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逍遥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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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庙的从祀，在同年也重新评价。像宋代的潘美和张浚二人，前者虽在北宋初期平定江南有功，但在北伐败北，并擅离防地促成杨业父子的孤立无援而殉职；后者确是陷害岳飞的大奸臣。这二人没有资格陪祀在帝王庙里，这是顾如华的进言，由顺治帝采行的。
　　在顺治帝的儒教历史意识下，或带有怀柔的意思，颁给保有南方势力的郑成功“靖海将军”的称号，但郑成功拒绝接受。顺治末期，清朝平定了贵州、云南，四川也纳入清朝的势力之中。郑成功攻略南京失败，退回福建的岛屿，清朝大帝国的轮廓大致完成。在怀柔政策方面，顺治帝重用了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这三位汉人，也值得一提。
　　

痴心皇帝千古谜：顺治（3）
不爱万里地，只爱千里草
　　满族的顺治帝入关以后诸多作为，尚能取得被统治的汉族的信赖，所以被称为“明君”。可是，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五日，忽然传出顺治帝死在紫禁城的养心殿，享年二十四。他的“死”事出突然，又是在他所钟爱的皇贵妃董鄂氏病死的四个月之后。因此，民间就传说顺治帝是因哀悼董氏之死，愤而出家的。出家的地方，就是五台山清凉寺。
　　顺治帝和贵妃董鄂氏的罗曼史，就像温莎公爵的罗曼史一样，大大地带有“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色彩。顺治帝和生母庄妃之弟的女儿结婚，是在他十四岁的时候。这个婚姻，在“大婚之仪”就闹了一点风波，顺治帝大婚二年后即把皇后废了，理由是“难期淑善”，这是表面文章，真正理由是他不爱她。再立新后，又不得所爱。顺治帝的意中人却是后宫的一位妃子，可是名分不高，不能立后。新立的皇后是前皇后叔父的孙女，也就是顺治帝母后的同族。他就提出交换条件，在封立新皇后的同时，要把他的意中人董鄂氏封为“皇贵妃”。
　　董鄂氏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但这个女儿并不是亲生的，而是抱来的养女。或许是顺治帝所爱的宫女过继给内大臣，在名义上比较好看也说不定。反正顺治帝爱她爱得不得了，一遇爱人病死，他就出家了。这是顺治帝“肉眼凡胎”的地方，他实在真多情。
　　顺治追悼董鄂妃的《御制哀册》、《御制行状》
　　顺治帝出家之谜，有人说《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因爱人林黛玉的病死，出家遁世，就是用来影射顺治帝因董鄂氏病死出家的罗曼史。清初大诗人吴梅村有一首《清凉寺赞佛诗》，其中一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千里”可以缩写为“重”字，上面加一个草，便成“董”字。吴梅村在诵出家清凉寺的顺治帝，隐约地暗示是为了董鄂氏之死。当时的德国人汤若望，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大胆地指出顺治帝出家的事实。
　　据说最可靠的事实，却是倾心朱子学、对佛教不大关心的康熙帝，前后五次到五台山行幸。康熙帝的五次五台山访问，正是去看望他的父亲，时间正逢他治世的前半期。在第五次访问之后，康熙便戛然止足，不再去了，这就表示顺治帝已死亡，他的儿子康熙帝就没有再去的必要。帝王家事，外人可料而不可知，这也是历史故事感人之处。
　　

财政经济大论战：桑弘羊vs霍光（1）
《盐铁论》：明里辩财经，暗中斗政治这一场论争，既是财经政策的大辩论，也是一场思想上的大斗争，背后更代表着桑弘羊和霍光的斗争。汉昭帝所以，表面上是政府和民间的明争，实质上是桑弘羊和霍光的暗斗。
　　《盐铁论》，从字面上看很容易把它当作经济论文，虽然它包含着丰富的西汉经济史料，它只是一场财经大论争的盐铁会议。
　　《盐铁论》是汉桓宽所著，分为10卷60篇，主要内容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所召开的一次盐铁会议的纪录。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是写盐铁会议的正式辩论，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是写会议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是杂论，讲本书撰述之由，等于是一篇序文，把它称作跋亦可。
　　政府与民间的明争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达60余人，坐在上座的有丞相（总理大臣）田千秋，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桑弘羊；坐在下面两边的是由全国各郡国推荐的贤良（贤良方正）8位和文学（知识分子）50余人。当然也包括了政府机关的助手和官员，以及担任记录的人员，会议共举行了两次，由庐江郡丞（主任秘书）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整理集合在一起，成为这本《盐铁论》的素材。
　　会议地点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京师。讨论的问题是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这些本来是自汉武帝以来政府所奉行的最高国策，因为后来有人反对，才召集了这次会议进行讨论。
　　盐铁国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财政政策，是汉武帝一代辉煌的文治武功的经济基础。桑弘羊是制定和推行这些政策的主脑人物。国营专卖显然是中央集权的做法，对于公家事业是有利的，但站在民间的立场，特别是一般的商人和一些地主阶级，便感觉很不利。因此在会议上持反对意见的是代表商人和地主立场的“文学”和“贤良”。
　　文学，就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贤良，就是从知识分子中推选出来的有功名、没有官职的“贤良方正”。这是汉朝的制度，始于汉文帝二年（前178）。因为汉朝还没科举制度，是用选举推荐的方法，在各郡国推选代表出来。上面所说的政府机关的助手和官员，就是丞相史和御史，前者是丞相的下属，后者是御史大夫的下属。
　　《盐铁论》并不是把盐铁会议原原本本记录起来的纪录文件。桓宽是根据盐铁会议的原始资料，用推衍和增广的手法，加以整理组织，用对话体的方式，加以集合概括。他更创造了人物的典型，用概括的手法，把六十余人代表民间意见的人，用“贤良”和“文学”——而不指姓名——概括成两个集合名词；把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僚属也只概括成两个集合名词，也就是“丞相史”和“御史”，当然他们是代表政府的。
　　贤良与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说法有时显得非常迂腐可笑。丞相史和御史基本上是站在法家的立场，议论都从现实出发。两方面人的意见，针锋相对，抨击尖锐，简直像一场儒法大论战。这一场论争，既是财经政策的大辩论，也是一场思想上的大斗争。背后代表着桑弘羊和霍光（大将军）的斗争。所以，表面上是政府和民间的明争，实质上是桑弘羊和霍光的暗斗。贤良和文学就是由霍光支持出来和桑弘羊论争的。桑弘羊为了坚持自己所制定的政策，也就和贤良、文学论争到底。
　　桑弘羊与霍光的暗斗
　　霍光和桑弘羊都是汉武帝时的倚重大臣（侍中），又是同受遗诏扶持幼主的###。但两人不仅在思想上对立，在利益上也对立。霍光代表地主、商人阶级的利益，思想上是重儒；桑弘羊代表中央集权的利益，思想上是重法。
　　霍光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利用贤良和文学那一批人出来反对政府。盐铁会议假使没有霍光的主动支持，毫无疑问是不可能召开的。会议的结果是，政府让一步，把酒类专卖废止了，并在始元六年（前81）七月——也就是会议结束后不到5个月——就实行。但是，他们两人的斗争，在第二年（元凤元年，前80）便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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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大论战：桑弘羊vs霍光（2）
会议虽在昭帝年间召开，但盐铁国营的措施却在武帝时代即已实行，因为当时对外大肆征伐，对内大兴水利工程，国家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为了寻求新的财源，才有盐铁国营之设。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出兵包围东瓯（浙江永嘉），武帝接受严助的建议，派遣军队攻击闽越，这是武帝对外征伐的开始。三年后，闽越和南越又起争端，武帝再派军队干预，对南方的战事从此无休止。但对汉朝来说，最大的强敌是匈奴，而汉匈之间的战争，从马邑伏击战失败之后也绵延不断，卫青出击匈奴共有七次，霍去病也有四次。元鼎六年（前111）始在南越设立九郡，元封三年（前108）灭朝鲜，又置四郡。这一连串的战事，消耗国帑颇巨。
　　霍光像对内大兴水利工程，主要的是修水渠、河渠沟洫很多，渐渐使国库空虚。
　　汉武帝筹集财源的办法有卖官、卖爵、赎罪，盐铁国营、酒类专卖、缗（ｍǐｎ）钱税、车船税、均输、平准之法等，这些措施大部分是由桑弘羊经手实施的。桑弘羊主外朝，主张富国强兵；而讲恤民政策的霍光却是主内朝。内朝和外朝的对立，直到昭帝始元六年（前81），才有盐铁会议的召开，把两派人的对立意见，提到会议桌面，以求解决。会议结束后，虽然桑弘羊做出让步，但也仅是一小部分的让步。因此，两派人的斗争就由会议桌面转移到实际的政争。
　　盐铁会议结束5个月后朝廷即把酒类专卖一项废止，其它国营和税制一仍如故。因此，对桑弘羊的打击并不大，然而通过“燕王之变”，霍光终于把桑弘羊杀了。
　　这是发生在元凤元年（前80）的事件。这一年，太仆令上官桀谋杀霍光，打算拥立燕王旦为皇帝。燕王旦是昭帝的哥哥，上官桀要拥戴他，并想废掉在霍光手中昭帝的儿子，但因事机不密泄露而失败。不幸的是桑弘羊与上官桀同谋。因此，除了上官桀被处死之外，桑弘羊和他的一家也都被霍光杀掉。
　　上官桀和桑弘羊死后，霍光掌握了朝廷的领导权。但盐铁国营这一制度仍被沿用，并没有加以废止。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来说，在盐铁会议上和御史大夫唱对台戏的贤良、文学这一批人，完全是受霍光一人的利用。先制造舆论，再利用事件，内朝派霍光，就把外朝派桑弘羊打倒了。
　　理财专家舌战群儒
　　盐铁会议时，代表政府方面的丞相说话不多。这位丞相叫田千秋，绰号“车千秋”，因为他年纪老，受到优遇，朝见时可以坐小车进入宫中，所以才叫他为“车千秋”。他是一位有名的乡愿，少说话，甚至一句话不说，不得罪人，是一位好好先生。在会议上，田千秋这位丞相，只是无关痛痒地问了两句话。桓宽描写他“括囊不言”，实在恰到好处。
　　代表民间、替商人和地主阶级讲话的八位贤良和五十几位文学中，我们知道有一位被选为贤良是茂陵的唐生，有一位文学是鲁国的万生，其他也就不知姓名了，但以山东人居多。
　　桑弘羊是相当聪明犀利的人，他舌战群儒，主张切合实际，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论。他本来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对数字灵通强记，是一位数学天才，在十三岁时就受汉武帝赏识，提拨为侍中，做到大司农，汉昭帝时有8年的时间在御史大夫任上，是一位理财专家。
　　霍光是背后人物，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他是征伐匈奴有功的霍去病的弟弟，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武帝选为侍中，继而辅佐昭帝，是实际抓政权的大将军。他的政策，可以说是继续武帝晚年已行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主张赈济贫民，免除田租，是比较知道民间困苦的人。
　　《盐铁论》作者桓宽，也是代表商人利益和地主阶级的立场，服膺儒家思想，反对法家。但他仍称赞桑弘羊为“博物通士”，可见他整理这次会议资料是比较客观的。
　　桑弘羊如何为他的盐铁国营、均输平准政策辩护呢？他主要强调对匈奴应有防备，乃当前不可或缺的做法。他指出武帝时的丰功伟业端赖盐铁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并且，由于实行盐铁国营，盐铁的价格便得到统一，可以比较便宜供给一般农民。这样盐铁商人的独占利益便可制止，防止市场垄断，从事盐、铁生产的生产者也可以得到应有的报酬。均输、平准政策，使物畅其流，给民间带来了很多方便。
　　

财政经济大论战：桑弘羊vs霍光（3）
贤良、文学用什么理由来主张取消盐铁国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呢？他们不外乎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以仁义道德的观点出发，主张政府不能与民争利。他们强调铁器产于各地，质量不一，政府却要硬性把它划为一型统一起来，就会产生很多不便。铁在定价上偏高，更有强制收购的现象。《盐铁论》内页明嘉靖刊本汉桓宽撰并且，劳师动众，破坏生产，在运输上也太浪费人力，影响正常营运。在均输上，政府不顾有没有能力生产、迫使不能生产的人不得不贱卖贵买，以充实公家，民间所需的布絮却被政府廉价套购。他们举例说明，文帝时代因为不实行盐铁国营，民生安乐，今天国营专卖，人民生活痛苦。并且，对外战事连年不断，家庭悲剧也就不绝如缕。
　　霍光在盐铁会议上不露面，但贤良、文学的主张，却和他的主张不谋而合。推派这些人去参加会议的策划人是杜延年，正是霍光的部属。他本来是霍光的从吏，被推荐为军司空（监狱长），后来又当了霍光的辅佐。《汉书·杜周传》曾记载了这件事。由杜延年负责帮助霍光去对抗桑弘羊，也就顺理成章了。
　　史上第一部经济巨著
　　《盐铁论》是一部处理历史题材的对话体记录，包含着很丰富的经济思想史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概括了两种财经政策的论争：中央统制抑或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主张“收”抑或主张“放”的两种经济主张。这两种政策和主张，在今天仍然是争辩的焦点；而早在两千年前对此便有详细的记载，因而把它看作经济学的巨著也是应该的。
　　《国富论》这部英国人的经济巨著，比起《盐铁论》要晚1800年才问世。可见，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整理，是走在人类学术的前端的。
　　中央统制的经济政策，就是重视官方的力量，用政治的手段把民间的经济活动加以管制，其目的在于统一规划和争取时间，更可以充实国库，以备军事开支；其弊害则在扼杀民间的积极性，舞弊浪费在所难免，导致民间疾苦、百业不兴也是常见的现象。缺乏竞争的结果，反会使特权丛生，也是有目共睹。因此，才会有主张自由经济的人走出来，希望藏富于民，国家不要与民争利，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推行社教，反对发动战争，减少国库支出。
　　书中有关上述两种经济思想的语句，俯拾皆是。
　　主张统制经济的有：
　　兴盐铁、设酒权，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
　　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
　　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
　　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夫蓄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
　　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济黎民。
　　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
　　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主张自由经济的有：
　　今郡国有盐铁、酒权、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心。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
　　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
　　万物并收，则物腾跃；物腾跃，则商贾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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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大论战：桑弘羊vs霍光（4）
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王者不蓄聚，下藏于民。
　　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
　　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严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
　　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
　　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安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
　　上清静而不欲，则下廉而不贪。
　　《盐铁论》在文体的创造性上也是值得重视的：它不仅用对话式的写法，把六种人物的问答铺排恰当而不呆板，比起汉赋来更加生动，而且分章别类的体裁，条目简扼而清晰，在描述上又有很奇特的创语，如把官吏形容为“顺风承意之士”，把空口说大话的形容为“空战口”，都是恰到好处的形象比喻。因此，班固称赞桓宽“博通，善属文”，便可以想见。
　　桓宽的《盐铁论》，是一部留给后世探讨盛汉时代的经济政策和风俗习惯的珍贵史料，明清时代的校注书特别盛行，到了近代，更有郭沫若所著《盐铁论读本》刊行，为中外学者所瞩目。日本方面研究《盐铁论》的专家学者更不在少数，并皆能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学界对该书的重视。
　　

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1）
李世民、赵匡义：玄武门之变、烛影斧声唐太宗如何变成一位名君，宋太宗如何败坏名声，手段虽非，以功弥罪则得盛名，罪上加罪则声名狼藉。唐太宗像两位太宗政变以后的作为不同，历史的评价便有云泥之差。
　　中国几个王朝的开创帝王，在袭位时，都有手刃同胞、夷戮子侄的血腥剧变。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宗赵匡义所主演的“玄武门之变”和“烛影斧声”，更是众人皆知。
　　弒兄杀弟玄武门
　　玄武门之变史实昭然。唐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生前传位，便为皇位继承演成了骨肉相残的变剧。李渊有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照说太子建成才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者。但次子世民心有不服。原因是唐朝天下的创基，李世民出力最多，功劳彪炳，白白让帝位落在其兄建成身上，总是无法忍耐。由妒生杀，才种下了弒兄杀弟的祸机。
　　这个杀戮的地点，发生在玄武门附近，时间是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领亲信部将尉迟恭等伏兵玄武门（长安太极宫的北面正门），俟太子建成入门，一拥而上，当场把他用箭射死，开弓射箭的正是李世民本人。这场弒兄而发动的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尉迟恭接着追杀齐王李元吉，兄弟二人便死在世民的阴谋策划之下。尉迟恭受命又把东宫和齐王府的2000精兵击散，更把建成、元吉诸子统统杀掉，真正做到戮尽灭绝的地步。
　　李世民皇位的得来，称得上是血腥奇浓、残忍之极。到此，李渊三子失其二，李世民一人演了弒兄杀弟的角色。“唐太宗”就是用血腥换来的，史迹斑斑，连他本人也不加隐瞒。
　　相形之下，宋初的太宗政变，也就比较人云云殊，莫衷一是。宋太宗赵匡义的弒兄疑案，在正史上并未明言，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样。原来，《宋史》是根据《实录》编修的，而《实录》实际上不得不把这一段抹杀，以免有伤太宗的形象。但是正史不写，笔记可不会放过。宋人笔记《湘山野录》中，就有声有色地描写了“烛影斧声”的发生过程。因此，后人只好根据传说，来发掘这宗情节复杂的政变过程。
　　烛影摇红，柱斧戮地
　　这出疑云满布的“帝王杀戮戏”，是在烛影摇红，柱斧戮地中演出的。这宗神秘诡奇、不可思议的千古奇案，堪称中外历史罕见的“东方夜谭”。
　　宋太宗和唐太宗一样，都是第二代皇帝。唐朝第一代皇帝叫高祖，宋朝叫太祖，太祖高皇帝赵匡胤是开国帝王，“陈桥兵变”后被部属扶拥登基，是谓“黄袍加身”，做起皇帝来了。赵匡胤有两个弟弟赵匡义和赵匡美（后来避讳，改名为光义和光美），和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袭位问题有三：太祖为什么没有把皇位传给长子德昭？此悬疑之一；赵匡义即太宗位后，德昭便死于非命，此悬疑之二；如果宋朝行的是“兄终弟及”，则不能“父死子传”，那么为什么太宗死后却传位其子？此悬疑之三。
　　有了以上三点悬疑，宋太祖的继位便有问题，扑朔迷离，莫测高深，令人更想一探究竟。
　　尤其疑团更甚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时不召重臣顾命，亦无亲侍在侧，可谓死得不明不白；又是在夜间突然暴毙，其侧仅有其弟匡义一人。他俩好像有一场争论，之后烛影晃摇，继而传出斧杖戮地声，这是站在远处的宫人描绘的。后来，这一段传说，宋太祖像便被一位名叫文莹的和尚记入笔记，也就是上面所提的《湘山野录》，构成了“烛影斧声”这句成语的由来。
　　根据《湘山野录》的原文，有关这一段疑案，说得很清楚：
　　但遥见烛影下，太宗（赵匡义）时或避席，有不胜之状。夜漏三鼓，帝（赵匡胤）引柱斧（手杖之类）戮雪（地上有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将五鼓，帝已崩矣。
　　可见太祖是争论之后倒地而死的。宋太祖既非死于病床，又非死于家人面前，一个健康的人，却突然和其弟发生争论便一命呜呼，时间又是在夜漏三鼓。其弟匡义跑去跟他争些什么呢？争的无非是帝位问题，目的无法达到，干脆就把胞兄害死了。“烛影斧声”就是最好的说明。
　　

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2）
赵匡义逼死其兄、篡夺帝位后，就形成第二代皇帝“兄终弟及”局面。为求得名正言顺，便炮制所谓“金匮之盟”的假话。兄终弟及的金匮之盟当初，赵匡胤仅官拜后周的点检节度使，野心不大，似乎从来没有造反的非分之想。其弟赵匡义就不同，虎视帝位已久，专想找一个机会，借口把身为节度使握有兵权的兄长弄上金交椅以图日后之事。他看准边境会起事，便假造敌情，编造“契丹入寇”的假情报，取得正式派兵的一纸命令，让节度使带兵出征。军次陈桥，他就趁机发动兵变，露刃列庭，把一袭黄袍强加在兄长身上。再命兵卒高声欢呼：“请赵匡胤做皇帝！”这便是有名的“黄袍加身”。可见赵匡胤的皇帝，是其弟赵匡义逼迫他做的。
　　赵匡义即太宗位前，便提出他和兄长赵匡胤在军次有个秘密协定，第二任皇帝即由兄传位给弟，这个协定，命名为“金匮之盟”。这张白纸黑字就留在母亲身边，好用来出面作证。并说“金匮之盟”是奉太后母命作成的，言明宋朝皇帝的继位乃采“兄终弟及”之制，谁敢反对，便是违背朝规，弃市不赦。这样，就用无人作证的谎言，来佐证宋太宗登上帝位的合法性。
　　但，假戏真做，也应该因假就假才算成功。想不到宋太宗赵匡义死后，并未把帝位传给其弟匡美，却是传给其子，成为“父死子传”。非但如此，太宗在位时，更把有皇权继承权的弟匡美、侄德昭和德芳统统灭口。这要教后人相信宋太宗的帝位是合法得来的，谁敢赞同？
　　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得一名臣魏徵辅政，蔚为“贞观之治”，成为一位名君。但，宋太宗因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得名的宰相）弄政，挟拥立之大功，大败名声。这样看，唐太宗前罪后功，功大掩盖了弒兄杀弟的罪过；宋太宗前功后罪，虽有“黄袍加身”的拥立之功，却因“烛影斧声”的弒兄之疑，更因用人非当，连诛弟侄，后罪掩盖了前功。
　　唐太宗：后功掩前过
　　魏徵的直言敢谏，唐太宗的兼听纳谏，常被后人引为美谈。魏徵本来是太子建成手下的一名直员，曾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失败后，又曾劝说建成杀害李世民。照说，唐太宗李世民召来杀之，何患无名？
　　魏徵见了李世民，被问及何以在兄弟间挑拨离间？他直答：“可惜那时太子没听我的话，否则不会发生身死功灭的结果。”
　　李世民听完，觉得魏徵这个人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并把他提拔为谏议大夫。此事却引来秦王府（李世民即帝位前为秦王）官员的不服气。魏徵像宰相房玄龄告诉唐太宗，太宗答说：“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不能以老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何有明智昏庸之分？”
　　魏徵答道：“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谁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再问以：“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是非，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徵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还不行，还应该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恃才高，骄傲自信，嘴里说的是尧舜的话，干出来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唐太宗听了，感触良深，叹说：“过去的教训，就是今天的老师！”
　　更有一次，魏徵上朝，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肯听意见的好名声，只好暂时忍住。回内宫对皇后诉说：“总有一天，非杀此佬不可！”
　　皇后听后，马上换上朝服，在太宗面前下拜说：“英明天子才会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不得不向陛下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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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3）
这一番说词像一盆凉水浇熄了唐太宗的满腔怒火，反说：“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鲁，现在看起来，这正是他娇媚可爱的地方！”
　　魏徵病死，唐太宗很伤心，谓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唐太宗常念魏徵时时在他身边随事谏正，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此感叹说：“众人都对我说好话，不如有一人能对我说不中听的话（众人之唯唯，不如一人之谔谔）。”又每每想起魏徵常说的一段话：“敢直谏不惧的人，都是不求有报的人。因为懦弱的人，虽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的人，又怕不能取得信用，也不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