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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沉浮-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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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终还是上来了 ,算是有了好下场,那么,他是不是也该学学明哲保身了?宦海沉浮,磕磕碰碰,几度风雨 ,几度春秋啊,他的心其实已经很疲惫了!再说,老部下钱惠人这回又撞到了于华北手上, 他当真要在省长的位置上不顾死活,和于华北再来一次不见硝烟的较量?他们难道还没较量 够吗?可不较量又怎么办呢?伟业国际的难题总要合理解决,钱惠人如果问题不大,没触犯 法律,也必须保,他不能让共过患难的同志伤心,让人家骂他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死活!
曾经的历史风雨飘然而至,赵安邦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一九八六年的文山……
六
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创造的,一九七八年,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一户农民,为 了吃饱肚子,冒着莫大风险,将土地承包下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是在创造历史,更没想 到这些农民同志实际上已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破了题。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体落 实的。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签五年。赵安邦作为文山古龙县刘集公社党委书记,
参预了大包干的实施过程,深切体会到了一代农民心灵的颤动。钱惠人的父亲三老爹签过合 同后,蹲在自家承包的八亩六分地里,一夜没回家,回家后就对钱惠人说:“党的政策好哇 ,到底把地包给咱了,庄稼人看见亮了!”
钱惠人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民兵训练和治安,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可家里包了 八亩六分地后,立马变了个样,公社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亲三老爹泡在 自家的承包地里,气得赵安邦几次在党委会上批小农思想。在赵安邦看来,钱惠人骨子里就 是个只注意眼前利益的农民,和那些农民们一样,都把这五年承包期当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 致富机遇,似乎这种机遇是天上掉馅饼,一旦抓不住,馅饼就没了。这种心态也不奇怪,当 时毕竟还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 数。但钱惠人毕竟不是一般农民,到底在自家的八亩六分地上发现了真理,他第一个提出: 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是一九八五年发生的事。这年五月,赵安邦由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升任地委副书记的 白天明提名推荐,出任了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钱惠人继任刘集乡党委书记。也正是那 一年,土地的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承包即将开始。
就在这节骨眼上,钱惠人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跑到县城招待所,向主管副县长赵安邦 做了个汇报,先大谈了一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发生了巨大威力,乡里的农业形势如何 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继而,试探着提出,“赵县长,这……这地还继续包下去吗?咱…… 咱们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干脆把地分给农民算了!”
赵安邦大吃一惊,“把土地分给农民?钱胖子,你该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给农民 和分给农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连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钱惠人不服气,“怎么就不能想呢?中央说了,现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赵安邦根本听不进去,手直摆,“这和解放思想无关,地委、县委都不会考虑的!你在 我这儿说说也就算了,和别人这么四处胡说,小心县委撸了你的乌纱帽!”
如果钱惠人就此被吓回去,如果没有一个多月后县委关于承包年限的争执,没有白天明 大胆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许就没有那场分地风波了,新来的省委书记刘焕章也不会注意到他 。可那天钱惠人没被吓回去,仍坚持要试着搞“二次土改”。
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赵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既然实践证明地在农民手 上年年大丰收,为啥就不能分呢?咱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 !现在只把地包给农民,农民都不放心,担心政策会变!随着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 。刘集乡去年和今年虽然都丰收,产量可不如头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爱惜,连我爹 都不用农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绝,从去年开始就用盐水浇地了。这么下去不得 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结了,变成盐碱地了,咱们又是个农业大国,总得有个长远 的打算是不是?”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 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 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因此 ,他便把这情况如实和钱惠人说了:“……惠人,你想想,省里连延长承包期都不同意,怎 么能允许分地呢?你不想让我干这副县长了?”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 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赵安邦火了,“钱胖子,你别说我,说你:你狗东西是不是想当地主了?”
钱惠人的回答不无精彩,“想当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们,是刘集乡的那些农民, 他们个个都想当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们一个个去问吧!”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 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 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 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这个记忆应该不会错。那 时他只是农业副县长,还不是县委常委,如果开的是县委常委会,他就没有出席的资格了。 还有两个细节他也记得很清楚:其一,调任地委副书记没多久的白天明专程赶到县里参加了 这次会议,会前,大家还一人出了五块钱,集体请白天明吃了顿饭。其二,主持会议的不是 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壮夫,刘壮夫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主持会议的是县长于华北。于华北从地 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下来没多久,同志们私下里都在传,说于华北只是下来镀镀金,以 后还要回地委当组织部长的。
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 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 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 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 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 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 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 ,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 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 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 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 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 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 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 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 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 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 。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 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 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 ,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 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 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 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 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 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 ,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 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 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 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搞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 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 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 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话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 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减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 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 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搞,怎么 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 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 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
七
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 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 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 委书记,他呢,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 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事过多年之后,钱惠人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 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 ,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 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 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 “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 ,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 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 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元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 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 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 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 ,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 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个集中法可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 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 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地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就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 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 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更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 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 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贷款,我看完全能启动!”
钱惠人乐了,“赵县长,这么说,试点方案天明书记、地委县委批准了?”
赵安邦怔了一下,数落道:“胖子,你猪脑子啊?问这话!也不想想这是什么事?这是 违反政策的,只能悄悄试!你怕丢乌纱帽可以不试,要不怕就闯一下,你狗东西主持搞,我 负领导责任,天明书记和地委县委都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钱惠人这才知道,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虽然暗中支持分地试点,却不能公开出面,也就 是说,真搞出问题,责任在他,最多赔上个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
要命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面前,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赵安邦严峻的面容,他不 是没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然而,作为一个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农民的 儿子,一个深知农村现状的基层党委书记,这个险他还是决定冒了。天理良心,做出这个决 定时,他真没想到日后会成为白天明、赵安邦的什么亲信骨干,会在仕途上得到这两位领导 的什么重用,后来那些风言风语均属无稽。
然而,事实证明,在中国有些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有些关是不能胡乱闯的。
刘集乡的卖地方案试行了不到两个月,全乡十几万亩地只卖了一小半,风声便传到了县 长兼县委副书记于华北的耳朵里。于华北极为震惊,一边亲自出面,跑到刘集乡紧急叫停, 一边向文山地委书记陈同和汇报,把赵安邦和白天明都给卖了。
陈同和书记开始还不相信,以为于华北谎报军情,要管农业的赵安邦来汇报。
赵安邦去了,汇报说:“陈书记,刘集乡这只是个试点,不行就停下来……”
陈同和火透了,当场拍了桌子,“这种事能试吗?这不但违反目前的土地政策,还是犯 法,违犯了宪法!宪法上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刘集乡的那个姓 钱的乡党委书记不知道吗?你这个副县长还跟着掺和?是谁在后面支持你们?据说我们地委 也有个别领导卷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赵安邦当时就保了白天明,“陈书记,这我可得汇报清楚:卖地试点,和县委、地委任 何一个领导都没关系,是刘集乡的同志最先提出来,我同意搞的!”
陈同和根本不相信,当天就发文停了赵安邦的职,并亲自带着调查组下来了。
赵安邦在劫难逃,他钱惠人也大难临头了,地委调查组下来的第三天,陈同和书记出面 和他谈了话,还带着两个年轻人做记录。陈同和冲着赵安邦拍桌子,却没冲他拍桌子,态度 挺和气,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断地给他递烟,是云烟。那时的云烟叫得挺响。还有个细节 ,钱惠人也记得很清楚,就是陈同和书记老上厕所,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他老人家最少上 了七八趟厕所。后来才知道,陈同和书记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前列腺有毛病,毛病还不小, 退休后终于因为前列腺癌去世。钱惠人那时已在宁川做了副市长,听说这一消息后,还托人 给陈同和送了个花圈。
地委书记对他态度很好,并不说明就会对这事网开一面,一九八六年不是一九九六年, 一九八六年的干部作风,尤其是老干部们的作风是令人敬佩的。地方保护主义没那么盛行, 像陈同和这种观念正统的领导还没学会对上应付、对下死保的那一套。分地事件一出,陈同 和就以地委的名义及时向省委做了汇报,自己还主动做了检讨,承担了领导责任。接下来, 陈同和和文山地委按省委的指示精神查明事实真相,抓住白天明和赵安邦这两个领导不放也 在情理之中,绝不存在别的意思。
因此,陈同和在谈话一开始就说:“钱惠人同志啊,我和文山地委决不相信刘集乡分地 只是你们乡党委研究决定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讲纪律,要对组织忠诚老实, 今天我是代表地委和你谈话,希望你实事求是!请你说清楚,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同志和副县 长赵安邦同志在这件事上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
钱惠人心里一片灰暗,觉得反正自己完了,没必要把白天明和赵安邦再搭进去,再说, 赵安邦也打过招呼,不能牵涉县委、地委,于是,便说:“陈书记,这事和白书记、赵县长 可真没关系,就是我自作主张嘛!第一轮土地承包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是向白书记、赵 县长汇报过,但分地的事我提都没敢提,真的!”
陈同和拉下了脸,“你在赵安邦面前也没提过吗?不但提了,还得到了赵安邦的支持, 连那个分地试行方案都是赵安邦搞出来的,赵安邦同志自己都承认了!”
钱惠人知道,赵安邦已被停了职,所以,听了这话并不意外,明知保不下赵安邦,却还 硬挺着,“陈书记,你这么一说,我倒记起来了:分地的事我好像和赵县长提过一次,当时 就挨了赵县长的批评,赵县长说我喝多了,让我想都不要想!哦,对了,对了,我全想起来 了:赵县长还骂我小农意识,说我想当地主……”
这场谈话把陈同和气得够呛,据调查组的同志后来告诉钱惠人,陈同和对他有个评价, 说他睁着眼睛说瞎话,政治品质恶劣,要开除他的党籍。钱惠人当时也觉得党籍可能保不住 了,甚至连公职都保不住,就更不怕了,在嗣后和调查组成员的一次次谈话中,竟然坚持错 误立场,继续大谈把承包地分给农民的种种好处。赵安邦得知这一情况后,既感动,又着急 ,让新婚的老婆刘艳带了句话过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一听就明白了,这才 开始转弯子,写起了“深刻检查”。
没想到,搞到后来,党籍还是保住了,省委书记刘焕章亲自做了批示,对他“留党察看 ,以观后效”。公职也保住了,虽说刘集乡的党委书记不让当了,粥还是给喝的,当年九月 ,便到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做了喝茶看报的副主任。两位领导也调离了,白天明带着个严重警 告处分,离开文山,到宁川做了地委副书记。那时的宁川和文山不好比,文山是北部重镇, 宁川是南部不起眼的小市,干部使用上一直比文山低半格。赵安邦则给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 ,安排到文山最穷的白山子县做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当时白山子的工业只有一个编织厂、 三家小饭店和十几个乡村合作社。白山子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后来的事,也是在赵安邦手上 起来的。
对钱惠人来说,分地风波的最大打击,还不是组织处理,组织上已经够宽大的了,真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啊,虽说不用你了,总还给你碗粥喝。最大的打击来自生活方面:谈了 好几年,已要谈婚论嫁的未婚妻孙萍萍离他而去了。这倒不怪孙萍萍,得怪孙萍萍在县里当 组织部长的爹。人家部长同志高瞻远瞩,有政治眼光啊,和自己的女儿说了,小钱这辈子算 是死定了,仕途上根本没希望了,对犯这种政治错误的人,组织上永远不会重用了,当然, 这位部长同志后来悔清了肠子……
到计划生育办公室喝茶看报,和于华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场风波让于华北成了最大 的赢家,人家于县长政治上坚定啊,成了地委陈同和书记欣赏的干部,后来就一步步上去了 ,从于县长变成了于副市长,又变成了于市长。未来的于市长对他挺关心,在县委大院见了 面,有时会拍拍他的肩头说:“小钱哪,不要发牢骚,不要埋怨组织,还得好好干啊,你还 是有希望的!”他脸上笑着,嘴上应着,心里却骂,“日你妈,有你这样的组织,老子还有 啥希望?不是你向上打小报告,白书记、赵县长能被处理吗?我一个没结婚的大龄青年能来 到这里发避孕药具吗!”
那当儿,钱惠人就看清楚了:所谓组织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他的组织就是白 天明、赵安邦,只有跟着这两位领导干,他才会有出路。于是,次年三月,通过赵安邦的协 调,他调到了白山子县的工业办公室,又追随赵安邦振兴乡镇企业去了……
八
于华北很喜欢共和道上的恬淡和幽静。当玻璃幕墙和钢筋水泥构筑的林立高楼成为省城 主要景致时,共和道上这一幅幅凝固的异国风景画就显得异常珍贵,远离嘈杂闹市的这份恬 淡幽静也变得比较难得了。因此,不论春夏秋冬,只要不是雨雪天气,不到外地出差,于华 北就不让司机接,总爱自己散着步去省委大院上班。背着手,安步当车走在根深叶茂的梧桐 树下,看着道路两旁一座座风格各异的欧式小楼,于华北会觉得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正融入一座古老城市的传说之中。
毫无疑问,他必将走进历史,就像那些已走进历史的旧时代的达官显贵和新中国的历任 省长、省委书记一样。后人写起汉江省这段改革历史时肯定会提到他,尽管他只是省委副书 记。说起来还真是有些遗憾,凭他的资历和能力,仕途不应该到此为止,他是有可能在政治 人生的最后一站成为省长的,中央已经考察了嘛,民意测验的得票和赵安邦比也没差几票。 可刘焕章和几个老同志拼命推荐赵安邦,说是赵安邦年轻,让他顾全大局!这真是岂有此理 ,刘焕章他们怎么会这么考虑问题呢?怎么就不想想:既然赵安邦年轻,为什么不能让赵安 邦再等几年呢!真是没办法,这种事不能硬争,硬争也争不来,再不情愿也得顾全大局。那 阵子他总想,若是文山分地事件发生后,赵安邦被开除党籍就好了,就没这么一个竞争对手 了。
省委书记裴一弘还不错,打招呼给赵安邦安排省长“官邸”时,也把他的住房调了一下 ,从21号调到4号。那是六十年代一位省委书记住过的英式小楼,建筑面积和院内占地面积 比赵安邦和裴一弘的“官邸”都大了许多,是共和道上最好的一座洋楼,曾做过美国利益代 办处。这座楼门牌编号虽说是4号,但却长期被人们称做一号楼。夫人觉得不合适,劝他不 要去住。他没理睬,等机关事务管理局把房子一拾掇好,便马上搬了进去,这才在心态上取 得到了些许平衡。
现在,平衡又被钱惠人受贿的事打破了。说良心话,他真不是想故意和谁作对,更不会 去和钱惠人、赵安邦算过去那些扯不清的旧账,是白小亮和钱惠人撞到了他的枪口上。昨晚 去向裴一弘汇报时,他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裴一弘的谨慎也在意料之中。这次毕竟涉及 到宁川和宁川市长,这位市长又是赵安邦和白天明的铁杆部下,裴一弘不可能没顾虑。再说 ,裴一弘也清楚他和赵安邦、钱惠人历史上的是是非非,心理上对他会有所设防,这可以理 解。那就让将来的事实说话吧,只要纪检部门拿出钱惠人受贿的铁证,看谁敢站出来保?经 济问题可又是高压线啊!
就这么在共和道上走着,想着,一辆轿车悄无声息地在于华北身边停下了。
是省委书记裴一弘的专车。裴一弘打开后车门,从车内伸出头,打趣说:“老于啊,怎 么还开着你的廉政11号啊?来,来,上车吧,你这11号太慢了!”
于华北笑着摆摆手,“一弘,你走,你走,我习惯了,就是想散散步!”
裴一弘没走,仍在车上招手,“上来吧,老于,我得和你说点事哩!”
于华北只好上了车,上车就和气地打哈哈说:“昨晚不才见过面嘛,你大当家的又有啥 最新指示了?我到办公室处理点事,今天还得赶去文山搞调研呢!”
裴一弘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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