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的孩子-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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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正用双手握着自己的手，和他想象中期待的有着同样的质感、力度和温度。他还听见朋友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脑中马上就出现了天水坞杨树林尽头的土坝，和夕阳西下时的奇幻美景。

　　“听着，你先去，在那边等着我。我当然记得咱们争论过夕阳落下去以后去了哪里？你我最后都同意，它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灿烂着，是我们眼睛的局限看不见它而已。你说得对，夕阳后面的世界肯定更美，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弥补在这个世界里被自己虐待了的情感，因为没有了纠缠了我们一生的恐惧。我没有善待命运给我最好的礼物。。。先去吧，东光，找个有树林的地方坐下来等着我，我一定会来的。”

　　退休教师李东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终极快乐。他闭着眼睛向上看，感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带着朋友手上的余温和听到的耳语，他清醒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轻缓地向上飘去，离开了病床和窗户，向着天水坞杨树林后面正在下沉的夕阳飞去。

　　他的身体里似乎被注入了比活着的任何时候就都更多的活力和勇气，轻盈地、徐徐地飞进了生前看过无数遍的那片橘红色夕阳，随即被巨大的温暖包裹进去。他发现自己的形体消失了，溶进并变成了那浓郁色彩的一部分。

　　会飞的感觉太好了！他一生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也会飞，直到生命消失的那一刻。
一个被深藏的恐惧——省委书记齐天卓
2003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辆黑色奥迪A6颠簸着驶进了天水坞村边一片过人高的玉米地，在一个不易被人看见的拐角处停下。没一会儿，从车里下来一个体态微胖、头发花白，约六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他先朝四周看了一下，转身向车里的司机交代了几句话，然后用手拽低了头上浅棕色列宁帽的帽沿，开始独自沿着玉米地里的一条田埂，向村西那片杨树林走去。

　　高个子男人叫齐天卓，他边走边眯起眼向不远处的天水坞村张望。此时的天水坞村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收了工的村民刚回家不久，女人呼喊孩子回家吃饭和家畜兴奋的叫声交响成一片，让走在田里的男人听了感到一种久违的新奇和迷离。他穿一身黑色西装，脚上深棕色的牛皮鞋踩在高低不平的田梗上，显得挺吃力。看得出，他不是本地人。事实上，他过去与这个村子本没有任何联系，直到三十一岁那年认识了一个出生在这里的人，一个后来成为他一生中唯一能够称为是朋友的人。这个人几天前刚刚去世，他今天就是在开完他的追悼会后直到这里来的。

　　朋友的追悼会是在他教了一辈子书的乔县中学小礼堂举行的。这个学校的前身是西方传教士在十九世纪创办的教会学校，留下很多西式建筑，追悼会使用的小礼堂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小教堂。齐天卓请求学校让他参与安排这个追悼会，并支付了所有的费用。会场布置得很简洁，但是很用心，因为他知道奢华定会有违他简朴了一生的朋友的意愿。在小教堂的入口处，悬挂了一幅他朋友的学生画的巨幅墨荷图。

　　这所学校其实也是他和刚去世的朋友共同教过三年书的地方。不过三十多年过去了，除了一个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老清洁工和一个早已退休的老校长，现在的学校里早已经没人认识他了。

　　朋友几十年里教过的学生来了那么多，小礼堂几乎装满了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大都是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有的甚至是从纽约和伦敦搭机来的。他们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三、四十岁不等。一个三十多岁戴黑色墨镜的男子把几本泛黄了的旧书放在他朋友遗像旁的桌子上。书的名字虽然看不清，但从那人虔敬的表情和动作中，他能感到那些书在这个学生和他故世的老师之间肯定有着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故事。

　　一条挽联上的毛笔字写着：“感谢您用文学中的不朽灵魂在乱世中塑造了我们的灵魂，让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发出即使不太亮，却属于自己的光。”　

　　另一条挽联上写的是：“启蒙者一朝为师，终生为父。”

　　追悼会现场有一种很个人的气场，仿佛人人都是为了一个逝去的家人而来的。置身在流动的人群里，看着眼前的一切，齐天卓忽然感到自己对这个他一直认为曾经是生活中最熟悉的人的生命过程，其实是陌生的。这种意识让他脚发软，一种恐惧擒住了他。是一种来自彻底自我否定的恐惧，一种被自己欺骗了的恐惧。这突来的醒悟让他右臂的肌肉无法控制地痉挛起来，从轻微到剧烈。他小时侯喜欢在房顶上看书，一次下雨瓦滑，他在下来时摔断了右臂，从此就留下了一个遇到激动和紧张时就会颤抖的毛病。

　　齐天卓被列为追悼会的致辞人之一。看着眼前那些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对他的朋友来说曾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他犹豫了。他知道，先前准备好的悼词已经不适用了。他沉默了许久，然后抬起头对着众多双眼睛，艰难地说，认识这个人需要很久，也许到今天都还不行。他说自己没能做到，尽管他认识这个朋友除了教师身份以外的方面，比今天在场所有的人都多。他说他此刻才真正意识到失去这个朋友意味着什么。他说，你们作为他的学生，可能失去的是一位良师益友，而对于我来说，远不止这些。他徒然地按着自己急速震颤的手臂，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不久前，就在他的朋友临终时，他忽然发现自己不得不艰难地面对生命中一个被他有意无意地搁置了几十年、只与感情有关的过去。他看着病床上的朋友那张今后除了记忆将再也看不到的脸，那张在最后一刻仍是那样平静和深思的脸，一段一直被他刻意回避的记忆全部展开并复活了。他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朋友除了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自己的学生，一生从未向任何人要求过什么，尤其是自己。而他曾经给予过自己的，除了救命之恩，还有一生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给与他的友谊。

　　齐天卓开始不无惊恐地质问自己，他的生命是否在过去那个与情感有关的时刻被自己错误地改写了。这种颠覆性意识的忽然出现，给他带来的是突如其来的悔恨和绝望，他感到呼吸艰难。几十年来他在社会上的一切体面存在，一瞬间被什么无声却致命的东西击中了，然后爆炸，炸得很彻底，原有的一切如同被原子弹毁灭后的广岛，剩下了一片凋零和灰烬。

　　在来天水坞村的路上，车窗不断地闪过久违的乡间景物。大片长着庄稼的田地和零散的村落从他眼前顺序闪过，偶尔会出现一群羊和一个放羊的孩子，或是一、两个挖水渠的农民。



　　他重新开始了对朋友的思念，不同以往的思念。他感觉自己好像是一条被人放进了塑料袋里的鱼，一直以为那个袋就是海，里面的水就是海水；直到现在他被抛出了塑料袋才发现，他以为一直在维系自己生命的其实是以海洋名义存在的沙漠，并不是海洋。懊悔有时比死亡更难面对。他感到作为物质存在的自己虽然还坐在飞驰的汽车里，但灵魂已经被碾碎成无数眼睛看不见的微小颗粒，点点飘出窗外，飞进了暮秋傍晚色彩斑斓的天际，然后彻底消失。那自身消失的感觉竟令他全身突然松弛，接着是一种陌生的惬意。

　　齐天卓是中国北方某省的省委书记。由于他刚刚去世的这个朋友，使他的人生故事，尤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人生故事，充满了迄今大多数人仍无法接受的内容。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就像此刻他正在走向的暮色迷蒙中的杨树林的存在，也像世上其它无数人的故事，是由于其不愿被人面对的真实性才显得尤为可贵的。

　　齐天卓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毕业后被分配到乔县县政府所属的一家党报当了记者。他工作了没几年，由于能力显著，很快被升为副主编。

　　当时是六十年代初。在报社工作的五年里，齐天卓把整个乔县转了好几遍，不知不觉中对这块到处是历史遗迹的土地产生了理性欣赏之外的个人感情，尤其是对于那条建于隋代的大运河，他更是情有独钟。他用一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乔县两千年的历史演变和当地风土人情的书，书名是《时间的触摸》。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确信乔县一定就是作者的故乡，因为里面在讲述历史的同时还写进了很多只属于个人的情感。书被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在知识界得到了相当好的评价。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重复了人类历史上敌对意识形态之间产生的致命恐惧而引发的革命，导致了整个民族的长期混乱。那次突发的社会###，使原有的一切次序，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家庭的，瞬间就分化解体了，以至让人怀疑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几千年。蛰伏在普通人心里那些长期被传统文化中的个人行为规范挤压得麻木了的种种个人情感和需要，一夜之间都被唤醒了，并急欲借着社会###提供的机会得到合法的释放和满足。来自国家领导层关于推翻一切现行体制和造反有理的号召，让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小人物，都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的权利，还有把昨天还必须尊重的人在今天合理地当作仇人去随意施暴和惩罚的机会。　

　　齐天卓所在的报社里的一个编辑，把一本《时间的触摸》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并举报说该书里有多处对早年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赞美之词。他指的是书中提到的乔县县中学虽然早年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但该校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出众多国家精英和人才的事实。虽然该派出所只是乔县的一个基层治安部门，却因为当时已经瘫痪的公检法系统而越权将齐天卓关进了县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乔县监狱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犯人，多数是冤假错案的牺牲品。里面的条件糟得吓人，潮湿，黑暗，恶臭，饭菜永远是霉变的玉米面窝头和酱油汤。齐天卓所在的牢房里关着五、六个男人，手脚都被拷住了。他们当中有被村干部公报私仇陷害的农民，有因为家里穷偷了学校东西的农村小学老师，也有在县机关说错了话遭人诬陷的小办事员。囚犯们身上都有虱子，便桶就放在墙角那儿。不论他们原来是干什么的，这些囚犯在窄小、污浊的空间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全都变得委琐、计较、狡诈甚至卑鄙无耻。齐天卓在经历了几乎崩溃的最初两个星期之后，开始靠读《资本论》作为活下去的全部精神依赖。

　　《资本论》是监狱里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唯一被允许看的书。齐天卓始终相信马克思作为一个崇高信仰的创始人，是一个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伟人。他每天靠着《资本论》带给他的无止境思考空间和被激发出的精神能量，熬过了监狱里一个又一个令人发癫至狂的日子。期间，他曾多次被审问，被逼迫写悔过书，也挨过狱卒的拳打脚踢。

　　当看见牢房里那些昨天还是谦卑守礼的普通人恶毒辱骂并快意地互相折磨时，齐天卓开始怀疑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也开始思考一个政党的行为到底是被什么在左右着。

　　那是他被囚禁了三年后的一天，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初夏的一个午后，一个满头灰发和长着小眼睛的看守通知齐天卓去探监室，说有一个人在等着探视他。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或看守弄错了。作为一个反革命囚犯，三年里没有任何人敢来探视他，包括他的家人。他断定来人定是报社或县里什么部门派来给他洗脑的，因为这在他刚被关进来时发生过。

　　远远地从探监室门口望进去，囚犯齐天卓看见里面站着一个年轻的陌生人。此人中等个头，方脸，眼睛不大但颇有神，在楼道射进的昏黄灯影里闪着内敛而机敏的光。　

　　两个彼此陌生的男人首先互相对视了几秒钟，接着来者先介绍了自己叫李东光，是中学老师，目前任教的中学就是齐天卓在《历史的触摸》里提到的那所前身是教会学校的乔县中学。看守应探监者的要求关上了门，临走留下一句“不能超过30分钟”。

　　接下来的谈话完全出乎了齐天卓的意料。这个自称是中学老师的人，从一开始谈的就是那本导致自己被囚禁的书《历史的触摸》，而且他的气完全是在和一个作者而非囚犯说话。中学老师说，他很意外地在图书馆里看见了齐天卓写的那本书，颇为赏识。他说他出生在离乔县50里远的地方，后来一直在乔县中学教书，对这里非常了解，却从来没见过有谁像《历史的触摸》那样写过这个地方。他形容那本书像是写了一个有着呼吸和声音的人，还有他多变的命运。最后他强调他很相信书如其人的说法，因此想亲眼见见作者本人。

　　在来访者看似平稳沉静的谈吐中，有一种无法定义的东西吸引了齐天卓这个被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囚禁着，却仍然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囚犯。他开始依次回答李东光关于自己为什么以及如何写出那本书的问题。从对方专注的眼神里，齐天卓能感知到自己的话在被全部理解后，得到了欣赏和肯定。这让孤傲不羁、原本内向和不善言辞的齐天卓有了一种陌生而强烈的感动，因为这种经验在他的生活里几乎是没有过的。他忽然有了进一步打开被长久封闭着的内心的冲动——他仅从对方的眼神就肯定地知道，自己不必为这种冲动感到任何难堪和顾虑。他简直无法相信，在监狱这种绝顶龌鹾和无法无天的地方，自己竟能体验到被另一个人类完全接纳和理解的极度快乐。他因为激动右臂的肌肉不停地抖着。他开始对眼前这个陌生人谈自己在书中对历史和文化的更多思索和与之相伴随的情感、发问和感叹。他即兴地说着，感到自己仿佛走在一条无人的乡间小道上，两边的野花恣意开放着；他可以放心地呼吸，甚至唱歌都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

　　囚犯齐天卓继续说着，失控得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忽然，他停顿了几秒钟，似乎在体验和验证这一切确实都在真实地发生，但就连这个动作也被对方以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领会和接受了。一种不知名的情感开始猛烈地撞击齐天卓，他几乎有些晕眩。他一直是个孤傲的人，生活里除了工作关系之外没有什么私人朋友。他一向难以抑制地抗拒那些不能真正理解他内心世界的泛泛之交，情愿与书籍为伴。而此时此地，就在县监狱里这个狭小的探监室内，他迷惑了。一个陌生人竟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仅用他沉默的眼神就理解、接纳了自己，而自己由岁月形成的性格里的自我抑制，竟被对方四两拨千斤似的松了绑，并彻底改变了自己惯有的对人的感觉和反应模式。

　　那一刻，齐天卓知道一个奇迹确定无疑地发生了。

　　“你到这儿来就为谈这本书吗？”因吃了太多霉变窝头导致面色青黄的齐天卓问。

　　“不错，但更想见到书的作者。”探视者很坦率。　

　　“我是现行反革命，你不会不知道吧？”

　　“当然知道，”对方平淡地答，表情并没有改变。“我还想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有没有出去的可能。能谈谈吗？”

　　囚犯齐天卓咬着嘴唇低头不语了。但他再开口时，他青黄色的脸因为激动开始向红紫色过渡。

　　“怎么进来的？”他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国家机器的惩罚才被关进来的，”他尽量压着声音说，虽然探监室门后传出的呻吟和一个年轻女犯人的哭闹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

　　李东光却听清了他说的每一个字。

　　“你知道吗？”齐天卓的声音由于激愤而有些走音。“国家机器的不公正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我到了这里才知道，监狱里的所谓囚犯，其实太多都是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出于自卫或无奈才或偷或抢或杀人的。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从来都没有被尊重过，他们知道的只有被歧视和羞辱。一个人自尊的底线一旦破溃，就无异于毁灭了他的生存希望，或者等于不见血、不犯法地屠杀了他。这种人的犯罪不应完全归咎于个人。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不能够辨别导致犯罪的真正根源，被迫犯罪的罪犯就会层出不穷。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公正地给予每个人真正平等的权利和关爱，却想靠个人的道德意志来维持社会的公正和法律，这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大不公正。一个社会只有先去惩罚那些剥夺了人的自尊和希望的心灵犯罪行为，无论他们的当事人是家里的父母、学校的教师还是社会上以其它形式存在的权威，这个社会才能称之为一个成熟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公正社会。对弱者的卑视和对他们基本需求的无视，从来都是衍生众多犯罪的原始根源。惩罚他们是社会的耻辱。我相信，只要一个社会的法律只惩罚个体行为却不关心造成个体犯罪背后的深刻家庭和社会成因，那么这个社会和它的法律本身就是滋生、放纵和姑息犯罪的温床！”

　　李东光的眼里出现了见证北极光的奇幻色彩后的狂喜和惊骇。他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这样讲过个人犯罪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也从来不知道有谁能如此同情那些被惩罚、被鄙视，却实为社会牺牲品的囚犯们。震惊之余，他再次被说话人声音里的什么东西不可自拔地吸引住了。

　　“那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吗？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理想吗？”李东光忍不住问　。

　　“至少现在还没有。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更人道也更进步，可是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你看，现在的大###和我被关在这里就是事实。不过马克思说过，将来的社会一定会批判在它之前的社会，既使是共产主义也不例外。因为到了那时也仍会有不公正存在，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批判精神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前提和保障。”　

　　共产主义将来也会被批判——这竟然是马克思说过的话！李东光因为太感意外，竟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时看守推门进来说探监的时间到了。直到这个看守在门外问李东光囚犯是否听从了他的思想教育并有悔改表现时，齐天卓才知道中学教师是用了什么理由来这里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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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躺在那间臭气依旧的牢房里，齐天卓第一次感到恶臭不那么刺鼻了，周围的人也是可以容忍的了。当天晚上他彻夜难眠。李东光闪亮的眼睛占满了整间牢房。

　　在回学校的路上，中学老师李东光一直想着刚才囚犯李天卓说过的话。“一个社会不能靠惩罚个人的冲动来减少犯罪；缺少对个人真正人道关怀的制度，才是无数社会底层人犯罪的根源。”这些话让他心惊肉跳，也迫使他的思维进入一个从未涉足过，却是激动人心的陌生领域。

　　一团破碎的大字报飘落在人行道上，摊在了他要走的路上。他用脚一下把它踢开，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也必须为那个囚犯做些什么。

　　那以后他又去县监狱见过几次齐天卓。

　　大约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五个多月后的一天，齐天卓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之前他被告之，他的案子是个错案，他被冤枉了。刚一出监狱，刺眼的阳光加上四周农田的开阔和野花的清香几乎让他当即昏厥。然后他看见中学老师李东光就在一边站着等他。他明白自己的被释放肯定与这个现在已经成为朋友的人有关系，虽然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办成这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当他想问起这件事时，朋友却向无边的麦地望去，只轻淡地说，他应该感谢自己的运气好就行了。

　　听了这话，齐天卓什么也没说。一脚迈出这个本要被关上十五年的监狱，他心里只有刻骨铭心的感动。一个人一生中“文章遇知己”和“沦落遇恩人”这三生有幸的两大幸事都让他遇到了。

　　直到十多年以后，齐天卓在当上了某市市长时，才从当时的乔县监狱早已退休的负责人那里了解到，当年李东光是靠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手表，自行车，然后给当时的监狱长，一个小学没毕业且嗜酒如命的人送了三瓶茅台之后，后者才想办法托人改判了齐天卓的案子。而李东光是如何了解到这个监狱长的嗜酒习性，他就不得而知了。

　　齐天卓出狱后再没有回他原来的报社。李东光向乔县中学校长推荐齐天卓教高中语文，顶替一个一年前去外地搞串联后已经不打算回来的女老师。该校长基于对李东光的信任和对齐天卓当过报社副总编这一背景的赏识，便同意了。那年，李东光二十八岁，齐天卓三十一岁。

　　当时的乔县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过还没有停课。不少学生开始不来上课，去参加写大字报和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齐天卓和李东光每天上课，去食堂吃饭，都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他们都不想卷入学校的政治活动，有空就一起看书，散步，争论着他们那个年龄的男性头脑里必然存在的无穷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的、哲学的和文学艺术的。后来，乔县中学和全国学校一样，也全面停课了。李东光和齐天卓借口说他们要去外地串联，一起离开了学校。

　　他们躲到了五十里外天水坞村的李东光家。李东光守寡多年的老母亲很喜欢儿子的这个朋友。就像所有的农村妇女都喜欢看见读书人一样，每次他们一回来，她就会咧着掉了几颗牙的嘴开心地笑，并不停地用衣袖擦着泛红的眼睛。

　　虽然那场政治运动也遍及了农村，但政治对于农民毕竟不如种地吃饭那样重要，他们的日子比起县中学的日子要平静很多。傍晚，他们喜欢去村西边的杨树林里散步，争论问题，追野兔，尝野果，学鸟儿叫，或认真地欣赏每一棵树的不同。

　　杨树林的尽头有一个高五、六米高、长几十米、宽一米的土坝，面对着大片农田，上面长满了野草和藤蔓。李东光的老母亲说，那坝原是早年间为防洪水修的堤坝，后来多年没有发水就废弃了，土被人挖走，就只剩下了那一段。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着迷般地每天都去土坝上欣赏惊心动魄的日落，看其不重样的美和融化一切的壮美。站在土坝上往下看，世界似乎瞬间缩小；躺在上面的草丛里向上看，又有身在挪亚方舟上的感觉。他们喜欢在日落后静静地躺在草丛里，不说话，听昆虫庸懒单调的叫声，吸着混杂着草叶和野花的空气，感觉着世界在自然中的瞬间存在。那种时刻总让他们感觉置身于地球上的一方净土，尽情享受着乡村清贫物质生活中精神和感情上的富足。

　　如遇到雨天，他们就待在家里看书或写毛笔字，讨论书法可能对人的思维和审美产生的影响。他们也会帮助李东光的母亲剥玉米皮、劈柴、推磨或喂猪。

　　一个初夏的傍晚，在杨树林尽头的那个土坝上，发生了一个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瞬间。那一天，他们在林子里谈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还会持续多久，二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他们将会做什么等等。他们为个人在面对社会动荡时的无能为力和微不足道感到沮丧，同时又强烈地感到他们的胸怀和头脑分明能理解和装下整个宇宙。即使在当时那个恐怖而混乱的年代，躲在天水坞村杨树林里的这两个年轻人也爱着这个世界，他们只是苦于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能证实自己存在价值的途径。苦闷和迷茫让他们伤感起来。

　　齐天卓背靠着一棵长着结节的大树站着，长时间望天无语。忽然，他眼泪涔涔而下。他对坐在一边树墩上的朋友说，他此刻全懂了古人在诗词中所抒发的幽哀情怀，感到与他们的呼吸和情感的起伏是脉脉相通的。他为自己和朋友作为两个才智充沛的人，却是天下大事不可为而伤怀。李东光完全明白朋友的心，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抬头望着从上面树叶间露出的天空，竭力让自己的眼泪不要流出来。

　　他们再一次登上土坝时，夕阳烧得正红。下面大片葱郁的麦苗壮观地延伸到视线的极限，金属般的霞光把它们变成一片了金色而恬静的火海。田间散落着几棵桃树已率先开出粉白色的花朵，此刻也全被涂染成了金红色。空气中湿湿的泥土味与农作物的青涩味混合在一起，放肆地冲进他们的鼻孔，让他们感到了语言难以表达的阵阵愉悦。

　　突然，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正在谈论的事情——大概是关于哲学或政治的话题——似乎是因为眼前溢满生命的自然景物和夺人心魄的色彩一下减弱了他们继续谈论人类社会的欲望。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不想再说什么了。于是他们就那样站着，好像有人命令他们此刻只需要用感官去感觉眼前的一切，忘掉所有其它的存在。

　　那是一个人在宇宙中不可能不感到爱的时刻。麦田的上空有燕子掠过他们头顶时尖细的欢叫声，有近处的虫鸣和远处什么地方孩子的打闹声；正前方的田里有一些小小的身影在缓慢地移动，不时传来因为远而显得绵软悠长、时断时续的男人吆喝牲口声。

　　就在这被落日营造得如神话般绮丽而热情的空气里，他们同时听见了一种没有声音的声音，一种在瞬间用感觉才能听见的关于情感的声音，一种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在世界上存在着的声音，却第一次被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生命中听见了。上天从来没有把这种瞬间体验局限在人世的某一地点、某一年代，或人类特定的性别和年龄之间。它的发生如同春天里许多经过冬天漫长的等待必然破土生发的植物一样，没有预谋，没有意识，没有选择，却像每一个婴儿的出生一样地自然和不可避免。

　　感觉到那个柔润清亮如天籁般的声音，齐天卓心里然涌起一波类似当年在县监狱中有过的巨大感动。他想永久地留住那种感觉。那种感觉里有对无声地理解自己此刻感觉的那个人的感激，也有对整个宇宙为此刻而存在着的感激。　

　　他们对视时，都感觉对方不再是一秒钟之前的同一个人了——他们都在听见那个天籁般声音的同时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具有神性、充满了生命原本活力和愿望的人。但是，发现自己内心的新大陆既是一个令人心魄摇撼的伟大瞬间，也是一个令人无比恐慌的时刻。因为它仍属于被人类按需要和定义归类过的主要情感范畴之外的存在形式，无论它早已在人类生活中存在了多久。

　　齐天卓因为右臂抖得太厉害，身体也跟着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