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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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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些什么。我的背上冒出了冷汗。 我再次走运了。但我明白了，不能仅靠运气，应该自己注意。莫洛托夫发现了我张皇失措之后，用平静公事公办的语气说： “拿上您的记录，跟我走……” 这段时间一直呆坐着的打字员一溜烟跑出去了，我们俩来到卧室，并排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 “我来草拟电文，然后一张张转给您，您拿记录进行核对。如果有什么想法，直接写在纸片上或者给我写纸条。我们工作时不能出声。明白了？”“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原谅……”“别浪费时间了。” 现在我们了解了莫洛托夫许多从前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他没有追究这件事？因为在当时普遍怀疑的气氛下，他可以推测，我故意用高声口述的办法给什么人传递秘密情报。但他显然将这归结为我缺乏经验。 回程的路上，莫洛托夫将我请进自己的包厢。杰卡诺佐夫跟他在一起。 “我们这里商量了一下，”莫洛托夫开始说，“我认为，既然您参加了与德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谈判，就没有意义再回到外贸人民委员会去了。对于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您怎么看？”“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但我没有受过专门教育，能胜任吗？”“这并不重要，我们大家都得干各种事情。回到莫斯科我跟米高扬谈一谈。我想，他不会反对的。跟德国人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也许，斯大林同志也需要您作翻译。我调您到我的秘书处，作德国问题助理……”我的外交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期——1939－1940年间——外交人民委员会里来了许多新人。莫洛托夫招来的一批外交官，战后都出了名，譬如葛罗米柯，索波列夫，扎鲁宾，古谢夫，维诺格拉多夫，斯米尔诺夫等等，都是理工科出身，鲜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他们甚至从未想过外交的前程。他们都是区党委的派遣，或者像我一样，由于偶然的机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所以，有时会莫名其妙，他们的命运为何是这样的。安德列·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问，他是个经济师，何以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并提出可能的解释说，他有时就有关国际问题开讲座。但关键在于：三十年代末，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清洗与其他政府机构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承办斯大林交给的任务。这四人挑选并批准了初出茅庐的外交官，包括葛罗米柯在内，虽然他在回忆录中仅仅想起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1940年，当我转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时，那里跟奇切林、李维诺夫共过事的外交官屈指可数。我们这些人占据了前不久被镇压的“列宁式”外交官们余温犹在的位子。我是特别委员会的两个成员——莫洛托夫和杰卡诺佐夫接收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显然，马林科夫对此没有特别关心。但贝利亚记住了。难道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我身上才出现了跟他有关的问题？ 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十二月底，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卫国战争开始之后，我重新回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莫洛托夫的苏美关系助理。这一次我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从那时起，斯大林叫我去做翻译，不过不是莫洛托夫所预计的那样，跟德国人的谈判，而是跟美国人，英国人会谈。
饥饿年代（1）
我在少年时代便亲身经历了出于宣传目的而集体造假的事情。 1929年，素以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发生饥荒。冬天，每天上班的路上几乎要穿过成堆的尸体……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度，限制消费…… 为了生计，我转调到“国旅”当导游。 乌克兰发生饥荒——这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乌克兰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在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年代，虽然紧紧张张，但依然能够养活自己，新经济政策伊始，一季的收成就能够让人们吃饱，现在却突然出现了饥荒！并且是在和平时期！ 1929年秋天，当我们从南方回到基辅之后，谁也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每个角落里都是蔬菜水果摊贩，国营和私人店里商品极为丰富。克列夏季克大街上，随处可见一对对衣着华丽的情人，每到夜晚，剧场、餐厅、咖啡馆和台球室里，挤满了休闲的人。不过，这里时不时也会看见“背口袋的”——这是从集体化“大获成功”的那些村庄逃出来的人。但这些人被看作是因对抗政府而受罚被没收财产的乡村富人。各个报纸上刊登的斯大林的《被成绩冲昏了头脑》一文，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传言中乡村里的过火做法，是那些热情的工作人员干的。现在，当总书记亲自出面纠正了这些人之后，他们会略微节制自己的热情，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人一切照常，根本没有想到，不久会大难临头…… 我们七年级又来了几个新同学。他们的家人从德国迁到苏联，因为那里纳粹掌权的威胁日益临近。12月，在哈里科夫召开了全乌克兰少先队员代表会，我们学校也应邀参加。巴乌里是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他决定将我们班扮成德国少先队员。很可能，他是根据基辅共青团委的指示而这样做的。当时，这类造假活动十分普遍。譬如，每次大型会议上，都有“广东公社”的代表出来讲话。每次介绍这些人刚刚从中国来，实际上他们在俄国已经住了很久。当时，人人都在说广东公社的事，每个人都想在主席台上坐一个中国人。至于我们，巴乌里的主意多少还算符合实际。新来的同学的确是德国少先队员。他们刚刚从德国来，所以甚至带来了自己的旗帜。而且巴乌里本人是个地道的萨克森人。至于我们，虽然不是德国人，但完全可以充作德国人。巴乌里严格命令我们在路上装作不懂俄语，只能说德语。 沿途各地都已经得到通知，说德国少先队代表团正在前往哈里科夫，当时乌克兰的首都。我们乘坐火车，占了单独一节车厢。沿途每个车站上，当地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用乐队、旗帜和鲜花欢迎我们。每次都在月台上举行短暂的###，我们用德语作简短发言。然后，按照通常所说的那样，“进行了友好交谈”，结果是，我们回答所有问题时，都握紧拳头高喊“同志们！” 起先，演出这样一出戏时，我感到很不自在，但后来慢慢习惯了，甚至在哈里科夫的大型###上作了一篇反法西斯内容的热烈演讲，赢得全场鼓掌。 当时，我们两人一组被安排住在哈里科夫少先队员的家里，所以，每天晚上，当全家都聚集在茶炉边时，这才是真正的考验。邻家的小孩子们都跑来看“外国少先队员”。由于不懂德语，他们边说边打着手势，费力地解释自己的话。我们当然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同时要做出茫然不知的样子来。我们拼命憋住了不让俄语脱口而出。非常担心在梦里说出话来，好在我和自己的小朋友有一间单独的卧室。对我们而言，这是个游戏，所以，当自己人在一起时，便拿愚弄周围所有人这些事来取笑。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巴乌里以及其他的辅导员跟我们开了一个龌龊的玩笑：实际上，他们教我们撒谎，装假，口是心非。这里面没有任何好玩的。也可能，这样一种独特的经验为我们做了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全国上下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父亲经常到哈里科夫出差，所以从那儿带回来各种小礼物，装帧精美的书籍，衣服等等。离开的那一天早晨，我也打算给家里卖一些纪念品。走了一个商店，第二个，第三个。到处货架空空如也。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基辅可是什么都有的。而这里，首都居然是一无所有。后来想在餐厅吃午饭，—那儿也一样，除了煎蛋之外，菜单上的其他各项都被划掉了。 我们乘夜车回到了基辅。我给家里人讲了哈里科夫的事情，但妈妈对我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咱们这儿也是东西全部不见了。我想不通，都弄到那儿去了……”我们还不知道，正在发生“大转折”，并且全面集体化的时代已经开始。它恰似一把尖刀，切断了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期。“消灭富农阶级”，而实际上是消灭所有私人经济的路线，引发了居民的恐慌。开始了大规模的抢购。当局则中止了供应。结果是，数日之内，商品被一抢而空。下一步便是大规模关闭私人企业，手工作坊，面包房，咖啡馆等。为了“稳定”局面，斯大林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凭票出售食品，衣服也是凭专门的票证购买。担任技术厂长的父亲领到了“工作卡”，我和母亲领到的是“赡养卡”。但是，领到的东西根本就吃不饱。很快，作外国人生意的“外贸商店”开张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为了榨取居民手里积攒下来的金银珠宝。人们别无选择——要么挨饿，要么把自己内战期间保存下来的，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购买的所有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以换取黄油、炼乳、面包等。妈妈将仅存的自己祖父母的纪念物，以及父亲用几十个卢布买来准备镶牙的沙皇金币都送到了“外贸商店”。像内战时期一样，再次面临饥荒。现在，一边写这些文字，我一边在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已经宣布了六十年。结果呢？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看见国家再次依靠票证制度。苏联政权七十年后，我国的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数量稀缺质量低劣的最基本的日用品。庞大的行政机器几十年都解决不了肥皂问题。可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发生这个问题之后，我父亲花了一个星期自己学会了炼制肥皂，因此在我们避难的那个村庄范围内解决了这个难题。莫斯科比其他地方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1990年春天，经过六年的改革之后，实际上被迫推行票证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七十年多年艰辛劳作，无尽的磨难和千百万人牺牲，结局竟是如此令人失望！…… 五月底，我们班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因此1930年的9月份，我应该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开始上班。儿时在工厂各个车间的迷恋使我具备了某些生产技能。我被招为电工，月薪40卢布，外加一张“工人”食品卡。“布尔什维克”工厂里的人对我很好。许多人认识我父亲，有些人还记得那个整天泡在模具和铸造车间的小男孩，他的儿子。工厂正在进行改造。电动马达替换了传动装置，传动皮带和皮带轮。写着“辛辛那提”字样的新式美国车床带有内置发动机。但是，厂里也在自力更生改造旧设备。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车间，生产发电机和电动机。线圈基本上是妇女们绕的，男人们装配并安装发动机，而我则被派去作整流器的刷子。一整块压缩石墨先用手锯裁成规定大小。然后，再进行电镀，在一端生成一个铜质层，加上接线柱。我喜欢这工作，但每到下班时，我浑身上下沾满了石墨灰尘，活像个黑人。不管我怎么洗都没用，因为石墨吃进眉毛和眼睫毛里。家里人把我戏称为烟筒清扫工。 要想七点之前赶到班上，早晨四点就得起床。五年计划一开始，交通跟城市其他设施一样便不再正常运转了。有轨电车的运行不正常，并且也不是每次都能挤进车厢去。人们吊在踏板、车尾的缓冲板上。简言之，坐电车希望不大。大部分时间我步行上班，但从家里的距离大约有七公里。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饥饿年代（2）
夏天天亮得早，还好一些。可是冬天里，早晨一片漆黑，实在不愿意在积雪的街道上一步步挪着走！最令人难忘的是1931－1932年的冬天。饥荒已经打倒了市民。基辅市里涌进了一批又一批难民。隔一段时间他们被送走了，但很快又会出现一批批疲惫不堪的农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些人衣衫褴褛，已经走遍了乌克兰，来到这个曾经富裕好客的城市寻找自己最后的避难所。现在，什么人也帮不了他们。为了缩短路程，我从曾经十分繁华，可现在非常阴沉的路德街，这条路已经改名为恩格斯路，沿着一个陡坡直着走下来，走到比萨拉比亚市场。市场已经被封起来了，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可卖了。市场周围平时挤满了流浪的人们。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记，当时不得不跨过一具具已经冻僵、覆盖着雪的尸体。早晨，警察会来收尸。但是，在我去工厂的清晨，这些被冻僵的一堆堆人体和破烂的衣衫令人毛骨悚然。 在“布尔什维克”上班时，我考入了外语夜校的英语和德语班。当时我的外语已经不错，但还是想进一步提高，而更重要的，是拿到可以做翻译的证书。夜校是三年制的。还没有学完两年的时候，我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紧赶慢赶，是为了准备报考基辅工业学院。我想跟父亲一样作个工程师。可最终不得不改上夜校。因为“工人”食品卡，以及家里情况困难，无法放弃工厂。况且当时我的工资已经是一百卢布。这已经是一笔钱了。 可是，生活依然十分艰难。已经没有东西卖给“外贸商店”了。有多少钱也不管用。父亲和母亲瘦得很厉害，而我干脆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碰见了一位中学同学。他告诉我，前不久在基辅新开张的“国旅”分部招收懂外语的年轻人上导游翻译班。条件非常诱人：工资150卢布，最主要的，是跟旅游团组一起的免费伙食，以及一份相当不错的口粮。我紧紧抓住了这个招工的事。当时是1934年初，乌克兰大饥荒的第三个年头。看情形不会有任何好转。当然，无法兼顾工厂的工作，大学的学业和国旅的训练班。经过思考，并跟家里人商量之后，我决定冒险：递交了辞职申请。 HJ＊5/9〗不过，风险并没有多大。由于我拥有翻译证书，掌握两门外语，所以毫不怀疑会被录取。在招生委员会经过简短的面试之后，果然是这样。接下来安排了三个月的课程。给我们教授的有基辅的历史，介绍了市里和城区的风景名胜，苏联劳动法和司法体系的基本知识，当然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专业导游给我们介绍了实际工作的经验。这个课程在一般知识以及基辅罗斯的建筑绘画文化等方面使我颇有收获。此外，加上在国旅两年的工作，使我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天生的腼腆和拘谨。专门的政治指导，教我们采用那些手法可以使外国客人对“苏联生活方式”留下良好印象，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坦率地说，这些手法中的某些东西在后来的辩论中派上了用场，其中也有“科学的辩论”，当时我们专门作一件事，就是颠倒黑白…… 初春，当第一批游客来到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34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外国以及外国游客敞开了自己的大门。生活，尤其在乌克兰，依然非常艰难。因此，当局更加细致地为接待游客作了准备。应该承认的一点是：当时的确作了大量的工作。培训导游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虽然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旅馆和饭店进行了翻修。储备了上等的餐桌布和床上用品，餐具，改建了厨房，购买了冷冻设备。在美国和意大利采购了小轿车和带防雨帆布棚的敞篷客车。装潢精美的旅馆小卖部里，堆满了进口商品。同时，也没有忘记招收一批最漂亮的姑娘作售货员。各个旅馆的接待处里，摆上了从国外进口的办公家具，用油画，非常漂亮的壁画镶板和广告招贴画加以装点。大堂里，有昂贵的地毯，摆放着古董家具。 所有这些是在饥荒年代里搞的！典型的斯大林——波将金式的农村。斯大林喜欢也善于装样子蒙蔽外国人。否则他怎会迷惑那些具有洞察力、善于批评思维的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譬如，巴尔比优斯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斯大林就是今日的列宁。”“各族人民领袖”也善于积聚大量的财产，用来驯服那些需要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人。并且当时流行的看法是，斯大林是个勤俭的当家人，不能容忍大手大脚，要求所有人严格遵守财政纪律。人们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所以相信他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增加国家的财富。然而，斯大林对于“国家财富”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他看来，这财富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毫不相干。人们可以一贫如洗，只要国家富裕就可以了！所以，外国游客在导游的密切关注下，看到了一个“繁荣的国家”，这也是要努力展示给他们看的。结果，当他们离开时，并没有获得有关苏联真实生活条件的任何概念。基辅的“国旅”拥有一家名叫“大陆”的豪华饭店，位于尼古拉街，紧挨着克列夏季克（战争期间饭店烧毁，此后在期遗址上兴建了音乐学院）。专门请来了沙皇时期的高级厨师，服务生，门僮，为他们专门缝制了制服，镶着金银饰扣和镶条。闪闪发亮的“林肯”，“菲亚特”的司机们穿着运动装。第聂伯河上为外国游客服务的，是雪白的动力帆船，船上的酒吧里有各种各样的饮料。凡此种种之外，当时的苏联之旅非常便宜。花100美元，可以在一周之内游览基辅，莫斯科，列宁格勒，享受一日三餐和服务。当然，当时的美元比较值钱。但是，许多游客离开时，都确信苏联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国家。正是在那时，我国的外贸官员形成了一个概念，即卢布一文不值，所以为了赚取外汇可以“合算地”浪费自然和人力资源。
在“国旅”当导游（1）
为了生计，我到基辅“国旅”做导游。 苏联政府为了展示集体化的成绩，不惜造假给外国游客看。 80年代初，我在华盛顿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饭店遭劫并被打伤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代，不禁感叹，需要何等厚颜无耻才能将破产的农业当作繁荣拿给外国游客看。我要讲一讲第一次见识“模范”集体农场的情形。 基辅来了一对富有的美国夫妇。他们买的是豪华游，所以给他们配有专车和导游。我们最喜欢这种游客了。麻烦比团组少得多，并且翻译跟客人得到同样的伙食，并且在国内旅行时会有卧车“国际车厢”的一个床位，在最好的饭店里有一间客房。我刚刚被招到“国旅”，所以跟着已经有数年经验的翻译克拉拉实习。我们俩负责接待这对美国夫妇。 我喜欢克拉拉。她个子不高，但非常雅致，恰似一个陶瓷娃娃。虽然她要比我大三四岁，但看上去像个小姑娘，并且在一开始执行指导角色时非常严格。 美国人从头一天起就表示要参观一个集体农庄。克拉拉叫我把这个意思通知给服务处的主任法因伯格，回头他再落实，我们可以参观哪一家农庄。他手里的清单里，总共只有三家农庄可以带外国人去看。但是，每次都必须预先打电话通知农庄的主席，由于电话线路不好，这往往需要一天时间。到傍晚时，这些事情都办妥了。我将这次行程也通知了我的朋友斯捷潘，他是配给这对夫妇的“林肯”轿车司机。 在导游翻译班培训的时候，我在国旅的车队里打过一阵工，做帮工。我的工作是清洗汽车，给散热器里加机油，加水，以及保证出车之前油箱里有足够的汽油。当时，基辅还没有加油站。我跟斯捷潘一起——他也是司机当中最年轻的——每周一次开着卡车去铁路货场附近的油库。把几个大桶灌满汽油，将油桶滚到车厢，然后开回到车队，这批汽油一般保存在单独隔离开的地方。油桶放在高处，这样汽车开到跟前之后可以直接将汽油加到汽车的油箱里。先拧开油桶的盖子，把管子插进去，然后在管子的另外一端吸气。然后，一切按照虹吸原理自动进行。但是，有时也会把汽油吸进嘴里，所以得拼命漱口。 我跟斯捷潘成了好朋友。当时他二十五岁，但他把我看作同龄人。他教我开汽车，所以，当没人的时候，他会把“林肯”交给我开。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俩邀上两个姑娘在城里开车兜风。 早晨，陪着美国夫妇去参观大寺院，吃过午饭便出发去参观集体农庄。这两位外国客人原来对农业十分在行。比尔（他一开始就叫我们按名字称呼他和他的妻子——苏西）是一家美国银行的经理，同时在纽约附近拥有一个大型牧场。他读了很多关于集体化惨状的报道，所以想来找出私营农场优越性的直观证明。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要知道，我们带他去的那间农庄，叫做“模范”，并且看上去真不错。我们看过了中心院子，在宽敞的办公室跟农庄主席谈了话，并且看过了两家农庄庄员的家，这两家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分完美，然后去看几公里之外的畜牧场。沿着坑坑洼洼的一条窄道，“林肯”十分艰难地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一路上斯捷潘不停地踩着刹车。这里也是井井有条。客人到来之前打扫得十分干净的牛栏里是一排良种小公牛，时不时低头在满满的食槽里吃食。这些小牛看上去营养良好。然后看了一个养猪场。淘气的小猪围着一个个肥胖的大母猪。 比尔显然被看到的这一切所震惊。他提了许多专业性的问题，询问了牲畜的品种，产奶量，种牛的能力等等。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实习机会。并且，虽然我知道一般农庄，而不是模范农场的情况，但这家农场的状况似乎在说明，集体农庄的事情可以办好，可以使它成为盈利的。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米丘林神奇苹果”，苏联育种专家培育出的“奇迹小麦”，以及“创纪录奶牛”神话般的产奶量。于是，我们相信，再过一两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大国，而她的公民将是最幸福的人民。所以，现在最好给外国游客看的不是悲惨的现状，而是光明的未来。所以，在欺骗这对可爱的美国夫妇我没有感到问心有愧。我们国家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女主人一边骂街，一边排几个小时的长队购买必需品。但是，好一点的东西，尤其是偶尔碰到鱼子酱或者是螃蟹，女主人一般会存起来，不让家里人碰。可是，当要接待外国客人时，却把所有这些东西拿出来。于是，吃着美味佳肴，客人会想：这俄国人日子过得并不那么糟，有关困难的报道显然是夸大！ 所看到的一切给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跟畜牧场负责人告别时，比尔激动地说：“无论如何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切！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读到的，全都是撒谎！现在我相信了，跟个体劳动相比，集体劳动一点也不坏，甚至要好一些。有些地方我们还得向你们学习。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然后，稍微停了一下，问道：“可是，请告诉我，你们的农庄不是个例外吧？其他农庄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合理？”显然，比尔发生了怀疑，这些人是否在欺骗他。 “当然啦，当然啦！”畜牧场的负责人向美国人保证说，虽然他非常清楚，大多数农庄里，由于饲料不足而衰竭得站都站不住的奶牛，都用绳子帮忙拉着。“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轻信的比尔满足了。 在农庄耽搁了太多时间，其时气温骤降。当时是初春，所以天气多变。起风了，开始下小雨。克拉拉不断催促美国人，但他们却不愿意离开。最终我们上了路，但很快就明白了，被拖拉机翻起来的土路已经没法走了。坑洼处变成了一个个水洼，沉重的汽车在路上摆来晃去。斯捷潘决定驶离土路，穿过田野直接开到公路上去。他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走了大约两公里之后，汽车彻底陷入了松软、潮湿的土里。我们试图将“林肯”推出来，结果车轮在泥汤里越陷越深。 比尔下了车，看看了情况之后平静地说： “没用了。我们陷得太深了。惟一的希望是俄国的严寒。”他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为自己的玩笑开怀大笑。 但是，这里一点也不可笑。严寒秋天才会有，所以我们根本指望不上。我们三人——斯捷潘，克拉拉和我——都感到非常担心。但美国人却非常平静。 “办法是，”比尔开始议论，“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也许，这是你们这里惟一不足的……” 当然，过去，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不光缺乏可靠的道路，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但是，比尔被畜牧场迷住了，他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开始商议。周围既没有石头，也没有干树枝可以垫车轮。天开始黑了。刺骨的北风也更大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车里过夜了。可是，基辅那边会多么紧张啊！一对美国夫妇失踪了！所以一定要把他们送到饭店去。更何况两位女士穿得很薄。她们应该走到哪怕是有人住的地方，并且要是遇上顺路车的话，回到城里去。 最终我们决定，克拉拉陪着这对夫妇走，我跟斯捷潘在车里过夜。 三个人影朝着地平线方向越走越远，很快消失在暗夜之中。我跟斯捷潘再次巡视了一遍“林肯”，车子在湿淋淋的田野里显得那样的孤立无援。斯捷潘发动了汽车，试着开动。结果是白费力气！最好不要浪费汽油，没办法，就得呆到天亮。我们俩钻进车子，点上烟。时间过得很慢。克拉拉跟美国夫妇是否走到公路上，有没有碰到顺路车，这些想法令人不得安宁。 我刚刚开始打盹，就听见敲窗户的声音。我放下玻璃，发现是比尔。难道出了什么事？出什么事啦？比尔大笑道： “别担心，没事。我让她们俩坐上一辆去基辅的车。但我自己决定回到你们这里来。想看一看，你们怎么从这里弄出去。” 。 想看书来
在“国旅”当导游（2）
我使劲忍住没有对美国人的轻率发火。 “您不该这么做。回城去是最好的了。并且您怎能可以丢下两位女士不管？” “这有什么？我们美国的妇女是独立的，可以保护自己。难道你们这里不是这样吗？那些人不错，他们答应把苏西和克拉拉送到饭店……” “当然了，我们这里的妇女也是很独立的。可是，什么事都会有。现在，拿您可怎么办？上车吧……” 但我始终感到担心。有关躲藏在森林里“被没收财产的富农”的传言记忆犹新。这些饥饿和绝望的人们往往在夜间袭击单身的路人，有时也会拦截汽车，抢劫钱财和食物。也有过死人的事。现在平安多了。几乎所有的“林中弟兄”都被抓获了。可是，万一有一两个漏网的呢？并且当地居民也可能晚上出来干坏事。甚至在基辅也发生过抢劫。不过，这已经是一两年前的事了，父母亲和我遇到了打劫，并且是在市中心。在符拉基米尔街和符杜克列耶夫街的交汇处，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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