这就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中国古时候的故事说，淮河之南的橘子，拿到淮河之北，就成了枳子。我们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逾淮而枳，好像是，一个美国苹果，只要搬到中国，就立刻变成了干屎橛！酱缸的侵蚀力很强，你们在美国留学，学会了解此地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当你们把这些带回国之后，恐怕只要短短几年时间，它就会被淹灭。
问：所以您说中国文化是个酱缸。台湾的孙观汉先生写过几本书，他也是在抨击您所指的酱缸文化。请问，您所指的文化及您所说的民族性弱点（劣根性），是否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问题？
柏：我先要有个声明，我不是学院派，关于“定义”这东西，无法给予精密的说明。我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到现在未写的原因，是没有时间。但我受到《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两书的影响。这些书都是作者对自己国度丑陋面的一种感触，一种观察，一种检讨；不是纯学术性的一种分析。我也听过许多专家谈到民族性的问题，实在是术语太多，行话太多，而不是我原来的想法。但是我可以笼统地说，中国人的质量并不坏。例如在美国，学校考第一名的，很多都是华人，显示中国人智商并不低。而这种智商在单枪匹马时尤其显著，可是三个智商加在一起，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互相抵消。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酱缸可以消灭智商。至于酱缸如何形成？我认为形成原因并不很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肯定到底出于哪一个因素。但就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儒家思想从定于一尊以后，经过一百多年，到了东汉，成了一个模式。那个时候规定，凡是知识分子，不论他的思想、讲学、辩论，都不可以超过“师承”。学生只可围绕着老师所说的话团团转。如果讲得太多，超过老师，那就无效，而且有罪。不过汉王朝时的罪并不严重，但是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如果官方规定用朱熹的话解释，就绝不可用王阳明的话解释，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他们已完全替你思考好了。时间一久，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由于没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没有想象能力；由于没有想象能力，因之也没有鉴赏能力。
正视自己的丑陋面（2）
问：德国纳粹时代，希特勒对人民说：你们什么都不必想了，元首一切都为你们想好了。
柏：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制、封建愚民政策。专制封建头子都坚持一种想法：他比任何人都聪明。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是危险的，任何专制封建头子，都不准许有思考能力的人存在。
问：回顾中国历来统治者的政策，很多都是愚民政策。
柏：可是，思考力、想象力是创造发明的渊源。没有这种能力，便无法创造发明。甚至时间一久，连模仿力也会跟着衰退。因为模仿力中多少也要有一点创造发明能力。
问：到底是中国的文化造成了这样的民族性呢，还是中国民族性造成了这样的文化？或两者是孪生兄弟？
柏：你这问题太大，我想这是鸡生蛋、蛋生鸡问题。
问：还是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合起来谈吧，它们是不可分的。我一直有这样几个问题，希望获得解答：
一、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弱点显现在哪些方面？
二、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三、民族性的劣根性，与中国不能产生民主政治是否有关系？我们如何面对这一问题而使之改变？
我有一种体会，认为中国人之缺少法治观念，大概也属于民族性的问题。有一位来自台湾，在美受过教育的朋友，曾对我讲过一段经历：一次，他驱车带他从台湾来的父亲外出游玩。回来时，天色已晚，车遇红灯，他就停车。他父亲说：“开过去算了，现在四周没车没人，何必等绿灯？”这反映了两种观念的不同。
按美国的思想，不论何时都该遵守红灯，但中国人认为破坏了它没有影响。中国人缺少法治观念。您刚才又提到中国人难以合作，仅从智商观点，一个中国人可以打败一个外国人，但三个人加起来就完了，这的确是很大的问题——中国人不能合作。
柏：到底是中国文化产生民族性，还是民族性造成如此文化，我看应是互相循环。文化发展的方向，有时是非理性的，就像电动玩具，遇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沙粒，它就会自动转换。也好像在山上踢石头，你有力量踢石头，但是当它滚下去时，你无法阻止它不滚下去。中国人内心的复杂，恐怕举世无双。不要说政治问题各有主见，就连几个小流氓在一起，动不动就看不顺眼打起来，心胸狭窄，已到了可厌的程度。
问：美国总统候选人蒙代尔落选后，立刻表示里根是我们的总统，我们庆幸有如此的民主制度。
柏：中国人重视面子问题，所以死不认输，死不认错。凡人都有错，我想只有牲畜没有错。中国人输了，唯一的反应就是咒诅、骂大街。要达到蒙代尔的境界，恐怕还要三百年。
问：是不是中国统治者争权争迷了心窍？
答：权力可使人腐化，更可使人愚蠢，比猪还蠢！那些封建专制法西斯头子，难道真不知道他所听到的一片阿谀和遍地万岁，只不过是一种噪音，全是假的？绝对权力能伤害神经中枢，使人愚不可及。
问：是不是中国人太喜欢政治，永不放弃？
柏：中国人在一起喜欢谈政治，可是每个人又都怕政治。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对不应该恐惧的恐惧。大家得过且过，自己的权力自己不会掌握，必须由有权的大老爷恩赐一点，才敢接受。
问：中国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权利，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对此印象很深。
柏：奴性养成之后，他自己都无法挣脱。有些华人入了美国籍，竟然不去投票，他没想到这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办法。一位住在爱荷华的华人朋友，他的孩子被邻居的狗咬了，主人又凶巴巴的，这位朋友认为没有咬伤就算了。后来，被孩子的老师知道，就说不可以“算了”，不能让别人认为亚裔的人可以随便欺侮，一定要提出控诉。结果，判决对方赔钱道歉。这件事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中国人认为要忍让，这是美德。其实那是长期屈辱的惯性，而用忍让两字来使自己心理平衡！很少中国人敢据理力争。
问：那是为什么？
柏：那就是中国人神经质恐惧心理，怕最后吃亏。
问：这是不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一种不诚实？
柏：中国人说空话、大话、假话、谎话、毒话，脱口而出，从来不打草稿。我常想，美国有心理医生，中国可能不会有心理医生。因为见心理医生一定要说实话，中国人见了谁都不会说实话，明明是屁股痛，他要说耳朵痛。明明是女人不要他，偏偏对医生说是他不要女人。心理医生如何诊治？
正视自己的丑陋面（3）
问：有个笑话，中国从前有位军阀在开会时，有人送了一篮香蕉。他不知道先剥皮，于是带着皮吃了，结果其余的人也立刻把香蕉连皮吃了。
柏：这只是摇尾系统的拍马术，如果是现代化的专制封建头子，摇尾系统恐怕立刻就研究出来连皮吃香蕉的伟大哲学基础。
问：还有，林彪曾说：如果不讲假话，就成不了大事。
柏：这真是败坏中国人质量的毒药，把说谎当作可以夸耀的荣誉！
问：中国古训云：君若愚民，民必愚君，有相互作用。
柏：也有报应作用。如果是个人，还没太大关系。但是专制封建头子这种做法，影响可大了，报应会落到全国人民身上。
问：中国人有人情味，美国人没有人情味。
柏：中国人对特定的对象——“朋友”，才有人情味。对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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