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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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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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6）
这首响彻京都、脍炙人口的小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相助的真挚友谊。
　　它是老革命家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
　　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
　　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从中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斗争未有穷期。
　　林彪、江青一伙指使“造反派”无尽无休地纠缠陈、叶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硬逼他们继续检查。
　　后来周恩来把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有意开脱两位元帅，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
　　但是此事并未了结。
　　五、在“夺权”与反夺权斗争中，竭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7年是中国走向灾难深重的一年。
　　新年伊始，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
　　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资反筹备处”。
　　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
　　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
　　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他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
　　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强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两位老帅。
　　但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
　　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
　　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
　　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
　　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
　　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后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
　　江青、叶群等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革”的权力。
　　全国刮起了一股更猛烈的反军乱军之风。
　　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
　　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
　　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同志，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为了抢救这些人，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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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7）
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
　　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住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
　　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个老同志。
　　当时，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来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
　　后来，许世友在南京摆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
　　叶剑英还与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尽最大努力保护钟惠澜、薛愚、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马玉涛、李维康等知名人士，这些同志念念不忘叶帅的亲切关怀和爱护。
　　为了抵制造反派反军乱军、迫害老干部，叶剑英从1月8日开始多次主持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江青一伙展开激烈的斗争。
　　同时通过会议研究对策，稳定军队。
　　有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
　　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
　　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
　　只要军队自己不乱，就不怕别人钻空子。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
　　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
　　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执行招待所全部被占领。
　　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
　　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
　　如果全国空中有情况，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一张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由于叶剑英等与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又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于1月14日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还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
　　他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做了大量指示。
　　叶剑英所做的这一切，有效地抵制了林彪、江青一伙对军队的干扰、破坏，维护和巩固了伟大长城，有利于稳定全国局势，有利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8）
六、拍案而起，“大闹京西”，陈伯达检讨说：安眠药吃多了
　　乱军与稳军、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在继续进行。
　　1967年1月19日，北京京西宾馆硝烟弥漫，摆开了“战场”。
　　这天下午，军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四十余人。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
　　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
　　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
　　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上下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
　　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
　　叶群、陈伯达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发起攻击。
　　他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
　　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
　　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
　　江青一伙转而向会议提出，要调换总政治部主任，由徐向前兼任。
　　会上没有人表态。
　　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
　　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的态度。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宣布：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
　　这是条纪律。
　　但是，会后一位领导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到景山东街抓他。
　　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
　　2月20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气势汹汹。
　　叶剑英坐在第一排，江青在他的左侧。
　　会议开始，就追查昨晚泄密走漏消息事件，气氛非常紧张。
　　她明知“造反派”抓萧华的事，看到萧华没有来，故意阴阳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没有作答。
　　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江青等装腔作势紧追不舍。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对江青等人的查问，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击桌子，伤及右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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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9）
散会回家以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可见他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
　　但是，他们并不罢休，加紧密谋确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
　　叶剑英得知后，立即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和江青等密谋揪斗萧华的情况报告周恩来。
　　周总理电话通知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到大会检查！”陈伯达也不再提抓萧华了，他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告叶剑英：昨天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要收回。
　　七、制定军委八条命令、七项规定，抵制和制止反军乱军活动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军委扩大会的高级领导同志。
　　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会议的情况。
　　军队一些高级领导同志此时此刻见到毛泽东主席，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诉说领导干部在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的情形。
　　毛泽东边听边作解释。
　　他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抓紧战备。
　　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
　　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4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搞个条令和规定。
　　经过反复研究，拟定了军委命令九条初稿，经林彪同意，送中央文革讨论。
　　又报请毛泽东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找几位元帅反复研究，定为八条，最后批示：“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全军执行。
　　其主要内容是：“继续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片面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区别对待……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便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抵制反军乱军、稳定军队，颁布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稳定军队的作用，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
　　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
　　各地区各大军区机关和部队根据命令及时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冲击军队的猖狂活动。
　　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略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
　　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0）
“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有些人竟然到军委办公厅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叶剑英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
　　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
　　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
　　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按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随后，叶剑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
　　2月10日，周恩来根据叶剑英提议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了这个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叶剑英在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七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
　　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
　　不宜成立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
　　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
　　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尽力解除浙江、成都、青海、新疆、西藏、南京、江苏、山东、湖南、陕西、云南、内蒙、甘肃、广西、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八、大闹怀仁堂，抗争达到高潮
　　叶剑英在参加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还有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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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1）
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
　　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
　　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保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
　　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推托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质问：“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他站起来，拿文件，穿上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陈老总，我怕就不讲，讲就不怕，我哪也不走！”陈毅接着发言。
　　他指出有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
　　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2）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么。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威怒震住了。
　　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这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正气压倒邪恶的会议。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
　　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
　　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
　　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
　　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做了检讨，就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
　　会上，他自己先做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做了检讨。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大幅标语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城。
　　社会上大规模掀起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