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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物逍遥游-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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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重要步骤，起了组职力量和制造舆论的作用。三年内，全国设立学会、学堂、报馆等51所，主要分布于江苏、湖南、直隶、广东等省。
同年12月，康有为又上了一封上皇帝书（第五书），提出三个对策：一、以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为榜样，亲定国家大政方针，宣布变法。二、召集有才能的官员，谋划变法。三、督促各省大臣，各就本省实行新政。他强调第一策是上策，就可以强国；第二策是中策，可保弱国地位；第三策是下策，仅免于亡国。
这篇上皇帝书，各地报纸都把它刊载出来，一时流传甚广。翁同龢趁势请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但官非四品以上皇帝不召见，便改令大臣用“问话”方式在总理衙门的西花厅，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请康有为来“问话”。
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答：“今天祖宗的领土也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李鸿章说：“难道六部都可以裁撤？”康答：“今天列强并立，现行的法律和官制都是旧法，不废除会造成中国危亡。”
翁同龢怕他讲得过火，故问：“变法的款项怎样筹措？”康答：“日本银行发行纸币，法国实行印花税，印度征收田税，成效都很可观。只要改变制度，税收会比现在增加十倍。”
学日本，十年称雄世界
第二天，翁同龢汇报光绪帝，又再请求召见康有为。恭亲王奕䜣拦阻，要求叫他提出书面意见。要他写《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书送来呈阅。光绪帝命令以后对康有为的奏章、条陈，应该随到随送，不得任意阻挠和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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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4）
翌年1月29日，康有为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这个“应诏”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因为1898年正是戊戌年。他提出基本的三条：一、召集群臣于乾清门宣誓变法。二、设上书所于午门，无须代递。三、设制度局于宫廷，订立章程，颁布施行。
他又随同应诏，将《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等书也送了上去。他在书中指出欧美大约经过三百年才造成体制，日本学习欧美，30年模仿成功。中国学习日本，3年可见规模，5年进入轨道，8年大可见效，10年称雄世界。
隔了几天，康有为又上了第七封上皇帝书。书中称述彼得大帝的外游取得成果，他要光绪帝拿出彼得大帝的勇气来学习日本。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天，又赶到举行会试之期。康有为四十岁。他想借这个全国举人会集北京的机会，向顽固守旧派发动攻势。4月12日，发起“保国会”，在粤东馆开第一次大会，有两三百人到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4月15日，在崧云草会堂召开第二次大会，梁启超到会演讲。19日又在贵州会馆召开第三次大会，到会人数仍在百人以上。经过保国会的推动，维新变法的波浪确在士大夫中大大地激荡起来，造成非变法不可的形势。
同年夏天，光绪帝想通过变法从西太后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又逢拥护变法的御史杨深秀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奏请“明定国是”，即决定实行变法大计，表示变法决心。6月11日，光绪帝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
与光绪的历史性会面
为了引用新进人物，辅佐新政，就在变法的第三天，光绪帝命令康有为于6月16日入紫禁城朝见，命令黄遵宪、谭嗣同由湖广总督护送前来北京，又要总理衙门对梁启超进行了解，向光绪帝具报。光绪皇帝朝服像康有为梦寐以求想见皇帝的愿望终于实现，和皇帝谈了两个小时。光绪皇帝同意他的话，说今天确实非变法不可。
康问皇帝：“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何以长久没有举动？”皇帝说：“我受到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
康就建议说：“皇上可以就权力能够做得到的先做。不必尽撤旧衙门，只须增设新衙门，多多接见维新志士，给以官职，对旧大臣保持他们的高官厚禄，他们就不会阻挠新政了。”
经过这场君臣间的对话后，光绪帝便要重用康有为，因荣禄等人的反对，又怕触怒西太后，结果只给了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文稿）这个较低的位置，但准许专折奏事。康有为抓着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提建议，极大地发挥了他的这种本领。后来编成了一本厚厚的《戊戌奏稿》。
同年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给他六品衔，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梁是举人，本来没有做官的资格，这也算是破格任用。8月29日，光绪帝又命令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到京，接见了他们。谭嗣同因病，延至9月才赶到北京，光绪帝召见了他，叫他凡认为应变的事，随时条陈。9月5日，光绪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被称作“军机四卿”。到9月21日发生政变，新政只实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这一段时间，康有为今天一个奏章，明天一项条陈，经过光绪帝的批准，把奏章、条陈变为诏书、谕令，一共有110多起，从紫禁城里雪片般飞出来。基本内容如下：
1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２设立学堂，学习西学。
３派人出国游学、游历。
４奖励新著作、新发明。
５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
６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
７修筑铁路，开采矿产。
８广办邮政，裁撤驿站。
９设计规章条例，精简机构，裁减不必要的官员。
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5）
10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
11精练海军，改用新法操练。
12准许旗人自谋生计。
顽固后党大反扑
推行新政，当然不能不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就在变法诏书下达的第四天，西太后便串同顽固大臣荣禄等，着实部署力量，准备发动政变。先是把翁同龢撤除职务，发送江苏原籍；随即调王文韶回京供职；命二品以上文武大臣谒见西太后。这3道命令，替顽固派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工作。
西太后又和荣禄商定，在秋天要光绪帝陪同她去天津阅兵，到时便以兵力逼迫光绪帝退位，另立由她完全控制的新君。
9月初，后党发动政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光绪帝觉察到这种严重形势，便下“密诏”，严令康有为迅速出走，留着性命，将来好为“皇上”出力。9月19日上午，康有为去见才到中国不久的前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请他在西太后面前说几句话，以缓和对光绪帝的压力，便化装逃离北京。
9月18日，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要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皇上”，立下功勋。并告以：“如果你不欲救皇上，向颐和园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竟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要担当的。”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杀一个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
原来袁世凯做过强学会的会员，瀛台旧照他拥有一支7000人的新练武装驻扎在离天津70里的小站，距北京不远。如果他能站在维新派的一边，则可防止政变，皇帝生命可保，因此谭嗣同才去央求他。
9月20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在奏答时，袁世凯故意说：“新进诸人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言下之意，是在推卸责任。当天晚上，即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密报，大惊失色，立刻挂专车到北京，飞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
9月21日晨，西太后从颐和园急急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帝寝室，吆喝光绪帝说：“我抚养你二十多年，竟听小人的话，要谋害我！”光绪帝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这个意思。”西太后恨恨地骂道：“蠢东西，今天没有我，明天还会有你吗？”便拿走一切文件，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的瀛台，接着用皇帝的名义，发布吁请西太后训政的诏书，西太后又一次“临朝听政”。
9月22日，荣禄派兵3000名，封锁北京各城门，断绝交通，搜捕维新人士和保皇党人，许多人被捕下狱。9月28日，下令处死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已事先出京，在英国人掩护下，才摆脱追捕，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逃出北京，直奔日本。
后来，康有为又从香港亡命日本。当时孙中山已在日本建立革命的基地，听到康有为危机一发，从虎口逃生，亲自到他下榻地方去拜访。康有为以“身为帝傅，不见叛贼”为由，拒绝和孙中山相见。康有为一直隐藏在神户的须磨警察署长的家里，又抗时代潮流，组织“保皇会”，和“同盟会”对抗。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又参加了“复辟运动”，变成一个典型的反动派。
1927年，康有为去世。活了六十九岁。他和日妇之间生有一子，入母籍，仍居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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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1）
谭嗣同：怜张俭、愧杜根的好汉几缆船并叙
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舟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
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
缆倒曳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糜肉，
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谭嗣同自比“十龄儿”，把危急存亡的中国比作“濒覆之舟”，“惶惶船中人”当然指的是光绪帝和保皇派的维新人物，维新变法救中国就是“曳入港”。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竟以三十四岁的英年毕命西市。这个戊戌年的9月21日，“百日维新”瓦解，谭嗣同和其他五位维新人物被捕，旋于9月28日六人一起在菜市口被斩首。
手掷欧刀仰天笑
谭嗣同刑前，在狱中有一首题壁诗，号称“浏阳体”（谭嗣同为浏阳人），脍炙人口，诗曰：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后经梁启超改为：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经此一改，诗意判然不同。
这首题壁诗概括了谭嗣同壮烈就义的思想经纬，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谭嗣同的志士气概，关系很大。可是经梁一改，把“怜”改成“思”，把“愧”改成“待”，意义完全不同，并且“两昆仑”更引起议论纷纷。在介绍谭嗣同一生的政治生涯之前，非得先把这首题壁诗弄清楚不可，否则谭嗣同这个政治人物，也就无法描绘出来。
首先，诗中提到的张俭和杜根是怎样的人物，应加详释。谭嗣同像《后汉书·张俭传》说：“张俭亡命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谭嗣同在诗中用此典故，其意是说，因张俭亡命遁走，累及宗亲伏诛者以十数，不足为取。他宁愿不亡命求生，以免贻累亲友。所以谭用“怜”张俭，不愿效其所为。
另外，《后汉书·杜根传》记载：“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大怒，收执根，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始得诈死逃窜。”谭诗的意思，是自愧杜根，未能直接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但梁启超把“愧”改成“待”，意谓再待几年，太后被诛（因郑后15年后被诛），便可奏其功。因此，又把“直谏陈书”改成“忍死须臾”，也就可看出梁的苦心。流血请自嗣同起其次，梁启超窜易谭诗的动机，是出于他的最后选择。因为梁在亡命日本之前，曾劝谭嗣同也一齐逃亡，有“忍死须臾，等待出头”之语。但谭嗣同告以中外变法几多？有几人为变法而死？他已抱必死之心。他对梁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起。”
谭嗣同自己已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所以，在谭的题壁诗中，已很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愿作张俭第二，贻祸亲友，也不愿意作杜根第二，贪生怕死，惟恨没有直接上书太后而已。题壁诗的一字之易，可看出梁、谭的归宿不同，一个是选择亡命，一个是从容就义。
谭嗣同是一位热血男儿，从他自小就有任侠的行为便可看出端倪。他是湖南浏阳人，生于同治三年（1864），比康有为小六岁，比梁启超大九岁。他取字复生，因为十二岁那年，家庭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姊与他的母亲，在五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他自己亦是绝死三日而复生，他父亲便给他取字复生。
父亲谭继洵是碌碌无所表现的湖北巡抚。谭嗣同一生得力于母教，据他说：“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嗣同的坚毅，自幼即表现得很深刻，他母亲曾对人说：“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母殁以后，由姨太太当家，嗣同备受荼毒，而能咬紧牙关忍受，力学不懈，即得力于此可贵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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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2）
嗣同五岁启蒙，十岁起从同乡欧阳中鹄（他的孙子就是欧阳予情，留学早稻田大学戏剧科，名剧作家）读书。欧阳是同治十二年的举人，平生最敬佩王夫之和唐诗人李贺。嗣同对这位老师极甚尊敬，受其影响，对李贺也特别喜爱。欧阳另有一个学生唐才常，跟嗣同是至交（唐才常下文从详），师徒三人，至为相得。
嗣同受教于欧阳中鹄是在北京，因他父亲谭继洵在户部当司官时，他才在北京出生。而欧阳中鹄当时考取了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谭继洵延为西席。嗣同好任侠，就在他受业于欧阳中鹄门下的时候，他结交了北京的侠客，一人是通称“大刀王五”的王正谊，另一人是通称“通臂猿胡七”的胡致廷，这二人便是他的游伴。
王正谊是回民，从小爱看《水浒》，痛恨贪官污吏和为非作恶的地方恶霸，就干起窃富济贫的“义贼”行业。后洗手不干偷窃勾当，充当“镖客”。王正谊在江湖中颇有名气，子弟遍全国，形成一种秘密结社的地下组织。他又常在北京的湖南浏阳的同乡会馆走动，胡致廷也常来结游。嗣同在少年时代，结识这两位江湖中人，从王正谊学会耍单刀，从胡致廷学会太极拳和双刀术。
光绪四年（1878），谭嗣同十四岁，谭继洵由户部郎中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嗣同随父到任，以后便往来于西北、湖南之间。光绪九年（1883）谭嗣同十九岁结婚，所娶的是“肃门六子”之一的李篁仙之女。翌年，嗣同二十岁，便往新疆去当巡抚刘锦棠的幕僚。锦棠是湘军名将刘松山之甥，而刘松山是由曾国藩推荐给远征新疆的左宗棠的一员名将。刘锦棠又兼钦差大臣，因要增加幕僚，便念起同乡之子谭嗣同来。
这一年，中法战事起，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巴德诺尔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法战争，本来是清廷打胜仗，却签订了投降条约。消息传来，谭嗣同气愤填胸，写出四千字的《治言》。要了解谭嗣同的政治主张，这篇《治言》是最好的参考。
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谭嗣同以任职幕僚为契端，开始他的浪迹生涯。十年之间，走游江湖，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因有他父亲的高官厚禄做后盾，结游江湖侠士，散财良多。尤其又有至交王正谊的地下组织做搭线，走游了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和台湾。据他自己说：“旅程合计八万余里，排成长线，堪抵环绕地球一周”（《三十自纪》）。
何以也到过台湾？原来，谭嗣同二十五岁时，和比他长九岁的二哥谭嗣襄同伴到京赴考，两人同时落榜。嗣襄失意之余，便只身赴台，走投靠远房亲戚唐景崧，时唐任台湾道员。经唐向台湾巡抚刘铭传说项，给他一个办理盐税的职务。大概是他的二哥在台期间，嗣同跑到台湾找过他。
谭嗣同手迹
嗣同到过台湾是由梁启超说出的。可是据嗣同的自述《三十自纪》上说，他和嗣襄是在汉口分手，而嗣襄到台的同一年，便因病死在台湾，接得噩耗，使他一恸晕厥。这样说，如果嗣同到过台湾，也只有和他二哥同程去的。既然在汉口分手，又无此可能。
这一年，也就是嗣同落榜回来，他父亲谭继洵从甘肃布政使调升湖北巡抚，他就随同到武昌任地。当时湖广总督是张之洞，他是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大家，当代不少名流学者都集中在他身边，金石学家缪荃荪、数学家徐建寅、军事学家姚锡光、地理学家钱恂、历史学家杨守敬和西洋学家辜鸿铭，济济多士，名冠一时。谭嗣同在武昌的期间，和这些一时之选的学者作游，互相切磨，对他的学问形成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二年（1896），嗣同三十二岁。北上结识了梁启超，日夕过从，很谈得来。先一年，他已闻康有为之名，并辗转得到过康有为给他的信函和《长兴学纪》，至此又经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大加佩服，愿为康的“私淑弟子”。那时，北京的强学会被封闭，他很惋惜，便主张争取汉口英国领事的支持，组织湖南强学会分会。同年七月起，嗣同在南京候补知府，空闲时间很多，他集中精神用功钻研中西学问，写成哲学著作《仁学》。
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3）
冲决重重网罗的《仁学》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虽不是很成熟的理论见解，但嗣同秉赋特厚，立志又高，在常人非面壁十年才能写成的哲学理论，在他却是得自灵机一动之间。写《仁学》的目的，据他自叙：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报，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当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书影就是说，要同一切封建束缚决裂，具有粗朴的民主精神思想。
可是，嗣同虽反对封建理论，却不敢同孔教真正决裂；他咒骂君主专制，却为拥护光绪帝变法卖力。他虽慷慨激昂，仍然逃不出被织成蛛网一样的封建势力的束缚。
这本《仁学》的哲学书，实际上是儒家、墨子、老庄、佛学和西学的糅合，渲染得更多的却是先验论和神秘主义。嗣同拿“以太”一词作为他的哲学术语，说万物都有知觉，都有灵魂。他既然把“以太”认为是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物质而精神的混合物，这就抹杀了物质和精神的界线。这种神秘哲学，很容易把人引入迷宫。
另一方面，嗣同强调“五伦”中，朋友之伦，要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来得重要，因为从“平等”、“自由”和“节宜惟意”来说，惟朋友之间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他说宇宙原理的“以太”亦即“朋友之道”，“仁”亦即“任侠之道”。他呼吁应该把“朋友之道”组织起来，他就把它定名为“学会”，就像基督教会一样。
用现代话来给它诠释，嗣同的朋友之道也就是今日所谓“同志”；他的仁，也就是今日所谓“同志爱”；他的学会，也就是今日所谓“党组织”。谭嗣同多少已经按摸到时代的命脉。
翌年，1897年，亦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惟一倾向变法的封疆大吏。这一年，调任湖南按察使（省的刑法官）的黄遵宪和学政（省的文教官）江标的后任徐仁铸，都赞同变法。陈巡抚就邀请嗣同回湖南，办理学堂、学会和报刊，梁启超也应约同来。十月，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担任“中学”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分教习，另有“西学”总教习，蔡锷就是这时候收进来的学生。
梁启超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设经学、子学、史学、西学等课程，是从旧式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过渡形式，也是作为科举、八股的对立物产生的。当时，湖南就发生了新旧的冲突，守旧派的领袖岳麓书院山长（院长）王先谦，和别号“叶麻子”的叶德辉，就起来攻击新派。说梁启超宣传不要父母、不要君上的邪教，要把他驱逐出境。
顽吏阻挠，皇帝召见
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积极策划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2月，“南学会”成立。南学会是康有为在北京所创强学会的继续和发展，规定由地方有威信的士绅十人担任会长，再由这十人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朋友的介绍，每州每县招收会员三到十人。总会设在长沙，各府厅州县设分会。讲论是会中的主要活动，每月四次，由黄遵宪等主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内容。听讲的人空前踊跃，凭单听讲，往往“人尚未来而坐已满矣”。
这种情况，反映了湖南人追求新思想的愿望，很想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然又发生了新旧的冲突，王先谦曾先起来攻击南学会是宣传“邪说”，散布“淫词”，宣布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的罪状，是“背叛圣教”、“惑世诬民”。把樊锥和皮锡瑞逼离湖南。
报刊方面，先是学政江标已在长沙创刊《湘学报》，正式名称叫做《湘学新报》。此报的宗旨“不谈朝政，不议官常”，专门讲究实学。但基本态度上赞成康有为的说法，是昭然可见的。同年三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创办《湘报》（日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刊载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论文，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认为只要“利之所在，听民自兴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就可以使旧法逐渐解体，新法逐渐推行。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湘报》所载的文字有“煽动人心，犯上作乱”之嫌，写信给巡抚陈宝箴，要求加以约束，可见洋务派仍然不放过这种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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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4）
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的6月11日，光绪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8月29日光绪帝又命令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来京晋见。嗣同因生病，延至9月才赶到北京，光绪帝召见他，叫他凡认为应变的事，随时条陈。
9月5日，光绪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当时被称为“军机四卿”。四个人中，刘光第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的，杨锐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只有谭嗣同是自己走出来的维新变法的积极人物。
觉悟一死的侠士气节
谭嗣同应召赴京前，和他爱妻分别时，曾作一首《留别内子》的诗，诗后缀以数语，这一诗一跋，有如遗嘱，后来真成语谶。
诗曰：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跋曰：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
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惟必温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十九岁结婚，谭嗣同像
今年三十四岁，正好十五年，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跋中劝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正指他的庶母而言。从诗中可以看出夫妇恩爱之情。烈士多有一对恩爱夫妻，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令人读之悲从中来，谭嗣同的《留别内子》诗亦复同然。
侠士的气节，就是不成功便成仁。这位戊戌政变的侠士，壮烈牺牲的过程可分一先一后。后者已在前头述出，也就是嗣同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嗣同不听，再四强之，反说出“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语。卒不去，故及于难。
先者，则是九月十八日夜间，嗣同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袁的寓所）。他把维新变法的惟一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他对袁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梁启超《谭嗣同传》）
袁世凯在9月20日见过光绪帝后，当天晚上，即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过一天，西太后囚禁光绪帝。再过两天，也就是9月22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才被逮捕。可见，从事发到被捕有两天之隔，当然有充裕的时间可让嗣同避难逃亡，躲过杀头之祸。从这个先后过程看来，嗣同是觉悟一死的。
赋诗狱壁，从容就义
《儿缆船并叙》诗中，嗣同自比“十龄儿”，把危急存亡的中国比作“濒覆之舟”，“惶惶船中人”当然指的是光绪帝和保皇派的维新人物，维新变法救中国就是“曳入港”，而“逆风”难道不是荣禄等保守顽固的后党吗？十岁的小孩，力量有限，在狂风破浪中，为拯救惶惶不知所措的船中人，逆风曳船入港。最后使劲拉紧船缆，这个小孩的双手被缆倒曳，肉随缆去，他的小小双手惟见白骨，多么凄惨！
嗣同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政变一起，为拯救维新的一班人，拉紧袁世凯不放，可是袁世凯告密去了，他自己便被捕送到西市菜市口斩首。人间悲剧，莫此为甚。
谭嗣同等六人，从被捕到西市斩首，仅有六天。六日狱中情况，有黄秋岳的《花随人圣盒摭忆》的记述：“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
和嗣同同狱的林旭，在狱中时作微笑。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说：“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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