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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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采这首《羸疾者的爱》恐怕大半是真实的事迹，至于飘泊到一个山明水秀，世外桃源般山村，遇见一个慈祥且有学问的村长，恐怕是虚构的了。诗的思想是尼采式的，朱自清批评得很好，他说白采是“献身于生的尊严而不妥协的没落下去”。尼采的理想“超人”，是比现代人更强壮，更聪慧，更有能力措置世界万事，使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呈现庄严璀璨之壮观。好像只有超人才有生存于这世界的权利，我们这群庸庸碌碌的酒囊饭袋，只配做超人的垫足石罢了。

尤其那些衰弱有病的，更没有生存的资格。诗人因自己已患了不治之疾，生理心理均呈病态，遂自惭形秽，无论如何，不肯接受那女郎的爱，并劝女郎找武士一般壮硕的人结婚，好改良我们这积弱的民族，正是尼采超人思想。而且宁愿牺牲自己为中国下一代种族着想，思想之正大光明，也真教人起敬起爱。

身体健康才会快乐，身体不健康一切无从谈起。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六十九节　　目标适中

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堪称这一创作潮流的代表作。作品立意十分深刻——后来流行的、也为作者所追认的所谓”批判科学至上主义“主题说，至多只是剧本的浅层意义；在剧本初演之日所写的《代跋之一》里的说明，应该是更接近于创作的初衷的：剧作家要把剧本的主人公写成“悲剧的英雄”。这就是说，在剧作家看来，知识分子要求专心致志为人类研究科学，原本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正当的愿望，帮助知识分子实现这一愿望，正是“*自由”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责任于必要标志，然而，中外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却扼杀了知识分子这一起码的善良美好的愿望，“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创痍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这不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剧，更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民族不能保护自己民族的精英，给他们以起码的创造性劳动条件的悲剧，说到底这是一个文明暂时无力战胜“愚蠢和野蛮”的悲剧。这样的开掘，就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文学）的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英雄本色正是表现在，当他们认准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科学，全人类全世界的将来需要科学时，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头扑到科学事业里去；而当他们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可能时，就沉稳、坚毅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中：这就是剧本所描写的俞实夫。这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爱国主义理想，以及为实现理想的献身精神，坚忍、执着的性格，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作风，宽容、谦和的气度，具有一种令人感佩而亲近的精神魅力，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中国民族性格的内在的美。这个人物身上的弱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的，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的那不晓人世艰难的理想主义，那不通世故的天真，那股唐•；吉珂德式的劲头，是让人既感动又不能不发笑的，笑完了还会涌上一点儿苦味儿。剧作家在俞实夫这个“悲剧中的英雄”周围，特意设置了赵安涛、秦正谊这两个知识分子形象，显然为了追求思想、性格、艺术上的衬托、对比效果。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更是大胆的，这是夏衍继《上海屋檐下》之后又一次艺术的冒险：不是把时间、空间浓缩，而是着意地拉长、扩大，在五幕剧的有限容量内放下十年间的政治风云；从“九一八”事变前夕，到“八一三”上海战争，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到1942年春抗战转折关头；并且正面展现“东京——上海——香港——桂林”人生舞台与戏剧舞台的大转移。时间、空间跨度的扩大，表明了剧作家对开视野、表现大时代背景、“将抗战中各阶层人民的苦乐一一泼在纸上”的史诗性的追求。但他始终关注的，不是大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社会历史大风暴所激起的人物情感的风暴，是受着历史发展的外在逻辑制约、影响的人物思想、情感=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他所倾心的不仅是人物心理刻画的历史深度，而且还追求艺术表现的简洁、含蓄与准确。比如寿美子受辱的那场戏，表面上仅仅是不懂事的孩子之间司空见惯的争吵，却以无比粗野、也无比尖锐的形式触到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俞实夫和他的日本籍夫人静子感情的痛处，拨动乐那根最敏感的、战幕揭开那一天起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的心理神经，那内心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观众甚至可以听到、触到那心海的万顷波涛，但外在的表现却只有两个雕塑式的动作——“猛然地站起来”，又“颓然坐下来”：动作的线条如此简单明晰，又如此地富有表现力。然后是——“无言”，“依旧无言”，此时此刻，唯有“无言”才能表现一切，说明一切。

《法西斯细菌》一九四二年写于重庆。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我国各阶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故事描写一位潜心于细菌学研究的科学家俞实夫；在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残酷事实面前；终于从不问政治到走入反法西斯斗争行列的觉醒过程。

俞实夫刚开始的目标很理想化很高，想一心一意搞科学研究，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后来把目标转移到现实政治中，最终有所作为，消灭了法西斯细菌。目标适中就能成功，反之就会遭遇失败。光有理想是不行的，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才是最高的目标。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节　　交自己喜欢而别人也喜欢自己的人

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通过边区农村青年农民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描写了农村中新生的进步力量同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及封建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以主人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突破阻碍获得幸福婚烟显示出*政权的力量和新思想的胜利。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刘家峧村的青年队长、杀敌英雄小二黑，与本村俊美聪慧的姑娘小芹相爱。但因违背了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父母亲的意志，遭到了各自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强烈反对。其时，担任村干部的流氓恶棍金旺，亦凭借手中职权，兴风作浪，罗列罪名，趁火打劫，对小二黑和小芹进行残酷*，几乎使这对恋人的爱情夭折。后由抗日*区政府区长出面支持，经过一番斗争，惩办了流氓恶棍金旺，教育了封建愚昧的落后群众，此时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也表示支持儿女的婚事。至此，这对追求婚姻自主、向往美好生活的情侣，终于如愿以偿。

小二黑和小芹是解放区新时代农民的典范，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在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如：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作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续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两人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交喜欢的人是件快乐的事，但快乐是双方的事，光一厢情愿不会使人快乐，只有自己喜欢别人也喜欢自己，这样双方才会快乐。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一节　　不怕表面强大的人

郭沫若的历史剧《王昭君》根据历史上汉代女子王昭君被选入宫，后又遣嫁匈奴的身世写成。但作者将王昭君的“命运的悲剧”改写成“性格的悲剧”。王昭君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敢于冒犯帝王淫威，自愿出嫁匈奴。

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在1938年发表。国民党官吏华威整天忙碌于开会、演说、吃饭，企图操纵一切群众活动。其所作所为遭到人们的鄙视和抵制，最后，他不得不为此感到害怕。作品以夸张讽刺手法，刻画了一个自命不凡、刚愎自用的国民党官僚形象。

这篇小说写于抗日时期。当时前方战事紧张，而后方的华威先生，也在天天忙碌着为抗战做“贡献”──到各个组织开会、讲话，然而总是讲不了两句，就又赶到下一个会场去了。他是真的在关心抗战组织的发展吗？不，他不过是想把各个组织的权力抓到手罢了，强调“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小说巧妙地运用语言和动作描写，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这部漫画小品式的中篇小说，是抗战前期著名的暴露国统区弊端的讽刺文学。华威先生这一带有某些类型化倾向的人物，因其攫取权力的狂热与无孔不入的流氓气质而具有了一定超时代的因素，因此至今有人读来仍然有所感慨。

华威先生实际上就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强大的人。下面我们欣赏一下原文：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窸窸窣窣：拟声词，模拟细小的摩擦声音。〕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地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想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账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二节　　　经济独立

《为奴隶的母亲》是作家柔石写于1930年的一部短篇小说。3月1日发表在《萌芽》第1卷第3期上。小说通过对旧社会惨无人道的“典妻”现象的描写，控诉了封建社会残酷的经济剥削、阶级压迫以及对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和摧残，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堕落。

作品着力刻画了一个被压迫、被摧残、被蹂躏的贫苦妇女——春宝娘的形象。因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忍痛撇下5岁的儿子春宝，被丈夫典到邻村一个地主秀才家当生儿子的工具。当地主的目的达到之后，她又被迫和另一个儿子秋宝生离死别。她拖着黄瘦疲惫的身体，带着痴呆麻木的神情，离开秀才家；回到自己那间破屋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而分离了3年的儿子春宝又陌生得不认识她了。

春宝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被剥夺了亲子之爱；她是有丈夫的女人，却不能做合法的妻子，享有做母亲的权力。她是商品，是工具，是一种特殊的奴隶。作者借“为奴隶的母亲”，向吃人的旧社会提出的血泪控诉，是怵目惊心的，是发人深省！作者以十分严峻冷静的笔触，采用白描手法，将深挚的情感蕴含在朴素、真切的生活描写中，不夸饰、不渲染，冷静谛观人生，严峻解剖现实，让读者从清晰的生活画卷里去探索思考重大的人生问题，表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经济不独立就难以实现生命的快乐。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三节　　保持本色，坚持个性，走自己的路

李金发原名李淑良，笔名金发，1900年生，广东梅县人。据他在《我名字的来源》一文中说‘1922年在法国患病，老是梦见一位白衣金发的女神领他遨游太空，他觉得自己没有病死，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1976年去世。

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第一诗人”和“中国雕塑界之泰斗”的李金发无论在20世纪新诗史上或是雕塑史上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历来对李氏的研究多各执一端。研究诗人的李金发和研究雕塑家的李金发在两个互不关联的领域里平行展开。于是，活生生一个李金发被一分为二，见其诗人一面者因其20年代那批怪模怪样的诗作而称之为“诗怪”；（3）见其雕塑家一面者，则因其学成回国后在中国白纸一张的雕塑界拓荒创业而称之为“泰斗”。然而“诗怪”与“泰斗”判若两人，两种身份各行其是。一个完整的包含多个侧面的自相矛盾的李金发似乎没有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之中，一些重要现象也因此而被遮蔽。比如：在20世纪的中国，涉足两个以上艺术门类的文学艺术家比比皆是，在不同的领域，他们以不同的角色身份拓展着自己的空间。多数情况下，艺术家所兼具的两种艺术身份往往互相涵养，精神气息相通相融，相得益彰。像既是画家又是文学家的丰子恺、凌叔华、叶浅予等就是这样。而李金发的情况却有些例外。

李氏20年代涉足中国文艺界。当其时无论新诗领域或是雕塑领域都存有大片空白地带。有所不同的是，新诗背后，站着有几千年传统的优秀而强大的古体诗巨人。无时无刻不处在这个“巨人”的阴影之下，新诗人所面临的不是“创业”的艰难而是“转型”的焦虑及压力。不蹈前人旧辙而重创一种新诗的体式，这是20年代新诗人必需面对的最大难题。一切刚刚起步，如何用现代汉语重造一个诗的世界，如何给世间万物及感受以新的命名，以建立新诗的体式或说一种新诗的传统？一切尚在摸索之中。李金发遇上了这样的历史时机。

作为雕塑家和作为诗人：李金发一体两面，为历史留下两个绝然不同的形象。写诗，他宣称“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做雕塑，他则有忡忡疑虑。他一再检讨当年选择雕塑专业时的“天真无知”：“没有体会到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艺术是否可以谋生，是否甘心一辈子过穷艺术家的生活？”前者作为一种精神性的表达几乎是不计功利不顾一切的，后者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却不得不与“价钱”、“合约”、“交易”联系在一起，在与位尊如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之辈，财大气粗如歌院老板之流的扯皮中实现他的雕塑蓝图。写诗纯属个人事件，做雕塑则是面对公众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历史人物塑像，它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总摆脱不了当局者或具体历史情境的诸多限定。因此，雕塑家的李金发就没有诗人李金发的那份洒脱超然，他不得不在生存的枷锁中小心翼翼地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这种持重、稳妥的姿态在他30年代中期任广州市立美专校长一职时体现得更加充分。事后有穗美学生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