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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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美国人拉到自己一边之后，提出一项建议，要几个大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出现涉及到他们的争议时不要投票。由于当时苏联是惟一的非资本主义大国，可以推断，在这后面隐藏着一个企图，即向苏联强加它无法接受的来自国际组织的决定。因为，美英在这个组织里拥有绝对多数，他们随时都能够用来对抗苏联。苏方最终保住了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但斯大林当然没有忘记，伦敦曾经企图将苏联置于易受打击的地位。  

划分“势力范围”（1）
丘吉尔与斯大林进行秘密谈判，内容是一份十分肮脏的文件，即战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比例。　　双方用一个个的百分比，便决定了这些国家数千万人的命运。　　1944年10月，在苏联与英国领导人的关系中似乎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丘吉尔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的主要议题是波兰问题。英国首相竭力使苏联政府首脑相信，他将尽最大可能，说服在伦敦避难的波兰流亡政府接受苏联的要求。这可以使得最终达成互相可接受的协议，并创造条件，使改组之后、愿意与苏联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按照“寇松线”承认苏波边界的波兰政府，在红军解放华沙之后，迁到华沙来。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地说，这样一来，波兰的发展可能会按照芬兰和奥地利的方式走，但是，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然而，在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米克拉伊奇科也呆在苏联首都，但他却未能利用时机与苏联领导人达成协议。英国首相声称将尽力建议波兰流亡活动家与莫斯科达成协议时是否诚实，或者他像美国人一样，在幕后的谈判中建议米克拉伊奇科不要让步？然而，我觉得，斯大林当时更愿意相信丘吉尔。无论如何，当时，莫斯科谈判期间毫不拘束的气氛透着相互信任。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英国首相开始的一个话题，直到现在还引起历史学家和记者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争论。因此，尽可能详细地重现1944年10月9日在斯大林办公室发生的一切，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哈里曼是美国驻苏联大使，所以罗斯福委托他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的谈判中作观察员。同时，总统在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强调说，哈里曼不应该参加谈判，美国将不认为自己与此次会谈期间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有任何关系。所以，哈里曼没有参加所有的谈判，虽然英国首相让他知道发生的一切。　　这里所说的那次谈判期间，不仅没有美国大使，甚至没有陪同首相来访的英国外相艾登。苏联和英国领导人只带着翻译进行了单独会谈。　　丘吉尔开始说，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澄清几个问题，有关这些问题两国领导人最近一直在通信。　　“我愿意讨论任何问题。”斯大林说。　　“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谈，”丘吉尔开始阐发自己的思路，“其中一个是希腊，另外一个是罗马尼亚。就这点，英国人并无特别的担心。不列颠应该是地中海的一个大国，所以，我希望斯大林元帅承认我们对于希腊的发言权，因为我愿意承认斯大林元帅对罗马尼亚的发言权。”　　斯大林对英国的立场表示理解，并表示，如果英国不能控制地中海的话，它将会有大麻烦。因此他同意，即丘吉尔在希腊有发言权。　　“我以为，”英国首相接着说，“我们必须用外交术语表达这些东西，避免使用‘划分势力范围’这样的表述，因为这样会使美国人认为是不体面的。一旦我跟您达成谅解，我会跟总统解释明白的……”　　斯大林提到了罗斯福的愿望，即此次会谈的任何决定将被认为是“初步的”。　　“但是我跟您之间说，”首相接着自己的思路说，“美国为自己夺得了太多的权益，给苏联和大不列颠留下很有限的机会。我们之间可是有互助条约的……”　　在这个表示信任和不无潜台词的交换意见之后，丘吉尔说：　　“我这里有一份非常肮脏的文件，其中包含着伦敦某些人的想法。”丘吉尔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四叠的纸片。将纸片在桌上展开之后，他推给了斯大林：　　文本无须翻译。纸上内容的仅有几行：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10％　　希腊　　大不列颠…………90％（与美国协商）　　俄国………………10％　　南斯拉夫…………50％　　匈牙利……………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25％　　斯大林仔细地看了一遍数字，从青铜杯子里拿出一枝自己喜爱的红蓝双色粗铅笔，在右上角划了一个不大的蓝色对勾。然后，一言未发，推回了纸片。　　随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停顿。丘吉尔首先打破了沉默。　　“将来会不会认为这是厚颜无耻的，我们如此简单就决定了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问题？最好让我们烧掉这纸片吧……”　　“不，留在你那儿。”斯大林说。　　丘吉尔折起纸片，藏进自己的口袋。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就这个无言的场合已经写了很多。苏联官方断然不同意将其解释为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苏联的高层领导指出，“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与帝国主义的大不列颠进行此类可疑的交易”，因为这“将会与苏联列宁主义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发生矛盾”。我本人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类似的理由。无法接触苏联档案材料使得非常难以弄清真相。在苏联外交部1983年公布的题为《1941－1945年卫国大战期间的苏英关系》文件汇编中，根本没有收入斯大林与丘吉尔1944年10月的谈话记录。虽然，此次谈话之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可能存在着某个秘密协议，但却很难做出最终判断。　　现在，情况明朗了。　　根据上面所述的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即在丘吉尔向斯大林展示自己的纸片之前，显而易见，他们二人倾向于确定双方在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优先影响力。莫洛托夫次日与艾登的会谈更能说明这一点。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我方的译员是巴甫洛夫。他的记录同样没有收入前文提到的苏联外交部文件汇编，但是前不久这个记录却在西方公开发表了。　　莫洛托夫援引了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向英国同行声明说，有关比例的建议值得注意。　　“能否达成这样一种协议，”莫洛托夫继续说道，“即不仅保加利亚，而且还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比例都为75比25？”　　“但是这比此前谈到的要差好多。”艾登反驳说。　　“那么，保加利亚就按照90比10，南斯拉夫为50对50，而匈牙利另行商定……”　　“我们同意您有关匈牙利的建议，但想在保加利亚拥有更多的影响。”　　“如果匈牙利的比例为75对25，那保加利亚也保持这个比例吧。但是，南斯拉夫应该是60对40。这是底线，我们不能走得太远。”　　艾登建议在保加利亚的比例为80对20，但却继续坚持要50比50的比例对南斯拉夫。莫洛托夫则声明，如果接受英国对南斯拉夫的立场，那么对保加利亚应该是90比10。同时他补充说，在建议对南斯拉夫按照60比40时，他的意思是，苏方对海岸线没有兴趣，他想在国家中部有更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在这场辩论中根本没有被提及。可见，苏方没有反对英国最初的建议。　　被讨价还价所累的艾登，最终声明，他对数字不感兴趣。他理解苏联对在保加利亚的利益的关心，并且英国愿意同意这一点。至于南斯拉夫，不论铁托与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能否达协议，重要的是盟国必须在那里推行同样的政策。　　在丘吉尔别墅的晚宴上，艾登汇报自己与莫洛托夫的谈判时说，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他没有牺牲不列颠的利益。然而，似乎在原则上已经就东欧的势力范围达成了协议。　　次日早晨很晚醒来后，像往常一样，继续在床上消闲自在的丘吉尔，口授了给斯大林的一封信，在其中说明了有关比例关系的协议。显然，他感到了不自在，因为交易是背着罗斯福进行的，他向前来看望首相的哈里曼看了信件的草稿。　　美国“观察员”坚决反对发出这样一封信，声称总统将会非常不满意所有这一切。　　哈里曼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丘吉尔的清单中，一切也是从此开始的，美国的份额标示得十分模糊，这当然不会使华盛顿感到满意。丘吉尔听从了哈里曼，最终没有发出这封信。而在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签署的发给罗斯福总统的联名电报中，仅仅提到：“我们必须研究如何更好地协调对巴尔干国家的政策，其中包括匈牙利和土耳其”。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划分“势力范围”（2）
至于土耳其，提到它，是由于斯大林与丘吉尔就海峡制度交换过意见。同时，英国首相对苏联领导人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使其对苏联有利的愿望持谅解态度。　　海峡问题使斯大林无法安宁。他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西方盟国承诺战胜敌方联盟，其中也包括土耳其之后，将达达尼尔和波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君士坦丁堡移交给沙俄帝国。而斯大林在吞并了波罗的海，本萨拉比亚以及波兰的一部分之后，对海峡依然是梦寐以求。他向希特勒提出过这个要求，却毫无结果，而现在则指望借助反法西斯联盟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算计最终落了空。斯大林终究未能得到海峡。　　此后，希腊发生的事件，即英国人相当残酷地镇压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队伍，可以使我有理由认为，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得到了遵守。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人的求援呼吁装聋作哑，平静地注视着伦敦对他们采取的镇压措施。照样地，丘吉尔对佛林·奥菲斯有关对罗马尼亚局势进行积极干预的要求不加理睬，这里，按照英国外交机构的意见，莫斯科施加了粗暴的压力。从莫斯科协议的角度看，后来西方大国开始干涉匈牙利事件时，斯大林的愤怒也可以理解。  

“谁提到旧事，就让他滚蛋”（1）
斯大林做出种种姿态，向丘吉尔示好：亲自到英国大使馆出席宴会，陪同丘吉尔到大剧院看戏，为丘吉尔设家宴，亲自到机场送行等等。　　但丘吉尔却不为所动，他坚持认为，苏联惟一能够理解的语言便是武力。　　英国首相在苏联首都期间，斯大林给予的十二分尊敬，也可以证明与丘吉尔达成的协议使斯大林感到完全满意。斯大林不仅再次邀请丘吉尔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家里共进晚餐，而且整个举止异乎寻常。记得，当斯大林接受了丘吉尔的邀请与其在大使馆共进晚餐时，莫洛托夫秘书处，尤其是索非亚沿岸街（后来的莫里斯·托列兹沿岸街）的英国大使馆里是何等的忙乱。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此前“各族人民领袖”从未去过任何大使馆。莫洛托夫早早派我送去主客名单，以便让大使馆准备请柬。我方出席晚宴的，除了斯大林，还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李维诺夫，卡冈诺维奇等人。　　莫洛托夫带着我跟巴甫洛夫，比其他人早到了。我们站在迎客的丘吉尔身后。不知为什么，莫洛托夫想到要介绍我，叫着我的名字，他说道：　　“你们没有听说过他吧？没关系，很快就会听到的……”　　他想说些什么，我始终未能了解。也许，想把我从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职位推到某个更高的岗位上，或者转到驻外的高级外交职位上，并且他想让在场的高官们注意到这个尚不为人知、却已经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年轻人。不管怎样，可能是由于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这些都与我无缘。对此下面有专文交待。　　在宴会开始之前，侍者分送饮料，交谈的气氛非常热烈。丘吉尔在人群中串来串去，一边跟客人们说一两句话，而我和首相的译员比兹跟着他。巴甫洛夫则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身边，一批英美的外交官围着他们。走近人民交通委员卡冈诺维奇的近旁，首相问道，他是如何使俄国的运输系统高效运转的。“如果机车司机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我就这么处理他。”卡冈诺维奇咧开嘴巴大笑，然后用大拇指横着划过咽喉部位。　　应该承认，在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敌机轰炸、机车车辆、燃料和熟练技工严重不足的条件下，铁路运输虽然非常紧张，但也经受住了考验。但我想，支配铁路员工的，不仅仅是恐惧，而且是对前线和后方所承担义务的理解。　　正在宴会进行的时候，听到了礼炮齐鸣：莫斯科在向占领了匈牙利城市塞盖德的红军致意。丘吉尔在莫斯科期间，多次目睹了莫斯科人的欢呼。人们聚集在红场上庆祝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苏联军队解放了里加，逼近了东普鲁士。在西方，盟军解放了巴黎，正在朝莱茵河推进。所有这些，造成了昂扬的情绪，这也影响了在英国大使馆那次令人难忘的晚宴上的气氛。　　丘吉尔兴奋地说起了自己前不久的意大利之行，以及那里的人民如何热情地欢迎他……　　斯大林给首相泼了点冷水，他指出，同样的那些人前不久在颂扬墨索里尼。丘吉尔不喜欢这些，所以他把话题转移了。　　丘吉尔开始论述，三大国在战后保持合作关系是如何重要。他是真诚的吗？我想，这不见得。因为正是1946年他在伏尔顿的那篇演说，事实上第一个宣布了“冷战”的开始。但是，1944年，当苏联承担着对希特勒作战的主要部分，重要的是使斯大林相信，他已经被接纳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伙伴。　　“在我们的士兵在无数战场上为之流血的未来世界里，”英国首相的讲话意在载入史册，故而十分激扬，“我们三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正在向全人类展示，不论在战争，还是在和平时期，我们都将忠于人的自由、尊严与幸福的原则。这也是为何我如此重视复兴的波兰与苏联之间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为了波兰的自由与独立，英国加入了这场战争。英国人对于波兰人民及其精神财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决不能允许那里事态的发展使我们与梵蒂冈的关系复杂化……”　　“罗马教皇有多少个师？”斯大林突然打断了丘吉尔的宏论。　　英国首相一下子哑了。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个问题。因为他所谈论的是教皇不仅仅在波兰，而且是在全球范围的精神影响。但是，斯大林再次表明了，他只尊重实力，将丘吉尔从九霄云外拉回到地面上。　　还涉及到了南斯拉夫问题。斯大林警告说，按照铁托的意见，黑山和斯洛文尼亚人决不会同意跟国王彼得和他设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合作。艾登说，彼得国王涵养非常之好，而丘吉尔则补充说，他非常年轻，还可以积累经验。　　“他多大了？”斯大林问道。“二十一岁。”艾登回答说。　　“都二十一岁了！”斯大林激动地叹道，“彼得大帝十七岁就开始统治俄国了……”　　我们的领袖经常提到俄罗斯帝国的沙皇统治者。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哈里曼在战败的“第三帝国”首都火车站迎接苏联代表团时，询问斯大林，他作为胜利者来到柏林是否感到愉快。　　“亚历山大沙皇都到了巴黎！”斯大林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这是句玩笑话，抑或是这里有着某种隐秘的意思？法国解放之后不久，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来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之后，问他：　　“戴高乐要求抵抗运动成员向当局缴出武器。我们怎么办？”　　“把武器藏起来！”“各族人民领袖”回答说，“可能你们还能帮着我们呢。”　　斯大林是什么意思？他是否在担心，从前的西方盟国将对苏联开战？或者他自己期望将红军推进到大西洋岸边？　　话题又转到了英国下年即将进行的议会大选。斯大林想奉承丘吉尔，便说道：　　“我毫不怀疑，保守党人将会获胜……”　　在波茨坦会议上，与出发前往伦敦的丘吉尔告别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当首相对自己能否重新回到蔡奇利耶霍夫，或者艾德礼将会替代他表示出疑虑时，斯大林坚定地表示，胜利者不会输，并且选民会支持作为战时领导人的丘吉尔。这是什么——对局势的错误判断，情报不足或者只是想给丘吉尔说些好听的话？　　丘吉尔造访大剧院也被安排得十分排场。大厅用英苏两国的国旗装饰。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当丘吉尔出现在中央“沙皇”包厢时，观众向他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并且，这一次斯大林破了自己的规矩，也来到了大剧院，不过比英国首相晚到了五分钟。他从包厢深处走到丘吉尔身边，这时，事先经过挑选的观众看见两位领导人之后，变得更加热烈。斯大林稍微停留了一下，便退到了后面去，以便让掌声对着首相一个人。欢呼在继续。丘吉尔发现了这个谦恭的姿态，转过身去叫斯大林过来。后者重新走近包厢的栏杆，这又使观众爆发出新的雷鸣般的掌声。　　灯光慢慢暗了，大厅里响起了前奏曲。当晚的节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芭蕾舞“吉赛尔”第一幕，第二部分是红军歌舞团的演出。　　幕间休息时，在与中央包厢相连的一个小厅里，准备了简单的便餐：冷菜，鱼子酱，乳猪，伏特加，白兰地和葡萄酒，甜点，水果，茶和咖啡。席间的气氛非常轻松。宾主互相祝酒，开玩笑，讲笑话。不知是谁，在谈到“三巨头”时，将他们比作圣三位一体。斯大林接着这个玩笑说道：　　“如果是这样，那么丘吉尔先生当然是圣灵了，他总是飞来飞去的……”　　饭后，丘吉尔和艾登请人带他们去卫生间洗手。第二幕开始的第三遍铃声响过，贵宾却没有回来。斯大林开始着急，派我去找他们。当我们回来之后，艾登发现了斯大林问询的目光，就解释说：　　“关于波兰问题首相在那里有了一些想法。我们只顾了讲话，没有听见铃声……”　　这个解释把大家都逗笑了。回到包厢时，情绪更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邀请丘吉尔和艾登到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家里出席晚宴。在门厅迎接客人时，他指了一扇门说：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谁提到旧事，就让他滚蛋”（2）
“这是卫生间，如果想讨论任何重要的政治问题，你们可以在这儿洗手……”　　每次会见丘吉尔，斯大林总不放过机会向他表达自己的好感。也许，他认为英国领导人终于愿意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与苏联发展关系，愿意将他斯大林看作平等的伙伴。当时丘吉尔所作的许多声明和姿态，似乎在不断证实这个结论。在克里姆林宫又一次丰盛的晚宴之后，两位领导人单独呆在一间不大，但非常雅致、绿色调的房间里，它与举行宴会的叶卡捷琳娜厅相连。当时英国贵宾的态度十分软化。呷着白兰地和咖啡，抽着巨大的缅甸雪茄，丘吉尔不止一次地自怨自艾，请求斯大林不要为了英国曾经参加过对年轻苏维埃的干涉而记仇。　　“谁提起旧事，就让他滚蛋。”斯大林和解地说。　　“可是您能不能原谅我本人曾经亲自组织协约国的征讨？”丘吉尔继续坚持道。　　“不该由我饶恕您，”“各族人民领袖”宽宏大量地答复说，“让上帝宽恕您吧。”　　10月19日早晨，当丘吉尔准备出发去机场时，给他送来了两个大纸盒子，还有斯大林的亲笔便函。盒子里面装着两个图案精细的花瓶：其中一个是给首相夫人的，上面画着“舟中舵手”，第二个称作“挽弓射熊的猎手”。这里是否包含着某种隐秘意义？丘吉尔夫妇在莫斯科谈判期间的通信中，把斯大林称作“老熊”。只是，克里姆林宫的主子怕是不得而知的了？　　我早早出发到机场送丘吉尔。天气非常糟糕，突然变冷了，下着小雨。机场的遮阳棚容不下所有的人。政府保卫部门军人和便衣人数之多使我惊讶。但是，没过五分钟，便明白了，这样的保安措施是为什么。一大串汽车停在了阳棚前。从第一辆和第三辆车上跳下来了身穿长军大衣的军官。其中一人打开了第二辆的车门——我们看见了斯大林。他身穿绿色带肩章的风衣，戴着元帅帽。从风衣下看得见带鲜红镶条的裤子。斯大林出现在机场，是他想最后给丘吉尔的又一个非同寻常的殷勤姿态。　　英国人还没有到，但是，斯大林拒绝走进房子，站在雨中等着。丘吉尔一行终于出现了。跟他们一起，莫洛托夫和哈里曼也到了。　　看见斯大林之后，丘吉尔感到惊喜。两位领导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后英国领导人决定照样做出一个客气的姿态：邀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观自己飞机的座舱。座舱的设备装饰非常好。斯大林不禁感叹说，现在他明白了，为何首相如此喜欢周游世界。　　1944年12月底，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与丘吉尔保持密切关系的努力。当时，英美军队在阿登地区处境艰难。德军使用大兵团反攻，将盟军逼向西方。出现了战线崩溃、以及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部被歼的危险。丘吉尔吁求援助。他派遣空军元帅特德前来莫斯科，要他向苏联领导人描述盟军所处的绝境，并弄清楚，红军能否提前展开冬季攻势。“西方正在激战，”丘吉尔向斯大林通报说，“我们能否在元月份之内指望俄军在维斯杜拉河地区或者其他任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我认为事态紧急。”　　苏军指挥部当时没有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天气情况极为不利。攻击提前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和伤亡。但斯大林决定向盟军展示“善意”，并且提醒对方，当1942年夏天红军处境困难时，英美并没有驰援。“考虑到西方战场我们盟军的处境，”他给英国首相的电报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加速完成准备工作，并不顾天气情况，不迟于元月中在中央战场对德军发起全面进攻。您可以不必怀疑，我们将做任何可能做到的一切，向我们强大的盟军部队提供援助。”　　这个承诺兑现了。一月十二至十五日，红军在700公里的正面向西推进。截至到二月一日，红军在主攻方向上推进了500公里，解放了华沙，来到了奥得河，即德国的新国境线。截止到二月四日，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红军距离柏林只有60公里。盟军距离他们还有500公里。　　在利瓦地雅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感谢斯大林帮助了艾森豪威尔，并通报说，阿登地区的局势已经改观。但是，雅尔塔会议上，讨论重要问题接下来的进程却显示，斯大林与英国领导人达成“互谅”的希望落空了。在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上，在波兰问题上，在联合国宪章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争执和对立。与倔强的保守党领袖相比，斯大林更容易与罗斯福相处。　　就在打败德国的前夕，英美与希特勒密使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在伯尔尼的秘密谈判，使局面暗淡。　　就这件事，正如前文所述，在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信件来往之中有过激烈争吵。但克里姆林宫认为，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英国人想出来的，并且，丘吉尔避而不答并非没有缘故。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感觉到，杜鲁门总统，其对苏联的敌意态度早已经不是秘密，认为丘吉尔是真正的同道。在波茨坦用原子弹讹诈莫斯科的图谋尤其使斯大林警觉。对这个威胁，斯大林采用对东欧国家施加强大压力作为回应，结果，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激烈反应。丘吉尔在伏尔顿的演说受到杜鲁门的称赞，显示斯大林与丘吉尔“合作”的希望不过是幻想而已。　　此后，从一系列文件中显示了丘吉尔的真正立场。　　丘吉尔的私人医生摩兰爵士回忆了1946年跟自己著名病人的一次谈话，当时美国依然独霸着原子弹。　　“我们不应该等到俄国做好准备的时候，”英国前首相说，“我认为，他们获得这些核弹还得七年。美国知道，俄国百分之五十二的机械工业企业在莫斯科，并且可以使用一颗炸弹摧毁它。这也许意味着三百万人的死亡，但对他们（美国人）而言，这根本无所谓（他微微一笑）。他们更关心的，是历史性建筑，譬如克里姆林宫的被毁。”　　1948年，在与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谈话时，丘吉尔指出：　　“现在是最恰当的时机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不退出柏林，不离开东德，我们将从地球上抹掉他们的城市……他们惟一能够接受的语言，便是武力的语言”。  

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流产的合作
斯大林向美国人建议两国情报机构互设代表处，定期交换情报。实际上，这是罗斯福的想法，只不过斯大林“偷听”到了，决定“先发制人”。　　罗斯福出于大选的考虑，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战争年代，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与来访的美国人士会见。这里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其中有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怀登·威尔基，前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美国商会主席艾里克·詹森，美国战略署（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主任维廉·多诺万等等。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美国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苏联领袖认为，与他们进行哪怕简短的谈话都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维廉·多诺万的莫斯科之行便十分有趣。　　1943年11月中，维廉·多诺万为了处理自己机构的事务到了当时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多诺万从那儿来到伊朗首都，赶上了“三巨头”德黑兰会议的最后几天。会议结束之后，他跟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一起，乘坐轰炸机改装的美国大使专机飞到了莫斯科。此次访问的最初目的，是苏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就纳粹德国的局势交换资料。　　莫洛托夫派杰卡诺佐夫跟我代表外交人民委员，代表内务人民委员到机场的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和我在柏林时期的同事萨沙·克罗特科夫，他当时从事对外情报工作——在伏努克沃机场迎接多诺万。　　维廉·多诺万完全符合美国人给他的诨号“野牛比尔”：他身材胖大，体壮如牛，说话大嗓门，非常活络，从一见面，他好像认识我们几个很久似的。虽然他在飞机上呆了一夜，但他身上却看不到一丝疲劳。当杰卡诺佐夫问他，中午去见莫洛托夫有没有困难时，多诺万回答，他愿意现在马上就去。　　多诺万在哈里曼的陪同下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我翻译了这次谈话。　　在相互问候之后，多诺万讲述了自己来访的目的：在目前局势下，即美国与苏联是盟国，并且正在与共同敌人激战，必须动员所有的资源加速胜利。秘密机构获得的情报在这里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多诺万，高度评价苏联的情报机构，并且认为，美苏两国情报机构之间交换资料，将有助于盟军在前线作战。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感兴趣，并说，多诺万应该与苏联有关机构实际讨论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