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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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这些宫殿连同众多的奴仆并不属于“红色高官”。当他们还拥有“主人”好感的时候，他们能够使用这些设施。他随时可能——由于“不听话”，真的或者假的谋反——让他们一无所有。一般来说，他同时也会剥夺他们的生命。　　波斯德舍夫当时还是党的市委书记，虽然很快就搬进了别墅，但依然十分平易近人。有时独自在自己的别墅旁散步。乘坐的不是进口车，而是带帆布顶棚的苏联造“小嘎斯”。在亨利·福特帮助下建设起来的高尔基汽车厂刚开始生产这种汽车。在波斯德舍夫的努力下，许多色彩鲜艳的花坛把基辅装点得十分美丽。鹅卵石马路铺上了沥青。在玛丽娅花园里，修建了一个“贝壳式”音乐厅，每到夏天的晚上，那里举行免费的露天音乐会。街头出现了许多贩买各种吃食的小摊贩。在游廊市场里，“大陆”饭店附近以及各个城区开办了儿童咖啡屋，出售各种各样的冰激凌——草莓，果仁，巧克力，李子等等。　　波斯德舍夫经常到各个工厂去，叫得出许多工人的名字，帮助解决出现的问题。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受欢迎。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俗语：活要干得好，书记过来跑。这一切显然让斯大林有所戒备。他不能容忍其他人的声誉，把这个看作一种危险的“竞争”。也可能是乌克兰领导层中波斯德舍夫的同事们暗中向“各族人民领袖”报告了乌共（布）书记的“非正统”的行为。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在1934年举行的被斯大林称为“胜利者大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波斯德舍夫，还有丘巴里，科西奥尔等人作报告，要求用基洛夫——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替换斯大林做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基洛夫获得了压倒性多数的选票。并且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更喜欢基洛夫，而不是斯大林。然而，基洛夫谢绝了担任总书记的提议。不仅如此，他把这些情况告知了斯大林。　　“谢谢，”“各族人民领袖”表示了感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事情……”他倒是真的没有忘记。十二月初，基洛夫被杀害。斯大林名字被划掉的选票被全部销毁。过了不久，开始逮捕那些斯大林怀疑“不忠”的“胜利者大会”的代表和中央委员。镇压也波及到了乌克兰领导层。　　内战英雄，在远东战胜过日本人以及其他入侵者的波斯德舍夫第一个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消失是怎样发生的。负责人被紧急召往莫斯科。他在基辅（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首府）毫不怀疑地登上夜间快车的“国际软卧”车厢。途中列车只停一次。深夜，在米哈伊洛夫镇车站，几个身穿内务人民委员会制服的武装人员进入车厢，领头的人命令列车员敲开那个包厢门。门开了，出发前往莫斯科的领导人面对几枝黑洞洞的枪口。其他乘客静静地睡着，这时，“囚犯”被武装押送到车尾加挂的一节挂窗帘用铁条封死窗户的特别车厢。在莫斯科，注定要死的这个人从火车站直接送到卢比杨卡（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楼，后为克格勃总部所在地，现为俄联邦安全局总部——译注）的地下室。波斯德舍夫之后，丘巴里也被送到这里。留布切科——他当时是乌克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于是跟年轻貌美的妻子诀别，将自己锁在豪华别墅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稍晚些时候，乌共（布）第一书记柯西奥尔也被逮捕并枪毙。这发生在斯大林将自己的代理人赫鲁晓夫派到乌克兰之后不久。彼得洛夫斯基比较走运。他仅仅受了牢狱之灾。斯大林死后被释放，后来甚至得到了革命博物馆馆长的职位。　　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晚一些，而1935年夏天几个月真是非常幸福，光明灿烂。饥饿年代已经过去。生活预示着美好的前景。我们跟父亲一起凑钱买个一只小小的帆船——仅仅能够容纳四人。休息日里，朋友们男孩子女孩子们顺风时可以沿着第聂伯河溯流而上走得很远很远，走过梅日格列和维###尔，那里的山丘上从前是符拉基米尔大公——后来的圣徒，他使罗斯皈依基督教——的宫殿以及有三百个嫔妃的后宫。在第聂伯支流杰斯纳河的河口，我们燃起篝火，烤肉串，焖土豆。我们把红藤的枝条扔进篝火，呼吸着芳香的烟味，它就像那熟透了的苹果的味道。每到晚上，在玛丽娅花园枝叶曼曼的椴树下，听着基辅交响乐团演奏的古典音乐。　　我在“国旅”工作的最后一个夏天特别有意思。游客比1934年更多了，所以得陪着他们，在国内走很多地方。各个车站上又是一番热闹景象：来自附近村庄的农妇们出售着浆果，水果，陶罐里装着浆果汁，煮玉米，熏鱼等等。可以感受到集体化的震荡之后农村在逐步复苏。在我们到过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哈里科夫，敖德萨等地生活也在逐步恢复正常。看来，国家终于进入了一个顺利的时期。当开始逮捕乌克兰领导人时，代替被捕的来了一批人，后来这批人也遭到逮捕，结果人们已经来不及记住自己一个个新任领导的名字，至少在我的意识中，这并未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暗淡无光。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前岁月的反差（2）
也许，只有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内战英雄雅基被捕引起了我的疑虑，他最终与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其他有才干的红军指挥员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为雅基感到惋惜——他身材高挑，是个美男子，还非常年轻。雅基在里普基也有一幢别墅，所以我常常看见过，他乘坐一辆蓝色敞篷“别克”，在一个淡黄色头发美女的陪伴下从我们楼的窗户下驶过。很难相信，这个勇敢果断，为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贡献良多的统帅会成为“间谍”，“破坏分子”，“人民公敌”。　　在“国旅”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们从早忙到晚，基本上没有休息日，而在国内旅行时实际上是昼夜二十四小时在跟游客打交道。但是，期待见到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英国，美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印度等等，跟他们交谈，了解到新的东西，以及还有把我们国家介绍给他们——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巨大的内心满足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根据他们的愿望，我们安排同行聚会。有时甚至整天都得呆在法庭上，或者消防队里，翻译与作家，画家，音乐家，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谈话。也有许多次第聂伯河上的游玩。游客当中有许多的农艺专家和农场主们，我们将这些人带到戈罗谢耶夫森林，那里有一所新开办的乌克兰农学院。去那儿的一路上风景如画——数不清的急转弯，上下坡，湖泊和一丛丛茂密的野蔷薇。参观古老的修道院和教堂不仅对游客，而且对导游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其中许多的建筑依然保留着最初的样子。　　基辅近郊，位于库列涅夫卡的基里尔教堂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座教堂建于十三世纪，在本世纪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尽最大限度地清理了拜占庭壁画以及镶嵌画上数百年的灰尘与烟黑，空白的墙壁和穹顶用当时最好的水彩画家的作品进行了装饰。符鲁贝独创性的壁画《圣灵降临》在人的心灵深处引起震撼。教堂高高的围墙后面，有一所精神病医院，而为忧郁病发作所苦的符鲁贝，在这儿呆了一段时间。他在医院的病人之中为基里尔教堂壁画创作挑选了模特儿。最终得到了一批具有极强烈心理影响力的肖像画作品。从穹顶上，十二个圣徒观望着访客。在他们的眼睛和面部表情中，能够感受到心灵的活动。对即将面临的惨剧——导师耶稣基督受难，每个人都有个人化的感受。　　当载着游客的意大利邮轮“尤里·凯撒”抵达时，对所有导游来说，敖德萨港之行就像是过节一样。来自欧洲各地的客人乘船进行环地中海和黑海旅行。基辅也是其中一站。需要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导游。由于基辅“国旅”人手有限，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行们也参加进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些青年人。　　敖德萨之行兴奋而愉快。意大利邮轮极其奢华，乘客衣着打扮新潮，意大利菜非常异国情调，然后是乘坐完全由一等卧车组成的快车，在城里游览两天，然后返回到意大利邮轮上。也许，就在当时我最初强烈地感觉到，我国的生活距离西方有多么遥远。但这并不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的优越。当时我们以为，只有富人才能参加这种海上旅行，而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在贫困交加之中苟且偷生。当时，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我们苏联人相信，我们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制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拥有西方资本家所满足的那种奢华……　　随着游客流量的不断增加，导游人数也增加了。新来了一个懂得五国语言的季亚加·李普曼，他是个非常快乐聪明的小伙子，比我大五岁。但这并未妨碍我们交朋友。季亚加很快将我引入自己非常浪漫热闹的社交圈子，里面都是些非常有天分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画家，音乐家，作家等等。他们之中一个漂亮姑娘瓦莉雅·库拉克娃非常引人注目。她会唱歌，弹钢琴，画画。她周围总是有一批崇拜者。季亚加夸口说，曾与她有过一段恋情，但我却不相信：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可望而不可即。她父亲是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为乌克兰所有高级领导人治病，生活十分富裕。他们加在列瓦绍福斯卡雅街和路德街口有一套富丽堂皇的住宅，夏天则呆在梅日格列的别墅里。市里的房子里只剩下了瓦莉雅一个人，于是季亚加的一帮快乐朋友们经常在那儿聚会。瓦莉雅对任何人都没有钟情，但却喜欢揶揄自己的追逐者：譬如，客人到家里来，她却收拾箱子，肯定地说要去莫斯科。大吃一惊的崇拜者哀求她不要离开。然后又演出一个分别的场面，有人甚至掉了眼泪，然而最后她对大家宣布，说是开了个玩笑，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坐下来高高兴兴吃晚饭。然后，有一次宣布要出嫁了，请所有的人参加最后一个处女聚会，最后这也是个臆造。有一次，我们圈子里的人传说瓦莉雅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请我们去与她告别。在约定的时间里，一群哀伤的人聚集在门口。季亚加袖子上戴着黑纱，站在门口，请大家走近瓦莉雅卧室的阳台。　　“这是死者的遗愿。”季亚加解释说，他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我们顺从地挤在人行道上，仰起头看着。这时，卧室的门突然打开，阳台上出现了瓦莉雅，她几乎完全裸着身子——只穿着便鞋和带面纱的黑色宽檐帽。　　我们笑骂着跑进二楼，挤在客厅里。过了一两分钟瓦莉雅身穿黑长裙出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开始给大家沏茶。　　现在年轻的一代，在书本上读到三十年代的艰难困苦，天灾人祸以及血腥镇压，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是暗无天日，极其艰难，充满了恐惧、苦难和泪水。这个对，也不对。恐怖残酷的镇压没有触及到的那些人，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当人们看到情况好转时，都会寄希望此后的进步，并且认为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大多数年轻人重新充满着热情，在工作，学习，开心，恋爱——一句话，活得很充实。　　但是，我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记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并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当时都认为，应该做好准备来应付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苦练跳伞，也有些人参加自愿训练班，准备当飞行员。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加入了通信兵班。在这一行我已经略有所知，因为几年来一直都在自己动手作无线电收音机，此外，我的专业是电工。我们身穿草绿色军装，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这种制服很像德国共产党人的军便服。指导我们的是一个通讯团，于是夏天里我们跟他们一起住帐篷，参加野战演习。　　1935年九月，工业学院夜校四年级的课程开始了，所以必须转调作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国旅”。我被“列宁铁工厂”设计局接受为技工。我父亲参与设计的船坞已经建造完毕，于是在波多附近的江边开始建造客轮和拖轮。那是船身两边带推进轮的那种船。我的工作，是绘制推进木轮叶运转的那个机械的图纸。图纸画好之后，再交给女描图员进行复制。我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个——可爱，快活的姑娘佳丽亚。我跟她做了朋友，1940年12月我们结婚了，就在那时，经过许多曲折和麻烦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工作和学习占用了整个白天。时间过得飞快。只有在星期天，也是当时惟一的休息日里，可以休息娱乐。夏天我们玩帆船，冬天玩雪橇，滑雪，溜冰。　　这几年开始了新一轮镇压。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被捕之后，许多技术专家，学者，作家，演员也开始消失。这架绞肉机仅仅触及到了我熟悉的几家人。所以，因此我当时一直觉得，在新的恐怖浪潮中由某种意义：因为它并未触及其他人。这是否意味着，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也可能真的是有罪的？……　　1938年春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顺利地大学毕业，获得了工艺工程师的专业证书，被派遣到富于革命传统的基辅“阿斯纳尔”工厂，在国防企业名录中，它的编号是393。那里生产火炮。我将来会作军械工程师。  

战前岁月的反差（3）
然而，命运之神却另有安排。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斯大林与罗斯福（1）
斯大林以为美国总统跟他本人一样，拥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无所不能。　　为了争取主动，斯大林决定创设新杂志。　　在那些我本人有机会接近观察的外国国务活动家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我国，人们把他看作一位现实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雅尔塔的一条主要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现代史上以及二战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充满魅力、反应敏捷、有幽默感的人。甚至在雅尔塔，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所有在场的人都发现，总统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锐。　　我认为自己非常荣幸，被委派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1943年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的谈话。当时的一切，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在我从基辅回到莫斯科的前一天启程赴伊朗首都。我在基辅徒劳地试图找到自己的父母，因此被迫追赶代表团。我深夜起飞前往巴库，快到晚上才到达那里，第二天一大早乘飞机前往德黑兰。当天中午，我刚刚赶到苏联大使馆，便得知我马上要翻译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如果我的飞机晚到一个小时，那么我便会赶不上这次会见，不用说这会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因为每次会谈都是他自己挑选翻译。　　当我进入与大会议厅相连的房间时，身穿元帅服的斯大林已经在那里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于是我赶紧道歉说稍微迟到了，并解释说是直接从机场赶来的。斯大林微微点了点头，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拿出一支烟，点上。他眯缝着眼睛，已经不那么严厉地看了看我，问道：“路上累不累？能不能翻译？此次谈话责任重大。”“能，斯大林同志。在巴库那一夜休息得很好。感觉良好。”斯大林走向桌子，漫不经心地将烟盒抛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已经熄了的烟卷。然后，慢慢摁灭了火柴，用它指了指沙发，并说：“这里。我坐边上。他们会把罗斯福用轮椅送来。让他坐在沙发的左边，您就坐沙发上吧。”“明白了。”我回答道，我已经不止一次为斯大林翻译，但我从未听到他如此重视这类细节。也许，在会见罗斯福之前他有些紧张。　　斯大林当然很清楚，对于经他的努力在苏联取胜的制度，罗斯福总统持极端否定的态度。对于罗斯福而言，斯大林帝国内部那些血腥的犯罪、专断、镇压和逮捕——摧毁农民的家业，导致千百万人饥饿和死亡的强制集体化，对那些被宣布为“危害分子”的高级专家、学者、作家的迫害，残杀杰出将领，所有这些都不能是什么秘密。斯大林政策的恐怖后果，在西方造成了苏联极其负面的形象。跟罗斯福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否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能否克服疏离感？斯大林不能不自问这些问题。　　我想，总统也明白，在当时的局势下与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找到共同语言何等重要。并且，他处理与斯大林关系的方式，使得这疑心重重的东方暴君似乎相信了，国际民主社会愿意接纳他。在跟苏联领袖的第一次会谈中，罗斯福就努力建立信任的气氛。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他没表露出任何的紧张，小心翼翼，没有任何不自然的长篇大论。　　斯大林也决定施展自己的魅力——在这方面他可是个高手。战前，我们的领袖很少接待外国政治家，所以也不具备相应的经验。但是，他很快弥补上了欠缺，1939年8月在会见里宾特洛甫时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希特勒入侵之后，斯大林直接参加了谈判。与霍普金斯、哈里曼、赫尔等人的谈话，与罗斯福频繁的信函来往使他有机会充实自己有关美国人的概念，并且操练出跟他们处事的一套特殊方式。但是，从旁边终究能够看出，1943年秋第一次会见美国总统之前，斯大林感觉并不十分自信。　　是否正因为这一点，他这次关注要如何落座更好？显然，他不想把自己长满天花豆的脸过分暴露在灯光下？元帅服和带红色镶条的裤子仔细熨烫过，柔软的高加索皮靴（他平时将裤子扎进去）明光锃亮，脚后跟下鞋垫里加衬的垫子使他比平时高些。而与罗斯福的谈话，他是从典型的格鲁吉亚客套话开始的。总统在公馆里可感到满意？有没有什么事情疏忽了？他能否为总统作些什么等等。罗斯福加入了这个游戏，向斯大林敬了一支烟。后者回答说，习惯了自己的。总统也问道了“著名的斯大林烟斗”。　　“医生不让抽了。”全能的领袖双手一摊。　　“医生的意见必须要听。”总统用过来人的口吻说。　　接着两位领导人互相通报了身体情况，谈了谈吸烟的坏处，户外新鲜空气的好处。总而言之，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挚友相见。　　当斯大林应总统的请求谈到前线的状况时，他没有隐瞒乌克兰的困难局势，德国人占领日托米尔，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之后，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再次受到威胁。　　而罗斯福也照样表现出了坦诚。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他提到了殖民帝国的问题。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作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罗斯福政府遵循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当天美国国务院声明中的表述，即“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遵循这样一种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苏联对德国作战的事实，并不表示，在国际关系中它维护，争取或者遵循着与我们同样的原则”。　　在战争期间，罗斯福对苏联，以及斯大林本人多次发表了友好的意见。但这里，我想，他仅仅对反希特勒联盟范围内的盟友关系、顶住了希特勒战争机器大规模攻击的英勇顽强的红军表示尊重。同时，从苏德前线的战事中总统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继续抵抗侵略的苏联人民，如罗斯福认为的，证明了体制的牢固性。如果这个体制能够坚持下来并维持到战后，那么再次企图摧毁它是没有意义的。最好是形成一种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可以共处。但这些根本不意味着，罗斯福赞成苏联的现实。　　斯大林的不信任也有其自己的原因。在16年的不承认之后，罗斯福建立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他有关愿意向反抗希特勒侵略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的声明，总统愿意给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罗斯福政府的优点。但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实践中，却也有不少事实，强化了斯大林对美国的怀疑。并且，在意识之中根深蒂固的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敌意，不断地使他保持警惕。　　我多次有机会听到，斯大林借各种理由对莫洛托夫说：　　“罗斯福拿国会来推诿。他以为我会相信他真的怕国会，因此不能向我们让步。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反倒拿国会来做挡箭牌。真是一派胡言！他是军事领导人，最高统帅。谁胆敢有异议？他躲在国会后面方便些。但他糊弄不了我……”　　斯大林同样也不相信，当他抱怨英美报刊上针对苏联的不友好文章时，罗斯福和丘吉尔解释说，他们无法控制报纸和杂志，并且对他们，新闻界往往也不买账。所有这些，斯大林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狡诈，两面游戏。但他看到，苏方处于不利地位。每当我国媒体上出现小心翼翼的针对西方盟国政策的批评时（拖延开辟第二战场，军事供货不能保证按期进行，单独媾和谈判的传言等等），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进行抗议，向斯大林提出意见，因为这里是苏联官方新闻机构的材料。  

斯大林与罗斯福（2）
为了平衡这种状态，斯大林决定在1943年创办一份新杂志《战争与工人阶级》，并且表面上似乎是工会组织在出版这份刊物。这家杂志的实际编辑是莫洛托夫，虽然在杂志的封面上是某个工会活动家充当主编。莫洛托夫委派我处理编委会会议的技术准备工作，于是我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莫洛托夫，往往是斯大林仔细地斟酌一些批评性文章。这样一来，对英美的抱怨他可以回答说，苏联政府对这些材料不承担责任，所以任何意见请提给工会组织。斯大林相信，这与罗斯福和丘吉尔操纵媒体的手法毫无二致。　　早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就在争取与罗斯福建立联系。米高扬给我讲述了与此有关的一个情况。　　事情发生在1935年，在莫洛托夫的别墅，当时米高扬很快就要出发去美国购买设备。一个名叫库恩的美国人也在别墅——他是莫洛托夫妻子的亲戚。很快，斯大林来了。晚饭之后，他跟米高扬一起来到花园，并说：“这个库恩，是资本家。你在美国跟他见一见。他可以帮助我们与罗斯福展开政治对话。”　　抵达华盛顿之后，米高扬弄清楚了，资本家库恩拥有六个加油站，但是却不可能跟白宫有任何关系。库恩做中间人的事想也不用想。同时，在会见亨利·福特时，后者主动向米高扬提议说，可以介绍他认识罗斯福。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立即将此事通报了莫斯科，但却没有接到答复，于是米高扬也没有见到罗斯福。我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这样做，须知斯大林曾经争取要跟罗斯福对话。　　“您太不了解斯大林了，”米高扬解释说，“他可是指派通过库恩的。如果未经他批准利用了福特的帮助，他会说：‘这个米高扬比我们都聪明，干起了大事’。他便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一定会在某个时候想起来，用来收拾我……”　　这件事证实了这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的机警，也证实了多年之后在莫斯科流行的、专指米高扬的一句顺口溜：“从一个伊里奇到第二个伊里奇，没有梗塞，没有瘫痪”，意思是他在一个暗流汹涌的时代里全身而退——从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烈日涅夫。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有关美国的概念何等幼稚。他认为，既然库恩是个资本家，那么他就跟总统常来常往。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美国观，斯大林曾经分别向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建议派遣美军到乌克兰的苏德前线作战。自然而然地，他得到了拒绝，但令人惊异的是，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最怪异的还是此后不久罗斯福的一项动议。1942年元月12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在跟刚刚到华盛顿的新任苏联大使李维诺夫谈话时说出了一个意见，即美军可以替换在驻扎在伊朗、外高加索以及极圈外港口摩尔曼斯克地区的苏军，而苏军士兵可以被投送到前线正在激烈作战的区段。总统用一个独特的诱惑来加强这个建议：“美方，”他对苏联大使说道，“对于苏联在北方，挪威的某个地方，譬如纳尔维克，获得一个不冻港不会有任何异议。”罗斯福解释说，“为了跟这个港口联系，可以通过挪威以及芬兰领土划出一条走廊。”　　从现代道德的角度看，类似的建议，况且挪威人和芬兰人都不知情，至少是厚颜无耻的。何况，当时纳尔维克以及整个挪威都被已经被德国占领。　　苏联政府谢绝了美国的建议。莫洛托夫在元月18日的电报中，委托大使答复罗斯福，即苏联“现在和过去对挪威从未有过领土或者其他要求，因此也不能接受苏军占领纳尔维克的建议”。至于用美军替换在高加索和摩尔曼斯克的苏军，那么，这个“不具备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地方目前没有军事行动”。接着在电报中说：“我们非常乐意接受罗斯福使用美军进行的援助，其目标将是与我军并肩作战打击德军及其盟军”。　　但是，美国并没有军队用于此目的。　　所有这些事情，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快之感，并且使斯大林产生了新的怀疑。他将罗斯福的建议看作是想染指苏联领土完整。他记得很清楚革命后不久对苏俄的干涉，当时美军占领了我国几个地区。与此同时，这也看出了华盛顿靠苏联人流血保存自己力量，并且削弱冲突的两个主要参与者——德国和苏联的图谋。　　我想仔细谈一谈对斯大林和罗斯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关键问题。　　虽然我们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