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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一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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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山说这些都是后话，我是一把手，天倒下来了，第一个就是砸到我头上，想躲也躲不过的。关键是设法把这件事处理好。我的意见有两条：一是个人丢官事小，沿海片几十万群众的工作，要讲究艺术，变硬性摊派为自愿乐助。修海塘坝是沿海片群众自己的事，应该由群众自己去办，由群众当主角，发挥群众主观能动性，政府去组织协助。否则吃力不讨好还惹一身麻烦。雷国泰说我要去沿海片处理这件事。
赵明山说你去我放心。
丁一终于出事了。
从南方考察回来那天晚上，丁一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东港大酒店。这些天，贺子在焦急地等候着他的归来。要不是等候丁一，与丁一再重温旧梦，她早就随设计专家一起回国了。这一走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丁一真的放不下，跟掏走心肝似的痛。加上贺子这女人，温柔如水又疯狂如虎，迷离的目光中仿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她这么一走，丁一怕贺子跟彩虹一样消失在天际。走到贺子房间门口时，他没有按门铃。有了上一次教训之后，他静心静气地靠在门上听听房间里的动静，特别是床上的动静。这时门突然打开，丁一一跟斗栽进去，贺子把门关上手舞足蹈地在那里笑。丁一狼狈极了，干脆坐在地上不起来。贺子疯够了，狂够了，才温顺如羊羔也坐到地毯上躺进丁一怀里。丁一搂着她问，怎么知道我来。贺子说开始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越走越近时却突然消失了。二位设计专家回国后，在这座城市里除了丁一不会有第二者找她，她就让丁一一跟个翻进来。她说丁一就是幽默，日本男人缺乏的就是丁一的幽默。丁一顺势把她在地上摆平，三下五除二剥掉了贺子身上的睡衣，原来她仅仅穿着跟日本和服一样宽松的睡衣，剥掉睡衣就一丝不挂了。
躺在地上的贺子，她需要的就是这种被人强暴的感受，这不是每一女人都能遇到的。
她看着丁一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最后是麻杆儿一般瘦弱的胴体。丁一始终搞不懂，贺子究竟喜欢自己什么。每一次做爱，贺子总是喊叫个不停，像杀猪似的。兴奋的呻吟更刺激了丁一的狂野。丁一把贺子从地上抱到床上，又从床上滚到地下。暴风骤雨过后，贺子莫名其妙地哭了。丁一说这是你日本女人的幽默，就进卫生间冲洗，贺子光着身子也跟进卫生间，说你和我一道去日本吧！丁一说做你的丈夫、情夫还是“打工仔”，贺子说随你喜欢，我真的爱上你了。丁一又把她抱进浴缸里爱抚了一番，贺子一直跪着为他擦洗身子，尔后把他服侍到床上，直至他入梦。
一夜无事。
丁一醒来，已是凌晨，他凭直觉知道要出事了。穿上衣服，看一眼还在沉睡的贺子，在信笺上给她留下几句告别的话，就匆匆离开房间，出了东港大酒店后奇％^书*（网！&*收集整理拦了一辆出租车到办公室。坐在办公室里的丁一就构思着如何应付妻子莫莉对昨夜的盘问，他知道莫莉这方面的嗅觉太灵敏了。他苦思冥想，寻求让莫莉信服的理由，但说什么好呢？莫莉一个眼神都会让他心虚。他想起这个世界上一个最根本的定律就是有得必有失，风流更需要代价。秘书把积压十多天的文件、信件、报纸、刊物抱到他的办公桌上，他也无心去理，无心去翻，无心去看。这时莫莉找到了办公室。
莫莉和他工作在一个大院，极少到丁一办公室。她见秘书在，就说：“丁书记，你好忙啊！”
丁一说：“忙忙，我正忙着呐！有事回家谈。”
秘书知趣地走后，莫莉收起笑脸说：“你忙个屁！”
丁一说：“这在办公室呐！”于是就指指上，指指下，上有赵明山，下有雷国泰，三人的办公室上下楼叠着，隔音性能极差，私房话说不得。
莫莉说：“要不是在办公室，我早把你的桌子掀了。”
丁一黑着脸不说话。
“我问你，南方考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莫莉虽然咬牙切齿，但声音压得很低，丈夫的脸面还是要留的。
丁一模糊地说：“刚回来。”
“几点几分？”莫莉步步紧逼。
丁一沉默。沉默是金。
莫莉说：“在南方这么长时间，小姐还没有泡够？”
丁一说：“莫副局长，我再次提醒你，这是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你要胡闹，我会让守大门的民警请你出去。”
“你少给老娘来这一套。”莫莉又逼近了丁一一步，“你昨晚上在哪个洞里过夜？”
丁一说：“你这个人姓名有两个草头，左右都是草包。”
莫莉说：“草包就草包，哪里过夜？说不说？”
“不说。”
“不后悔？”
“不后悔。”
莫莉说有你后悔的时候，拉上门就走。丁一回过神来，给贺子挂了个电话，说你快走吧！
贺子莫名其妙地问：“去哪儿？”
“回你的日本。”
“你这是侵犯人权，先生，懂吗？人权。”
丁一心里骂道你这日本婊子怎么就不开窍，嘴上说：“出事了。”
“出什么事？
“我妻子可能去东港大酒店找你。”
“找我干么？”
丁一心里又骂，这外国猪在床上这么灵巧可人，下了床怎么就这么笨，他压着声音说：“她去找你拼命。”
贺子说：“是我们自愿的，找我一样是侵犯人权。”
丁一想想算了吧！人文背景不同，道德观念不同，无法沟通。他回过头来找莫莉，要千方百计劝住莫莉。文化局办公室的同志说莫副局长去东港大酒店看亲戚去了。其实莫莉是凭一口气追到东港大酒店的，她心里还是犹豫着。若一吵一闹，特别跟外国女人争老公，一定会惹得满城风雨。影响了竞争书记不说，恐怕现在的位置也难保。她把目标定在赶走贺子上，迫使她早日离开滨海。拒“敌”于国门之外，才能管住丁一。不料贺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早在房间门口走廊上等候莫莉，两人一对上号，贺子一言不发，就要拉上莫莉一道去市委找丁一要一个说法。一个日本女人为男女之间的事闹到市委，天下岂不是乱了。刚才还气乎乎的莫莉，一下子冷静了下来。丁一不是她的对手，但她不是贺子的对手，她从心里已败于贺子，底气显然不足了。这位日本女人显然不像越剧团那位女演员好对付，二千元钱了事。她说话的口气也软了三分：“我们谈谈好吗？”
“谈什么？”
“谈谈丁一与你之间的事情。”
贺子问：“是丁先生委托你来的？”
“没有。”
“那么，是我请你来的？”
“也没有。”
“既然是我们之间自己的事，又谁也没有邀请你来谈，这不是莫名其妙吗？”贺子说这话的时候把房间的门关了，并随口说了句拜拜，就把莫莉晾在走廊上。莫莉恨恨地跺了一下脚，骂了声洋婊子，就下楼回家，连班也不去上了。
雷国泰与赵明山在会议室分手后就让秘书和司机带上铺盖去群众告状最多的龙湾乡。县市委领导下乡带铺盖，这些年在内地也极为鲜见，何况雷国泰还是沿海开放发达城市的副书记，说明他是铁了心的。他来到乡政府时，出来汇报情况的是乡长杜平，原来的书记应武在越北宾馆风流一梦后，一直待在家里等候处理。雷国泰说犯了点事就连班也不上了，哪像个共产党的书记，一个同志犯点错误并不怕，怕的是不改正错误，让他带上铺盖跟我立功赎罪。应武得了圣旨，就乖乖跟着雷国泰去了离乡政府二十多里的湾里村。湾里村建在海涂上，低潮位时，村前有上万亩海涂。二十一号台风登陆冲毁海塘坝后，这万亩海涂连同村庄便没在茫茫大海之中，成为全市死人最多，受灾最重的村，也是市委、市政府确定修海塘坝后告状最强烈、上省城上北京人数最多的村。全村一千多人，签字画押的过了半数。只要做通了湾里村群众的工作，几千万元的摊派案就能化解。雷国泰的队伍就驻在破旧不堪的村办公室里。他们让村支书找了一个人做饭，就分头逐家逐户走访村民。市委书记上门，村民们很受感动，也掏了许多心里话。两天两夜的走访，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受灾后村民除了几间屋壳，几乎是一无所有，救灾款不够摊派款，加重了灾后农民负担；另一点是吊销了两艘渔船捕鱼执照，关押了三个带头抵抗集资漫骂乡镇政府的农民。雷国泰让乡党委书记应武把乡里两套班子主要成员和当事人都招到湾里村来，研究善后事宜。雷国泰说修筑海塘坝是市委、市政府决定的，是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跨世纪工程，市里分工由我具体负责。在摊派上出了问题，主要责任应由我负，但你们工作没有做细，没有做到家、做到户、做到人，出现了强行收取的现象，还抓了几个人，造成群众强烈的抵触情绪而告状。你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把好事办坏了，这就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水平问题，在以后的工作中要认真吸取教训。分管农业的副乡长说，湾里村灾情严重是事实，但这些渔民都很富，人均百十元钱根本不当回事，他们是故意跟我们作对。雷国泰说渔民无钱可拿‘清由可原，有钱不拿更说明你们乡镇政府工作没有做到位。大家商量了一阵，乡书记应武说，事就这么个事儿，理就这么个理儿，怎么办你大书记定吧！大家都说你书记定吧！雷国泰说晚上开个大会，就叫村民大会吧！
村民大会在湾里村小学操场上召开，临时搭了个台，拉上电灯，安上喇叭，几盏500瓦灯泡一亮，男女老小陆陆续续朝灯光涌来，黑压压的一片足有六七百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是来图个新鲜，凑个热闹。自从农村包产到户搞单干后，村里近二十年没有开过村民大会了，人们觉得新鲜。其次来关心一下告状的事儿有啥结果。
会议由村支书主持，村支书说请雷书记讲话，并带头鼓掌，台下没有响一声掌声，反而有几声流里流气的口哨。雷国泰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灰色夹克衫，一条深蓝色的裤子，头发灰白，红光满脸，身体像渔民一样壮实，声音洪亮如钟。他说晚上请各位父老乡亲来，主要是商量修海塘坝的事情。我先问各位父老乡亲两个问题，第一海塘坝该不该修？台下都说该修。不修行不行？大家都说不行。雷国泰说这说明党委、政府与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个问题是请大家说说海塘坝怎么修？有的村民说由乡里修，有的村民说由市里修，有的村民说由国家修，并说葛洲坝都是国家修的，海塘坝为什么修不得。也有村民说由村里和国家一起修。台下一番争议过后，雷国泰说请各位父老乡亲静一下。海塘坝要投资一个亿，是个大工程，单靠村里修不起，单靠乡里修不起，单靠市里修不起，单靠国家也修不起，只有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无钱无力的献一份爱心，众人拾柴火焰高。
这亿元资金哪里来，我先给父老乡亲们算笔大账。一是向上伸手，向省里和中央要，估计能要到一千五百万；二是市里政策性划拨，全市水利建设资金保证10％以上用于海塘坝建设；市和乡镇农业发展基金60％以上用于海塘坝建设。行政规费收入项目提取55％以上，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每年预算外资金包括罚没款收入硬性切出10％以上，各级财政开支的资金切出2％，造田改地资金切出30％，以上措施预计能收到二千五百万；三是多形式多渠道筹资，全市行政、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每人捐献一个月工资；全市饭店。旅社、商店、歌舞厅、收费公厕、汽车、拖拉机、摩托车，都要赞助，估计能解决二千万；三是把修海塘坝与海涂开发相结合，大力发展海涂种养殖业。海涂一次性承包十年不变，估计能收到承包费一千万；四是缺口部分由沿海片受益群众共同承担，每人100元，这就是大家向上反映的焦点问题，也是分歧所在。有一点我跟各位父老乡亲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集资摊派加重农民负担是不对的，但根据政策规定，每个劳动力每年承担15个劳动积累工，是有钱出钱，还是有力出力，请各位父老乡亲自己定夺。台下有的渔民说在家闲着没事，修海塘坝可省100元钱；有的渔民说交100元钱也是划算的。有渔民又问那打人抓人的事怎么办。雷国泰说一是道歉；二是承担医药费；三是够得上追究法律责任的一个也不放过；四是党政纪处分，做到一一有交代。尔后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没意见了。雷国泰说没意见就散会，大家就鼓掌，掌声响了很久很久。当夜，雷国泰回到湾里村办公室卷起铺盖便和秘书、司机一起去了海角镇。
第十章 陷害市长
刘琳南下考察回滨海的当天下午就去了丝织厂。
这十多天，由市纪委、监察局、公安、检察、工业局、审计局、审计律师事务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对丝织厂进行了全面的审计。刘琳看了审计报告和专题调查报告后，差点儿把美尼尔综合症给气犯了。从长达二十页的审计报告上看，刘琳留一下的丝织厂家产是三千万的固定资产，一千万流动资金，银行没有一分贷款。1993年开始败落，客观因素也存在，一是全国纺织行业全面滑坡，特别是丝绸制品在国际市场滞销，出口配额限制，国内市场又疲软，造成企业“无米下锅”没活干；二是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银行压贷，资金回笼又困难，三角债增多，使丝织厂出现市场和资金两难，形成恶性循环，迫使企业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三是丝织厂五六十年代的设备陈旧不堪，产品档次又低，花色品种少，又没有叫得响品牌，生产成本高于同行，产品市场竞争力脆弱；四是企业负担偏重，全厂共三千多职工，在职职工不到二千人，离退休干部职工接近一千人，他们工资和医药费总额占全厂50％，等于一个人干活挣的钱要养两个人。所以“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蛋”，职工没有积极性；五是改革力度没有到位。丝织厂改革先是实行股份制，动员全厂干部职11参股。由于职工太穷，拿不出股本，股份制便黄了。接下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搬进厂内，分车间搞承包。但企业又有一个通病即包盈不包亏，赚了是承包人的，买别墅买轿车包二奶，亏了是国家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庙穷和尚富，甚至把国有企业变成比私营还要私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哪经得起拆腾。但从主观上看，丝织厂班子的腐败和无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审计报告上说，1993年银行贷款一千三百万，当年亏损四百万；1994年银行贷款一千万，市财政为了扶持丝织厂也拿出无息贷款三百万，结果当年亏损七百万；1995年丝织厂临近倒闭，市里花钱买稳定，协调各家银行再贷给八百万，结果当年再亏八百万；1996年，丝织厂停产，职工每月发180元生活费，离退休干部职工工资每月按半个月标准发放。考虑丝织厂是个无底洞，银行停止贷款。下半年开始，厂里凡是能卖的设备包括废铜烂铁都掘地三尺拿去卖了发生活费。欠了电费被供电公司停了电，欠了水费被水厂停了水，欠环保站垃圾处置费，垃圾成堆，臭气熏天，无人过问。夜里一片漆黑，车间里长满荒草，哪像个工厂。1996年底，市外贸公司为丝织厂揽到了一笔加工十万条被面的业务，为了支持丝织厂作最后一次挣扎。市财政拿出三百万无息贷款，全厂干部职工集资一百万作流动资金帮助丝织厂恢复生产。机器仅转三个月就停了，其结果是应收款增加了三百万，市政府等于把钱扔进了别人的腰包。1997年春节临近的时候，为了过一个安稳年，市里又从吃饭财政中抠出一百万发给停产企业职工，并上门慰问了上百户特困职工。党政机关干部不发一分奖金，其中给了丝织厂三十万元。目前，市丝织厂厂房、土地及无形资产评估二千七百万元，债权九百万元，欠银行贷款三千万元，欠市财政无息贷款六百万元，债务六百万元，尚欠职工生活费三个月计一百二十七万元。帐面亏空不计利息七百二十七万元，实际潜亏已愈千万元，是严重的资不抵债企业。1993—1997年五年间等于败了五千万元，每年亏损一千万元。即使对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来说，也已是天文数字了。刘琳怎么也不相信这些阿拉伯数字是真的，但它们一行行排列有序，让她看去像天方夜谭一样荒诞。
然而更让刘琳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审计报告上说，1994年，厂里借口为稳定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养住企业人才，瞒着职工向市里提出了厂内办厂的要求。得到工业局同意后，在深圳成立了丝织品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后，由厂长情妇担任公司总经理、一级法人代表。名为厂级领导、中层干部和工程师以上的股份制公司，实际上作为该公司股东的股份占有者们没有出一分股资，而是从丝织厂一次性划过去公司开办费三百万。1995年在丝织厂频临倒闭的艰难时刻，置企业和职工生死而不顾，又划走三百万。近四年来，这家名为股份实为国有的皮包公司，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成为把国有资产转入个人腰包的中转站。既没有上交厂里一分钱利润，也没有付给厂里一分钱利息。来去飞机、宾馆吃注舞厅泡妞、新马泰旅游，都拿到厂财务处报销。这家办在深圳的丝织品制造有限公司成为这帮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的世外桃园。1995年，丝织厂为了组建省级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知名度，提出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发展思路，从企业流动资金中抽出两百万元把丝织厂门市部兼成品仓库的场所装修成夜巴黎娱乐城，集餐厅、卡拉OK、舞厅、室内高尔夫球、桑拿、按摩、茶室、棋牌于一体，吃。喝、玩、乐、娱、赌齐全。厂里高薪聘请原滨海市委书记、现任地区检察院检察长的公子于挺为总经理。为了合理安置本厂人才资源，由女职工自愿报名、于总经理亲自挑选了50名漂亮姑娘或风韵犹在的少妇，像红色娘子军连一样到夜巴黎做服务员。这些女工除厂里发给工资外，还有颇为可观的小费收入，搞得女工们对夜巴黎充满向往。一些穷怕了的女工在灯红酒绿轻歌漫舞中经不住金钱引诱走上了卖淫道路。厂班子成员到夜巴黎就像皇帝一样被女职工伺俸着，要你喝酒就喝酒，要你跳舞就跳舞，要你笑你就笑，要你上床就上床，稍有不听话的，就让你走路。三百万投资和厂里每年花到夜巴黎的上百万接待费，厂里没有得到一分红利和一分利息，税收又借特困企业给减免了，夜巴黎娱乐城几乎成为于挺的私人企业。这几年，在市场滑坡、企业经营困难、职工生活费和离退休干部职工工资难以保障的前提下，厂长的轿车换了三茬，开始是桑塔纳，后来换奥迪，再后来花一百万换成排量为四点零凌志，其他副职也都各显神通，坐上了红旗。厂长们车进车出比国务院总理都忙，但职工们不知道厂长们在忙些什么。
自从刘琳离开丝织厂后，厂里近十年没有建职工宿舍。三代同堂两代同室已司空见惯。有一对已登记三年没房子结婚又耐不住寂寞的夫妇到仓库里‘懈馋”，被厂警当小偷逮住传为笑话。而厂里却在1996年初，企业处于停产的情况下，拿出二百万元，建了六幢小别墅。名曰接待用房，实际上没接待过一个客户。小别墅建好厂领导就住上了，有的还金屋藏娇养起情妇。刘琳再也看不下去了，恨不得把审计报告和调查报告都撕碎了，自己和千百职工苦心经营的家当败在了一群败家子手中。她吩咐厂党委书记郭永川，让厂人事处把全厂职工花名册拿来，她要自己圈定参加座谈会人员，并指示厂中层以上干部一个都不准参加。郭永川笑笑说，现在职工跟你是冤家，你的茶也没有人倒了。刘琳说不喝。她又让吴景通知工作组长及纪检、监察、公安、检察各家派一位领导听听职工意见，提前介入。等参加座谈会的人员都到齐后，刘琳说今天请厂里的部分老领导。老职工和职工代表开个座谈会，不谈改革，不谈转制，主要想听听大家对厂领导班子的意见，主题是反腐败。腐败不反，改革就会偏离方向，改革就没有保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许多改革都是败给了腐败，在腐败中夭折。我们丝织厂的根本出路在改革，但当务之急是反腐败。大家听了都鼓掌。刘琳就让工作组长把审报报告和调查报告给大家念一遍，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要补充，有什么要求和建议可以提一提。希望大家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要放过一个坏人。刘琳话音落时，会场就沸腾了，发言很是激烈。一位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说，我的一生是跟党走的，我用我的党性担保，不向组织说一句假话。我原是厂财务处长。1994年夏天，厂长拿来三张共1。5万元的罚款单报销，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深圳市公安局开出的嫖娼罚款收据，每张收据五千元。我说嫖娼罚款不能报销，这是财务规定。厂长说这是工作需要，嫖娼也是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工作。客户要嫖娼，你就得满足他，否则跑了客户，三千职工就得喝西北风。我还是给顶了。另一笔款是我们丝织厂每年生产用蚕茧都是委托市供销社收购的。本地一级蚕茧是每吨3万元，二级蚕茧是每吨2。5万元，三级蚕茧是每吨2万元，全地区就我们一家丝织厂，加上生产形势又不好，基本能满足生产需要。1995年分管供销的副厂长却避近就远，从江西调进一批三级蚕茧，价格与本地一级蚕茧相同，这不是败家子是什么，我又给顶了。事后，厂长说为了照顾我的身体，让我当当顾问，财务处长让年轻人干，就把我免了。这两份证据我复印后保存至今。上一任厂长发言说，我不当厂长当顾问后，实际上他们不让我顾问，但我身在厂部，还是了解到一些内幕。深圳丝织品制造公司组建时，曾经从上海一批纺织企业购买了七成新的设备，但买设备的款是丝织厂付的，是有据可查的。守大门的老孙说，刘厂长你还记得我吗，1988年出事故我左腿截肢后，你就叫我守大门，说这个厂的管家就我当了。一直以来我是按你刘厂长的话去做的。去年五月，咱厂停产后，有五辆车子从咱厂拉了织机要开大门。他们拿着厂长的批条，说有五车报废织机援助给革命老区农民办企业，请放行，并注明这五辆车的牌照号码。我当了四十年织机修理工，一看就知道织机是哪一年哪一厂生产的，打走的全是新机器，是工人饭碗哪！当时比要我的命还难受。我打电话问厂长，厂长说咱再穷也不能穷了革命老区，再苦也不能苦一老区农民，革命职工不能没有革命感情，我的指令是立即放行。去年底，听说厂里接了一批业务，厂里要搞技改，运回了五车新设备。我做梦也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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