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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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中国人丑陋吗？（1）
人与人确实会擦肩而过，比如我和柏杨先生。
　　1984年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对我发出邀请，据说与我一同赴美的是诗人徐迟。同时还从台湾邀请了柏杨先生。但我突然出了点意外，没有去成，因之与这两位作家失之交臂，并从此再没见过。人生常常是一次错过便永远错过。
　　转年聂华苓再发来邀请。令我惊讶的是，在我周游美国到各大学演讲之时，所碰到的华人几乎言必称柏杨。其缘故是头一年他在爱荷华大学演讲的题目非常扎眼和刺耳：丑陋的中国人。一个演讲惹起的波澜居然过了一年也未消去，而且有褒有贬，激烈犹新，可以想见柏杨先生发表这个演讲时，是怎样的振聋发聩，一石撩起千层浪！其实作家就该在褒贬之间才有价值。我找来柏杨先生的讲稿一看，更为头一年的擦肩而过遗憾不已。其缘故，乃是当时我正在写《神鞭》和《三寸金莲》，思考的也是国民性问题。
　　国民性是文化学最深层的问题之一。国民性所指是国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种文化在人们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脚，就变得牢固且顽固了。心理往往是不自觉的，所以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于作家来说，则是一种集体性格。由于作家的天性是批判的，这里所说的国民性自然是国民性的负面，即劣根性。鲁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所激烈批评的也是中国人国民性的负面。应该说，他们的方式皆非学者的方式，不是严谨而逻辑的理性剖析，而是凭着作家的敏感与尖锐，随感式却一针见血地刺中国民性格中的痼疾。鲁迅与柏杨的不同是，鲁迅用这种国民集体性格的元素塑造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阿Q，遂使这一人物具有深刻又独特的认识价值。当然，鲁迅先生也把这种国民性批判写在他许多杂文中。柏杨则认为杂文更可以像“匕首一样”直插问题的“心脏”——这也是他当年由小说创作转入杂文写作的缘故。故而柏杨没有将国民性写入小说，而是通过杂文的笔法单刀直入地一样样直了了地摆在世人面前。他在写这些文字时，没有遮拦，实话实说，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饰，像把一张亮光光的镜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儿脏哪儿丑，想想该怎么办。
　　被人指出丑陋之处的滋味并不好受。这使我想起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西方人的“传教士文学”——也就是那时到中国传教来的西方的教士所写的种种见闻与札记。传教士出于对异文化的好奇，热衷于对中国文化形态进行描述。在这之中，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索则是其中的热点。被传教士指出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善意的批评，有文化误解，也有轻蔑和贬损；特别是后者，往往与西方殖民者傲慢的心态切切相关。由于人们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段被屈辱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所以很少有人直面这些出自西方人笔下的批评。这种传教士文学倒是对西方人自己影响得太深太长，而且一成不变甚至成见地保持在他们的东方观中。这又是另一个需要思辨的话题。
　　然而我们对自我的批评为什么也不能接受呢？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柏杨先生对国民劣根的批评，都不能平心静气以待之。是他们所言荒谬，还是揭疤揭得太狠？不狠不痛，焉能触动。其实任何国家和地域的集体性格中都有劣根。指出劣根，并不等于否定优根，否定一个民族。应该说，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优良的根性。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就是我们对国民的劣根性的反省始自“五四”以来。一方面由于国门打开，中西接触，两种文化不同，便有了比较。比较是方方面面的，自然包括着深层的国民的集体性格。另一方面，由于在中西的碰撞中，中国一直处于弱势。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面对这种软弱与无奈，苦苦寻求解脱，一定会反观自己，追究自己之所以不强的深在于自身的缘故。这便从社会观察到文化观察，从体制与观念到国民性。然而从文化视角观察与解析国民性需要非凡的眼光，用批评精神将国民性格的痼疾揭示出来需要勇气。所以我一直钦佩柏杨先生的这种批评精神与勇气。尤其是这个充满自责和自警的题目——丑陋的中国人——多容易被误解呀！但是只要我们在这些激烈的自责中能够体会一位作家对民族的爱意，其所言之“丑陋”便会开始悄悄地转化。
　　如今，中国社会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繁荣。繁荣带来的自信使我们难免内心膨胀。似乎我们不再需要自省什么“丑陋不丑陋”了。然而一个真正的文明的民族，总要不断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不管是穷是富。贫富不是文明的标准。我们希望明天的中国能够无愧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记去不断清洗历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时站在自省的镜子里检点自己，宽容和直面一切批评，并从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坚实的自信来。
　　也许为此，柏杨先生这本令人深省的书重新又放在我们的案头。
　　

序　丑陋的中国人酱缸国医生和病人
柏杨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里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做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孙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么说，要怎么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谋财害命，坐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我，你当初杀人时，是怎么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
　　医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平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就等于你当初的刀子，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合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坯、贱骨头，我严肃地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候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台北
　　　。　想看书来

丑陋的中国人（1）
本文是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吕嘉行记录。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各阶层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3月7日给我过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中的难民，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等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丑陋的中国人（2）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质量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质量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质量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质量不好，中国人的质量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质量。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丑陋的中国人（3）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头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
　　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
　　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头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1981年）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么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么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征。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丑陋的中国人（4）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么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得没办法，我不告你
　　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
　　国度，沧海一粟，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么！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
　　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么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么勤劳。”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子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质量不够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她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翻脸，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很久很
　　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
　　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