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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回首"文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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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的提纲，字有核桃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他杀气腾腾，大讲〃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５月２３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吴德和华北局的什么人。１９３６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２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
康生陈伯达骗我到北大讲话５月２５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２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轶欧等人到北京大学串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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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杭州会议（5）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１９５７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以致互相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着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他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让我和蒋南翔一起去。康老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就找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池必卿可以做做聂的工作。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１２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已经开过了一个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２５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１。不提倡写大字报；２。大字报要内外有别；３。要有领导；4。要有步骤；５。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
第一次杭州会议（6）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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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决定发表第一张大字报
５月３１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的第二天，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６月１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由我传达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考虑到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６月１日晚８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６月２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
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和苏联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两国边境地区的天空始终晴朗少云。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迹象，毛泽东愈益明确了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由此，在他提出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和两个拳头出击的总体战略的同时，已经开始考虑继续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便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进而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掌握对苏外交的主动权。１９６９年中国在中苏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结果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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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１７世纪。沙皇俄国于１６世纪中叶向东扩张，至１７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１６８９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１７２７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这样，在１９世纪4０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１８５８年）、中俄《北京条约》（１８６０年）、《勘分西北界约记》（１８６4年）、中俄《伊犁条约》（１８８１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在中俄中段边界，１９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１９１７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１９4６年１月５日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７3００余公里的边界基本确定下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１９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１８９６年）、辛丑条约（１９０１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ＺＷ（〗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１９１７…１９２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５８页。，并不包括１９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１９１７…１９２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87页。。从字面上看，这一次对待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又前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６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唯一的一次让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１９１７…１９２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241页。。１９２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１９１７…１９２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198页。。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１９１７…１９２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206页。。１９２4年２…3月，中苏两国草签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时，在中方提案和苏方修正案中，有关废止中俄条约一项，都注明是〃通商〃条约、公约等等，只是在正式签订的《协定草案》文本中删去了〃通商〃二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１９１７…１９２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212、215、218页。。在１９２4年3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时废弃旧约，而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提出：〃数百年来中俄所订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１９１７…１９２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242、244、247、248、249页。。这实际上即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将中俄界约也纳入废止之列。１９２4年５月3１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１９２６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苏联政府却在２０年代末至4０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７００多个中国岛屿划去６００多个，面积达１０００多平方公里；中苏两国还在１９２９年由于中东铁路利益冲突的加剧，爆发过一次中东路战争。是年１０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１１月，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军队连连败北。１２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采纳了苏方的意见。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中东路事件虽是此期中苏边境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其缘起于中东铁路问题，还不是中苏双方由边界争端而导致的边界事件。１９3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１９3２年１２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１９4５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与边界冲突的升级（1）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１９５4年至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５０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１９５９年９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０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马克·克莱默：《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中苏关系的估计》（TheSovietForeignMinistry'sAppraisalofSino…SovietRelationontheEveoftheSplit），〃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１９９６年１月）。。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新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９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１０月２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７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１９６０年８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１９６２年4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６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５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１２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攻击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周琪文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１９１９…１９９１）》，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3年版，第５34页。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为了回击苏联，１９６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６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七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中3月８日的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声明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此后，１９６3年９月２７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１１月１９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中文版，第２１０、２１２页。
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与边界冲突的升级（2）
此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１９６4年２月至８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在此期间，4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１９６3年１２月3１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中文版，第２１１页。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９月１０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两个月后，苏联对此作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９月１５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Ｚ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１９１９…１９９１）》，第５4１页。。１０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１９６3年７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武力威胁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１９６4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９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１８９起，比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１９６９年５月２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见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５日《人民日报》。。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１９６６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１９６８年１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１９６８年末１９６９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１９６９年２月７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１９６９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三、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两国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日趋尖锐的必然反映。在这个大背景下，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６０年代初即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去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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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与边界冲突的升级（3）
６０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仍将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手指按住了十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等人的谈话（１９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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