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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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次到一些工厂，同工厂的干部、工人座谈，详细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的生活情况，然后把座谈了解的情况亲自整理，写成调查报告，准备报送中央。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但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
　　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　学习英语，　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书本，　并且读得很认真。
　　除读书外，　每天还坚持看报纸和《参考消息》，他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亲自摘抄下来，按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分类整理备录。
　　从北京带去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也可以说是惟一的渠道。
　　因为在那远离首都的偏僻的地方，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也没人来看他，甚至电话都很难打出去，消息很闭塞。
　　他每天总是按时收听国内外的新闻广播。
　　为了收听及时，他选好几个电台的新闻广播时间，都用笔在纸上记下来；每个电台的波段频率位置，他都亲自一个一个找出来，分别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在收音机相应波段刻度上划上记号。
　　叶剑英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和他身边的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天，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有知识、有头脑、敢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
　　他胸怀宽阔，善于关心人、体贴人、谅解人。
　　尽管自己在逆境中，“自身难保”，他还用自己懂得的中医方面的知识，帮助身边人员的亲属开方治病，帮助解决家庭困难。
　　有时厨师做的饭菜不对口味，他吃不下或者吃得很少时，总是亲自或让服务员转告厨师说，不是菜烧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多吃不了，或者说胃口不好。
　　每到一地都要亲自到厨房感谢厨师，亲切交谈。
　　尽管“流放”期间，遭受冷遇、疾病之苦，生活单调枯燥，但是，叶剑英善于自我调剂生活。
　　除了读书看报背诗外，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有时与工作人员打打乒乓球，自得其乐。
　　心有所感，则抄诗吟诗填词以明志。
　　他曾改写柳宗元《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
　　这是叶帅当时逆境生活和乐观心态的真实写照。
　　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
　　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
　　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随行人员不能给下边添麻烦，不准搞特殊。
　　他经常写信教育子女，告诫晚辈：“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接到孩子回信，激动地写道：“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
　　十三、出席庐山会议，立场鲜明，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坚决斗争
　　苦难总有尽头。
　　在叶剑英“下放”湖南期间，北京和全国的形势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20）
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但是，林彪却蓄谋干预毛泽东的大思路，尤其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唱反调，暴露了他日益膨胀的野心。
　　4月11日，林彪从苏州通过电话记录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
　　林彪还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的意见。
　　政治局成员中多数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在政治局报告上批：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当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
　　半个月以后，周恩来在广州特地就此事与林彪谈话。
　　在此期间，中央正在酝酿和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7月1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
　　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
　　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0日，叶剑英同其他中央领导人飞上庐山。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
　　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
　　随后，林彪作长篇发言，提出：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他继续大肆鼓吹“天才论”，谁反对就是“反对马列主义的”，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8月24日，全会收听林彪23日讲话录音后，各小组进行讨论。
　　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分别在各小组会上宣讲“天才”语录，表示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
　　在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达带头作煽动性发言，不指名地抨击张春桥等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各小组会上要求设国家主席、提出要“揪人”的呼声更加强烈。
　　然而，出乎人们的预料，风向突变。
　　8月25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
　　并警告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
　　8月29日，周恩来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会上，周恩来批评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
　　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检讨。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继续严厉地点名批判陈伯达：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及时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一伙抢班夺权的阴谋。
　　叶剑英拥护毛泽东的意见，自始至终同周恩来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与林彪一伙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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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21）
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12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
　　会议临结束时，一天夜里，周恩来突然打电话通知叶剑英立即到毛泽东那里去。
　　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夜研究“批陈”问题，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叶。
　　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回到北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于11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陈伯达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
　　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重证据，严禁逼供信。
　　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大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作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核证。
　　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找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实面目，为中央粉碎林彪与陈伯达等人结成的反革命集团做出了重大贡献。
　　十四、林彪叛逃后，临危受命，重新主持军委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发动“批陈整风”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日益暴露。
　　林彪、叶群一伙已感到末日来临，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1971年3月初，林彪自比李后主，自怨自艾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
　　他说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国。
　　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一向视“枪杆子”如命的林彪准备动用武力“决一死战”，夺取中央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他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做了准备。
　　这一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区负责人谈话，批评了林彪及其同伙。
　　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弛、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决心铤而走险，将毛杀害于途中。
　　9月7日，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8日，林彪亲笔写下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
　　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达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
　　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等。
　　9月13日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不顾周恩来下达命令的警卫部队阻拦，急驶山海关机场，乘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
　　周恩来接报告后即令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并采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等一系列紧急措施。
　　同时立即通知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紧急会议，并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叛逃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
　　叶剑英当晚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
　　9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机毁身亡。
　　叶剑英愤然提笔，写下一首《斥林彪》诗：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9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叶剑英出席会议。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离职反省，对黄等四人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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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22）
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随即，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四人的决定。
　　之后，起草中央通知：宣布黄、吴、李、邱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决定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
　　经毛泽东批准，此《通知》发至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
　　3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九一三”林彪事件以来各项工作作初步总结。
　　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开展工作。
　　经报毛泽东同意，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
　　叶剑英临危受命，勇挑重担。
　　10月4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军委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今后工作设想。
　　他在信中最后向毛泽东表示：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
　　因此，他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政治局各同志能经常对军委工作做出指示，提出意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
　　最后，他请求毛泽东主席“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毛泽东收到叶剑英的信，当天即同周恩来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们谈话，就军委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
　　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
　　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叶剑英首先集中力量抓好军队系统从上到下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揭批、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纯洁各级组织，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提高军队战斗力。
　　从1971年底开始，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批林整风”，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同时从调查研究入手，整顿部队，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加强部队战备训练，从各个方面清除林彪十二年来把持军委工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流毒，恢复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
　　军队各条战线工作，都有新的起色。
　　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
面临篡党夺权新的挑战，巧妙抗争周旋，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后，精心策划，一举粉碎“四人帮”林彪叛逃机毁人亡之后，叶剑英所处的逆境并未解脱，继续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长时间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排除干扰，坚持请邓小平复出，解放老干部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使中国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
　　毛泽东从林彪叛逃中得到了教训，开始承认“文革”带来的一些弊端，但尚不承认“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彻底失败。
　　为了挽救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改变各方面工作停滞混乱的状况，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力图利用林彪垮台、毛泽东号召开展批林整风的机会，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革”的一些错误。
　　周恩来自1972年确诊患膀胱癌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管是治病期间还是离京外出，都书面报告毛泽东，由叶剑英代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进一步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大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叶剑英所做的这一切遇到了“四人帮”的巨大阻力，他们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
　　他们不停地刮阴风，放冷箭，大造反革命舆论，处处与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叶剑英在反党乱军逆流的旋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与“四人帮”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军队工作推向前进。
　　周恩来、叶剑英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
　　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气嘛，发点牢骚。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
　　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
　　他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
　　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
　　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坐在床头的陈毅女儿珊珊，让她再念给陈毅听。
　　珊珊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
　　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又一次陷入昏迷。
　　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
　　陈珊珊回忆这段往事，流着热泪说：“我父亲在弥留之际，能够听到由叶帅亲自传达毛主席为‘二月逆流’，为老同志平反，为我父亲洗刷在‘文革’当中最大的冤情，我真的觉得父亲可以瞑目了。”
　　从此，一些“大闹怀仁堂”的“三老四帅”陆续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
　　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请邓小平迅速复出。
　　叶剑英曾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迅速改善邓小平的境况，恢复他的工作。
　　1973年2月，邓小平被解除“流放”，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便登门看望，问寒问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他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2）
并特意去找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
　　毛泽东又同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军委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大单位领导班子建设，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问题。
　　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
　　然后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
　　我代表你讲话。
　　最后，他让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叶剑英负责具体主持这项工作。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
　　在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指着邓小平介绍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并亲自指挥司令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叶剑英要求大家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职上任。
　　各军区司令员们坚决执行命令，很快都按军委的要求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此后，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机关、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整顿和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解放一大批长期革命富有领导才能的老干部。
　　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和发展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改善武器装备，做好战备工作，取得了成效。
　　但是，不论为“二月逆流”平反，还是请邓小平复出，在解放干部、落实政策过程中都遇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
　　这期间，中央组织部曾提出一份三百人的名单（将军一百七十五人），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逐一解放干部。
　　在讨论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制造种种理由，极力阻挠，不予解放。
　　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叶剑英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周恩来进行外事活动等方面的工作。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又协助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
　　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
　　这期间，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从事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德（西德）建交程序，越美巴黎谈判等。
　　通过这些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我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
　　不料，1973年11月，江青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发难。
　　她说，周恩来、叶剑英同基辛格的谈话，“有错误，应该批评”。
　　这期间，毛泽东也听有关人员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
　　江青借此施加压力，要求周恩来做“检查”。
　　会后，江青提出一个“帮助总理”的小组名单，其成员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
　　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这个小组前后开了二十多次会，对周恩来进行围攻，诬蔑周恩来、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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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3）
如此颠倒历史，变功为罪，栽赃陷害，是历史上罕见的！还有一件怪事，“四人帮”围攻周恩来，有意不让叶剑英参加会议。
　　这件事的谜底是：不给叶剑英辩解的机会，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
　　叶剑英十分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作好了思想准备。
　　他不作违心检查，冷眼观察，随时准备参加反击。
　　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无限“上纲上线”，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并借机提出要将她自己、姚文元等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们满怀希望，将此事上报毛泽东。
　　岂知毛泽东了解了会议情况，批示“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
　　并说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迫不及待。
　　江青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活动，只好收场。
　　二、顶住“批林批孔”的冷箭，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
　　1974年，新年伊始，“四人帮”推出《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
　　毛泽东阅后批：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转发此材料，并发出通知，指出：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第二天，1月13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空军领导人写信，要求“批林批孔”。
　　随后又找迟群等人谈话，将他们派往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之后，又致信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提出：“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
　　同时派人送给文化组一批批孔材料，说：“材料不够”，“你们可以翻印”。
　　一二月间，为发动“批林批孔”，江青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等写信，送材料，还向迟群等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并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
　　祸不单行。
　　正当“批林批孔”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从祖国南部前线陆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南越反动当局蠢蠢欲动，派兵侵占我西沙群岛的几个岛屿。
　　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我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对南越反动当局侵占我国西沙、南沙群岛中一些岛屿的非法行径提出严重警告。
　　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坚定地认为，如果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警告，继续入侵中国的领海和岛屿，并发动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自卫还击。
　　但是，当时国内正面临着江青一伙掀起的以“批林批孔”为名，实则批判周恩来等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着国家和军队的正常工作。
　　叶剑英忍辱负重，一面顶住江青一伙的压力，一面密切注视万里之外南国海疆的安全。
　　他多方搜集情报，认真分析、判断，及时向周恩来报告，并陈述自己的意见，供党中央、毛泽东下决心。
　　他鉴于南越当局在西沙群岛一带的挑衅活动越来越频繁，于1月17日即向总参谋部发出指示：要立即组织班子，加强值班，注意掌握情况，准备打仗。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4）
同时，他根据南越当局已派出舰艇，侵入永乐群岛海域，向从事生产的中国渔轮挑衅，并派兵侵占了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