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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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获释（2）
“侦查员福克斯，阿布拉木·约西佛维奇。”他作了自我介绍。　　他叫父亲坐在桌旁，母亲的对面，他自己则坐在旁边。父亲伸出手来，握住了妈妈的手。然后握住我的手掌，紧紧地握着。“这不，我们最终还是见面了吧，”他开始说话，努力地在脸上显出开心的微笑，“你们看见了，我很好，只是当然非常想念你们。说说看，你们过的怎么样。”“亲爱的米沙，我已经绝望了，都快等不到这次见面了。”母亲扬声说，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她很快就控制住了，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讲述我们的生活情况，当然是尽量说得好一些。　　父亲开始询问我学校里的情况，夸奖我顺利念完六年级。　　“现在，”他说，“你应该在七年级，在最后一个年级里有更好的表现，作为前几名毕业。如果我在这里耽误了，你得养家了……”　　侦查员福克斯似乎奇怪地哼了一下，于是这些话刺痛了我。难道父亲一年之后还不能回家吗？难道这就是他要让我们明白的吗？　　妈妈跟我一样理解了父亲的话。她开始神经质地对父亲说，我们一切都好，叫他不要操心。然后突然说道：　　“我们相信，我们苏联的政法机关能够把所有事情查清楚。他们不会让无罪的人受苦的。这不，久别之后我们重逢了。可是我此前已经不寄希望了。事情清楚之后，你就回到我们身边。我相信这一点……”　　她真的相信这一点？或者只是想给父亲打打气，最主要的，是让侦查员福克斯听了高兴？她这点把戏未必会有结果。但是，过了几分钟，福克斯说，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告别，然后就出去了。父亲紧接着母亲的话题说：　　“对，对，当然了，我们国家不审判无罪的人。我也相信，会把我放出去的……”　　说这些话时，他再次握住母亲的双手，于是我发现了，一个紧紧卷成小筒状的纸条从他的指间滑到母亲的手掌心里。　　“亲爱的米沙，你要保重，”母亲似乎对着对门外偷听的人大声说，“别担心我们。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团圆的……”　　我们还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　　福克斯进来并宣布，见面结束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我激动至极，甚至没有发现父亲是怎么走的。只是突然间又剩下我们两人了。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　　那个穿便服的人再次出现，送我们到出口。值班士兵在名单上作了记号，然后我们就落到了街头。　　到家之后，妈妈打开了字条。父亲用高级制图员十分漂亮的细小笔迹写了几行：　　“从我这里没有掏出任何伪证。　　全部指控都落了空。　　现在，要么发配……要么放出来。吻。”　　我们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伤心。但是，我们感觉到，如此折磨我们的未知状态即将过去。　　又过了一个月——还是去卢基扬诺夫监狱，在转交东西的窗口前排队，等待那个决定性的消息……　　现在很少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有时，一连几周电话都不响。不过，四月中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我是谁。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请转告母亲，”话筒中的声音说，“明天十一点让她必须到罗莎·卢森堡大街政治总局的总部来。明白了？”　　“明白了。”我回答说，当时便非常紧张。　　晚上回家知道了电话的事情之后，母亲忙活起来了。把面包切成小片，然后放进烤箱烘干。然后开始收拾棉衣物：毛衣，几双毛袜，手编的厚围巾，毡靴，皮帽等。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言不发，注意力集中。我着急了：“你这是干吗？也许，他们会把爸爸放出来？”“别这么说，”她严厉地打断了我，“最好预备有更坏的事情，要不然我会受不了的……”　　早晨我们很早就起床了，急不可耐地等着，时钟走到了十点半。装着东西，面包干和其他食品的小箱子早就收拾好了。妈妈拿起箱子，我们便出发前往政治总局的大楼。进到了楼里。像上次一样，我们被送到二楼的小房间里。跟上次一样，父亲也是由侦查员福克斯送出来的。我跟母亲站着不知所措。父亲微微笑着，没有说话。最终福克斯对妈妈说：　　“您用不着拿箱子来。得把它拿回去……”　　我的心往下一沉。难道不许父亲带着保暖衣物去流放？或者有更可怕的事情——将他弄到那个什么东西也用不着的地方去……　　这时，福克斯停了停，继续说道：　　“我们就对米哈伊尔·巴甫罗维奇提出的指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受到了诽谤。他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向他道歉，并祝贺他回家，以及恢复原职。这是个误会。就当作什么也没有过吧。你也一样。”福克斯对我说，“你得知道，你的父亲没有被收审，并且没有被捕过。我重复一遍，他只是被请到这儿来，弄清楚出现的误会……”　　我惊呆了。妈妈也不能相信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也就是说，父亲自由了！而且不仅自由了，似乎他没有过任何事情！母亲抱住父亲，不住地亲吻。然后，她走近福克斯，弯了弯身子，在他的面颊上吻了一下。我身子一蹿，勾住父亲的脖子。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如此巨大的幸福，来得如此突然。而我们还在准备最坏的情况……  

父亲获释（3）
父亲冷冰冰地跟福克斯道了别。这使我感到难为情。因为这个福克斯一直同情地对我们微笑着。我觉得，他也很高兴，我们最艰难的考验过去了。不管怎么样，侦查员也是个人。我愿意原谅他，甚至他有时对父亲不好的话……　　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取得“供认”，他们殴打父亲，一连数天让他站在狭窄的单人禁闭室里，不让他睡觉，把他跟刑事犯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采用了许多其他更加精巧的方式进行拷打。但是，父亲的意志坚不可摧，他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板。这些东西帮助他熬住了所有的侮弄。他多次昏迷过去，但没有在侦查员塞给他的任何一个纸片上签字。　　父亲非常不情愿地，也从来没有一次讲完自己在狱中遭受过的事情。父亲要我跟妈妈发誓，任何时候不给任何人说起这些事情。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要他留下了“不对外传播”的字据。父亲明白，知道他的秘密会使我们受到威胁。　　他讲述的事情震撼了我，这些事情令人非常难以置信。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找到了安慰和解释，即只有那些最不正常和凶残的侦查员们才能做得出这些事情。　　父亲被放了出来，甚至没有任何恶化他此后生活的后果，这几乎是个奇迹。当时，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某种影响。这件事情使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那要么不会碰他，要么甚至逮捕之后，最终一定会放出来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多年之后，毫无顾忌地进出斯大林的办公室，坐在他身旁，同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危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贸易谈判（1）
1940年9－10月间，苏联德国两国政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贸易谈判，德国的贸易谈判代表遇到困难便会直接找斯大林，并且往往能够达到目的。　　在米高扬的秘书处，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现在的条件下，想要任命一个年纪轻轻、仅仅在德国克虏伯工厂工作过几个月、知识仅限于海军装备的工艺工程师担任外贸人民委员助理这个重要职务，实在是太离谱的事情。因为这里需要商业、苏德经济关系史方面的广博知识，需要熟悉数不清的先例，各种法律条文，知道现行条约，市场行情和国际贸易的特点等等。1940年8月，当我坐到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办公桌旁时，这些东西我一概不知。只是少年人的过度自信才可以解释，我何以轻率地同意了米高扬的建议。但是，为何这个有经验的活动家选择这个年轻人做自己的助手？显然，他急需要哪怕略微有点德国工作经验的翻译。我多少是符合这条要求的。最主要的是，外贸人民委员会跟其他机关一样，受到了斯大林的“清洗”，几乎被“掏空”了。急需一批新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要求也降低了。　　公平地说，米高扬还是保全了一些老专家。我记得很清楚，在会议上激烈讨论过某个问题之后，如果意见不一致的话，他会非常尊重地征求坐在远处的两位专家——克林和夫列伊的意见。　　“那么现在问一问我们的智者，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他会认真听取他们对所讨论问题冗长的陈述，以及对此前所提出意见的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一般来说，两位专家会给出相同的建议。但也有的时候，克林和夫列伊会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这会使米高扬生气。他要求两位专家再次掂量自己的意见，其时会议则转到日程的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两位专家在一边耳语，有时会离开会议室。如果他们回来之后，仍然没有一致意见的话，人民委员会求助于与会者，后者经过简短讨论之后最终赞同某个方案。　　这两个专家对我来说活像圣经里的先知或者古代的辩士：夫列伊身材胖大，衣着邋遢；而克林则身材高大，像个运动员，略有谢顶，西服笔挺，打着蝴蝶结。　　我立刻就明白了，自己的知识多么贫乏。我不得不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商务信函，商务谈判的备忘录，苏联驻外商务代表的电报，以及党中央和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决定。我还阅读了苏联与德国从魏玛共和国时期以来的协定与条约。而所有这些都应该在日常工作、每天作为翻译参加与德国人谈判的同时仔细加以研究。我的职责范围还包括写出米高扬的谈话纪录，然后这些材料分发给政治局委员们，以及起草给苏联驻德国贸易代表的电报文稿。　　1940年9月份和10月份，与德国进行了紧张的贸易谈判，德国方面除了1939年8月和1940年2月参与准备过贸易协定的特使什努列之外，大使李特也参加谈判。他身材结实，胸部发达，宽肩膀，更像个武士，而不是外交官。所以，他有真正的武士的虚荣，坚毅而耐劳。我有一种印象，米高扬同样具有出色的武士特质，对李特非常高看。德国人要求扩大苏方的供货。他们对比萨拉比亚的油料作物和战略原料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我方定购的设备德方一直在拖延发货。现在已经清楚了，当时希特勒开始对登陆英伦三岛的适宜性发生了怀疑。　　九月七日，德国空军对英国许多城市实施了袭击。伦敦的船坞遭到严重破坏。首都的几个区以及其他城市变成了废墟。所有这些鼓舞了元首，于是他决定将登陆延后，希望借助空袭打败英国。德国海军上将列德的报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英国军舰集中在英吉利海峡，以及天气情况转坏，海军上将对实施入侵可能的不利后果向希特勒提出了警告。结果，元首预定在十四日进行登陆的“最终决定”未能实施。　　九月十九日，希特勒下令撤回集中在法国北部准备入侵时使用、且未受英军空袭破坏的登陆设备。十月份，当英国空军重创了戈林的德国空军之后，元首不得不将“海狮”行动推迟到1941年的夏初。在相关指令中说，如果再次提出登陆英国的话，届时将发布新的指令。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入侵计划。　　柏林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希特勒重新回到了那个从未离开过脑海的“消灭布尔什维克”的想法。早在六月三十日，在伯格霍夫接见德军将领时，希特勒宣布：英国的全部希望在于俄国和美国。如果对俄国的希望落空，那么对美国的希望也将落空，因为消灭俄国之后日本在东亚的局面将大大改观。只要俄国被打败，英国最后的一线希望便会破灭。德国将在欧洲和巴尔干称霸。结论：在这场冲突中俄国必须被消灭。　　根据这些目标，德国总参谋部下令开始在东部地区部署部队，于是八月二十六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向苏联边界投送了一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九月初，以过境到挪威为借口，德军部署到了芬兰。德军开始沿着苏联边境线集中。　　一个重要的细节：1940年8月14日，希特勒要求提供“到1941年春天”的苏联供货清单。这是进攻苏联的大致时间。当李特以及什努列坚持要求扩大苏联向德国的供货时，毫无疑问知道元首的这个任务。而德方向苏联供货的延迟，以至最终停止，也与此有关。当时，米高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希特勒的企图，这个我很难下结论。无论如何，作为政治局委员他能够看到苏联驻德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据我们现在所知，这个机构的消息十分灵通。不管怎么样，米高扬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我方任何一个微小的让步都要求对方做出回应。有时候，当李特在外贸人民委员会一无所获之后，跟大使舒伦堡一起直接找到斯大林。而斯大林往往会大度地满足德方的愿望。他用这个姿态表明。只有“主子”本人可以决定一切。同时，他也给了希特勒一个信号，即他斯大林是靠得住的。  

贸易谈判（2）
在类似情况下，我发现米高扬脸色阴沉，于是，在跟德国人庆贺又一个“协议”的晚宴上，他会多喝几杯。　　十月底，李特大使就要离开莫斯科了。虽然他未能全面完成柏林交给的任务，但他仍然有理由感到满足。似乎斯大林也相信了对德国延迟发货的解释，以及在完成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之后，供货不足的部分将大大得到补偿。根据“主子”的承诺，苏联将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将以优待的方式研究德国追加的要求。所以，李特想，他终于玩了一把这个倔强狡猾的亚美尼亚人。不过，他现在有的只是许诺，但是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所以米高扬未必胆敢与“主子”争辩。　　在德国代表团临行之前，米高扬在外交人民委员会斯比里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楼举办了告别招待会。李特和什努列两人都是情绪高昂，甚至有些戏谑。　　就这样，我来到了早已经想来的这个美丽的别墅。　　三十年代末的一个暑假里来到莫斯科之后，我住在了过去的一个同学那儿，他搬到莫斯科之后，在招待大楼对面分到了一间房。每天晚上去牧首池塘滑冰时，我们不止一次出门时赶上客人陆续前来参加招待会：外交官们闪闪发亮，插着旗帜的汽车，人民委员们深色玻璃的“别克”轿车，红军的高级将领们——我们认出了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耶格罗夫等元帅。这是那些练达的政治家、获得最高奖章的将领和周游世界的外交家们的诱人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般的世界。冬日的初夜，当水晶吊灯已经点亮，而奶油色窗帘还没有放下时，可以略微探究一下我们命运主宰们的神秘王国的内部。那时谁能够料想到，这些声名远扬的元帅们，以及其他许多参加这些招待会的人们，很快就将成为血腥镇压的牺牲者，而这幢别墅好客的主人李维诺夫死于斯大林统治时期频频发生的不明不白的一场车祸。　　但是，暂时那里的一切似乎如此稳固而牢靠。　　就这样，我跟着人民委员米高扬走进来，沿着宽阔的大理石台阶走上来。无论是建筑，还是内部的装饰，这幢小楼都可以说是真正的艺术品。革命前，它属于富裕的工厂主萨瓦·莫罗佐夫——一个艺术鉴赏家，当时非常著名的艺术赞助者。二十世纪初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装饰了莫罗佐夫这幢房子。前厅的玻璃绘画和楼梯，其雅致令我惊叹不已，出自伏鲁贝之手。风格各异的大厅里装点着荷兰、西班牙和俄国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到处是堆成“小山”一般的中国瓷器，小型塑像和银质餐具。　　门厅右手的绿色客厅里，已经有一群客人。其中有几位是外贸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站在一边的一位个子矮小、身材结实、头圆而略微谢顶、长着暗白色凸出虾眼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身穿做工精细的一套黑色西服，雪白的衬衣和深色带斜道的领带。他显得十分自信，甚至有点随便，当米高扬走进大厅时，跟其他马上忙活起来的人不同，他不慌不忙地，懒散地走到人民委员身旁，随便跟他握了握手打了个招呼，然后像跟老朋友似地开了个玩笑。这些看起来不那么寻常，所以后来当我跟托奇林站在一旁时，我问他这是何人。　　“杰卡诺佐夫，贝利亚的人，前不久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他小声回答说。　　我绝对没有想到，很快我得跟他打交道。　　德国代表团到了。服务生开始分送饮料。米高扬和李特就谈判顺利结束而相互道贺，虽然各人的理由并不同。斯大林的许诺使李特感到高兴，而米高扬满意的是，我们仅仅承诺研究德方的愿望。　　服务生领班请大家去餐厅。我们再次穿过前厅，来到一个亮灰色调，带一个大型壁炉的宽大的房间里。绕着桌子摆放着高背雕刻椅子。大家按照每套餐具前的卡片就座。我本来以为，在如此隆重的招待会上，仅仅担任翻译任务的我会被安排在第二排，位于主人与主客之间。但是，我的餐具跟其他人一样，位于米高扬的左手。　　次日，塔斯社的一条简讯说，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为李特大使举行的晚宴，是在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喜欢上了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工作，学会了许多有用的东西，那些不明白的地方，托奇林和比我更有经验的德国问题第二助理奇斯托夫总会帮我。但这个工作我干得并不长……　　我急不可耐地期待着1929年的暑假。我们升入了最后一个年级，七年级，感觉到自己是大人了，虽然我们都不满十四岁。但是，当时七年制中学毕业之后一般马上就要工作。那些想继续上学的人，晚上到工人夜校上课，准备参加技校或者大学考试，后两者招生的年龄分别是十六岁和十七岁。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还有整整一年时间。现在，父亲答应我的乘轮船到黑海亚热带的旅行吸引着我。　　暑假最初几周我跟尤什科夫一家人在阿纳帕度过的，从这里我计划乘小船前往诺沃罗西斯克，我的父母乘“格鲁吉亚”号客轮将从敖德萨到达那里。我拿上自己小木板行李箱，上到甲板上，靠着船舷安顿好。　　“解缆。”船长从舰桥上高声喊道。　　每次，当生活的一个段落突然截断，开启了通往另外一段大门时，心里总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当那些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去时，尤其如此。所以，当人们每次迈进将会是更好的门槛却仍不明朗时，长期的经验教会了人们，每次转折之后不会更好，只会更糟，人们都会感受到内心的焦虑和对即将消失的过去的怀恋，无论这个过去是如何艰难。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改革方案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引起的正是这种感受……  

贸易谈判（3）
接近诺沃罗西斯克时，海上和沿岸的景致明显地变了。从阿纳帕起一直跟随着我们的海豚落在后面，朝着停泊在港湾的油轮和货轮游过去。　　走上码头，投进父亲的怀抱。父亲一边仔细端详着我，一边说：　　“太好了，晒黑了，长大了，只是瘦得像个挨饿的印度人……”　　这个绰号从少年时起就有，因为我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大部分儿童一样，实在太瘦了。不过，许多人后来长胖了些。我还是那个“干瘪老头”样子。这是我的第二个绰号。　　“没关系，”父亲微笑着，牵着我的手说，“我们现在会把你养肥的……”　　父亲被捕期间我们受穷挨饿，到现在他还感到内疚。　　我们沿着陡直的舷梯走上甲板。妈妈在这儿等着我们。她显得那么年轻，容光焕发，非常快乐。她身穿薄薄带花边的白色衣裙，戴一顶奶油色阔檐草帽，蒙着面纱。她弯下腰来，亲吻我的额头。熟悉的“洛丽绀”香水的气味飘了过来，将我带向遥远的童年……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夜入克里姆林宫（1）
1940年一天深夜，我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　　我加入了即将前往柏林与德国进行重要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在柏林，我翻译了莫洛托夫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的会谈。　　十一月的节日过后不久的一个深夜（当时我们一般都工作到早晨五六点），米高扬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又有新任务了。但是，我要面对的，是又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　　“您必须马上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秘书处报到。我的汽车就在楼下。请您就用这台车，免得办通行证耽误时间。您会被送到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前。那里正在等着您。马上就走！……”他生硬地说。　　我觉得他似乎对什么事情不满意，似乎不情愿地打发我走。当然了，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情况：今后我再也不会跟他一起工作了。　　出了办公室，我跑进自己的房间，锁好保险柜，然后下楼。司机已经知道了，所以不等我说明情况，他已经沿着古比雪夫大街飞驰而去，穿过空无一人的红场，直接开向斯帕斯大门。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门口的值班员已经得到了通知，所以草草看了看我的证件，说了一句：二楼右拐，楼道走到底。很快，我来到了一个门前，标牌上字金光闪闪：“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接待室”。　　对于我这一代人，这个职位当时意义非凡。它里面所集中体现的，既有最高权力符号，也有革命浪漫主义，还有内战时期的英雄主义，以及我们直接参与的新生活的建设。但最主要的是，人民委员苏维埃这个职位与列宁的名字密切相连，所以，现在担任这一职务的莫洛托夫，就像是他的直接继承人。　　莫洛托夫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首席助理柯西列夫接待了我。他客气地请我坐下，然后就在通往隔壁房间的门后消失了。过了大约四五分钟，他回来对我说：　　“莫洛托夫同志在等着您……”　　可以想象，我是怎样心里突突跳着打开了门。但莫洛托夫并不在这里：那是警卫的房间，这使我略微松弛了一下紧张的神经。开下一道门时，我已经不那么紧张了。然而，就在这间大厅里，靠墙放着一条长桌和几排凳子，也没有人。大厅的另一头上一扇门半开着，于是我朝着走了过去。进入办公室，我看见写字台后面正在低头看文件的莫洛托夫，是画像上非常熟悉的：硕大的、苏格拉底式的额头，夹鼻眼睛闪闪发亮，兔唇上一撮小胡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学者，甚至智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只有列宁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斯大林及其忠诚、坚不可摧的战友才能在资本主义敌人的包围之中，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而当时我们都相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国家走的是正确道路。当时我们经过强大宣传的处理，对所有这些都深信不疑。所以，在被莫洛托夫召见前不久，我被接收为苏共（布）预备党员时，我没有昧着良心，把作为列宁斯大林党的一员看作无上的荣誉，并愿意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员。　　莫洛托夫终于抬起头来，眯缝了眼睛，看了看我，然后请我坐在桌子并排的椅子上。　　接下来是详细询问，在哪儿，哪一年出生，哪个学校毕业，在哪儿学的外语，对德国的印象如何等等。然后，他突然地问道：　　“什么人在哪儿说过：‘……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掌握所有形式，学会以最快速度用一种形式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替换另外一种形式，使自己的策略适应不由我们的阶级、不由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替换’？”　　由于事出突然，我一开始张皇失措，更何况我明白：回答是否正确将决定我的命运。莫洛托夫考究似地看着我，我在脑海里开始翻腾最近一段时间里读过的经典作家。这段语录十分熟悉，我前不久还见到过……我最终想起来了：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　　“正确。”莫洛托夫赞许地点了点头。　　我走运了。要是莫洛托夫选了另外一段我所不熟悉的，那我肯定完了。为什么他单单选了这一段？也许，这跟前不久与德国关系中的大转折有关联吧？列宁这段话刚好能够证明强加给我国的策略转换是正确的。而对我来说，仅仅是走运而已。　　莫洛托夫对我“深厚的理论素养”感到满意，最终决定向我解释，他为何叫我来。　　“米高扬跟我说起过您。他认为，您很好地完成了翻译的工作。明天，由我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就要去柏林与德国政府进行重要谈判。您有在德国工作以及跟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您同意吗？”　　由于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我站起身“立正”，然后清楚地说：　　“为苏联服务……”　　莫洛托夫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手，微微一笑：　　“您可以走了。”　　我跟莫洛托夫，当时斯大林之后的国家第二号人物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　　第二天早晨，我拿到了外交护照，当天晚上便乘坐苏联政府代表团的专列从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出发前往德国。　　在帝国办公厅的谈判中，德方参加的人员有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以及两名翻译——施密特和辛格尔。苏方人员为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同样也是两名翻译——巴甫洛夫和本书的作者。第一天的谈判中，在跟希特勒第二次谈话之后，在帝国办公厅举行了招待会。莫洛托夫带了巴甫洛夫，而委派我起草给莫斯科的电文。当时，既没有录音机，谈判时根本没有速记员，所以翻译必须在会谈期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  

夜入克里姆林宫（2）
我首先从解读这些记录开始。我坐在与莫洛托夫卧室相邻的办公室里，当时他被安排住在德国政府接待贵宾的贝维宫里。这件事上费了我很长时间，然后我请来了人民委员秘书处的打字员——秘书处的部分人员也随我们来到柏林。女打字员刚刚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门突然打开，莫洛托夫出现了。他看了我们一眼，突然发作了：“您是怎么回事，一点儿也不明白吗？您…您已经口述了几页啦？”他神经紧张时，口吃得特别厉害。　　虽然还没弄明白他光火的原因，我赶快回答说：“刚要开始。”“马上停下来，”人民委员喊道。然后走近我，抽出那张一个字也没有写的纸，看了看旁边一叠纸，然后略微平静地说：“您走运了。想想看，有多少耳朵想听到我们跟希特勒单独谈了些什么？”　　他环视了墙壁，天花板，然后将目光停留在插着芬芳玫瑰的中国花瓶上。于是我全明白了。这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麦克风，导线则可能通向英国、美国间谍，或者德国人那儿，他们都想知道，希特勒跟莫洛托夫谈了些什么。我的背上冒出了冷汗。　　我再次走运了。但我明白了，不能仅靠运气，应该自己注意。莫洛托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