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的孩子-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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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突然镰刀抢走，扔进河里，然后撒腿跑到桥上去看那个小伙儿边骂边卷起裤腿下河去捞。桥上桥下哄起一片尖叫和笑骂声。人群里，当了婆婆和结了婚的媳妇们对这些少男少女的把戏根本不理会，她们边走边不停地猫一下腰，麻利地拔起一把田梗上的野菜或杂草，团起来夹在腋下，等着到家后喂家里的猪和羊。而中年男人们大都低着头走路，眼睛只盯住脚下的地面，乏得连一句话也不想说。不远处，天水坞村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冒着炊烟，村里不时传来女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声。那叫声儿忽大忽小，忽高忽低，拖长的尾音儿像京剧唱腔似的宛转多变。她们喊着“二妞”，“天柱”或“金锁”时，声音里混合着各家的鸡、狗、猪、羊的急切叫声，像是在集体伴奏。所有这些声音都加快了回家人的脚步。

　　沉静了一天的天水坞每天都在这时第二次醒来。

　　又到了一年里最忙的麦收季节。天水坞那些看不到边的大片麦地已经熟透了，热风掠过，饱涨的麦穗发出阵阵诱人的摩擦声，让人想起了馒头的味道。收工的人这时都已经到家了。在一块已经收割完并已被翻耕过的地里，一个看上去有六十来岁的矮个子村民和一条黑母牛仍旧留在那里，似乎并不着急回家。给他拉墒的小孩儿也早就跟着大伙回家了。这个人叫李重，是天水坞最好的扶犁手。此刻，他坐在深插在地里的犁把上，有节律地抽着烟袋。铜烟锅里的红光被吸得一明一暗，映出他黑褐色方脸上的条条纹路。他头上有一顶褪了本色的毛时代流行的蓝布帽子。帽檐下，他那双深藏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弥散的神情，似乎已经和他此刻身处的环境失去了应有的逻辑联系。他眯着眼缓缓地吐出一团团烟雾时，总小声说几句什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和无边的麦地或色彩斑斓的天空在神交。他的身子一动不动，从后面看仿佛是一尊因年代久远和绣迹班驳而被人遗忘的旧铜象。　　

　　李重有个习惯，喜欢在别人都收工后独自在地里坐着，直到抽完两袋烟才回家，耗时大约半个多钟头。不过今天他早就抽完了两袋烟，却似乎仍没有回家的意思。拉了一天犁的黑母牛不安地倒换着巨大的蹄子，喷着鼻响，不耐烦地示意主人该回去吃饭了。这头母牛跟了他七年，他们对彼此的脾气和习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今天母牛却不明白她的主人为什么反常地在这空旷的地里坐这么久，早就超过了平时应回家的时辰。天上这时已经布满了橘黄和蓝紫色的云块，一团团地悬浮在西边正黯淡下去的天际，仿佛又一次被匆匆离去的落日抛在了身后。



　　李重已经开始抽第四袋烟了。

　　李重是个聋子。但是天水坞的老人们都知道他的聋不是天生的。作为村里唯一的地主李大元的独子，当年他读完乔县中学后没有按照他父亲的心愿在家继承家业，却在他父亲逼他完婚后就离家出走了。李家人碍于面子，就说他是去外面上大学了。但是他走后十八年里却没有回过一次家，包括他父母在土改后先后去世。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被几个红卫兵从他当时正在教书的济南押送回了天水坞，因为他被人揭发是地主阶级的后代。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聋了。关于他是怎么聋的有几个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红卫兵打聋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回来后被气聋的。最玄的一种说法是他根本就没聋，是在装聋，因为他的眼睛有时让人感到他不但能听懂别人说话，甚至反应比不聋的人还快。每当村里的年轻人故意用手比划着问他的耳朵到底是怎么聋的时候，李重就总以一副听不懂的样子，或是聋子爱打岔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后来就再没人问起他这件事了。

　　李重的故事是很多还活着或已死去的人们一生的缩影。尽管内容可能不尽相同，但其中包含的生活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一个人默默无闻地追求了一生却无果，仍要继续活下去的人生境遇是一样的。

　　李重的父亲李大元解放前是天水坞村唯一的地主，村子四周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他家的，由他分租给村民耕种。小时候的李重从来不喜欢呆在李家的深宅大院里，除了在家上私塾课，他总是想法偷跑出家门，去找村民的孩子玩。李大元对此深感不悦，但因为儿子书读得很不错，加上自己常年有病，也就只好随他去了。

　　夏天的午后，李重和村民的孩子们一起到黑鱼河里去游水，摸鱼。他们喜欢潜到清澈的河底去捞黑皮的蛤蜊和螃蟹，运气好时还能用网拦到美味的黑鱼。有时，他们一起恶作剧，把西瓜皮扣在头上然后把头放在水下游，岸上的人以为他们是漂浮在水上的一些瓜皮，并不知道底下还有人。然后，这些孩子突然从水里跃起，大声一喊，常常吓坏了岸上走过的人。他们也喜欢在杨树林里捉鸟，爬树，摘果子、堵蛇洞。。。一直玩到太阳完全沉到林子后面去。这时村里的女人们就会象唱歌一样呼着自己孩子的乳名，叫他们回家吃饭。孩子们随即饥肠辘辘地往家跑，脚脖子上挂着水草，身上沾着树叶和泥巴。李重跑在他们中间，自在轻松，心里的欢快是后来一生都再也没体验过的。

　　村民的孩子有个百玩不厌的游戏，也是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小时候乐此不疲地玩过的，那就是随意在孩子里靠抽签选出一个男孩和女孩结婚拜天地。游戏总是在杨树林里玩的。孩子们把粗细不同的木棍和树枝绑在一起，做成一个带帘子的轿子，然后四个男孩抬着它去接新娘子。抽签当上新郎的小男孩儿从来都不知道轿子里跑进去将要做他新娘的小女孩是谁，直到拜完天地后他掀起她头上盖着的红布。他们的长辈就是这样结婚的，而他们自己就是这种婚姻的果实。　　　　

　　游戏中最令人向往的就是揭掉红布的那个瞬间，因为无论新娘和新郎是谁，那一刻让两个孩子体验到的都只有单纯的惊喜。在这个游戏里，新郎和新娘从来都是幸福的，这也是这个游戏被百玩不厌的原因。

　　在一次乱哄哄的抽签之后，轮到了李重当新郎。大家开始手舞足蹈，拼命用嘴模仿着吹唢呐和放鞭炮的声响。四个男孩子把坐上了新娘子的自制轿子抬到李重了面前，放在地上。八岁的李重兴奋得不知所措，头上直冒热汗。他终于挪到轿子跟前，再三犹豫，同时心里浮出了无数幻想。里面的小新娘子实在等不及了，就喊了起来：“你到底是谁，快一点呀！”慌忙中，李重破了顺序，还没有先扶新娘子下轿拜天地，就撩开帘子，然后迫不及待地拉下了小姑娘头上的红布。他终于看见了他的新娘子，村里车把式最小的女儿，六岁的胖丫。她的两根小辫儿垂散着，流着鼻涕，头上有几朵刚摘的白色小野花，脏兮兮的小脸蛋因为兴奋变得红通通的，好象树上的山里红。胖丫一看见李重，就张开掉了两颗门牙的嘴开心一笑，李重不由地跟着笑起来。李重刚想把自己的小新娘扶下轿子，胖丫却自己跳了下去。“放下我，快放下！”她尖细的喊叫把树林里的鸟惊飞了一片。“我掉了一只鞋，不找回来我爹会揍死我的！”她光着一只脚一路往回飞跑，松开了的小辫儿在肩上来回拍打着，身后留下她吸鼻涕和喘不上气来的嘎嘎笑声。

　　李重后来再也没有忘记他第一眼看见那个掉了两个门牙和一只鞋的小新娘时的惊喜。

　　十三岁时，李重被父亲送到离家很远的乔县中学去读书，那是方圆几百里最好的学校。该校早年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校舍多是西洋建筑，有钟楼、教堂、由洋人名字命名的教学楼，还有带舢板的湖和大片的草坪和松林。李重在那里读书时，学校里还有好几个洋教员，教授英文和中国当时还没有的科学，比如无线电技术和养蜂术。在中学的六年里，李重爱上了学校图书馆里的藏书，像饥饿的人尝到了美味一样，他把课外的时间都用在了阅读上。六年里他一直住在学校，即使过年过节也不愿意回到天水坞的家去。

　　1948年解放前夕，地主李大元的身体日渐病弱，一直翘首盼望儿子高中毕业后就能回来继承家业。可是，终于从学校毕业的李重，似乎比过去更不愿意待在家里了，他总是找各种借口到外面去转。村里人看见他经常一个人走进杨树林去，或蹲在黑鱼河边，看着流过的河水想心事。

　　李重刚从学校回来时，曾在村里遇到过他小时候的玩伴，可他们的相见却给了他不小的震动。六年里，当年那些小男孩已经长成了小伙子，每天下地和村民们一起干活儿了。一起玩儿过的小姑娘很多都已经嫁人了。再次见面，他们能相互交换的只有客气的问候和满眼的陌生，然后就是尴尬和沉默了。李重从他们的眼中和晒黑的脸上看到的是麻木和对命运安排的无条件顺从。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是在为他的父亲李大元，也就是在为他自己种地。他感到一阵阵失落和恐惧。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李重心里的躁动和不安与日俱增，他无法面对父亲对他今后生活的安排。逃走的冲动开始在他心里浮现。　

　　看着整天在外面闲逛，根本无意过问家业的儿子，李重的父母曾几次背着儿子请来了村里的一个老女人在家里烧纸，驱赶据说是牵走了他们儿子魂魄的恶鬼，但却都没见成效。最后还是一个亲戚的话提醒了李大元：“试试让他成家吧。”

　　被媒人挑中的姑娘是三十里外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据媒人说，这个叫莲芯的姑娘相貌出众，生性安静顺遂，聪慧体贴，一手女红最是远近闻名。李重的父母很快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当李重告诉李大元他还不想结婚时，李大元竟以死相胁。李重后来在杨树林里转了三天，最后屈服了父亲的安排。

　　李大元家办婚事是天水坞发生过的屈指可数的几件大事之一。李家分给每户村民五斤猪肉，十斤白面和两瓶二锅头酒。全村能走动的人几乎都去李家的大院贺喜了。

　　在振聋发聩的鞭炮声中，新郎李重心不在焉地掀起了花轿上的绣花帘子，然后看见里面端坐着一个一身腥红绣花锦缎衣裤，裹着小脚的女人。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新娘的个子可能比自己要高。最后，拜天地时，在一村人眼睛的注视下，他终于掀起了新娘子的红盖头。那一刻，他全身战栗起来，恍惚中他意识到自己还想在他面对的这个真新娘子身上找回那个掉了两个门牙又丢了鞋的六岁小姑娘的影子。可是他真正看见的却是一个皮肤白净、长着丹凤眼的十七岁新娘子，她低着头，连眼睛都没抬。李重手一松，盖头又落了回去，也关闭了他寻回童年往事的梦。

　　新婚之夜李重独自在墙角的一个椅子里僵坐着，一直没有动。

　　不久，有在杨树林里拾柴的孩子说看见李重一个人在里面来回走，或站在树下发呆，还自言自语着什么，很认真的样子。在一个有雾的清晨，李重只身离开了天水坞，没有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一个早起拾粪的老头儿事后回忆说，好像在通往村外公路的小道上看见了一个像李家少爷的人提着一个箱子匆匆走过。

　　离家后的李重，先进了山东一所大学学习他喜欢的建筑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东的一所中等建筑专科学校当老师，一教就是十几年。在那些年里，他一直都想忘记和天水坞的家有关的一切回忆，直到大约他离家六年后有一次外出时遇到了一个从天水坞来的远房表哥李东光，他当时在乔县中学教书。他们在一起吃了饭。李重从表哥那里才知道，他走后一年村里就实行了土地改革，他家的地全部被政府没收，归了人民公社。他的父母也在那几年里先后去世了。而他的媳妇莲芯土改时被赶出了李家大院，因为不会干农活，生活一直过得比较难。

　　李重听完，半天没说什么话，只是不停地抽烟。分手时，李重托李东光给莲芯带去了一些钱。

　　那天晚上李重失眠了。从小他就很难与自己的父母亲近，更多的时候是和奶妈和佣人混在一起。李大元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常年咳嗽多于说话；而李重的生母因为家里有个年轻她二十岁的二房太太，心情好的时候不多，后来还偷偷地抽上了鸦片。当这一切不愉快的记忆忽然现在都可以消失时，他似乎得到了期待已久的解脱，可同时却又感到一阵莫名的伤感。虽然自己的一部分已经死去，但无论它有多丑恶，毕竟也是组成自己全部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厌恶，也是太熟悉的一部分。从那天起，李重认定自己今生不会再与天水坞有任何联系了。

　　文化革命开始那年，李重已经在那所建筑专科学校教了十二年书，一直都是个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在此期间，他一直隐瞒了自己是地主出身这个令他自卑的事实。可是，在那场家庭出身决定命运的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就受到了隐瞒家庭成份的惩罚。当时，对一切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阶级实施武力是合法的革命行动，红卫兵就是执行者。在一次全校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一个叫吴双的红卫兵，也是李重的学生，极为激动地冲上台去，宣称自己受了李重政治上的欺骗。吴双是工人出身，由于悟性高，对所学教的设计知识常有不拘泥理论的独到思考和视角，一直都是李重最赏识的学生。因为他家里生活困难，李重便经常在经济上帮他一把。其实，李重一直在心里把这个比自己小将近二十岁的十六岁男孩儿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吴双也对李重有着除了尊崇以外，也一直有着比对自己父母更近的依赖感情。这个雄心勃勃的学生曾经告诉过他的老师，说他将来一定要设计出让中国人记住的建筑作品来，超过苏联人已经在北京建成的著名十大建筑。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那场革命开始后的短短几天里，就变成了造反派和革命对象的对立关系。当学校第一次宣布李重隐瞒了自己的地主身份时，吴双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被骗和遭到背叛的狂怒在他心里骤然迸发。那种突如其来的醒悟，带来的是令人窒息的侮辱，好比一个热恋中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深爱的居然是一个最不该爱的人。面对全校的师生，吴双睁着因熬夜和痛苦而变得通红的眼睛，狂暴地哭喊着说，他的爷爷就是解放前被地主迫害致死的，所以他一生都痛恨地主这两个字。说完，他一下转向站在他身边低着头的李重，突然伸出右手猛地抡在他的右侧的脸颊上。那一击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包括了为他的爷爷和一切受过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穷人复仇之恨。

　　就在吴双抬手打向李重的一瞬间，他俩的目光有一个极短促的对撞。李重惊奇地在自己学生的眼里看见了发自灵魂深处的令他感到极为陌生的仇恨，赤裸　淋漓，毫无伪装。而他的学生也在那个瞬间在自己老师的眼中看见了因为对发生的事不可置信而产生的对人的巨大惶恐。当李重听到右耳轰地一声炸响后，眼里的世界就完全崩坍了。看着昔日站在讲台上的老师现在瘫倒在地上，吴双心里没有丝毫后悔，只有厌恶和复仇后的快意。

　　没有人送李重去医院，他被抬回了他在学校的单身宿舍。他一个人躺了几天，醒来后发现一只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几天后，另一只耳朵也逐渐失去了听力。就在这时，学校通知李重，让他准备好回他的老家天水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监督改造。

　　一个人躺在单身宿舍的那些日子里，没有人来看过李重。比挨打更难忍受的是一个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吴双突然生出的对自己的切齿之恨是从哪儿来的？他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会导致阶级之间的不满和仇视的理论，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天水坞那个有着太多压抑却从来没有笑声的家。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是村里任何一个村民的孩子，只要不是李大元的儿子。可是吴双是个解放后出生的孩子，对他来说，地主剥削农民只是个书本里的概念而已。概念为什么也能对人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为什么他会对自己，一个只因为与地主家庭有血缘关系的人产生这样炽烈的恨，并敢于动手打向他？是谁教给他的？他是个爱幻想、喜欢思考的学生，从来没打过人。难道人就可以如此简单地生出仇来，将另一个人变成敌人来恨吗？

　　李重想起吴双有一次告诉他说，他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总是因为各种事情用东西打他，无论是不是他的错。说的时候他握紧了拳，咬着下唇，但是委屈的眼泪还是掉下来了。李重记得自己当时很感动吴双对他的信任，并坦率地告诉这个男孩子，他自己和父亲的感情也很淡漠，所以能够理解他得不到亲情的难言之痛。那天，他们因为都触到了心灵里藏匿很深的痛楚，两个年龄悬殊的师生都流了泪，说出了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羞辱的情感经历。之后，吴双由于被老师完全理解和接纳而感到内心一下轻松了很多。他看着李重，心里涌动着难以形容的感激，暗自认定李重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就这样，李重一个人躺在床上固执地想了好几天关于吴双心底的仇恨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但是没有结果。

　　在李重被本校的红卫兵送回天水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那是他离开天水坞后多年里总重复做的一个梦，一个彻底乖张离奇的梦。在那个梦里，他不明原因地又回到他一直惧怕回去的天水坞。奇怪的是，所有天水坞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看到他回来的那一刻从四面八方向他跑来，跑动的速度快得那么不合情理！他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个晃动的、离头有半尺高的白色光环，那是他在西方油画中见过的天使头上的东西。在那群奔跑的人中，有小孩儿，有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也有背和腿都弯曲的老人，还有裹着小脚和抱着孩子的女人们。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热烈而焕发的光；老人们的白发和胡子随风向后飘舞，仿佛是燃烧的白色火焰。在这显然不合情理的画面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意，把这一切看似不可能的存在都合理化了。被天水坞人围在了中间的李中惊异地发现，那些熟悉的、被生活打磨得疲惫不堪和麻木了的村民的脸，都被与年龄无关的激情点燃了，好象炉灶里飞射的火花。接着，李重把全村人都带到一个由他亲自设计建造的白色大厅里，然后给围坐在他面前的天水坞人讲起了外面世界和人。从村民的眼神他看出来了，他们竟然都听懂了他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沟通的成功让他欣喜若狂，因为那是从来都不可能的事。他也看见了那个曾做过他的小新娘的赶车人的小女儿胖丫。奇怪的是，她仍旧梳着两条松散的小辫子，流着鼻涕，张着没有门牙的嘴在笑。每次她总是坐在人群的最前面，只穿着一只鞋。



　　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在李重被送回天水坞后的那个夏天就消失了。他明白了：梦只能在远方，一旦到达了彼岸，它就失去了所有的魅力和存在的理由。

　　被送回天水坞那年，李重三十八岁。　

　　时间象黑鱼河里的水，并不因人世的沧桑而改变什么。太阳东升西落，四季照常更替，麦子播种了又收获；村里的年轻人结婚、生子，老人们先后生病死去，然后被埋在村后的坟地里。那场进行了十年的文化革命，象夏天的雪一样，没人真正知道它为什么忽然就落了下来，等它结束时，村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走了。在那次革命中发生过的太多难以忘却和令人叹息的往事，已变成村里的老人们在闲聊时总也舍不得放弃的话题，而对年轻人来说，它却更像一个似真似幻的历史传说。

　　李重在天水坞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村民，一个出色的扶犁手。他犁出的地，就像精心打造的工艺品，人人称奇，村长也因此将犁地的活尽量派他去干。大家都说，李重的老婆莲芯是用针绣花布，李重是用犁绣地球，两人都有一双离奇的手。李重和其它村民一样，每天按时出工，年底再去领工分、换口粮。已经五十多岁的他脸已被晒成了黑黄色，额上有很深的沟纹。和村民一样，他也穿一身黑衣裤，走路时背和腿也开始有了弯曲的弧度。

　　李重和他的老婆莲芯住的房子坐落在村子的东北角，只有两间小屋，过去是村里存放种子和堆放农具的仓库。后来东西放不下了，村委会就盖了一个更大的库房，让当年从李家大院搬出来的莲芯住在了里面。小屋里除去占了一半空间的炕，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衣柜，剩下的就都是李重那数不清的放在纸盒子里的书了。书多，地方小，莲芯便把放书的盒子都排码着往上摞，然后盖上旧布。

　　每天吃晚饭，李重都要照例喝上一小盅65度的二锅头。他一般分两口喝干，就着莲芯给他准备的花生米、豆子或其它腌制的东西下酒。吃过晚饭，如果没有别的事，李重就会盘腿做在小炕桌上的煤油灯边看书，或不停地写写画画什么。只有此刻，沉默了一天的他好像才被酒精唤醒，变成了一个与白天截然不同的人。他会边看书边出声地笑起来，或突然用手掌猛击自己的膝盖，高声说：“啊呀，怎么能这么说？这不对嘛！”或者是，“不错不错，就是这样，实在是太妙了！”

　　李重看书时会忘了自己的存在，如同他独自坐在农田里看晚霞时一样，完全消失在另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时空里。在那个他自己搭建的避风港里，他对现实的抗拒变得不那样坚硬了，好象被音乐融化、抚摩过一般，世界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李重家小屋的衣柜顶上，放着一捆捆质地粗糙颜色发暗的纸张，都是从村杂货铺买来的。李重不看书时就用铅笔和尺子在那些纸上描画各种设计图。那图上画的都是天水坞人从来都没见过的建筑，有精美大气的楼宇，博物馆，各种桥梁，宽敞的街道和公园，还有被农田包围一栋栋独立的小房子，颜色不一，好象童话故事里的存在。每画上一会儿，李重就把图纸放在一臂之远的位置，眯起眼睛来回端详，然后拿起橡皮擦掉什么，再添上或改正什么。没人知道他画的是地球上的什么地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总是画，没有任何目的，只为把构建在他心里的虚拟世界借着酒劲勾画出来。

　　临睡前，李重把画好的图纸卷成捆，再放到柜顶上去。回到天水坞的十几年里，他画的图纸越积越多，柜顶上放不下的捆都被编上了号，整齐地堆放在墙角那些书盒子旁边。

　　每当莲芯看到那些堆积起来的厚纸捆，就会感到那里面装着的其实都是李重平日里不能对她说的话，也是无法对任何一个天水坞人说的话。

　　十几年里，李重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那个困惑了他多年的问题，即他的学生吴双到底为什么会在文化革命开始时突然如此地仇视他，似乎他们从来都不曾是师生和朋友，从来都不了解对方是谁，也从来没有让对方看到过自己内心最软弱的某个地方。

　　他喜欢黄昏时一个人留在空旷的农田里边抽烟袋边想这个问题。一年年过去了，他没有找到过答案，一些假设也都最后都被他否定了。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很普通的黄昏里，他透过烟袋里的烟雾看着就要消失在杨树林后面那红澄澄的落日，再一次忍不住地想起这个问题时，他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宛如醍醐灌顶，一切忽然就都有了答案——他想起了自己当年一个人在山东上大学时发生的事。

　　那时他十九岁，离开天水坞的家后在济南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谁也不认识，加上从农村来，他与城里的学生隔隔不入，被深重的孤独和自卑压得很难受。他发现自己孤僻的性格很难交到朋友。尽管他学习很不错，却始终无法排遣堆积在心里的郁闷。终于在大学二年级时，他开始偷偷地酗酒，并想通过做一些疯狂的事来帮助他减轻出身的自卑给他带来的苦恼。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学校里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为了让别人接受他，李重也参加了那些活动，并始终小心翼翼地没有让任何人发现他的酗酒问题。在那种心境下，他几乎不可能像其它同学一样去体验他们那个年龄的人都自然渴望的自豪感和价值感。

　　酗酒后，他曾放纵过自己，也做过一些荒唐的事，这些都帮助他产生过虚幻自豪感。他曾执着地暗恋过同班的一个女生达两年之久，在那段时间里他变得温和了，也愿意与人说话甚至交朋友了。可是当他最终发现他心仪的女生心里其实并没有他，有的是另一个来自干部家庭的男生时，他终于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不再控制自己的酗酒了。一次，他的情敌当着他暗恋的女生轻蔑地对李重说，人要贵有自知之明。李重听完什么也没说，却一拳就把那个男生打倒在校园里的一棵树下。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人。当他心仪的女生大惊失色，并指责李重说他是个粗野、自作多情和不可思议的乡下人时，李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在书中看到过多次，却从未体验过的“心死”。

　　遭到那个女生的拒绝和羞辱，李重的感觉是遭到了地球上所有人的拒绝和羞辱。当天他在校外喝了很多酒，并为了一点记不清的琐事竟又动手打了身边不认识的人，为此他差一点被学校开除。绝望中，他想到过自杀，因为他不想回家。后来，他试着转而发奋苦读，终于在毕业时获得了当年全校的毕业设计大奖。但是后来他再也不愿接触任何女性了。那个女生指责他时的面孔变成了他记忆中避之唯恐不及的噩梦。

　　这番回忆让李重明白的与其说是一个道理，不如说是一种感情的认同。他终于悟出，吴双所做的事与自己当年的过激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原因是什么，遭人背叛的感觉都是同样难以忍受，同样难以被理智制约的。爱和恨的转换是完全可以在瞬间就完成的。他隐瞒的地主出身对于工人出身的吴双来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最大的背叛和否定，即使出身论后来已经是过时和可笑的事了。概念如同信仰，是可以产生巨大的情感能量的，包括憎恨和暴力。被自己信任的人否定和被这个人杀死在感觉上来说很多时候是没有区别的。

　　虽然见过了无数次不同的黄昏，但那天李重还是在晚霞的浓重色彩中感到了一种震撼，接着是一种想要平静地融进宇宙此时展现出的充满柔情的画面中去。在漫长的孤独岁月里，李重的困惑曾像一道高而结实的堤坝，让他无法一睹其后面的水是清是浊，是绿是蓝。现在，瞬间的感悟融化了