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1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中国剧院被封，蔬菜彻底不见了。从那时一直到今天，蔬菜基本上都是从乌拉尔和乌克兰运来的。 我们打定主意不马上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将行李交存之后，便出发去市里参观。由于我们身着便服，随处可见的陆军和海军纠察队并不注意我们。我们在最好的餐厅吃了一顿午饭，喝了一杯，庆贺抵达服役地点，看了一场刚刚上演的反法西斯影片《奥本海姆一家》，下午才到司令部报到。 值班军官教训我们没有从火车站直接来报到。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想到，从莫斯科每天只有一班火车，于是可以轻易地推测出，我们在城里逛荡了一整天。他叮嘱我们今后不要违反纪律，此后是简短的面谈，检查我们的文件。 我们被编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工程处。这时，专门管我们的军士长米谢科也来了。他把我们四人领到位于列宁大街的红海军宿舍，按照海军的术语，宿舍被称作底舱。 在大楼一层的一间大屋里，放着十几排铺位，铺着军用被子。我跟阿尔卡沙的床挨着，中间隔着一个放个人用品的小柜。早晨，我们领到了红海军军服——常服、厚防水布工作服和礼服。整整两年里，底舱应该是我们的家。我们统共是四十多个有高等工科教育背景的年轻小伙子。每天早晨，米谢科带着我们排着队去上班，这样，我们身穿水兵服，在八小时之内作工程师，而下班之后，又重新变成普通水兵，排着队唱着军士长起头的歌。 米谢科关照着，让我们及时领到必需品，每周两次带我们去澡堂，每个月一次去理发馆。这里允许我们留头发，使人的情绪略好一些。与此同时，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兵们要求非常严格，认为这些人应该严加管教。 逐渐地，我们习惯了值班、因为每个小过失而被罚做班务，军士长非常喜欢的夜间紧急集合，以及少有的放假等等固定的程式。我们迫不及待等着这些休息日。渴望身穿崭新的军装美一美，在城里的主要街道列宁大街上逛一逛，观赏金角湾的美丽风景，以及样子别致、似乎剪纸一样小山包的侧影，它们围绕着城市，在远东出奇明净的冬夜天空下，横空出世一般。 如果外出的话，我们一般都要提早做准备。头天晚上，把裤子压在床垫下，使裤缝笔挺，擦洗水兵军服的铜扣，皮鞋打得锃亮。弄好无檐帽底上的绳箍需要特别的技巧——这样帽子戴在头上十分好看。写着令人自豪的“太平洋舰队”字样的飘带要压得平平展展。最主要的装饰是蓝底带白道宽宽的水兵服领子。要想看起来像个久经风浪的水手，领子必须让它变成退色的，好像被海浪浸透、被热带的太阳晒焦似的。所以，领到军服之后，要马上把领子放到盐水里，让颜色达到所需要的程度。 太平洋舰队的俱乐部时不时举办冷餐舞会。我们尽量不错过机会。这里也有司令部各处，其中包括我们工程处的外聘工作人员：女打字员，女复写员，女秘书等等。一句话，献殷勤的对象是有的。跟我们同一路来的彼得没有花眼，很快就找到了意中人。我没情绪谈恋爱，而只限于跟漂亮的、长得白里透红的打字员玛沙之间柏拉图式的友谊，她成了我的舞伴，经常跟我一起散步。我们在俱乐部里迎接了新的1939年，装扮了新年松树，凑份子吃了晚饭，跳舞和抽奖等。然后，利用军士长不在的机会——他那天晚上在家过，在底舱里闹了一会儿。有人拿来了一瓶纯酒精。当第二年兵，有经验的小伙子们，教我们这些新兵对付这种暴烈的酒水：干完一杯，不吸气，喝一口水，然后再吃东西。我们大吃大喝，而值班的人站在哨位上，一旦领导突然出现便发出警报。大家都彻底放松了，插科打诨，说各种笑话和趣闻。“躲开啦！……”值班员向我们示了警。但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反应变得迟钝。我们奔向铺位，想盖好被子装睡，但是做得不老道，但最主要的，是在桌上留下了“犯罪”痕迹：没有喝完的酒精和杯子。 在门口，值班员试图挡住军士长的视线，大声报告道：“军士长同志，底舱一切正常，红海军战士都在……” 但是，米谢科锐利的目光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 “起床，”他声音洪亮地下命令，“在一甲板集合！” 军士长指的是门口床铺之间的过道。我们不得不掀掉被子去站队，大家的样子十分滑稽：有人穿着内衣裤，也有人穿着水兵衬衫和工作裤。 “向右看齐！”军士长下着命令。 接着便是一顿臭骂。他真是骂得我们狗血喷头！他威胁要给每个人写一份报告，关到禁闭室去，发配到“岸上”去（好像我们的底舱在船上一样）。出完气之后，他接着讲我们的良心，数说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配的行为。他特别喜欢用这一点来压我们。最终宣布，明天，新年，所有人都不放假，给每个人派了额外的班务。有人要清洗底舱的地板，有人要清洗厕所，其他人清理院子等等。 早晨，我穿好衣裳，拿着拖把和一桶热肥皂水，开始擦洗地板，一边不停地骂着鬼。对我来说，新的一年从未这样开始过！我没有想到，这一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惊人的变化。 元月份快要过去了，有一天军士长叫过我说，晚上八点我必须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事出意外，我忍不住问道：什么人为什么叫我去？军士长叫我别多嘴，快些准备礼服。 于是，我一边准备，一边一刻不停地想着，这个传唤意味着什么？两个月服役期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能叫上司注意到的事情。我左思右想，只是事后才明白，这些猜测都离题太远。事情是这样的。 如上文所述，我是1938年被征召到太平洋舰队的，也就在斯大林在陆海军的清洗开始后不久。一大批陆军高级将领被审判和枪毙之后，镇压的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各个军区和海军。这个浪潮也波及到了远东，舰队的指挥人员全部被撤换掉。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他的参谋长伯格杰科海军上校，工程处处长工兵中校沃龙措夫到任之后发现，他们被要求学习英语。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潜在的敌手是日本。而美国可能成为潜在的盟友，最终事情也就是这样。因此，预计可能跟美国海军进行合作。这样，司令部指挥人员掌握哪怕最基本的英语知识也是好的。前任的将军们要么懂语言，要么吸引旧知识分子作教员，曾经学习过。教员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是内战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出来的，但不知何故没来得及撤到哈尔滨或者上海去，滞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当然，这些人在1937年之后全都被作为“日本间谍”关起来了。由于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放进司令部，新的指挥官开始在军人中寻找懂英语的人。叫干部处的负责人看一看，有没有合适人选，于是他注意到了我的档案。就这样，一些人的幸福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不幸之上……
在太平洋舰队（3）
当我在指定时间，收拾干净服装整洁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报到时，所有这些情况我并不知道。司令部所在的大楼，是沙皇时期留下来的。深色橡木的墙壁，铺着厚地毯的走廊，值班警卫的军容和礼貌，宽大的，挂满油画的参谋长办公室令我印象深刻。我感到了特别的激动。内心里有某种预感，似乎我现在踏上了一条诱人而神秘之路。 从桌子后面站起了一个身材沉重、但很年轻的海军上校。他是太平洋舰队参谋长伯格杰科。桌旁的椅子上，坐着工兵中校沃龙措夫。 “参谋长同志，红海军战士别列什科夫按照您的命令前来报到！”我精神抖擞一口气说出来，举手抬向帽檐。 伯格杰科随便吩咐了一声“稍息”，请我坐下。然后拿起一个黄色文件夹，开始翻阅。“这里写着，您熟练掌握英语，”他开始说话，“是这样吗？” “是！” “您是什么时候学的，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一一作了解释。 伯格杰科又开始翻阅文件夹。从军装口袋里抽出一个叠得整整齐齐，洒过香水的手绢，抹过上唇。然后问道： “您能不能教英语？” “我从没有做过这件事。我的专业是工艺工程师。” “这个我们知道，可是您总记得，是怎么教你们的吧？” “记得。” “这样的话，显然您可以教其他人了。” “我从未教过，但是，如果您有命令，我试一试。” “这就对了嘛。现在有一条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司令员，参谋长和工程处长必须学英语——大洋的另一边是美国。明白了？” “明白了，海军上校同志。” “我们想，让您给我们教英语。” “是的。”我回答道。 “那我们谈谈细节问题吧。”沃龙措夫说。 我当时便得知，每次课为两个学时，每周上两次课。每个课时付给我25卢布。如果有必要另外备课的话，我的顶头上司会得到命令，给我时间去市立图书馆。 我几乎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了司令部。我边走边想，我的生活中真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不再完全依赖于军士长，此外还能小挣一笔：在红海军战士每月12卢布津贴之外，我还可以再有额外的400卢布——真是太好了！ 我开始非常认真地备课。当然，熟练的英语知识，还有，我没有忘记是怎么教我的，这些都派上了用场。此外，我的学生也是非常认真。事情开始走上了正轨。过了不久，我买了一台“费德”牌照相机，它是捷尔任斯基劳改营的犯人们按照德国“莱卡”公司的许可制作的。这个一下子使我变得非常受人欢迎。我不断地重温，生活是美好的，令人惊异的。其他更好的事情想也不能想了。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过了不久，库兹涅佐夫上将被任命为苏联海军总司令，去了莫斯科。很快，伯格杰科和沃龙措夫也随他而去。新任领导眼下看来顾不上学英语。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没有表示兴趣。 我重新落到军士长的手里，他当然绝不放过机会，在我身上捞回老本，不断给我额外的活计。从前上班的日子又回来了，仅有偶尔一次去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岛公干，才会有新鲜感觉。有时，在休息日，我们会到“十九公里”去，彼得大帝湾，这里天气转暖开始游泳。 国际局势迅速恶化。远东地区，日本的挑衅从未停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有关新的义务兵役期的命令颁布了。取消了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优待办法。另外，海军的服役期也延长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当五年的红海军战士。我感到灰心丧气。别里亚耶夫和艾尔里赫曼申请编入正规军干部序列。这样，他们会自动被授予军衔，以及相应的物质待遇。但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我。我在等待着…… 八月底，来了一封电报。我被紧急召往莫斯科的海军总司令部。
波兰问题
波兰被西方和斯大林当作了一个缓冲地带，双方都在争取对波兰的控制权。 波兰问题在斯大林、罗斯福以及丘吉尔的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按照当时莫斯科的解释，苏联的立场整体而言是很明智的。斯大林多次声明，乐于看到复兴之后的波兰成为一个强大、独立、民主、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同时，他坚持承认1939年新的苏波边界，跟协约国1919年提出的“寇松线”大致相当。在这些条件下，莫斯科同意跟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关系。丘吉尔在德黑兰提出的建议也大致类似。他提交供斯大林和罗斯福审议的表述如下：“原则上确认，波兰人民和国家的中心应该位于所谓的寇松线和奥得河线之间，包括东普鲁士和奥本省。” 苏方支持了丘吉尔的建议。至于罗斯福，他原则上同意上述划线，但警告说，在1944年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之前，考虑到波兰裔选民的反应，他将避免任何公开的谈话。两位西方领导人也理解苏联政府让波兰作自己友好邻邦的愿望。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由于波兰流亡政府立场消极，事情毫无进展。然而，到1944年夏天，出现了达成协议的可能。在跟美国大使哈里曼的一次谈话中，莫洛托夫提出了新的妥协方案，为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议铺平了道路。其内容是，由居住在英国、美国、苏联——没有法西斯色彩（以及实际上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中）、对苏联友好的波兰人组建政府。作为这样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府的成员，他提到了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讲过学的兰格博士，领导过美国斯拉夫人大会的工会领袖科尔瑞斯基等人。米克拉伊丘克可以留任这个政府的总理。过了一段时间，美国给奥斯卡·兰格颁发了前往苏联的护照，他在那里应该参与讨论波兰问题，而讨论则应在丘吉尔和米克拉伊丘克前来莫斯科之时安排进行。 然而，在前往苏联之前，米克拉伊丘克决定访问华盛顿。见到罗斯福之后，他问道，波兰人应不应该接受苏联的方案。于是这里出了一桩怪事。前不久还在德黑兰同意了丘吉尔有关“寇松线”边界表述的罗斯福总统，却要米克拉伊丘克“拖延任何有关边界的解决方案”。紧接着，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坦梯纽斯给波兰人解释说，目前，美国无法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在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回到自己基本道德原则上来，届时可以强有力地并富有成效地支持波兰”。 美国政府如此出人意料的转变，帮了波兰倒忙。在华盛顿取得的教导鼓舞了波兰流亡政府。米克拉伊丘克对奥斯卡·兰格达成协议的理由听也不要听。他决定不达成任何协议。而流亡活动家避开苏联政府准备的、未能成功的华沙起义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对我而言，迄今仍然不清楚，白宫建议米克拉伊丘克回避协议时，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似乎跟大选的考虑有关，因为，大选之后，华盛顿对波兰问题的兴趣明显减弱。就在1944年10月的莫斯科谈判期间，米克拉伊丘克打电报给罗斯福，请求支持流亡政府的立场。直到11月7日，也就是总统大选结束之后，他才得到答复，并且也不是他所期待的内容。总统冷淡地回答说，他支持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达成的任何协议。有关边界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提起，但是，在波兰问题上政府的“强硬”立场却被透露给媒体，于是美籍波兰人投了罗斯福的票。 当然，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1944年莫斯科谈判结局积极的情况下，事件会如何发展。同样不能排除的是，如果有关各方当时得以达成协议，由米克拉伊丘克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流亡政府便可以在苏军解放华沙之后，从伦敦迁回来，并且波兰人民可以避免许多动荡和牺牲，同时盟国之间的关系会少许多戏剧性。
斯大林的秘密
罗斯福总统多次警告斯大林日本将进攻苏联，结果这些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因此强化了斯大林对罗斯福的疑心。 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没有把日本即将进攻珍珠港的情报转交给美方。 在回绝了斯大林关于派遣美军到苏德前线作战的建议之后，罗斯福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就对与苏联合作对付日本表现出兴趣。1941年秋，从华盛顿传来了总统的一封信，其中指出，根据美国政府从可靠渠道获得的情报，日本打算在近期进攻苏联滨海地区。因此，罗斯福建议斯大林讨论有关在远东地区建立美国空军基地的问题。总统想了解，苏联领导人对于一个美国特别军事使团前往莫斯科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有何看法。同时，罗斯福还建议通过阿拉斯加和楚克奇向红军转运美制飞机。 美国有关日本进攻苏联的计划完全有可能是相当准确的。况且，柏林向东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促使日本政府加入对苏联的战争。这个问题也使斯大林感到担忧。但是，总统的来信引起了他的怀疑。关键在于，苏联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的情报对局势有不同的说法，这渠道其中也包括苏联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他以德国记者的身份驻东京，并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些报告的副本是上报给莫洛托夫的，因此，很自然地，我在向人民委员报告之前阅读过。报告的内容是，在东京的领导层内部，在选择主攻方向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有一批人主张在苏联远东展开军事行动，另外一批人则坚持打击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向东南亚方向推进。在最后的几封电报中，佐尔格报告说，天平向南方倾斜。最近，用拉姆扎伊为绰号署名的密码电报中，他报告说，必须等待对美国的打击，因此，起码在最近一段时间之内，莫斯科可以不必担心日本的进攻。这使得斯大林将部分部队从远东抽调到莫斯科地区。1941年12月初，这些部队参加了首都保卫战，而在莫斯科，德国人第一次遭到了惨败。 在某一封电报中，拉姆扎伊更详细地报告了日本人的计划。他指出，日军很可能会打击美军在夏威夷群岛上的海军基地。这个情报上报给斯大林时，正当罗斯福总统仍在坚持警告苏联领导人，日本可能对滨海地区发动进攻。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没有将理查德·佐尔格的情报转送给罗斯福。为什么？可能，他以为，罗斯福会将这个情报看作是斯大林企图挑拨华盛顿参战，恰如斯大林将罗斯福的警告看作是白宫企图将克里姆林宫拖入对日作战。但我觉得，斯大林多半出于其他的考虑。他认为，日本的攻击越是突然，越是阴险，破坏越大，美国人民对法西斯“轴心”作战便会越凶猛。 调兵到苏德前线，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是个十分艰难的决策。他们被迫冒险。在这种局面下，罗斯福的警告以及共同对日采取行动的建议更需要小心对待。罗斯福警告莫斯科滨海地区即将可能受到威胁的努力是真诚的吗？或者是，当知道了日本即将打击美国领土之后，罗斯福想利用俄美在远东地区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协议，以便使日本的计划改为北方？斯大林的多疑，使得他得出一个结论，正如在与德国作战的情形一样，罗斯福希望避开日本的打击，并将其转移到苏联身上。也许，这样设想美国总统的动机根本就不公平，但斯大林已经得出了结论。他拒绝了罗斯福总统有关在滨海地区为美军轰炸机准备基地的建议。斯大林同意美国特别军事使团来莫斯科，但却将讨论的范围限制在如何将美方向苏联提供的歼击机投送到苏德前线这一个问题上。 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斯大林得出结论，他正确地评估了罗斯福信函的实质意义。有趣的是，此后罗斯福数次警告斯大林似乎日本人正在准备攻击苏联。譬如，1942年6月17日，新任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斯坦利向斯大林转交了总统的亲笔信，其中称，太平洋北部，以及阿拉斯加地区局势的发展，不能排除日本对苏联滨海地区采取行动的可能。“如果发生类似的入侵，”信中说，“那么美国愿意使用空军对苏联进行援助，条件是苏联向美空军在西伯利亚地区提供合适的着陆场，当然，为加快行动的实施，必须认真协调苏联和美国的努力……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紧迫，因此有理由授权给苏美双方的代表开始工作并拟定专门的计划。” 这封信也使斯大林警觉。他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并对美国大使解释说，当苏德前线仍在激战，德国师团向伏尔加和高加索高原推进之时，苏联政府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以避免增加与日本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 显然，在得到此次交换意见的信息之后，罗斯福明白了，他无法推动莫斯科采取真的会使苏联远东局势复杂化的步骤。无论如何，8月5日，从华盛顿传来了总统的信件，其中说，“我得到了一些我认为非常可信的资料，即日本政府决定，目前将不采取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如我所见，这表示，在明年春天之前，对西伯利亚进攻的已被推迟。”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不断询问，苏方何时可以加入美国对日本的战斗。并且，莫斯科哪怕是在原则上何时可以决定参战的问题。 斯大林很长时间没有对这些问题作任何答复。但是，在美国国务卿赫尔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做出决定，时间到了，可以使局势明朗化了。 1943年10月30日晚，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厅，斯大林为祝贺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工作结束举行了宴会。最长的一张桌子沿着一面墙，这边的窗户正对着莫斯科河。斯大林居中，他的右首是赫尔，左首是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我作为译员坐在赫尔的右首。 宴会以许多人的祝酒词开场，其中大多数时间是斯大林在祝酒。在讲话的间隙，斯大林与赫尔谈的基本上是战争前线的局势，以及刚结束的这次会议的成果。时不时会说一些长句子，这样，我也来得及吃几口饭。 突然，我发现，斯大林在赫尔背后弯下身子朝着我，用一只手指示意我。我弯下身子，离他近些。这时，他压低声音说道： “仔细听我说。给赫尔翻译如下内容：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且做出决定，在盟军打败德国，欧洲的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对日作战。让赫尔将这个情况作为我方正式立场转告给罗斯福总统。但是，我们暂时想保密。所以，您自己小声说，不要让别人听见。明白了？”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我小声回答说。 这个消息使赫尔万分激动。美国人早就在期待着莫斯科的决策。现在，美国政府获得了对华盛顿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权威声明。白宫将苏联对日参战与保存百万美军士兵生命的希望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期间也曾经使杜鲁门总统十分感兴趣。在得到斯大林确认苏联对日作战之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说，如此一来，他达到了会前给自己立下的最主要目标，并且他考虑的是，现在美国青年的生命可以保存。 为什么斯大林在1943年10月初次将这个决定告诉美国人？我想，这里至少有两个理由。其一，事情发生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和德军在库尔斯克大败之后，红军飞速向西方推进。因此，甚至即便日本人得知了苏联的决定，其在滨海地区先发制人采取行动的危险微乎其微；其二，将对日作战的日期与战胜德国的日期联系起来，斯大林让华盛顿明白，在法国登陆越早，加速战胜“第三帝国”，苏联也就能够早日加入对日本作战。可以认为，正是这一点促使西方盟国做出了在法国登陆的决定。
核子外交
“曼哈顿工程”伊始，苏联便掌握了相关的情报。但美英领导人却决意独霸原子弹的“秘密”。 这不能不使莫斯科感到威胁。“冷战”缘此而起。 虽然在杜鲁门总统时期，原子弹才成为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其制造过程中，这个武器甚至在未经试验之前，已经对罗斯福总统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并且间接地在美国制定战后政策，其中也包括对苏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了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殊性，首先使从事建造工作的科学家们感到担忧。他们就原子弹出现的危险后果多次提出警告。然而，美国与英国的最高领导人最初显然认为，这只不过是新型且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而已。他们忽略了核弹制造者的警示，正如此后萨哈罗夫院士对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警告被忽略如出一辙。尤其使罗斯福和丘吉尔恼火的，是科学家们要求向苏联公开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当然，在历史上，某个国家与别国分享新式武器资料的事情，从来不曾有过。相反，任何类似的发明都被严加保密。但这里却是一种特殊情形。首先，核弹是在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期间制造的，当时盟国之间广泛地交流军事情报和新式武器。雷达，复杂的通讯系统，导弹技术，新式坦克，飞机——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似乎是共同的财产。为什么原子弹是个例外？其次，不仅是美国，而且有英国，也就是联盟的两个重要成员，知道建造核弹的工作，对第三方伙伴隐瞒，便是不祥之兆。其三，科学家们十分清楚的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武器。它的建造需要全新的方法，实际上，是全新的世界观。但是，这些新的观点在那种情况下能否产生呢？未必。因为过了几乎多半个世纪，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才开始打通道路。 虽然，由于保守原子弹的秘密，华盛顿和伦敦感到不自在，但依然决定不听从“幼稚”科学家的劝说。与战后对苏联态度有关的考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立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华盛顿决定使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时，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所有这些，不仅仅关涉战时美国外交，而且涉及战后时期，同样也涉及“冷战”产生的原因。 我想，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美英领导人有这样一种信心：即核垄断将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可以使他们从别的国家，其中也包括苏联，争取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让步。 这一点，从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对自己的任务如何理解这一点，也反映了出来：“从我开始负责这个工程之初过了两周之后，我已经确信无疑，即俄国是我们的敌人，并且曼哈顿工程是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我完全不赞同国内流行的，什么苏联是英勇盟友的观点……当然，对此多次向总统做过汇报。” 那又如何？最高统帅并未宣布不同意自己的下属。 1943年夏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协议指出，原子弹是“战后世界上决定性的因素，并且赋予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以绝对控制力”。总统与首相承诺，“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交任何资料。 必须提到的是，魁北克会晤，是为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以及“三巨头”首次德黑兰会晤做准备的期间举行的。在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赫尔多次谈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几个大国维持和平的责任。在德黑兰，在与斯大林谈话时，罗斯福总统多次指出了战胜法西斯之后，作为维持和平，保障世界安全决定性因素的美苏合作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曼哈顿工程的背景下。罗斯福谈论到了有义务维持全面和平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中国。但是，总统却避而不谈，这四个警察之中，其中仅有两个将拥有原子弹。 早在这个阶段，华盛顿和伦敦已经采取措施，封锁其他国家获得裂变材料的途径。1944年6月13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了监护宣言，其中指出，美国与英国在战时和战后，将合作以期建立对现有铀以及钍的储存的监督。接着，�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