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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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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教堂迎新年（1）
1935年1月1日起，日常消费品的票证宣布取消，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直到1940年，大城市里的物资供应是正常的。事隔多年之后，我知道了真相。 新年快要到了，又一次无法好好过一回。但我跟我在工业学院的朋友安排得不错。他父亲是基辅附近一个古城白教堂市里面包厂的厂长——由于职务关系家境非常富裕。 面包厂厂长的儿子莫德斯特邀请来过1935年新年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俩共同的朋友，我的中学同学格奥尔格，他当时在基辅医学院上学。我们每个人自然而然都带上了各自的姑娘。莫德斯特的女友列娜在白教堂上过技校，她在那儿等着我们。格奥尔格邀请了尼娜，同校的女友，而我则邀请了克拉拉。共事几个月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经常和斯捷潘和他的女友一起，开着“林肯”到郊外兜风，一起去看戏，冬天一起去“迪纳摩”体育场溜冰。 1934年12月30日中午，我们一帮人下了火车，走上了白教堂车站红砖大楼旁边的月台。天气寒冷，但晴朗，阳光灿烂。面包厂派了一辆三套雪橇来接我们。我们把东西扔在干草上，自己则坐在雪橇的两边。莫德斯特的家位于市区边上，面包厂旁边，路程相当远，所以乘雪橇一路走下来使我们非常开心。他家的房子周围的大花园里，高高的椴树结着薄霜。花园往下通向小河，园子里的一条林荫道成了滑雪撬的好地方。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这里玩。莫德斯特是一大家人。除了父亲，母亲，祖母之外，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不过还是给客人腾出了两个房间。我跟格奥尔格住一间，另外一间里住了两个姑娘。 新年之前，全天都在准备年夜饭。姑娘们在厨房帮忙，我跟格奥尔格还有莫德斯特为炉子和壁炉劈木材，在河上凿冰，准备家常冰激凌。然后我们收拾长桌子，放好椅子。在我们来之前，莫德斯特的家人已经打扮好了新年松树。我们只剩下插接上烛台，给里边插上蜡烛。最后，派我们将吃的东西从厨房搬到桌子上。我绝对没有想到，面包厂厂长的工作还能够给人那些年代难以见到的如此的富裕。有烤乳猪，冻乳猪，火腿，各种各样的鱼，鱼子酱，鲑鱼，大篮子装的水果，甜酥糕，蛋糕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从黑市上弄来的，或者拿面粉、粮食、糖果等交换来的。饮料更是数不胜数！于是我又想，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还在继续生产着。可为何要藏在仓库里？ 这两天我们既没有看报纸，也没有听广播。所以当莫德斯特的父亲下班回来告诉我们，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起取消所有的面包和其他票证，我们感到非常意外。据说所有商品都将敞开销售。一切都会十分充足。我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种事。人民为购买最基本商品排大队而痛苦不堪。需要多少东西，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很难想象，就可以直接走进商店，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 1935年的新年在莫德斯特家里过得非常愉快。我们相互道贺，拥抱，接吻。虽然还不太相信好转，还是为了我们生活中的“新的光明阶段”而祝酒，当然也为斯大林干了杯，因为他像此前许诺的那样，把我们带上了富裕之路。我们受的教育要感谢斯大林让我们拥有正常国家里人们应该拥有的一切。然后跑到花园里溜冰，点起了烟火，燃放了爆竹。然后又回到桌旁，喝香槟酒，跳舞。 这一夜始终也没能睡觉，况且元月一日是工作日，所以我跟克拉拉必须返回基辅。当我们快到六点的时候到达火车站时，面包店门口还排着队。我发生了怀疑，免票证是否会是个恶意的玩笑？ 基辅的商店已经开门了，但旁边有许多人。乘着有轨电车在街道上走着，我发现，许多商店在饥荒年代里被封闭起来，最近几个月则搭着脚手架整修，现在橱窗都照亮了，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食品。有趣的是，排队持续了大约一周。顾客可以买任意数量的食品。起先人们成数公斤地购买香肠，奶酪，火腿，面包等等。但是，商店的存货却没有消耗殆尽。从仓库里不断地运来一批又一批新货。当人们终于相信，供应是稳定的之后，人群消退了。应该回家消化那些恐慌抢购来的东西。 此后，直到1940年，起码在大城市里，情况是正常的。战后过了几年，当1947年宣布了货币改革，并取消了票证制度时，情况也大致如此。只有最初一两周有排队现象。此后，由于食品不断补充，抢购潮消失了，于是商业恢复正常。农民重新获准饲养家畜，并扩大了房前自留地的面积。 在与米高扬的一次谈话中我问道，1935年和1947年的这种结果是如何达到的？当时，他不仅负责外贸，同时也主管内贸，所以十分清楚是怎么回事。“首先，”他解释说，“是厉行节约，同时扩大生产，储备大量的食品和日用品。斯大林本人亲自过问，并严惩了玩忽职守的生产负责人。作了大量的工作把这些物资运送到目的地，修建了仓库和冷冻设备，保证了分送到商店的运输，尤其在一开始的高峰时期，当人们还没有相信市场稳定的时候。预先修整了商店，并装饰一新，动员售货员上专门的培训班。并且严厉警告商业工作人员，任何舞弊，隐瞒商品和投机倒把都会掉脑袋。最终不得不枪毙几个违法的人。但最主要的是，不能拖延供应，不要一点点放出来，而是一下子在所有的工业中心全面抛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现在，我国某些研究者断言，当时仅仅供应了莫斯科和另外两三个大城市。这是不正确的。1935年夏天，我跟着旅游团到过许多城市。我专门进过许多商店，看看在卖什么。而最主要的是不要排队，也没有人专门到大城市来采购。 当然，当时有特殊的条件。当时有恐惧感和对那些违反商业条例的人进行残酷镇压。也可能采取措施限制外地人进城。但同时农村的情况也在改善。允许私人饲养大牲畜，鼓励经营自留地。而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在铁的纪律的压制之下，看不到别的出路，只有在公共土地上比从前干得更好些。 如果列举1935年和1947年间商店里出售的食品，饮料和商品，那么现在苏联人可能会不相信。木桶里放着黑鱼子酱和红鱼子酱，价格便宜。货架上摆着大块的鲑鱼肉和干鲑鱼，各种各样的牛肉大肉，火腿，乳猪，许多香肠品种的名字现在好多人叫不上来，奶酪，水果，浆果——所有这些都不必排队，数量不限。甚至在地铁站里有店铺出售香肠，火腿，奶酪，做好的夹肉面包和各种菜肴。大烤盘上放着煎肉排和煎牛排。而在乡村，就像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样，热天里任何一家都会拿出一杯牛奶或者冰镇果汁，而且不愿要钱。 也许有人会说，那可是行政系统在运转啊！但是，这个系统仅仅是在强制和恐怖的压力下运转的。并且不应该忘记，在许许多多的集中营里，在种种非人的条件下，千百万被流放的人，像奴隶般劳动，而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由这个强硬的调节体制来支配。 在一定额度内自有大牲畜，家禽和猪以及其他等措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1941至1945年艰难的战争饥饿年代过去之后，农民利用了这种机会，所以，虽然集体农庄的产品被国家拿得一干二净，始终还能有东西养家糊口，甚至还可以拿一些东西到城里来出售。这样，直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城市里的供应水平得以维持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直到后来赫鲁晓夫狂想要消灭城乡差别。 赫鲁晓夫断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能力供养全国居民，他首先砍掉了自留地，并要求大幅度削减个人饲养的牲畜。后来，又产生了荒谬绝伦的主意，要在农村修建城市类型的多层住宅，将农民从独门独院迁入楼房。就这样，许多农耕世家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再也没有可能饲养什么家禽家畜了。 这个冒进的结果很快便显现出来。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农产品的产量开始大幅度削减。跟当局的盘算完全相反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营生之后，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并没有比以前干得更好。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白教堂迎新年（2）
结果，他们无力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的食品供应，而自留地的产出急剧减少，在城市楼房里长大的农家子弟对土地没有感情，也没有学会照看牲畜的技能。长大之后，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逃进城市。农村人口迅速老化、减少。 毫不奇怪的是，农村居民在乡村衰败这个问题上与其说责难斯大林（因为，那些成年时期经受过强制集体化恐怖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不如说是在责难赫鲁晓夫，因为他剥夺了奶牛，使农村贫穷破产。 自从赫鲁晓夫夸下海口，说什么集体化农业可以使苏联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美国，并且保障苏联居民富足的生活，并且像他肯定的那样，八十年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此后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注入了数百亿卢布的资金。成千上万台拖拉机，收割机拨给了集体农业。花费巨额资金开垦了大批荒地。结果如何呢？现在，我们仍然被迫用外汇从国外购买粮食和其他食品，而在国内则被迫实行票证制度。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发作（1）
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装醉，演出了一场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闹剧。 所幸的是，这次冒险成功了。 除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之外，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在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里还占了整整一层。那里也有人民委员的三间办公室：会议室里放着长条桌和几排椅子，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另外还有一张桌子，一般举行人数不多的会谈。然后是一间带小型洗漱间的所谓休息室。休息室内设有一张卧榻，可以在上面小睡，还有一张小圆桌，桌上总是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南方的水果和一小碟核桃——这是莫洛托夫最喜欢吃的东西。新鲜水果每周几次用专机从高加索和中亚运来，并且不仅仅和平年代这样，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最艰难的时候，最基本的食品勉强能够维持军队，千百万苏联人靠微薄的口粮吃得半饥半饱，克里姆林宫宴会和招待会上离奇的丰盛一直都使来莫斯科的外国人叹为观止。桌子几乎承受不了各种吃食和饮料的重量。红鱼子酱，黑鱼子酱，熏鲑鱼，淡水鲑鱼，鲟鱼，烤乳猪，乳绵羊和乳山羊，填馅火鸡，成堆的蔬菜和水果，成堆和烈性酒和各种葡萄酒，冰激凌蛋糕——按照斯大林的想法，所有这些应该使西方客人信服，我国的局势并不那么糟。 人民委员在铁匠桥的秘书处里，助理们的房间窗户朝着院子。这个房间跟后勤人员的房子挨着。每天早晨，经过我们门前，沿着走廊拿过去大暖瓶和食品篮子，这是预备着万一人民委员在这儿吃午饭。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也照此办理。在政府保卫部门特科的严密监视下，有专门的农场和肉联厂为高级领导人种植和加工专用食品。领导这件奥妙且被认为责任重大事情的，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主人”的大厨师伊格纳塔什维里。斯大林害怕有人投毒，因此千方百计地讨好他，最后给了他将军军衔。 在铁匠桥的那幢大楼里，有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缝纫铺。人民委员的高级职员凭一种专门的票证可以在这里定做衣服。1942年，当时我已经作了莫洛托夫的助理，我领到了两张票，于是便定做了两套西装——一套深褐色和一套细纹浅灰色。新衣服很快就作好了，一个春天的日子我穿了一套灰色西装去上班。收拾好给人民委员报告的文件之后，我进入办公室，看见莫洛托夫穿这同样的一套浅灰色细纹西装。我立即感觉到了这个巧合的难堪和不妥当。莫洛托夫相当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并说：“您真不该作跟我一样的一套衣服！这叫怎么回事？我们就像穿着制服去接待外宾……” 事情搞成这样，我感到非常不愉快。裁缝铺里再没有其他浅颜色的衣料，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不是您的问题。那个蠢货裁缝朱拉夫斯基在给人民委员建议流行的衣料时，就应该想到的。” 午休时，我换上了深褐色西服，此后再也没有穿过那一套灰色西装。莫洛托夫也很少穿那一套条纹西装。也可能，就在那时，就开始考虑给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缝制专门的制服？ 在跟莫洛托夫共事的那些年里，我仅有一次看见他非常激动。那是在1944年，瑞典代表团前来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与芬兰的合约进行谈判。我跟此事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知道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瑞典人来往于斯德哥尔摩之间的穿梭外交，从苏方的观点来看，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并且芬兰人坚决拒绝接受苏联的条件。 根据种种情况判断，当时苏联领导人真的想要解决与芬兰的冲突。正在准备在波兰的大规模进攻，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将在北方驻防的部队腾出来，在突击德军奥得河上和东普鲁士的工事之前，加强中央集团军群。与此同时，间谍情报显示，里宾特洛甫前不久去过赫尔辛基，试图说服芬兰人不要跟苏联媾和，并许诺追加军事援助。报告说，又有一批德国新式武器和军团到达芬兰。所有这些都会延长与芬兰的战争，这是莫斯科所不愿看到的。在最近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几封信函中，华盛顿也表示，愿意看到在对芬兰不太苛刻的条件下解决苏芬冲突。苏方已经愿意放弃芬兰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但依然坚持要移动边界线，给苏联提供军事基地，这样便在总体上符合1940年3月和谈的条款。在这种条件下，芬兰的固执就完全不合时宜了。 已经记不得了，为何在斯比里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楼里举办招待会。来宾之中，有驻莫斯科的外交官，苏联领导人，红军高级将领以及瑞典代表团。起先的气氛是彬彬有礼，非常优雅。几个大厅里，一些客人围着放满饮料和菜肴的长桌吃东西，另外一些客人则手里拿着酒杯，站在一边说话。 我看见莫洛托夫跟土耳其大使一起进入红色大厅。陪同他们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里职位次于科西列夫，莫洛托夫的助理波德策洛普。他懂得法语，可以翻译那些不懂英语的外交官的谈话。因此，我可以利用空闲的几分钟吃点东西。 突然，从红厅里传来了喧哗声，听见有人大声嚷嚷，其中莫洛托夫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他结巴得很厉害——这意味，是什么事情激怒了他。 我赶了过去，进入大厅，看见美国、英国、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以及瑞典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围在人民委员的身边。莫洛托夫动作很大打着手势，这本身很少见，喊道： “我们再也不打算忍受芬兰人的固执了！如果这些混账继续固执下去的话，我们会将他们捻成灰！我们将彻底摧毁！不要以为我们头脑简单！我们知道他们跟希特勒的阴谋勾当。没人能糊弄得了我们！如果他们想打下去，他们会如…如…如愿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红军……” 助理和警卫们试图劝阻大发雷霆的人民委员。有人在劝导他：“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很晚了，您还得回克里姆林宫去……”“别拦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这些犟驴会为自己愚蠢的固执而后悔的。我们会收收收拾他们……”客人们也许从来见过这种场面，惊讶小心地看着原来总是不动声色的莫洛托夫。我一开始也想着，他可能喝多了，所以失态了。一切都是那么怪怪地。我们终于把他从客人那里挤开，弄到走廊，然后走向出口。他一边还在继续喊着骂芬兰人，当他被弄上车之后，还想要挣脱出来。 最终他在两辆轿车的护送下走了。各国大使随即立即离去了。他们显然想给各自的政府报告这起事件，以及莫洛托夫关于消灭芬兰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莫洛托夫将我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情绪非常好，调皮地笑着。“您昨天出席招待会了吗？”他问道，并且不等我回答，继续说，“请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我开始大致重复昨天所见到的事情。“不对，”他打断了我，“照原样子说，不要删减。我说了些什么，大家的反应如何？”我不好意思重复他的粗口，但不得不几乎逐字逐句说了一遍。 “我以为，客人们都被惊呆了，甚至吓坏了。”我结束了汇报。 莫洛托夫非常满意。他放我走时说：“非常好，太好了。”于是我明白了，昨天那出戏是他特意演的，并且大半是跟斯大林协商过，或者干脆是“主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莫洛托夫非常高兴，很好地完成了领袖交给的任务。他把瑞典人，然后是芬兰人吓坏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被震惊了。现在，他们将向赫尔辛基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任何人也不能怀疑苏军有能力快速解决芬兰人，甚至占领其全境。所以，如果他昨天的“爆发”被当真的话，那只会更好。现在芬兰人将会变得好商量些了。 果真，很快瑞典人通报说，赫尔辛基愿意进行认真的谈判，过了一段时间，芬兰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最终签订了和约。 类似的政治手段在过去的外交史上并非罕见，而按照现代的标准可能是冒险和不道德的。因为很清楚，如果莫洛托夫的威胁兑现的话，这会严重影响苏联与英美的关系。经过了“冬季战争”的血腥经验，斯大林毫无疑问地明白了，征服芬兰人并非那么容易。这里应该寻找这样一个原因，即在获得希特勒同意芬兰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后，他没有给芬兰准备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 。 想看书来
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发作（2）
莫洛托夫在已经退休之后，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饶过了芬兰……做得很聪明，没有让她加入我们。否则会有一个长久的伤口……那里的人非常执拗。那里，哪怕是少数人也很危险。那么现在可以略微加强关系。正像奥地利一样，没能将其变成民主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把伯克拉乌德给了芬兰人。要是我们的话，未必会给……” 很显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企图给芬兰和奥地利准备东欧“人民民主”的命运。但克宫的主子们没能做到。所以，如果芬兰人顶住莫洛托夫的讹诈的话，斯大林也未必会下令占领芬兰。但那样便会出现“丢脸”的危险，这也会是个奇耻大辱。因为他已经被迫悄悄地将与库西宁的影子政府1939年秋天当着他，斯大林的面签署的不长久的“条约”藏起来。他以为，苏军占领了特里奥卡之后，整个芬兰都会处在他的手掌心里，但他失算了。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可以说带着高尚的目的冒了险：促使芬兰人尽快媾和。这出戏演成功了。虽然，也应该清楚的是，其时芬兰人自己也得出了结论，是该跟苏联谈判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战前岁月的反差（1）
从1935年起，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1938年春天，我通过答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基辅一家大型军工厂。本来我这一辈子要制造武器的，但上苍却另有安排…… 1935年的头几个月里，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快到夏天时，完全正常了。虽然没能达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足水平，但大家感到呼吸自由了些，吃的也好些了。于是斯大林“生活好些了，生活轻松了”这句话，似乎也得到了印证。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当生活轻松之后，工作也顺手了”，似乎也慢慢兑现了。与二十年代不同的是，不允许私人经营。但国营商业和服务也开始正常运转，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乌克兰政府从哈里科夫迁到了基辅。这件事不仅仅被看作是对古代斯拉夫历史中心的重视，同时也见证着苏联的国家安全得到了加强，她不再顾忌资产阶级波兰这个近邻了。我们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印象，即三十年代初那些巨大牺牲并非枉然，斯大林最终是正确的，他大幅度地改变了国家制度，使她走上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的路子。 一个夏日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国旅的“大陆”饭店里，是一片紧张忙乱的气氛。一批陌生的，身穿便服，但明显军人做派的年轻人在前厅里布置着从市立美术馆借来的中国花瓶，插上新剪来的鲜艳欲滴的红玫瑰。旅馆的门僮们在铺地毯，在橡木楼梯扶手上打蜡。小商亭的女售货员在练习最迷人的微笑。最富有的外国游客也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跟从前不一样，这次也要求我们出示证件。 我一溜穿过前厅，来到服务处，问法因伯格，是怎么回事。“我们正在替哈里科夫来的贵宾准备豪华客房，”他压低声音说道。“他是谁？”“波斯德舍夫临时在我们这儿住一阵。给他的房子还没有收拾好。不过我建议你此事不要扩散。有外国人问，就说不知道……” 从那时起，跟高级领导人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搞得神神秘秘。虽然说，当时担任乌布共（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巴维尔·彼得洛维奇·波斯德舍夫本人非常平易近人。他住在“大陆”的一两周里，我好几次在走廊和楼梯间碰见他。他总是热情地打招呼，有时还会问一问，游客都是些什么人，想看什么地方，喜欢不喜欢基辅等等。 乌克兰的其他领导人——科西奥尔，留布切科，丘巴里，彼得洛夫斯基等——一开始就搬进了为他们预备的小楼。波斯德舍夫官邸的装修没有完工。这幢别墅位于里普基一带，正对着马利亚花园，紧邻我们家住的那栋楼。革命前，它属于糖厂的大老板扎伊采夫，它的建筑是巴罗克风格，十分雅致，轻灵。在我觉得，对无产阶级领袖来说，这有点太过奢侈了。不过，其他领导人的别墅与之相比并不逊色。譬如，担任乌克兰中央执委会主席，相当总统职位的彼得洛夫斯基住在一个宫殿里。这位老革命家，坐过沙皇的监狱，流亡期间生活难以为继，现在毫不客气地住进了这幢酷似苏格兰城堡的房子里——灰色的花岗岩，高高的尖拱窗，锯齿状的塔楼，正门口有一排大理石拱柱。乌克兰的领袖们用“别克”，“林肯”代步。斯大林用这一套资本家的生活方式腐化了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们。可能，他们之中有人起先还对这些远离人民“公仆”生活的各种福利感到苦恼，但很快就弄明白了，拒绝会引起领袖的愤怒，他会刻薄地指责这些是“廉价的迎合取巧”和“假模假式的民主作风”。斯大林的特权系统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这些宫殿连同众多的奴仆并不属于“红色高官”。当他们还拥有“主人”好感的时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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