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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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外交部的任何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仍然决定了叫我来。也许是因为我还有战前与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最近几年，莫洛托夫被排斥在外交事务和外交部机关之外。可他本人认识我。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如此微妙的差事交给了我。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事跟出国有关。不过，当时在奥地利驻有苏军，可那里也有美英法的部队。而维也纳在四个占领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人到了奥地利，可以去往任何一个方向，包括西方。在当时，这种出国，尤其考虑到我的情况，是特别受信任的信号。并且现在是多年没见我的莫洛托夫对我表示了信任。这事，以及他事实上使我免遭贝利亚的毒手，让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基本上毫无怜悯之心、以自己坚不可摧的“坚强”而自豪的人所不常见的。他从来不曾软过心肠。但是，我还是在想，改正对我不公的时机到了？可能是由于那些对他自己和他妻子的不公正而态度软化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维也纳之行（2）
“当然，维特不必知道您带着政府的任务。”莫洛托夫解释说，“只需作一个暗示，即莫斯科的重要人物想了解他的意见，将会尊重他的意见。回来之后，向我提交一份详细报告。现在会给您发一个到奥地利的有效证件。明天早晨出发。维也纳的旅馆已经订妥。祝你成功。”　　“谢谢对我的信任。”按照我们的老习惯，我对党表示感谢，即便她——这非常少见——仅仅是在弥补自己的过失。　　我们的体制有时真的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运行！我刚刚从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出来，科西列夫就将贴着我的照片、带国徽图章和出境签证的一本深红色小本交到手上。原来，这些年来，我的档案一直保存在秘书处，这里面有几张照片。同时我领到了机票。　　飞机早上七点从伏努克沃机场起飞。我甚至来不及给编辑部说一声。但后来才知道，列昂捷夫从莫洛托夫那儿知道了全部情况。　　大使馆事先得到密码电报通知，派人在机场接了我。我住在被苏军司令部没收的“帝国”饭店里，它由经济部队管理，一切都是马马虎虎。在德国占领时期，这曾是一家豪华饭店，现在的样子令人失望。两部电梯中有一部趴了窝，房间隔三差五整理一次，水池和浴缸里是损坏的水龙头长时间滴水的留下的水渍锈。餐厅和咖啡厅关张，甚至没有办法烧水煮茶。但我觉得，这是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经过不许出国的十年之后，我来到了维也纳，并且肩负政府的重托。　　晚上，我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开幕式。会场旁边的休息室里挤满了与会者，客人和记者。到处散发着新鲜咖啡、昂贵雪茄和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香水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我们尚未见过的“夏奈尔5号”。参加保卫和平运动的，有当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在那儿，我见到了罗素、约利奥－居里、伊利亚·爱伦堡，当然还有约瑟夫·维特。我决定不着急，不必过早操办自己的采访，而是先在陌生的环境里搞熟悉了，并且跟尽可能多的与会者建立联系。　　我在这里遇见了当时非常风行的剧作家亚历山大·科涅楚克，在基辅时我们就认识。战争一开始，他就成了前线记者，但常来莫斯科，因为他的妻子、波兰作家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是波兰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她身材庞大、年纪已经不轻、身穿军便服，骑兵马裤，足登高筒长靴。跟她在一起，科涅楚克显得小巧而年幼。当时，在前线流行着这样一首四句歌谣：　　来了一份电报，措辞激烈，　　指挥部里，有人心里颇为紧张。　　来人是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　　她可是——科涅楚克的妻子。　　战争快结束时，科涅楚克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斯拉夫国家事务的副委员，所以我经常看见他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参加部委会。他一般坐在长桌的顶头上，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沉默寡言。莫洛托夫则带着滑头的讥笑说：　　“这个科涅楚克坐在这里，观察着，随后会把我们写进戏里去呢……”　　在维也纳，上午和下午举行会议，晚上安排有文艺节目。市政当局的代表邀请我们到维也纳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后宫诱逃》，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以及政治性的夜酒会。我记住了那里上演的一个小型剧：舞台中央，在维也纳式椅子上坐着一个演员，服装十分特别——左脚穿着红军的淡绿色军裤，扎在厚军靴里，右脚上则是美军军靴和高尔夫球裤。一边的胸襟、肩章和袖臂是英国式的，另外一半则是法国式的。一个戴阿尔卑斯帽的奥地利人跑进舞台，喊了声什么，演员的一部分身子，譬如说苏联的脚，有所反应，而整个人则身子坐在椅子上，保持不动。然后又跟美国脚、英国胳臂和法国胳臂重复了同样的事情。部分身体各自活动，但身穿四种军服的士兵却原地未动。最后，又一次跑进来的奥地利人绝望地大声喊道：“中国人来了！”这时，坐在椅子上的士兵跳了起来，在笑声和掌声中跑到幕后去了。当然，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奥地利人急于摆脱四国占领的愿望。　　有一次，苏军政委邀请驻会记者到自己的官邸观看攻克柏林的纪录片。在休息期间，安排了有冷冻伏特加和各种冷菜的招待。一个身穿燕尾服的伺者送来各种饮料。我仔细看了一眼，竟意外地呆住了。他原来是拉克莫夫——战前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的厨师。我们非常高兴这次能够相遇，相互拥抱互吻，因为我们已经十三年未见了！我们一起回想起，在希特勒入侵之后，1941年6月底，曾经一起被扣押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内，我跟拉克莫夫一起为党卫军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安排早餐，后者曾经帮助我跟萨沙·克罗特科夫离开使馆与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会面。　　约瑟夫·维特立即回应了我为《新时代》杂志作采访的要求。我们在他下榻的“大使”饭店见了面。这里跟“帝国”饭店完全不同，到处是奥地利员工保持的标准环境，到处闪闪发亮，前厅有地毯和植物装饰，电梯旁则是身穿制服随时准备提供服务的侍应生。他用无声的快速电梯将我送到需要的层次。总体而言，奥地利人在战后几年里已经安排好了生活。在装潢十分漂亮的商店里，商品和食品的丰富使顾客高兴。咖啡屋和街上的人们穿着考究得体，甚至可以说很新潮。到处都是鲜花。汽车当时还很少，但城里到处都是相对便宜、非常时髦的摩托车。年轻小伙子和头发搭在背后随风飘扬的姑娘们成为维也纳一景。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透过维特房间开着的窗户可以看见圣斯捷潘大教堂色彩斑斓的高顶。客气的主人要了咖啡，我们在矮圆桌旁的藤椅上坐定。谈话首先涉及的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维也纳会议。维特就保卫和平和参加这一运动的著名人士的意义谈了很多。与此同时，他对于运动未能取得群众性而表示了遗憾。这也是为何各国领导人能够忽视裁军的呼吁，并继续军备竞赛的原因。新闻界本来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眼下新闻报道更多地在歪曲，而不是阐明争取和平运动的目标。维特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复杂的，“冷战”束缚了欧洲，她目前依然未能从第二次大战中恢复元气。这里，我得以十分恰当地提出最主要的问题。　　“我想，”维特说，“欧洲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德国问题。现在，有两个德国。而我认为，华盛顿不会接受你们的任何有关邦联或者其他另外的两个德国的联合形式。美国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西部，并不会放弃它。你们现在与波恩的关系非常糟糕。你们的宣传把阿登纳描绘成为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新法西斯分子。这在实质上是不对的，并使事情复杂化。事实上，阿登纳本人在过去曾经是纳粹迫害的受害者，他远非如此单纯的人物。当然，他是###的，但同时也是德国独特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友谊’成了他的包袱，他想与莫斯科展开对话。但是，贵方也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那么，总理阁下，按照您的意见，我们应该怎么办？”　　“苏联手里有几张重要的牌。首先，这是数十万战俘，这些人的命运令德国人担忧。战死在苏联领土上德军士兵的墓地问题也同样重要。当然，它更多地带有象征性的意义。许多的墓葬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某种姿态，在道义上，这对阿登纳十分重要。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第二个德国，在波恩它依然被看作苏联的占领区。这里有家庭团圆，财产争执等等一系列问题。我想，你们应该试探与西德建立关系的可能。可以先从战俘归国的问题开始。平行地可以探讨在莫斯科与波恩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一旦在首期接触期间有了进展，阿登纳便会准备访问莫斯科，这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都将是一件大事。”　　这些看法我以为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譬如，解决战俘问题的时机早已成熟。从被俘时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多。最近一段时期，我见过其中的许多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巴甫什诺村，建有各种作坊，掌握各种民用专业的德国战俘，裁缝、木匠、钳工等，在那里干活。各个机关，其中也包括我们编辑部里，发放票证，凭票可以在这些作坊定做许多东西。有的人甚至购买了整套的厨房或者餐厅家具、卫生洁具、木雕等。我定做了两套西装，并且质量非常好。在试衣的过程中，我们跟裁缝用德语聊了一会，后来跟他交上了朋友。  

维也纳之行（3）
总体上，这些俘虏的生活不错。他们按照各自的专业工作，精神饱满。由单独的房屋组成的小村里，环境良好，有俱乐部，运动场，花坛，细黄沙铺设的道路两边种着小树。与战时在德国苏联战俘的非人条件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但是，在经过如此长期的俘虏生活之后，他们渴望回到家乡，而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　　“维特先生，您对苏联的欧洲政策有何看法？”　　“首先，你们应该打破孤立和敌意的包围圈。在战后年代，敌人的形象在西方人深入人心。应该努力用相应的行动来展示并证实，苏联对西欧不构成威胁。首先应该解决所有占领军撤出奥地利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恢复战胜国外长磋商机制。印度###虽然遥远，但那个地区冲突的解决将促进欧洲局势的正常化。法国人在那里陷进去了，他们想尽可能体面地撤出印度###。你们的中国朋友可以有所帮助。最好当然是组织一个有关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借助这样的会谈，各大国主要政治人物之间可以建立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总而言之，目前许多问题有待于苏联采取主动。”　　我得到了一整套的建议。我有东西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但还想跟作为过去重大事件见证人的维特谈一谈。在我面前的正是活的历史！拉巴罗……1922年春，契切林带着列宁签署的授权前往意大利与协约国领导人谈判。盟国要求他们尚未正式承认的苏俄政府支付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债务，只有这样才会谈到承认。契切林坚决反对满足这些要求。在谈判者身后隐约可见战败国德国的影子。重要的政治家之间保持着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英国首相洛德·乔治，法国外长巴图，德国总理维特，德国外长拉特瑙。操熟练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契切林也在进行非正式会谈。西方列强企图将苏俄孤立起来。但契切林有所突破。他向被英法虐待的德国提出诱人条件。德国外交部负责东部事务的马里察说服拉特瑙接受苏俄的条件。维特也表示同意。1922年4月16日，签署了拉巴罗条约。德国与苏俄之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迅速得到恢复。　　我问维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当时的局势的确非常紧张。全部的问题在一夜之间谈妥，黎明之前签署了条约。它具有爆炸性。英国和法国人非常愤怒，要求撤销协议。我们的情况也不轻松。埃伯特总统倾向于跟西方盟国达成协议，因此我们费了很大的努力才说服他。但整体而言，这是个好的、正确的条约，它使德国松了一口气。”　　“总理阁下，您在我国受到尊重，正是与您本人在签署拉巴罗条约中的作用有关。”　　“那么，我对此表示感谢。”　　我们告了别，然后我前往“帝国”饭店，以便将这次谈话详细记录下来。　　回到莫斯科的次日，我向莫洛托夫汇报了与约瑟夫·维特的见面，并将谈话的记录交给了他。　　莫洛托夫快速看了一遍之后说：　　“我以为，您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有什么打算？是不是想回到部里来？”　　我没有信心是否会得到类似的建议。但以防万一还是仔细考虑过一遍。现在，记者的工作完全能够使我满意。这里也比外交部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性和表现主动性的机会。无论给我什么样的职位，在经济意义上编辑部要好得多。更何况在经过多年的被贬之后重拾旧事似乎不太愉快。我谢过他的建议，并说愿意继续作记者。“您自己定吧。”莫洛托夫没有坚持。　　我需要在杂志上发表有关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的报道和对维特的采访。但迄今为止，我一直用的是笔名，而去维也纳以及向维特自我介绍则用了真名。所以我不得不请示莫洛托夫怎么办。　　“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他果断地说，“再没有必要用笔名了。”　　莫洛托夫不再为我担心了。贝利亚已经被枪毙。可是，莫洛托夫熟知我们官僚的习性，认为有必要再保护我一段时间：他将我列入了1954年印度###问题维也纳会议和1955年夏维也纳高峰会议记者组的名单，以及1955年“冷战”开始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七人记者组。　　接下来一切便自然而然了。　　至于维特的建议，他所谈到的许多东西得到了实施。1954年在柏林举行了两个大国的外长会晤，当年夏天举行了印度###会议。接着，1955年与奥地利签署条约，占领军撤出其领土。此后，阿登纳访问了莫斯科，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德国战俘回国……  　。　想看书来

在北京（1）
蒋介石政府的顾问鲍罗廷亲口向我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秘闻，以及有关周恩来的个人情况。　　由于我采访的名单将周恩来列在第一位，他只能用“巧遇”的方式在剧院里会见我。　　我记录中国之行的书用中俄两种文字出版。　　回到莫斯科，一位惊人美丽的姑娘打破了我对女人的特殊原则。　　筹办《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外文版，是从寻找高水平翻译开始的。莫斯科有两个机构里的翻译人才较多：后来改名为《进步》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和《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部。这家报纸的俄文版仅出几份，为的是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能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监督。很少有人知道有俄文版的存在。一般人说起来就是——《MoscowNews》——以为它只有英文版。该报的主编是鲍罗廷——我正是找他咨询。　　我刚开始对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无所知。鲍罗廷和他的员工们态度友善，随时准备帮助我弄清新事物的奥妙之处，结果我实际上在《MoscowNews》实习了几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报纸的编辑部和我住的房子都在莫斯科维街的同一栋楼里。　　我跟鲍罗廷成了好朋友。对我而言，与他交往特别有教益，有意义，尤其是当我得知他就是那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国报纸上的鲍罗廷。当时，他是我们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顾问，在调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他们协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政府搬到重庆之后，鲍罗廷也到了那里。他的官邸紧挨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处。　　鲍罗廷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儒雅的领导者，理性、平和，同时又坚定，顽强。从鲍罗廷那里，我得知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那时中国的两位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蒋介石到自己的司令部谈判，逮捕了他并打算枪毙他。中共领导明白，国民党的内讧将会弱化抗日斗争，所以，虽然共产党人受国民党之害不少，但认为不能除掉公认的国家领导人。这件微妙的事情交给了周恩来。　　蒋介石被关在隔壁房间里，这边，周恩来与二位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实施自己的意图，为了中国的前途释放这个囚徒。最终，将军们同意了释放蒋介石。　　鲍罗廷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各种事情，培养了我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国家的兴趣。但我们的交往却突然中断。有一次，当我来到《MoscowNews》之后，却没有见到鲍罗廷。有人对我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可能是病了。一周之后，才知道鲍罗廷被捕了。他被宣布为日本特务，后来就失踪了。　　多年之后，我因为记者的事务到了中国。除了其他城市，我还去了重庆。那里就像博物馆一样，保存着周恩来和鲍罗廷的总部。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桌上和架子上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日用物品。这里还有鲍罗廷身穿制服、镶在铁框里的一张照片——脸上表情勇毅，眯缝着眼睛，面带微笑。我记住的他就是这个形象——一个忠诚的战士，遭到斯大林刽子手毒害的许多人当中的一个。　　我还去过西安。蒋介石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发生在城里，而是在离城四十公里的一个名叫华清池、有温泉的小地方。一千多年以前，在唐朝的时候，在骊山脚下，有一个异国情调的花园，而在池边耸立着明皇的宫殿，住着他的妃子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至今保存完好的贵妃亭旁边有一排房子，蒋介石就住在那儿。夜里，将军们决定逮捕他。蒋的卫队进行了抵抗，开始了对射。听到枪响之后，蒋介石跳出窗户。他企图爬上山崖，却卡在了石缝当中，就在那儿被抓住了。　　1957年初，作为《新时代》的记者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之后，我立即请外交部帮我安排采访某个中国领导人。当然，我没有指望会见到毛泽东，所以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元帅。信发出去之后，我便出发去旅行。参观完重庆之后，突然想起了与鲍罗廷的谈话，非常想见周恩来。可是，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对我的要求没有任何答复。在出发去满洲里之前，我决定在首都再呆几天，并且在饭店订了两张（我自己和翻译）看京剧的戏票。　　剧场与平常一样是爆满的。开演之前，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检票员从一个巨大的茶壶里给观众沏茶。我们的座位是右边起第五排。但是，我发现自己右手边一个座位空着。灯熄了，剧场里只有舞台脚灯微弱的灯光。这时，一个中国人坐在了我旁边。我只能看清，这人跟剧场里的观众一样，身穿类似军服一样的中山装，同样的帽子和布鞋。大幕升起，照亮了观众的脸。我斜眼看见，旁边这个人非常像周恩来。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剧场里会惊动起来的。人们会开始鼓掌、呼喊。何况他如何能够就这样随随便便到剧院来——没有警卫，没有特设的包厢，坐在普通观众之间？但我还是弯腰问身旁的翻译，坐在旁边的是何许人也。他立即答道：“这是周恩来。”　　我感到震惊。观众们紧张地关注着舞台上的跌宕起伏。他们一点也没有因年轻的共和国著名而且受人欢迎的领袖、国务院总理的在场而分心。他们的注意力被猴王与怪兽的搏斗，一个名叫杏花的年轻姑娘与一个朴实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以及她被强盗劫持等情节完全吸引住了。而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演员的噱头，一边想着，中国领导人坐在我身旁该如何解释？我能够与他谈话？幕间休息时他会呆在这里，或者像来时一样消失在暗色中？　　大幕放下，灯光亮起了。中国的剧院里一般没有前厅。幕间休息时，观众直接走出剧院。剧场里很快就空了。甚至没有人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我马上想到：没人认出他来！周恩来继续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非常紧张。怎样跟他开口？从何开始？　　没等我下定决心，他转过来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说道：　　“您是从哪儿来的？”　　他当然知道我的一切。因为我事先在饭店订了票，所以如果他坐在旁边，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他必须有个话题来开始。当时，我已经做了杂志的副总编辑，并且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来了已经半年。我这样向周恩来做了自我介绍。　　“你们的总编是谁？”　　我回答说，前不久列昂捷夫被任命为总编，而在此之前，从杂志创办之时起，他一直是副总编。　　“列夫·列昂捷夫，著名经济学家。我很熟悉他，曾经在莫斯科的东方干部学院听过他的课。请转达我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一定。谢谢您。”　　“您知不知道，鲍罗廷还好吧？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他提出来时，仍然浑身一震。周恩来是否知道他的悲惨遭际？我讲述了我们在《MoscowNews》编辑部的多次相见，讲他对重庆工作的回忆，以及他给我谈及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　　“是的，当时很困难。如果他们杀了蒋介石，中国又会重新开始内讧。而日本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并且对我们共产党会造成不利的局面……鲍罗廷到底出了什么事？”　　“确切的我也不知道。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像许多人一样消失了。”　　“可惜，鲍罗廷真的太可惜了。他是个好人，诚实的朋友，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跟他多次遇险。他无畏，性格坚强……”　　斯大林的绞肉机消灭了多少性格坚强的好人啊！我们谈到幕间休息结束为止。但第二幕之后，周恩来还没有走。开始讲述在中国建设新生活如何困难。　　“我们这里，”他说，“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过‘匈牙利事件’……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都有过严重的骚乱，参加的不仅有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工人和农民。当然，我们自行处理了这些事。但是，仅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认真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既在匈牙利，也在波兰，东德和我们中国。在领导与被领导者间的关系中发生了问题，在社会内部产生了矛盾——在党与人民之间，在党内……”  　。　想看书来

在北京（2）
周恩来说，他跟前不久由伏罗希洛夫和拉希多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周恩来继续说道，“对此十分轻松。‘你们的紫禁城，和我们的克里姆林宫外面都是高墙，’伏罗希洛夫说。可我回答说，这些墙并没有能够保护中国的皇帝。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没有不满意。”　　总理问我到过那些地方，有什么要求。我说，在东北我想参观大连和旅顺，此后想去南方看一看，云南省，海南岛。另外还想到中国原子能基地的兰州去看一看。但我发现，这些地方不大愿意放外国人进去。　　“我会过问您的行程。我认为，您的要求愿望都应该得到满足。”　　的确，他信守了诺言。在此后的行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第三幕和第四幕之后，灯亮了，但观众无人动身。　　周恩来站起来，握着我的手，祝愿在中国旅途愉快，此后便走出了剧场。只是现在，观众似乎明白过来了，开始离开剧场。他们都知道，并且看见了，我们在两个幕间休息时在谈话，但是没有人作任何表示，没有任何动作，任何声音妨碍我们的谈话。　　后来有人对我解释说，周恩来经常去看戏，坐在池座的观众中间，所以北京人都习惯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规矩，所以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如果斯大林或者莫洛托夫打算到剧院去，那么票子事前会发给可靠的人。他们乘车到专门的入口，乘专用电梯上去。而他们所在的包厢装饰得严严实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剧场里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们。包厢旁边的小厅里，预备有各种吃食、甜点和饮料等。与哪怕是经过挑选的观众，从未有过任何交流。穿制服和便服的安全官员到处走来走去。　　周恩来身旁没有看见警卫，这使我感到不安。安全机构的人肯定在附近。但他们的举止使人绝对看不出来。　　次日，外交部新闻司通知我，朱德元帅将接受采访。他们用这种方式暗示，与周恩来的谈话是必须保密的。　　好奇心始终困扰着我，为何他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当地的几个中国通的解释是，由于我的单子里总理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因此他要用独特的中国礼节来弥补自己不能接受采访。也许，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我想，是否周恩来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朋友和战友鲍罗廷的敬意？　　在中国呆了将近半年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跟总编列昂捷夫讲妥，便将自己关在办公室，从早坐到晚，在打字机上敲出旅行札记。　　有一次，出得办公室，给热水瓶灌开水时，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她令人惊异的美丽、身材高挑，波浪般的栗色头发披在肩上，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以前从未在编辑部见到过她。打过招呼之后，我从旁边走过，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看女人的背影，走向总是有热水的水炉。然而，走过十步之后，终究忍不住回过头来。就在这一刻，这个神秘女郎也回过了头来。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当然，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让我感兴趣的姑娘我出差的时候作了校对员。后来，结束了自己的札记之后，我去英国出差。再后来，是1958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但是，我们交换过的目光却在一直陪伴着我。　　六十年代初——她那时满25岁——列拉（她直到现在也不喜欢叫她瓦列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搬到了我那儿。1966年我们结了婚，很快，儿子安德列出世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是中国共产党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到教训，让人民广开言路，批评政府的措施之一。这是我采访当时，朱德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一致的说法。　　而毛在红色中国实施的“创作自由”，在其他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闻所未闻，因而我的采访札记轰动了莫斯科，以及世界各地……　　当时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布毛的新路线：“百花齐放”。就像“伟大领袖”的其他创举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历史先例的引证：古代某个时候，中国某个皇帝为了鼓励在文学、艺术、诗歌、绘画中的多样性，称自己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